未来大会圆桌对话：新征程上看企业家精神，科学家是否应该下场创业？

12月22日，第十届以“智能涌现·发现未来”为主题的网易未来大会，在杭州正式启动。本次大会由杭州市人民政府和网易公司联合主办，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杭州市商务局、杭州滨江区人民政府、北京网易传媒有限公司及网易（杭州）网络有限公司承办，中国移动家庭客户品牌移动爱家总冠名。

此次网易未来大会包括主论坛、AGI论坛、汽车科技论坛、灵感论坛、思想之夜、未来局等环节，大会广邀顶级学者、产业专家和行业精英一道，为您作答未来科技、人文艺术、时代个人在下一个十年无限精彩变化。

目前，中国经济进入下半场，下半场也意味着新的思维模式、新的道路和新的实践。在此背景下，需要科学家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深度融合。科学家和企业家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点和相似性？就此议题，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德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张建伟；中国著名战略咨询专家、智纲智库创始人王志纲；著名经济学家、深圳市大湾区金融研究院院长向松祚开展了题为《中国新征程的两大支柱：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圆桌对话，原CCTV财经主持人、知名电视财经主持人杨晋担任本次圆桌对话主持人。

张建伟从教育角度出发，讨论了中国教育体制以及大学生在思想自由度方面的问题。他指出，传统的应试教育为主的模式在AI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已不再适应时代要求，并强调了兴趣驱动和基础科研成果转化为为人类社会服务应用的重要性。张建伟认为，科研人员应该更多地关注于科技与伦理以及社会需求的结合，实现学术成果的实际有益转化。

王志纲在论坛上提出了对企业家精神的见解。他认为，在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企业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特别提到了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和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称赞他们不仅追求经济利益，更是致力于改变人类命运。王志纲强调，伟大的企业家并非单纯追求利润，而是以创新和变革为动力。

向松祚分享了他对“四新”——思想的创新、制度的创新、科学的创新以及教育的创新的理解。他认为这些创新对推动国家和民族的进步至关重要，并强调了科学家和企业家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向松祚指出，无论是在思想领域、艺术领域还是企业领域，都需要有创新精神。（记者赵芙瑶）

以下为大会《圆桌论坛》对话节录：

主持人：今天非常有幸和三位企业家代表和科学家代表、经济学家代表一起展开这样的一场对话。实际上我们在这样的讲台上去谈科学家和企业家，以及它到底如何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宏大命题。

对于王老师来说，王老师不仅仅曾经是媒体界的前辈，也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见证者、亲历者，当然也是推动者，同时也是中国非常知名的战略咨询专家。

我相信王老师接触了很多的企业家，并且也有很多企业家的追随者，对于这些企业家来说，他们在过去45年来深刻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同时也是推动了中国经济高质量的开放成果。

我想问一下王老师，在这么多的企业家当中，您印象最深刻或者您最欣赏的是哪一位企业家？同时能不能介绍一下您和这位企业家之间的小故事？让我们大家能够更加认识到中国企业家他的独到之处和特性，有请。

王志纲：多说两句吧，一步到位讲企业家没有背景不太清楚。

第一句话是什么呢？中国历史上没有企业家，中国有企业家也就这四十年，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企业家。

第二句话，我作为四十年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完整过程的人，我当时总结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时候，我总结中国的经验说一千道一万很多都是宣传。就四句话。逼出来的改革、放出来的活力，摸出来的市场，挡不住的国运。

第一个，没有逼，没有吃不了饭，就像邓小平说的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就不能有接地气的实事求是的改革，怎么改就不知道，第一个就是没有放哪有马云？没有放哪有任正非？放出来的，这些组织不封的，都是放出来的活力。

其次是摸出来的市场，一直到1999邓小平南巡前都不准讲市场，都是资本主义，最后的结果我有幸参与这个过程，“南巡”的时候喊出来一句掷地有声的话，资本主义有市场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专属，这只是手段，这才是“春天”的故事开始，整个中国开始起飞。

最后是挡不住的国运，我们国家有一个特点，一旦日子好过就会收紧，一旦日子难过就会接地气。最后的结果挡不住的国运中国一直走到今天。

再讲第二个问题，没有市场经济没有企业家。这个大背景下谁最优秀？我认为有两个人，一个是任正非，任正非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任正非是废才，老婆看不起他，不会做生意。老婆居然跟他离婚了，但是市场经济把这位天才选出来了，成为中国抗衡美国上甘岭的“第一勇士”，任正非是在高科技非常有贡献、非常有感觉的人，最后他带领中国的企业家走通了条路，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

另外一位我发现俞敏洪是企业家，我很喜欢他，透明、干净、不装逼。都说文科出不了企业家都是理科出的企业家。最近不是出了董宇辉事件，看他处理的非常到位。所以你要讲的话，我认为这两个人，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啥呢？

第一，记住伟大的企业家都不是奔着生意去的，奔着钱去的，而是奔着改变人类命运去的。这个是企业家和商人最大的不一样。马斯克也是这样的。

第二，他当时带了一个问题，等于是改处于一种改造人类命运去的时候，企业家必须要挣钱呀，就带来了第二个问题怎么长期化短安排怎么上决定下决定中间要市场，要统计，这是个大学问，这就是衡量企业家和学者最大的不同，这两个人都具备这种能力。

第三，谨小慎微，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的才华、经验的释放，所以你要讲我就选这两个人，谢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王老师的分享，掌声送给王老师。

确实作为改革开放40周年的推动者和亲历者，对于中国的政策如何更好地去促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我相信王老师是非常具有话语权的。只要政策放开，只要能够激发出个体，尤其是那些企业家的活力，他们的精神自由，我相信中国经济的未来还会迎来更大的上升空间。

其实对于向老师来说，向老师刚才在分享过程当中也会提到“四新”，思想的创新、制度的创新对于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进步非常非常地重要。而且您刚才也提到了基础研究以及激发人本身本具自足的活力和创造性也特别重要，那您认为企业家和科学家之间，他们的相同点是什么，他们的不同点是什么？

向松祚：我们讲一个词是企业家精神，其实“企业家精神”这个词不单单指企业家。所有的领域，思想领域、艺术领域、企业领域，所有的领域富有创造创新精神，改变世界的这种精神，我们都把它称为企业家精神。比如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科学家，麦克斯韦、牛顿这样的大科学家，当然是最富有企业家精神的科学家。刚才王老师讲得我完全赞同，如果你走到全世界，比如在美国硅谷，硅谷里主要干活的人，特别是最骨干的科技人员、工程师，有很多是中国人和印度人。我在美国读书，我也知道在大学里考试成绩前十名不是印度人就是中国人，中国人真的是智力水平非常高的，有些外国人认为中国人的智商是全世界最高的，我想这是有他们的道理。

我们就要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反而在我们自己本土之内，这些天才奇才怪才冒不出来呢。刚才王老师提到任正非先生，我也想说一句，我认为他和一般企业家不同的是，他思考的问题，我相信比一般的企业家要高一个层面。比如他经常会谈到我们教育的问题，因为他知道人才的重要性。教育体系，怎么能够让民族里的奇才怪才天才不断地冒出来。中国不是没有，我认为这是我们今天最应该反思的。科学家有了成果，他怎么转化，美国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1982年的杜拜法案，就是科学家不管拿了谁的钱，不管是学校的钱、国家的钱还是自己的钱，你就可以用专利入股，科学家也应该成为富豪，你的专利转化为产业，赚了大钱，科学家应该分享。我认为中国的问题很多仍然是制度和体制机制的问题，如果我们真正遵照法治的办法，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去做，我觉得中国会有一大批了不起的企业家、科学家会冒出来。说实话中国要冒出来一大批像任正非、马云，中国过去30多年、40年涌现出来最了不起的就是这批人。这批人改变了中国，其实就是改变了世界。

我觉得核心的问题还是制度体制机制要不断地改革和完善，把这些人的才华，这些人的能力，这些人的能量，能够最充分地释放出来。

主持人：我个人觉得刚才向老师谈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教育体制机制问题，我们为什么没有诞生像美国那么多的科学家，伟大的企业家。我们的教育是否存在问题呢，前一段时间我女儿每次回来的时候都会跟我说，妈妈，我今天的作业太多太多了，而且学科只剩下了语文、数学和外语，没有其他的时间去操场上玩，甚至没有时间去喝水，我只能坐在那里做作业。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我就想问一下张院士，张院士是中国的教育制度所培养出来的杰出的，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伟大成果的科学家。对于您来说，对于我们中国整个基础教育的制度，以及中国大学生，包括研究生、博士生，在整个研究方面，还有在他们思想自由度方面，您看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什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做呢？

张建伟：这个话题在今年ChatGPT横空出世的背景下就显得格外适时应季，教育应该怎么应对，迫在眉睫。这也倒逼我们要思考预测未来，答题为主的应试教育很快就要过时。ChatGPT在各科答题考试超过人类的时间指日可待，所以只学知识点、死记硬背刷题不再重要，通过这类传统的独木桥达到脱颖而出的模式，迫切需要得到改革。大模型系统在文本知识的存储数量，以及知识调用能力，都将大大超出人类，中国传统的应试教育、分数为主的机械量化指标的排序模式，到了需要重大变革、和国际更好的融合接轨的时侯了。鼓励兴趣驱动、激发人创造潜能、发掘人类的多模态智能、基于团队的项目学习方法、学习和AI共存合作的能力等，变成了未来教育的重要内容。

德国大学的学生和中国学生比较重要的区别之一就是，德国的学生多数是兴趣驱动的，善于独立思辩，乃至在家里也搭建实验室进行自主研究等等。这类的科学发现和科研的方法，将会在中国会越来越多地涌现，我们应该在培养从孩子到大学生，到科学家的过程中，重新反思用单纯数字指标评价的教育形式和整个人才培养的模式。未来通过更加符合人性、激发潜能的模式改革，相信我们的孩子，相信我们的大学生，相信我们的科学家，使得他们能够基于对科学的热爱和对整个创业、未来创造的热情进行学习工作，我觉得现在是最好的转变时机。

主持人：其实我特别希望孩子们的学习是由兴趣驱动的，而不是由分数或者学业成绩去驱动的。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一点，我个人也会有一丝丝担心，我们大家经常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所以要非常全力主要依赖学科教育。未来我们的孩子到底应该如何发展，怎么样能真正激发孩子的兴趣，无论是对于人文艺术科学的兴趣，还是对于其他各行各业的兴趣，我觉得让他们能够自由地生长、精神的独立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刚才向老师还提到一点关于科研成果转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也想请教一下张院士，张院士回国之后做了很多博士生培养工作，同时他也积极地参加各种各样的一些创新创业的大赛，力争我们实验室当中的一些科研成果能够落地转化，应用变成商品。

然后惠及我们的全人类，还有我们的消费者，这方面您觉得我们中国走在什么样的位置？同时我们还需要有哪些方面的改进？

张建伟： 对科研人员评估评测过分机械简化、过分频繁，造成很多科研人员疲于奔命，应付短期考核指标，使得科研和产业两张皮的现象一直存在：写论文为了完成考核指标、纸上谈兵，做应用的科研人员受益不了论文研究的成果等等。

在国际的一流顶级大学对教授的管理是都具有长期性，给人与十年磨一剑的机会，给你足够信任感，允许你多年坐冷板凳来钻研自己觉得重要的话题，信任你作为一名科学家，会把你的时间、经验、经历和热情都用在有意义、迟早会开花结果的研究上。

另外现在的科学家和整个Enterpreneurship的结合，也是世界著名高校的一个新趋势。从基础研究得到的发现，可能几十年后才会产生对大众生活、经济直接的影响，即使这样，现在做基础科学的科学家也能把顶天的科学研究加上降维应用的方法，做科学研究的落地，沿途“下蛋”，这类的成功例子也有很多。

做工程的科学家，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巨大的技术需求时代，如何把自己的研究内容跟社会需求结合起来，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我想如何把自己的应用价值作为验证理论价值的指标，在全世界范围，尤其是学工科、尤其是从事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教授到一起谈的是创新的主意、转化的成就、哪些成果被我们的社会接受或者引领消费等，这类指标现在对我们从事工程科学的，尤其对从事前沿科技的，已经成为重要的衡量内容。德国高等教育机构多年具有科研和工业界密切的融合的特点：科学和工业深度的互动，包括人才培养、共同研究，多年如一，科研教学对整个国家工业和创新的支撑和提升起到显著的成效，这类长期的指标是在现在很多大学排名系统中是表达不出的。

主持人：实际上对于德国来说是工业制造的强国，最重要的是他们注重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刚才您提到无论是基础研究的科学家还是技术发明的科学家，都必须要有企业家作为承接的载体，让我们的科研技术成果能够进行转化和应用。其中依赖企业家的冒险精神、组织能力以及企业家的抗压能力等。

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来说，刚才王老师也给我们分享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中国才出现了企业家。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来说，我们在过往取得如此注目的成就，在未来我们如何改进呢？我记得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也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企业看到了才能造出来，但是我们如何像欧美一样能够想到了再造出来呢？”这个中间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我想请王老师节分享一下，有请。

王志纲：我的观点和一般的人不太一样，我认为中国未来要往前发展，真正的核心力量原动力是在企业家身上。指望科学家推动太勉强了，其实真正的“变压器”和承上启下的角色是企业家，今天正当其时，我给你举三个例子，这三个问题是走在中国，也在全世界都排第一的三位行业内领军人物。第一个任正非就不多说了，因为关于他的事情是暗流涌动。

这个就是一个科技型的应用，科技的最典型的一个企业家。但是这方面在全球都排第一的了，就是他整个推动了整个中国的行业的发展，甚至像上甘岭一样，挡住了美国的冲击。他手下用的科学家用了七万多人，他是整个中国把中国的开放改革、全球化用到极致的人，很多人都不懂。任正非的他在这美国人没有发现他的能力的时候，他已经在全世界建立了上百个科学院，聘用了全世界的最优秀的科学家，所以才有了他，这是第一个例子，企业家集聚科技情怀。

第二个问题是谁？比亚迪，比亚迪只是工程师，他们这些人都没读过研究生，工程师基于二三十年的结果换道超车走出了一条新路，新能源汽车。他说我的本事就是“三电统一”，电控、电池、电机，一下子把欧美老外甩得傻眼了，而且比亚迪还有一个本事，我很欣赏他的，我经常讲到一个笑话，我说当我们在全中国遍地都是这个是戴安娜等，哪一天老外改名字叫张发财、李富贵，老外的那个楼盘叫张家李家庄马家河，中国就崛起了。

这个话今天谁把它付诸实践了？就是比亚迪的王传福，王传福把汽车事实上全世界的时候，欧美的时候，他就说唐宋元明清从古看到今，我这个车就是唐就是宋，这就是汉。把汽车事实上全世界的时候，欧美的时候，他就说唐宋元明清从古看到今，我这个车就是唐就是宋，这就是汉。

比如说老外听中文，我要去唐人街，那你不是说是中国人，我都不带你去哪个商业学院，谁跟你说，咱们国家花了几百亿去搞什么，孔子学院被人家全赶回来了，不知道多少钱叫文。人家是悄无声息地就把中文给输送出去了，这就是企业家的伟大。

还有就是农业经理人，我觉得这几个都是我们兰州大学本科生，一个宿舍的人。他做的这个，我问他你怎么能走弯道换道超车出来？他说很简单，就一句话，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当太阳能开始走的时候，我们发现众多的选择就是一个水电镀成本。

当太阳能电池能够低于一度水电的时候我就可以秒杀全球，最终把这个成本降了90%。所以这就是科技和企业实业结合最佳的典范，而背后的领军人物都具备了科技的素养，当然还有企业家的才能，谢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王老师，掌声送给他。在这里也给王老师带个货，王老师新出的一本书《大国大民》，能够全图景展示中国不同的省份，还有不同地域在文化、策略、咨询、城市规划等，还有不同领域的国民性，大家有兴趣可以买回去看一看。

刚才王老师分享了改革开放40多年前中国企业家身上属性和特点的变化，比如说78年甚至84年，中国成长起来那样一批企业家，他们可能学历不高，但他们的思想没有受到那么大的限制，但发展到现在，可喜的变化是将技术和企业家那种开拓市场一往无前精神结合起来的企业家，像王传福、任正非等代表，他们是中国企业家的杰出代表，同时也让中国的产品、中国品牌走向全世界。我们不断强调企业家的重要性，当然也不能忽视基础科学以及基础研究来推动整个社会的变革以及技术的迭代。

接下来的问题，向松祚老师，我们都知道熊彼特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这个桂冠当之无愧是要给企业家的。对于您来说，您也在不同场合分享了目前中国极需要的思想制度方面的创新，我们中国未来会走向何方，我们在这样产业链转移，而中国经济发展遇到新常态，甚至寒冬的背景下，还有三驾马车，其中一驾马车已经哑火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借助企业家力量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呢，有请向老师。

向松祚：我们可以简要看过去改革开放45年历史经验，你看哪些地方经济好的，就是大湾区，比如以深圳为代表的大湾区，然后以杭州为代表的江浙，这是两个最主要的增长点。这两个最主要增长点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它的政府比较小，所以它的社会氛围是支持企业家、保护企业家、爱护企业家的。这个创新，东北为什么没有，西北也没有，中部要差很多。

我认为一个社会要形成一个生态体系，这个生态体系会冒出什么样的人，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一个生态体系不断冒出伟大的企业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科学家、伟大的艺术家，这些人是相互激发、相互影响的。比如说中国有很多企业家，他和科学家、艺术家之间是有非常密切的沟通，不是说这个企业家是单独长出来的。如果不在一个生态体系里长不出来。企业家很多灵感是来自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我刚才演讲里讲的梅替尼效应（音）。比如乔布斯最崇拜的人，苹果广告选择代言人，选50个，50个代言人里没有一个企业家，科学家排第一个是爱因斯坦，当然还有好几个科学家，还有30几个是艺术家，他的偶像，包括歌唱家、雕塑家、舞蹈家。你就会发现一个生态体系，不知道它会长出来什么样了不起的人物，不知道会长出来什么样的人。

我认为在中国当务之急，我们现在讲改革，怎么改，当务之急就是纵向和横向的壁垒怎么打破，什么是纵向的壁垒？就是官本位，中国对进步制约最大的东西就是官本位，官大一级压死人，什么东西都是级别，让人非常崩溃。学校也是级别，副部级、正局级，学校是产生新知识、新思想，是最大限度彰显想象力、创造力的地方，搞一个副部级、正部级，副局级，Just ridiculous。纵向地，我们各种壁垒太多了，中国你会发现很莫名其妙，学校里选课有很多约束，然后互相之间、界限之间有很多的封闭，就是围墙。中国很大程度上，你会发现是一个围墙的社会。我这次10月份带一帮企业家到硅谷去，有些企业家没有去过。我说你们在这儿感受到硅谷的创新氛围，第一个就看到硅谷这些大学有围墙吗，大学可以随便去，随便进。现在中国的大学我进不去。比如我在人民大学，我现在就进不去，没有什么校友证、学生证进不去的，这里反映的是一种心态。

我始终强调的，企业家什么时候冒出来，你没有办法预测。科学家什么时候冒出来，你没有办法预测。我们所需要的是共同营造一个富有创新活力的生态体系，这个生态体系必须是自由、开放、多元、包容，只要满足这个条件，什么时候冒出一个任正非，什么时候冒出一个张一鸣，什么时候冒出一个马云，你不知道的。我相信这种人在一个好的环境、体系下会不断地冒出来，这些人没有冒出来之前，nobody，没有人知道的，我相信这种潜在的还有无数。

我们现在畅想中国的未来，未来就取决于我们在体制机制上能不能破除这些壁垒，我们能不能破除官本位，破除围墙。这个围墙包括现实中的围墙，也包括思想观念上的，可能是更坚实的围墙，这是最糟糕的一件事情。

主持人：谢谢向老师，掌声送给他。其实向老师也是一针见血指出了核心的问题，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大家都知道，对于张院士来说，我个人也觉得您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在80年代的时候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到国外去留学，能够感受到国外宽松自由、开放包容的学术氛围和研究氛围，我们的大脑没有受到限制，我们的思想没有受到限制，在那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相信也奠定了您后来取得伟大成就的基础。

对于现在，对于目前学术环境来说，对于中国的基础科学家以及中国的技术科学家在面对的瓶颈和问题，可以算是问题丛生的环境之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应该诉诸什么样的解决方式呢？

张建伟：对大学和科学家谈Entrepreneurship，不仅仅意味着自己出来全职创业。科学家有自己的使命，开拓科学技术的前沿、塑造人才，培养有技术洞察力、商业敏锐度、执行力、敢闯敢拼的年轻人去创业，而不是自己亲自主导公司去挣钱。工程教授在大学，一方面要培养有企业家精神的年轻人去开创未来，作为新经济实体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要实现一些重要需求牵引的、0到1的、在现在还尚不存在的创新系统，为社会、为产业界来展现未来科科技应用的前景。

未来我们在科学界也应该逐渐脱离“胳膊肘社会”、零和游戏、 内“卷”的现象，大家应该抱着做大蛋糕的心态，携手合作，共同开拓科学、融合、技术的边界，而不是在一个命题作文范围内大家攀比论文数之量类的单纯指标。在这方面，我们有着很大的改善空间，国家也逐渐引入新的体制，改变这种现象。

从另一个角度看，工程科学家和应用、 创新创业的深度融合也使得未来的科研能够被市场、大众、社会接受，使我们热爱的科研通过孵化的公司的合作加强深化我们的基础科学、前沿研发，这种现象应该出现。而学校给的基础研究资助，国家基金纵向项目等，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为给你一个种子基金，用其来孵化未来对能产生经济价值、社会效益的成果，来反哺科研，这种正向循环的形式在中国会越来越多地出现。而实现革命性的技术突破，也需要长期可持续的基础科学的支撑，比如做出真正的通用机器人需要多种学科的有机融合，除了机电、控制、AI之外，脑科学、心理学、语言学、材料、能源等领域的进展，都会对智能机器人研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主持人：非常感谢张院士的分享。

其实对于我们科学家是否下场创业？取决于我们科学家是否具有企业家的精神，是否具有冒险的精神，是否有团队管理协作以及组织能力，是否有创造性，我相信科学家和企业家之间的深度融合一定会对推动人类经济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

我们也知道博尔顿和瓦特的合作，包括像GP摩根和爱迪生之间的合作，为我们人类文明带来了很多进步以及产生更多的思想火花。今天圆桌对话环节三位嘉宾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分享了他们对于我们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以及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如何更好融合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我个人认为，就像开幕式说的预见未来的方式就是要创建未来，在网易未来大会的舞台上，我们立足于搭建一个平台，给企业家和科学家搭建一个分享前沿洞见的舞台，也希望所有嘉宾通过圆桌对话，通过网易未来大会的舞台给大家汲取灵感。

最后邀请台上的三位，对未来做一个简单的展望，同时也给所有的嘉宾和粉丝朋友们送上祝福，有请。

向松祚：未来一切取决于知识创造，我们现在是知识资本、知识企业家，所以未来一个国家民族有没有前途，我认为最核心的是取决于教育体系。

主持人：谢谢向老师！有请王老师。

王志纲：未来已来，要迎接全新的时代，根本上认知上就是一场革命，我们所犯的任何错误、任何局限、任何问题都是认知上的问题，特别是很多教条式的思想、禁锢人的思想。所以现在一切怎么绽放思想的问题？绽放思想建立了一种跟未来相吻合的认知观，也就是站在立体、生态的角度看这个时代，我们就会获得主动权。

主持人：有请张院士。

张建伟：人工智能、机器人是当今时代的重要赋能技术工具，不是未来我们追求的唯一目的，它们需要落地真实物理世界，创造价值。科学家、企业家、创业者、法律伦理者等要通力合作，用智慧来驾驭它们，使其为帮助我们人类增强能力、改善生活质量、增进和谐社会更好地服务。

主持人：其实我个人认为知识增量并不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就是王老师所说的认知迭代才是推动人类历史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原动力，我们也希望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并且调速换挡以及新旧动能转换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的科学家和企业家能够真正携手强强联合，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今天也非常感谢三位。

文/赵芙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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