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科学家的软件程序号称能预测孩子的未来

网易科技讯6月16日消息，《连线》网站近日发布文章称，科学家维维恩·明人认为她的软件程序能够预测孩子的未来，包括他们的收入水平、幸福度甚至寿命。然而，她所说的话并非全都合乎情理，她的产品实际上并没有她宣传的那么强大。

以下是文章主要内容：

今年早些时候，我遇见了一位企业家，她认为，通过与她开发的一个软件程序发信息，人们可以变成更好的家长。对于刚做母亲的我来说，这听上去很神奇。通过与我进行通信，该程序会了解到很多关于我儿子的信息，从而能够预测他未来的幸福程度、收入潜力甚至寿命。它会基于那些预测给我指派一项旨在改善儿子人生的早上活动。换言之，该名为Muse的程序会让我的儿子卡维（Kavi）未来变成一个更加富有、更加幸福、更加长寿的人。

这听上去或许很荒谬可笑。但我遇上该企业家正值自己处在一个脆弱的时期。我以前觉得自己从聪明很能干，但自从当母亲以后，我觉得自己很愚蠢，甚至有些精神错乱。卡维快11个月大了。我的丈夫和我最初曾信誓旦旦不要变成那种高度警觉的父母，但最近我们在想我们是否反而变得过于漫不经心了。

我们上一次去见医生的时候，医护人员让我填写一份调查问卷。当中的问题包括，Kavi有没有学到至少三个单词，他能不能响应至少一个简单的口头指令。对于这两个问题，我的反应是：等等——孩子还这么小有可能做到那些吗？另外，从年龄来看Kavi体型偏小，护士暗示这是因为我们喂养的方式不对。

当我访问该企业家的网站的时候，我看到上面有张暴躁的小女孩的图片，上面的文字说到了某种给予我超能力的东西，于是我觉得这家公司或许对我还是有好处的。它或许至少能够让我更好地准备下一次与医生的会面。

维维恩·明

Muse的创造者叫维维恩·明（Vivienne Ming），她是位理论神经科学家，是位富有个性魅力的学者，同时也是位颇有名望的企业家。她曾在TED和South by Southwest大会上发表演讲，也曾在《纽约时报》和《奥普拉杂志》（O Magazine）发表文章。最近几个月，她一直奔走于世界各地，忙于宣传她基于手机端的个性化活动程序。一个早上，我到访伯克利大学，维维恩要在那里向学生发表主旨演讲。她住在校园附近，但才刚从伦敦和约翰内斯堡之旅中回来。在她发表演讲几分钟前我偶然碰见了她，她坦言还不确定要讲些什么。她似乎有些苦恼。但到她上台之后，她的气场一下子就变得不一样了。

现年44岁的维维恩在加州长大，个子颇高，举手投足间散发着自信坚定的气息。她是位变性者——十年前揭开的一个秘密——她这一生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对受到注目而感到不自在。但在过去几年里，演讲却成为了她最喜欢的消遣方式之一，同时也是她重要的收入来源。她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地震住整个演讲现场。

维维恩问观众——几百位学者，大都二三十岁——他们当中有哪些人认为自己是狂热分子的。举手的人并不多。维维恩坦言狂热分子一词其实不大恰当，接着称自己也是狂热分子。她解释道，她对于最大化发挥人的潜能非常狂热。维维恩回忆起当年与职业滑板运动员罗德尼·穆伦（Rodney Mullen）会面的场景。她问穆伦在赢得那些世界冠军之后他会去做什么。他说，他和滑板的伙伴托尼·霍克（Tony Hawk）一块去喝些香槟，庆祝二三十分钟之后，就去训练。她说，这让她知道穆伦是个狂热分子。

维维恩在一家名为Gild的创业公司担任了一年多的首席科学家。该公司致力于帮助企业预测应聘者的专业技术，她观察到，最好的员工似乎是那些依靠内在动力而非外在动力去做好事情的人——刚在截止时间后赶出一堆代码的软件程序员，又或者刚拿完奖金后马上就做出一些耀眼销售业绩的销售员。此外，研究发现，这种内在驱动力与身心健康正相关。

公司愿景

在加盟Gild之前，维维恩曾自筹资金创办教育创业公司Socos Learning，其目标是缩小家庭条件好的孩子和家庭条件差的孩子之间的成功前景差距。然而，维维恩当初并没有搞清楚Socos该做些什么。现在她有了个洞见：要是她能打造出软件来预测孩子未来就像她在Gild所做的求职者预测工作那样，接着可以教授他们真正能够改善他们的人生的技能——不是提供时间表或者历史事实，而是教授诸如自动驱动、坚持不懈的技能，会怎么样？在伯克利大学的演讲台上，她向观众表示，她和她在Socos的同事就是通过Muse来做这些的。她最近一直在与小部分人测试Muse，计划5月或者6月正式推出。她将收取每位小孩25美元的年费，与此同时，非盈利组织Socos Labs将向贫困社区免费提供Muse。

“我们可以问一系列的问题，获取孩子艺术作品的照片，记录他们的对话，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会预测他们的人生——他们的寿命将有多长，他们将过得多幸福，他们将会赚到多少钱。”她说，“如果我们每天发出一条信息——‘嘿，家长，你今晚可以做一件将会对你的孩子日后的生活产生最大影响的事情’，你可以改变孩子的人生轨迹。”

我坐在那里，心想这一切听上去有点太过夸张。但我也在想，也许我不知道该如何向我的婴儿发出口头指令，也许我的喂养技术还有待完善，但读程序发来的信息我还是能够做到的。那是我能够做的事情。

最大化发挥孩子的潜能

说到最大化发挥孩子的潜能，没有谁的角色比父母更加重要。在二十世纪中期，俄罗斯出生的心理学家尤里·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提出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观点：孩子所在环境的一切——父母，兄弟姐妹，朋友，邻居，学校，甚至父母的工作场所——与其它的一切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孩子的成长。举例来说，缺乏社会支持的母亲对于她们的婴儿趋向于持负面的态度；她们甚至要花更长的时间来对婴儿的哭泣作出反应。在1970年代初期，一位名为大卫·奥尔兹（David Olds）的年轻男子在巴尔的摩西部的托儿所工作时偶然看到了布朗芬布伦纳的研究。在托儿所，奥尔兹一直邀请家长在午休时间来访，以便可以一块商讨其孩子的进步，了解他们可以在家做些什么活动来帮助孩子的成长。然而，最需要帮助的那些家长往往都不愿来访。奥尔兹后来与在康奈尔大学做教授的布朗芬布伦纳建立了联系，最终离开巴尔的摩与他一起做研究。

在康奈尔大学，奥尔兹开始筹划一个比他在巴尔的摩尝试的方法更好的教育方法。到1970年代末期，他围绕纽约埃尔迈拉400个准备生第一个孩子的家庭测试一个新的项目。那些家庭大多比较贫穷。在几年的时间里，护士探访当中的一部分母亲，每周给予一次建议。奥尔兹发现，在那些吸烟的母亲当中，那些获得护士探访的母亲在怀孕期间相比没有获得护士探访的要少吸烟。除此之外，还有其它的一些积极结果。

奥尔兹随后将其项目扩展到孟菲斯和丹佛，并开始注意到，在一些案例中，他的项目减少了儿童的行为问题和智力问题，即便在护士探访终止几年后也有这样的成效。该项目扩张到全美各地，其基本模式——派可信的专家上门探访家庭——也在全球各地催生了类似的项目。

不过，还不清楚这些积极的影响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埃尔迈拉项目2010年发布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母亲多年前的参与，对于其孩子的高中毕业、经济能力或者社会救济、食品救济券或医疗补助的使用并无影响。另一个挑战在于，这些项目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调派那些护士探访家长的成本非常高昂——因此难以长期围绕大量的家庭展开。另外，也无法确保每一个家庭都有同样的体验。

“家长在给他们的孩子带来改变的潜力上超过任何其他的人。”斯坦福大学教育研究者本·约克（Ben York）表示，“问题就在于我们要如何以正确的方式来促成改变？”约克和他的同事认为肯定有更好的办法。

他们想着：直接用手机跟家长们沟通怎么样？相比上门探访，通过发短信来给家长提供建议更有成本效益，也更节省时间。此外，各个家庭的体验会更加一致。约克及其同事开始每天给学龄前儿童的家长发送提高读写能力方面的贴士。在对旧金山联合校区逾500个家庭就该项目展开控制实验后，约克发现那些学前儿童在一些读写能力方面有喜人的进步。他们此后将该项目扩张到全美3万名以上的学生，还发送提升数学以及社交和情绪控制技能方面的短信——Muse所专注的那些内容。

在非盈利组织领域，一个名为Too Small to Fail的项目致力于给家长发送育婴方面的短信以及芝麻街（Sesame Street，幼儿教育电视节目）制作的视频——例如，鼓励他们在给孩子洗澡的时候唱歌给孩子听。贝索斯家族基金会也资助了一款名为Vroom的应用，该应用致力于提供针对各个年龄段的孩子的日常活动建议——有些像是没有问卷调查版的Muse。

维维恩的成长经历

维维恩知道这些项目的存在，但她指出，Muse所做的要远远多于它们。除了商业目的之外，她的项目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她声称它实际上能够长远地改变孩子的生活。“我想这对于人们来说有些吓人，因为我们是深入探究个性问题。”她说，“我们想要改变你会成为怎样的一个人。这不同于让你变得不再吸烟——而是让你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我所指的不是精神层面的改变，而是指你要成为的那个人。”

维维恩出生的时候，她的父母宣布他们迎来了个儿子——他们的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儿子——取名埃文·史密斯（Evan Smith）。他们希望他们的孩子会变得很优秀，同时也注意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维维恩的父亲是位医生，他觉得孩子选择去做什么并不重要，只要他们最擅长做那件事情就好。对于他的第二个孩子，这种观念却让他很不好受。维维恩很喜欢踢足球，但在高中却感觉自己处在一个“错误的团队”里。那个时候，她的成绩变差。

当时还远未出现揭示特定的儿童性格可预示其未来人生的研究——例如，相信学习成绩来自后天的努力，而非先天的智力。维维恩并没有那种“成长心态”。她的父母为她糟糕的学习成绩感到惊恐——这反过来也让她沮丧，因而造成恶性循环。维维恩后来振作过来，毕业时取得足够好的成绩进入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但在大学，她多个学科的成绩都只是F，后来不再去上学。她现在回忆起了那段打零工，居无定所，压抑，甚至有自杀年头的日子。她常常在演讲时说，如果有人早年在她身上使用Muse，那它会预测到她早逝。

后来出现了转变，维维恩描述道：“我当时觉得很痛苦，我有把枪，要作出一个决定。”那个决定就是重新投入到“物质生活”当中——她的父亲常常说那是人的最高目标。维维恩回到大学，顺利毕业，并到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心理学和计算神经科学的博士学位。她聪明过人，雄心勃勃，并取得成功；在学生时代，她的一篇论文被刊登在《自然》（Nature）杂志上。但维维恩对于作为埃文·史密斯的身份还是很不自在。

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时，她开始与一位叫诺尔玛·常（Norma Chang）的同学约会，后来还订婚。就是在那个时候，维维恩告诉诺尔玛她想要做女人。不久之后，两人迁至旧金山湾区，埃文·史密斯变性成为了维维恩。她和诺尔玛选择Ming（“Smith”和“Chang”混合而成）作为她们共同的姓氏——诺尔玛生下了一个儿子，而后又诞下一个女儿。在读研究生时专注于研究幼儿发展的诺尔玛在伯克利大学任教；后来，她在旧金山校区担任研究主管。

创业初衷

厌倦了节奏缓慢的学术生活的维维恩则决定创业。她之所以聚焦教育领域，是因为她有自己的孩子，诺尔玛让她对该领域产生兴趣——还因为她开始大量思考自己的发展道路。“25岁时，我很多时候都陷入了泥泞当中。”她说，要是她能够早点学到一些可能会让她避免偏离人生轨道的重要技能，会怎么样呢？更重要的是，要是她的父母是用不同的方式养育她，会怎么样呢？

维维恩在一段时间内一直籍籍无名，就像其他怀揣着宏大的创业梦想来到硅谷的人那样。后在2012年，招聘软件创业公司Gild邀请她出任它的首席科学家职位。她由此成为了Gild的脸面，学会巧妙地在讲述她的个人故事和技能的同时，介绍该公司的产品。“我们所做的很多公关工作都离不开维维恩——出于很多方面的原因。”时任Gild营销副总裁迈克尔·斯泰普尔顿（Michael Stapleton）透露，“她拥有非常独特的个人故事，她很有公信力，她是少数非常擅长演讲的科学家之一。”

维维恩也调整了她的个人使命声明——那个有关最大化发挥人的潜能的声明——且更多地思考如何将她在Gild学到的东西应用于自己的教育创业公司。“我要指出，你在冲向一棵树，”她说，“现在，稍微推一推你，你就会处在完全不同的轨迹上；晚了的话，要费巨大的努力才能够拯救你的生命。”2014年，维维恩离开Gild，将全身心放在Socos上。

维维恩的朋友桑尼·贝茨（Sunny Bates）告诉我，“有意思的是，她的技术和她的思维方式大都来自她亲身的体验，来自她在生活和这个世界中经历的转变。”

Muse如何运作

Socos的总部包括一个面积不超过心理医生办公室的房间，位于伯克利市中心地铁站上面的一座办公楼。里面的装饰没什么特别——知名摄影师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的几个摄影作品，用油漆涂在墙壁上的黑板。我第一次见维维恩是在她在伯克利大学演讲的那个早上之前，是在Socos召开员工会议期间。当时，她和首席运营官凯尔西·麦克福尔斯（Kelsey McFalls）和三位软件开发者在研究他们在Muse的一次小范围测试中学到的东西。我免费试用了该服务一个星期，对于使用体验，我觉得很失望，远没达到我的期望。部分问题似乎过于开放，难以用“是”或者“否”来简单回答：

如果即将要发生某种不好的事情，你会为卡维感到害怕还是紧张？

这要看情况——是卡维要进行脊椎抽液，还是他看起来要在我身上呕吐，还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将要成为我孩子的总统？

有时候，我会作出这样的回答。

然后Muse回答道，对不起，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有时候，我会在想，作为生出卡维的那个人，我可能是最不该回答这些问题的人。例如：

你觉得卡维很聪明吗？

然后是Muse建议的活动：

试着将卡维抱在你的怀里，面对着镜子，然后花5分钟做出你能够做出的最傻的鬼脸！

我很善于做鬼脸。但在镜子前做了一两分钟之后，由于过度使用，我的嘴巴变得有些弹性了，在我的怂恿下，卡维在其余的时间里都在拍打自己在镜子里的样子。

Socos调查了大约40位Muse测试者。大多数的测试者表示，他们间或能够享受那些活动，但有时候会觉得它们难以完成。该应用显然不是很受欢迎，尽管它也称不上失败。维维恩觉得坐立不安——她跟我说她更喜欢一边步行一边开会——麦克福尔斯在展示这些调查结果的时候，她在房间里踱步，露出难以解读的表情。麦克福尔斯指出，没有一个测试者说那些活动无趣。

维维恩最大的优点在于她精明的销售能力。而她最大的缺点是对公司运营和产品开发的细节不大注意。例如，有天下午，我们本来计划在咖啡馆会面，但她迟到了50分钟，原因是她忘记了时间。其它的例子则更令人心忧。在维维恩想到了Muse的初期愿景后，她把很多的时间都花在旅行上，将大部分的产品开发工作都留给她的员工。

麦克福尔斯是位芭蕾舞者，一开始她在Socos担任维维恩的助手，后来被晋升为首席运营官；她最重要的一段教育经历就是，她的母亲是教师，教孩子们学习跳芭蕾舞。但随着该公司临近Muse的推出时间，麦克福尔斯最终要自己根据维维恩发送给她的学术论文开发大多数的问题和活动。（诺尔玛被列为Socos的联合创始人，业余时间会在公司帮忙。）维维恩告诉我，这是因为比较能干的那些员工没有腾出时间来做这个，让Socos落后进度。她还说，她给麦克福尔斯提供了很重要的指导，也审查过那些问题和干预措施才让它们上线。

Muse没有宣传的那么强大

Muse软件和维维恩对它的公开描述之间也存在不匹配的地方。当我就她在演讲中描述的Muse最突出的一些组成部分（比如根据孩子的艺术作品和对话预测他们的需要）询问她的时候，她告诉我它们实际上并不存在。它们只是些她觉得理论上可行的功能。

家长们不能使用Muse来分享照片或者音频片段，该公司短期内也没有增加这些功能的计划。虽然维维恩开发的算法可分析艺术作品和对话，以及做出有根据的猜测，比如猜测孩子的年龄，但她无法预测孩子未来的人生。相反，维维恩的想法是，如果她开始收集这种材料，同时对家长进行问卷调查，那该软件可能会开始形成特定的关联——例如，发现在画中写单词的孩子在语言使用上往往更加灵巧。但该软件可能要花数年甚至数十年时间才能生成有实质性意义的数据。

截至3月底，即测试期末段，Socos所承诺的Muse最基本的部分——个性化引擎——都还没有整合到它的软件当中。对于那些测试Muse的人来说，那些问题和活动建议大多数都是随机生成的，尽管它们根据孩子的年龄进行定制。我在4月中旬跟维维恩通过电话，她说该个性化功能即将添加。

但即便如此，Muse也没有Socos当初所说的那么令人兴奋。维维恩说，Muse不会明确地预测孩子未来的人生，以及给出改变孩子人生轨迹的干预措施建议。它真正要做的要简单得多，老实说，就是没那么有吸引力：它会利用来自其所有用户的问题和回答，预测哪些干预措施最适合每一个小孩。那些预测的依据会是现有有关各种不同干预措施可如何提升儿童的生活技能的研究。

Socos通过电子邮件给我提供了一些有关Muse可能如何运作的简单例子。如果家长被问道孩子是不是难以集中注意力几分钟以上，并给予肯定回答，那Muse可能会建议进行一项旨在提升“自我调节能力和决心”的活动——例如，你今天给孩子零食的时候，试着让他留一部分零食分享给别人，或者留着晚些时候再吃。该应用还会考虑照料者参与的能力。如果家长被问到一个星期有几个晚上是家庭聚餐，并回答说一周两次，她可能会被告知：做一项例行的活动，让每个家庭成员分享一个他们那一周一直在琢磨的难题，并邀请其他家庭成员用提出建议的方式来帮助解决问题。

据维维恩透露，她之所以频繁说到预测和改变孩子的未来，是因为研究发现有特定技能的儿童——Muse帮助开发的那些技能——可带来长期性的影响，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比如经济收入前景更好。因此她认为，理论上她能够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推断，得出她的干预措施的影响方面的有根据的猜测。

Socos没有设置科学顾问委员会，维维恩说不出有哪位外部人士能够具体讨论她的技术。从Socos的官方网站来看，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恩金·本巴彻（Engin Bumbacher）被列为研究总监，但他告诉我，他最近较少参与Socos的工作，如今他更多地将自己看作是该公司的“顾问”。他说道，作为学者，他会谨慎地避免说出Muse可改变儿童未来的人生之类的话，毕竟没有方法能够检验这一点，除非连续数十年跟踪Muse用户的情况。

对于维维恩有关她可利用现有的研究发现想出可行的活动来改变儿童的未来的观点，本巴彻表示，“我可能会给出不同于维维恩的答案，我不觉得你能够或者应该根据那些研究发现进行推断。”

创业热点：“颠覆”儿童教育方式

当下硅谷最热门的趋势之一是，“颠覆”儿童的教育方式。AltSchool是一家私立学校连锁公司，致力于利用特制的软件来给每一名儿童定制个性化的课程；Udem和Coursera提供在线课程；其它体量较小的创业公司专注于通过游戏等非传统的方式来评估儿童，或者专注于帮助学校收集和分析学生的数据。这些公司很多都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风险投资，但它们的有效性还有待验证。来自研究机构的技术通常都要接受严格的检验，但对于初创公司，并没有人要求它们证明智能手机程序或者教育网站能够让学生变得更聪明，更有见识，或者为未来做更好的准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研究者格雷格·钟（Greg Chung）告诉我，“我们在跟那些创业者交流的时候，他们都在谈论打造很酷的产品。他们的确充满激情，出发点也是好的。但他们并不是来自教育领域，也不是来自研究领域，因此他们对于教育效果意味着什么的设想其实很天真。”

就连一些硅谷投资人也对那些初创公司持保留意见。Reach Capital普通合伙人桑特尔·波尔森（Shauntel Poulson）表示，“我希望那些创业公司的成功是依靠产品实际的功效：你的产品能够带来你所说的成效。如果你说它将会帮助孩子提升阅读能力，或者帮助他们学习阅读，那你得有一些研究依据。问题是该市场还没有到达那个阶段。市场仍然是不理性的，如今那些公司的成功很多都只是依靠它们的关系网络，又或者市场渗透率。”

硅谷非常富有，公共部门则不然。在这一背景下，不难想象，未来一心想要寻求育儿帮助的家长会开始更多地依靠资金充裕的盈利性科技公司，更少地依靠公立学校、社会公益服务提供者等资金吃紧的传统机构。这种局面的潜在问题在于，企业——不同于政府部门和非盈利机构——是将赚钱而非社会公益放在第一位。

宣传功力

Socos研究总监、斯坦福大学博士生Socos称，随着从家庭收集到什么措施可行，什么不可行方面的数据的增多，他预计Muse将会变得日益强大。他补充道，当前的产品尽管面临诸多的挑战，但它至少将会鼓励家长更多地与他们的孩子进行互动，不管怎么样，这都有利无害。的确如此。而问题在于，Muse所标榜的功能特性要比实际情况夸张不少，这可能会促使家长们认为对它投入金钱和时间，就能带来远远超过实际情况的成效。要是母亲决定花15分钟去做Muse活动，而不是跟孩子一块读书或者在户外玩耍，她觉得使用Muse会带来要大得多的回报，会怎么样呢？

事实上，维维恩对于她所在的领域最大的直接贡献可能就是她出众的宣传能力。在她在伯克利大学发表完演讲后，数位与会者去找她，跟她说她很鼓舞人心。在随后的午餐中，她所在的餐桌最后散场——午餐正式结束很久以后才散场——因为她被一群崇拜者围绕着，他们向她讨教如何最大化发挥他们的潜能方面的建议。

高校和非盈利机构的教育研究者往往没有维维恩那样的明星效应，也没有她那么地能说会道，因而难以引起那些可能会有助于他们取得进展的名人的注意——如政治家、企业CEO和奥普拉。不过维维恩现在所做的可能就只是传播她的产品而已。

在伯克利大学，她向观众发表了她在这方面的想法。“让我来告诉你们，我觉得做学者八分看沟通能力——在像咨询和创业这样的领域，同样如此。你要激发你的员工的积极性，先让人们成为你的员工，让人们使用你的服务，让全世界都觉得你的想法很好。”（乐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