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者建议将《肿瘤生物学》等"期刊"集体拉黑

（原标题：国内学者建议将《肿瘤生物学》等“掠夺性期刊”集体拉黑）

操秀英 罗晖/微信公众号“科技日报”

“我们想强调的是：所有107篇被撤销的论文都不是以开放获取形式出版的，因此这107篇论文的作者都没有支付文章处理费用。自2017年1月起，另一家出版社接手Tumor Biology（《肿瘤生物学》），该刊现改用开放获取形式出版。我们不对该刊当前所采用的出版形式做评论。”

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在28日给公众号“三思派”的来信声明中表示。

4月20日，学术出版商施普林格集团发表撤稿声明，宣布撤回107篇发表在期刊《肿瘤生物学》上的论文，而这107篇医学论文的主要作者均来自中国。此次大规模撤稿事件，引发了各方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三思派”于4月27日刊发了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文章《应该尽快公布“掠夺性期刊”黑名单》。该文章被各大媒体转载。随后，“三思派”收到施普林格的声明。

针对这一声明，科技日报记者29日联系了江晓原。他依然坚持此前观点。“施普林格的声明肯定是字斟句酌，非常谨慎的，在声明中说，107篇文章都没有支付文章处理费用，那杂志有没有收取版面费呢？杂志迄今都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换句话说，第三方机构向作者收取了高额费用，难道他可以一分钱不花就能把这些论文发了？”江晓原在电话里说，“不管怎么说，像《肿瘤生物学》这样的杂志，就应该列入掠夺性期刊黑名单。”

6年版面费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在关于撤稿事件的评论中，居然还在赞赏刊登了这107篇被撤论文的《肿瘤生物学》杂志的‘学术声誉’，称赞这家杂志‘高标准严要求’ ‘公正’等等。这种说法至少是出于对西方杂志相当无知的‘想当然’。”江晓原说，这是他写署名文章的原因，“大量‘掠夺性期刊’在中国赚很多钱，但是又不尽到审稿义务，目的就是为了盈利，这种杂志就应该列入黑名单” 。

江晓原说，并没有人给掠夺性期刊一个明确定义或是量化标准。“但首先一点，这种期刊每期发表大量文章。”

“《肿瘤生物学》杂志每月出版一期，我随机考察了2016年的第1期， 它发表了150篇文章，共计1378页，请问谁见过这么厚的杂志？”江晓原问道。

该杂志官网显示，在2010—2016的6年间，该杂志总共刊登了5380篇论文，据权威刊物揭露，该杂志刊登每篇文章收取的“版面费”是1500美元。江晓原分析，按照上述“版面费”价格估算，这6年它的“版面费”收入超过8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5000万元以上。

因此，江晓原认为，根据《肿瘤生物学》杂志的上述表现——巨大的、几乎没有约束的篇幅；每期发表大量论文；发表论文收取高额“版面费”；审稿却不严肃认真，“该杂志就是一份被国际学术界普遍谴责的‘掠夺性期刊’”。

名不副实的同行评议

“其实在此之前没有听过‘掠夺性期刊’这个说法，在此次撤稿事件中，论文作者确有无法开脱的责任，但杂志本身也有疏于评审的责任，他们是造假生态链中的一环。”中国科技大学副研究员袁岚峰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他说，每一个科学杂志在接受投稿时，都会请投稿人提出几名推荐的审稿人；如有需要，还会提出几名要回避的审稿人。这起事件中，投稿人推荐的审稿人姓名是真实的，信箱却是伪造的，可能是Gmail、163之类。审稿系统给这些信箱发信，就发到造假者的同伙手里，他们给出的审稿意见自然都是赞成发表。

袁岚峰认为，这种作弊手段其实很容易识别。“绝大多数情况下，学术机构人员的信箱都是所属机构的专用邮箱，例如我的信箱是一看就知道属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何一个杂志的专业编辑如果看到大量以Gmail、163为地址的推荐审稿人，不感到奇怪吗？”

他继续分析道，正常情况下，学术期刊不会全都采用投稿人推荐的审稿人。一般而言，编辑会从推荐的审稿人中选择一个，还会从杂志的专家库中再选择一两位专家进行评审。“我有不少同事在国际学术期刊担任编辑，他们对每篇投稿都努力寻找对路的审稿人，工作量很可观，消耗不少时间精力，但他们兢兢业业地承担了下来，完全是为了服务整个科学共同体。”

“如果《肿瘤生物学》的编辑全部采用推荐的审稿人，只能说明他们可能连个专家库都没有，或者压根就是在糊弄。”袁岚峰说。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朱冰说，好杂志会判断是不是采用作者建议的审稿人人，但有些杂志只要钱不要水平，所以正经科学家都懒得替他们审稿，这才导致作者推荐谁他们就让谁审的状况。

给“掠夺性期刊”列个黑名单

完全以营利为目的“掠夺性期刊”其实几年前就已被学术界关注。早在2014年，一篇标题为“美国知名教授Jeffrey Beall的‘掠夺性’期刊黑名单”的博文就引起中国学者注意。

近年来，随着论文发表数量的大幅增加，以及采用开放获取(OA)出版模式期刊的发展，掠夺性期刊有愈演愈烈之势。今年3月，《自然》杂志发表文章《掠夺性期刊招聘虚假编辑》，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波兰、英国、德国的4名学者虚构了一个人物“Anna O.Szust博士”（O.Szust在波兰语里的意思是骗子），向数百份期刊投递编辑职位申请，坐等“掠夺性期刊”上钩。结果6个月内，有48份期刊回复，表示任命“骗子博士”为编辑，其中4份期刊甚至任命他为主编。

“我不能说掠夺性期刊和OA期刊之间有必然的联系，但事实是，一些在线出版的杂志由于没有版面限制，大量刊发论文，同时审稿流程不够科学严谨。”江晓原说。

一份报告显示，一些OA期刊的审稿标准通常是基于内容“合理但没有重要意义”，因此，很多OA期刊的“同行评议”并非传统意义上严格的同行评议。例如，2013年PLoS ONE刊登论文3万余篇，投稿录用率高达69%，而一般情况下，执行严格同行评议学术期刊的投稿录用率大多低于30%。对于新兴的商业性操作的OA出版商或OA期刊，其录用率可能更高，甚至同行评议也是流于形式。

在袁岚峰看来，一流机构评价研究者，基本只看一流论文，如果拿出发在低水平杂志上的论文，又没有特别的理由，是减分的。

“认真做学术的人其实不屑于在低水平杂志上发论文，那样只会有损自己的声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科研人员表示，所以这类期刊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为发论文而发论文”人群的需求，除了改进评价体系、加强科研人员自律外，应对这类期刊采取措施，才能不让科研经费白白浪费，甚至于损坏中国学术界的名声。

江晓原建议，有关部门有必要组织调查，公布一份国外“掠夺性期刊”黑名单。今后，我国作者在“上榜”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不算作学术成果，所付“版面费”不得在科研经费中报销。

“我们不能给好人和坏人定一个严格的标准，但这不妨碍我们惩罚一部分已经确定的坏人，以儆效尤。”江晓原说。

李连达和李贻奎两位院士也撰文表示，出版方审稿不严，为了获取巨额版面费，不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而是先收钱，发文章，再秋后算账，集体撤稿，给我国学术界抹黑。

“对于这类出版商的学术期刊应该进行抵制，我国学者不应再向这类失信的刊物投稿。今后在职称及学术评价中，不再承认这类出版商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作为学术评价的根据。”他们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