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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2002年11月的一个晚上，卡罗尔·巴蒂（Carol Batie）坐在休斯敦自家客厅的沙发上，百无聊赖翻看着通过电视节目。偶然间，她看到当地CBS关联电视台KHOU 11正在播放的一档新闻调查节目。她跳了起来。 “我大声尖叫，”巴蒂最近告诉我。 “我说，‘感谢上帝！’我知道，这些年我的祷告已经回答了我。“
这档新闻调查节目的主角是休斯顿警察局犯罪实验室，其曾是德克萨斯州最大的公共法医中心之一。根据统计，该实验室每年至少要处理超过500例犯罪案件的DNA证据比对，其中大多数是强奸和谋杀案，也有少部分是爆炸和持枪抢劫案件。根据举报人的线索，KHOU 11电视台获得了几十个由实验室处理过的DNA图谱，他们将这些图谱发给独立专家进行分析。结果却令人震惊。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律师和刑事学教授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告诉记者，结果相当可怕：即使是最基础的DNA样本，休斯顿的警局技术人员也常常会弄错。
汤普森指出，“如果说这是一种无能，那么就是彻彻底底的无能和重复的无能。你应当怀疑（技术）真有那么笨。”
巴蒂看着节目，猛然醒悟。“我的儿子名叫约西亚·萨顿，”她开始向记者讲述，“他被错误地指控为犯罪。”巴蒂解释称，四年前，16岁的约西亚和他的邻居，19岁的格雷戈里·亚当斯，因为被指控强奸一名41岁的休斯顿女子而被逮捕逮捕。这名女子告诉警察，两个年轻人从她的公寓大楼的停车场绑架并强奸了她。
在报警几天之后，这名女子发现萨顿和亚当斯走在休斯顿西南的一条街上。她拦下一辆路过的巡逻车，并告诉警察她看到强奸犯。警方随即拘留了这两个男孩，并将他们带到附近的一个车站接受讯问。一开始，萨顿和亚当斯拒绝任何指控。他们都有不在场的证据，何况他们和受害者所描述的罪犯外貌并不相符：在受害女子的描述中，两名罪犯都比较瘦小。但亚当斯身高5英尺11英寸，体重有180磅。而萨顿还要高出三英寸，体重205磅，还是自己高中足球队的队长。
而DNA证据往往更加可信。由于看过很多的黄金时段电视，萨顿和亚当斯都相信DNA比对检测会证明他们的清白，因此两人同意进行DNA检测，并在拘留期间向警方提供了血液样本。血液被送往休斯顿犯罪实验室，一名DNA分析师克里斯蒂·金（Christy Kim）提取并扩增了血液样本中的DNA，使得特定的遗传标记清晰可见。
约西亚·萨顿和他的母亲 萨顿因DNA比对检测错误而被错判
然后，金将这些结果与从受害者身体和衣服获得的DNA样本以及在福特车后排发现的精液污渍中的DNA样本进行了比对。而受害者的阴道拭物中至少含有三人的遗传物质，其中也包括受害者自己得DNA样本。金需要确定能否在犯罪现场的DNA样本中找到萨顿或亚当斯的遗传标记。在最终提交给警察和检察官的报告中，金认为萨顿的DNA样本与受害者阴道拭物中的DNA样本“一致”。
1999年，陪审团认定萨顿犯有严重的绑架和性侵犯，他被判处25年徒刑。 “在我心里我始终认为约西亚是无辜的，”巴蒂告诉我。 “但我能做什么？”她写信给州长和国会议员，但没有人回应。她还写信给在纽约无罪项目Innocence Project的律师，但他们告诉这位母亲，通常情况下他们没有不会在DNA样本已经匹配的情况下翻案。
巴蒂不得不开始接受她的儿子永远不会被无罪释放的事实。但是，KHOU 11栏目部所制作的关于休斯顿犯罪实验室的系列调查鼓舞了她。在向电视台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后不久，她收到了调查栏目组戴维·拉齐克（David Raziq）的电话。在他们制作节目的过程中，拉齐克和他的团队发现了类似的一些错误。譬如在一个案例中，由于DNA检测的错误，一个人被指控强奸他的继女。但律师们在定罪之前设法证明了DNA检测的错误。
巴蒂将其儿子的案件交给了拉齐克，拉齐克把相关材料送到了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教授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手中。几十年来，汤普森一直在研习法医学。20世纪80年代中期，汤普森从一个批判的角度开始论证关于DNA证据的论文，作为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候选人，汤普森是一个不择不扣的DNA检测技术怀疑论者。 “目前这个技术已被公众接受，认为是一个查找证据的杀手锏，认为其正确性不可撼动。”汤普森告诉我，“但我认为它并不是。“
汤姆森和他的律师妻子，打开了盛放有关萨顿案子资料的两个盒子，并将它们散布在厨房餐桌上。他的妻子拿了其报告单，而汤普森则拿起了DNA测试资料。几乎在拿起的一瞬间，他就发现了一个明显的错误：在从受害者提取的DNA比对材料中，金提取了三个单独的样品，两个从受害者血液中提取，而另一个来自于唾液。理论上金得到的DNA图谱应该是相同的，但实际上却不同。这一点引起了汤普森的注意——如果从同一个人身上提取到的DNA比对材料都不一致，那么怎么能期望这种分析对阴道拭物这样的复杂混合物有实际意义？
更令人不安的是金关于犯罪现场证据的结论。通过对DNA测试条复印件的比对，汤普森发现金忽略掉了萨顿的DNA与福特车后座的精液样本不匹配的事实。如果精液来自其中一个罪犯，这几乎可以肯定，那么金应当从阴道拭物混合物中减去那些遗传标记，以及受害者自己的，但剩余的DNA标记物与萨顿的遗传物质并不匹配。
“这完全是免责证据，”汤普森告诉我。 “陪审团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些信息。
KHOU 11栏目组的一个记者来到尔湾，并对汤普森重新进行了采访。萨顿的案子由休斯敦的辩护律师罗伯特·怀科夫（Robert Wicoff）负责，他说服得克萨斯州法官将DNA证据检测交由私人检测机构重新处理。正如汤普森所述，DNA检测结果证实萨顿与犯罪现场目标物的遗传物质并不匹配。2003年春天，在萨顿被捕后四年以多，其被释放。他的母亲在监狱门口等他，眼睛里闪着泪光。“进入监狱，对我来说就像看到了自己面临死亡。”萨顿后来这样告诉一个当地的报纸记者。
2006年，该案出现转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DNA联合索引系统(Combined DNA Index System)起到作用，，警察最终将目光锁定在名为Donnie Lamon Young的年轻人。杨供述1998年他和一个同伙在受害人的福特车上强奸了她。 2007年1月，杨认罪伏法。
休斯顿警察局犯罪实验室的金被解雇，但其律师辩称她的错误（譬如她如何分离复杂的混合物，到如何报告随机匹配的几率）是客观性之后，她的职位又得到了恢复。从根本上说，这是系统性失败的产物，其中也包括监管不足。 （当然我们无法评论金的所作所为。）萨顿的案例成为公共调查实验室实践的典型案例之一。 “整个系统在多点出现错误。”调查负责人Michael Bromwich总结说。
汤普森对萨顿案件判决的重审感到欣慰：他所警告的危险显然是真实存在的。 “对我来说，在约西亚之后有一个重点方向的转移，”汤普森告诉我。 “这不再是错误是否可能发生的问题。而是存在多少错误，以及我们可以做什么来避免的问题。“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公众只会更加深信DNA检测证据，相应的答案只会变得更加难以捉摸。
现代法医学正处于伟大的重塑之中。上世纪90年代一系列有代表性的法律案件也增加了对法医证据的重新审视。有些古老过时的证据检测方法已经被人们所丢弃。诸如咬痕标记分析，这种方法甚至可以追溯到对塞勒姆女巫进行牙齿咬痕实验——现在已经被广泛认为是不可靠的;而国家研究委员会已经对弹道测试的“唯一性或可重复性”提出质疑。2004年，联邦调查局被迫发出道歉，它错误地将一位名叫布兰登·梅菲尔德（Brandon Mayfield）的俄勒冈州律师与西班牙马德里的春季火车爆炸事件联系在一起。其证据是基于现场发现了包含雷管装置的塑料袋，联邦调查局曾称从上面提取的指纹与梅菲尔德“100％”匹配。去年，联邦调查局承认，在通过毛发比对的案件中，至少90％存在错误。目前联邦调查局正在对相关案件进行彻底调查。
但长期以来，DNA比对检测都一直被认为是上述规则的例外 - 一种植根于不可能出错的科学检测技术。与其他大多数法医技术不同，这一技术并不是根据警察部门的需求所开发或委托的。其起源于一个学科，并且已经被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进行了广泛研究和验证。DNA检测方法由英国遗传学家亚历克·杰弗里斯(Alec Jeffreys)开创。1984年秋天，·杰弗里斯在他的基因测序研究过程中偶然发现了这种方法，很快就实用化，帮助警方破解了一起发生在英国米德兰长期悬而未决的谋杀案。在这种情况下杰弗里斯的发明，成为全球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头条新闻。“据说，亚历克·杰弗里斯博士伤害到了全世界的犯罪小说作家，因为这些作家的故事常常集中在身份悬疑和主人公父母身份不确定上来，”前侦探小说作家约瑟夫·温波（Joseph Wambaugh）在其小说The Blooding中这样描述米德兰谋杀案。
英国遗传学家亚历克·杰弗里斯发明了DNA比对检测
伴随着DNA检测技术的出现，一个新的法医学时代正在到来，。法医学不再是一个基于人类直觉或固有的主观推断的学科，因为这种直觉总是不完美的。法医学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科学——人类遗传学。美国和英国的几家公司，从中感知到巨大的商业机会，纷纷开设了自己的法医DNA实验室。 “结论仅需一个测试！”首批涉猎DNA检测技术之一的Cellmark Diagnostics广告语如是指出，“这就是你所需要的。“
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杰克·阿伦森（Jay Aronson）在《遗传见证》（Genetic Witness）一书中指出，在他所谓的“DNA战争”整个发展历史中，DNA检测技术引入美国法律体系并不是一帆风顺。辩护律师抗议，DNA比对检测并没有通过弗赖伊规则(Frye Test)，这是有关证据采纳的一个法律标准，其要求科学证据在其领域得到广泛接受。此外，许多著名的学者也抱怨DNA检测公司对他们的技术不够透明化。1994年，前美式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O.J. Simpson)杀妻一案成为当时美国最为轰动的事件。而1995年该案件审理过程中，辛普森梦之队辩护团队的成员着重强调现场以及犯罪实验室的DNA样本遭到污染， 最终使得DNA检测结果并无成为证实辛普森的犯罪证据。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DNA检测测试标准提高。犯罪实验室完善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增加了对员工的专业技能培训，使得技术分析人员能够精炼提取技术，更好地防范样本污染。联邦调查局创建了用于存储已定罪罪犯和被逮捕者的DNA信息的codis数据库，规范犯罪实验室的检测过程，也试图对如何收集和储存样品进行标准化。 “有一种错觉，”阿伦森最近告诉我，“在DNA战争中提出的问题已得到满意的解决。很多人都准备好继续大步前进。”
其中也包括辛普森案团队成员贝里·薛克教授(Barry Scheck)和皮特·纽菲尔德(Peter Neufeld)。他们在1992年创立了无罪项目。通过DNA比对检测帮助冤案受害者昭雪。他们利用DNA测试赢得了178项豁免，而在大多数案件中，被错误定罪的往往是黑人。薛克和纽菲尔德在2000年合作出版的一本书中指出，“辩护律师睡觉，检察官在说谎，而DNA测试才是正义的望远镜。“
DNA检测不仅帮助翻案，在证据采集中的作用也不可或缺。国家和地方犯罪实验室的业务数量开始大量增加，涉及DNA证据的案件数量也在不断增长。2000年，萨顿被定罪后的第二年，联邦调查局的数据库包含的DNA信息已经超过500,000例，其开创的头两年协助了大约1600次刑事调查。现在，数据库存储的DNA信息已经超过1500万例，其中仅仅在去年就协助了成上万次案件调查。
随着DNA检测的广泛采用，其影响力开始渗透到文化领域，影响到人们的惯常思维。法律专家开始讨论一个所谓的“CSI效应”，形而上学的陪审团只要听到这三个魔法字母——DNA，就会达成有罪的裁决。 2008年，密歇根州一名重罪审判法官唐纳德·谢尔顿（Donald E. Shelton）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在安娜堡市随机采访了1027名陪审员，对他们期望检察官在刑事审判期间出具何种证据作了调查。四分之三的陪审员表示他们希望在强奸案中能有DNA证据，近一半陪审员表示他们希望在谋杀或企图谋杀案中能够有DNA证据; 22％的人说他们期望在每一个刑事案件中都有DNA证据。谢尔顿引用一位地区检察官的话说，“他们希望我们有最先进的技术应用，他们希望定罪看起来像和电视上一样。“
谢尔顿发现，陪审员的希望与他们的定罪意愿之间并无太多联系，但研究表明DNA检测在法庭上是一个强大的定罪推进剂。澳大利亚的一名研究人员最近发现，涉及DNA证据的性侵犯案件中，其被审讯的可能性要高两倍，导致有罪判决的可能性高33倍;同样，凶杀案件被审判的可能性高14倍，以有罪判决结束的可能性高23倍。正如英国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委员会在一项关于法医证据的大型研究中指出，即使控方有引入DNA检测证据的想法，就也足以让被告投降。
旧金山的律师贝卡·巴洛（Bicka Barlow）指出，“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收集、分析和存储其他证据已经基本停止，”巴洛二十年来一直在处理涉DNA证据的案件。 “DNA证据的可靠性在人们大脑中已经根深蒂固。在很多情况下，对于很多律师来说，相关的成本太高，时间紧张，根本无法推翻。
事实上，DNA检测证据的优先级已经远高于所有其他法医技术。其有很好的理由：“没有（其他）法医学方法已被严格证明拥有一致性和高度确定性，从而可以证明证据与特定个人或来源之间的联系，”2009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在一份颇具影响力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并指出在整个法医科学中需要摒弃不合适的方法，并采取更严格的标准。
但正如很多专家所知，问题在于科学方法是否可靠完全在于我们应用其的方式方法。在DNA检测中，人们提取样本的方法也在快速发展。你可以想象这样一种情况，侦查人员在公寓的地板上发现了一滩血液，同时有一个人刚刚被谋杀。技术人员按照提取样本的正确程序对现场血液进行采集，并送往当地的犯罪实验室进行处理。血液检测显示样本不是来自受害者，当然其最有可能来自于施暴者。一天以后，侦查人员逮捕了一名嫌疑人，其同意采集血液进行比对测试。因而业务熟练的犯罪实验室分析师仔细对两个样本进行比对，发现了两份血液之间匹配。最终侦查人员就此确定嫌疑人与案发现场密切相关。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杰弗里斯开发出DNA比对检测技术时，尚处于初级阶段：主要是对样本进行并排型比对测试。当时的技术状态限制了DNA检测的应用，因为其需要的样本量相当之大。——你无法进行DNA检测，除非你拥有大量的生物材料（血液，精液，粘液）。
但到了今天，大多数大型实验室都拥有最先进的提取试剂盒，能够从最小的样品中获得可用的DNA，例如通过所谓的触摸DNA样本（窗口上涂抹的指纹或眼睛不可见的分泌物）从复杂混合物中鉴定出个体DNA信息，其中也会包括来自多人的遗传物质，如在萨顿案中阴道拭物的情况。
技术上的进展大大拓展了法医收集证据的范围，但这种情况也使法医分析师的工作更加困难。为了理解复杂混合物的分析方法，以及这些分析是多么容易出错，我们可以回想一下高中生物学的一些相关知识点：我们99.9％的基因与地球上其他每个人相同。然而，在我们每个人DNA的每条基因链的特定位置都不尽相同。一个个体的等位基因与地球上其他人相同的概率很小。，因此确定一滴血是属于连环杀手还是属于美国总统的最好方法就是在尽可能多的位置比较等位基因。
想想这样一种情况：有成千上万幅蓝色背景的图案，但蓝色背景中有黄色花朵的图案就相对少很多，而蓝色背景中包含黄色花朵和一个骑士的图案就更少。当一个法医分析师比较13个位置的等位基因——这是大多数实验室的标准——两个不相关的人相匹配的概率小于10亿分之一。
使用样本混合物情况下，这一数学问题就变得更复杂：在有两个DNA信息贡献者的情况下，样品中的等位基因数量加倍，在包含三个DNA信息的情况下就是三倍。这就不仅仅是一幅图案的问题，DNA图谱像一大堆透明胶片。分析人员必须确定涉及多少DNA信息贡献者，以及哪些等位基因属于谁。如果样品非常小或发生外界干扰——某些位置的等位基因可能会丢失，或者会在不当的位置存在。这样，我们就无法将客观性的科学当作解释性艺术。
伦敦大学学院的认知神经科学家艾提尔·德罗尔（Itiel Dror）和博伊西州立大学生物学和刑事司法教授格里格·汉姆皮克（Greg Hampikian）进行了一项开创性的研究，阐述了关于包含DNA信息复杂混合物的分析是多么主观。 2010年，德罗尔和汉姆皮克从2002年的格鲁吉亚强奸案中获得了关于DNA比对检测的文书，其涉及被告的主要证据是一名共犯作证，以换取减刑。两位法医科学家认为，文书显示从受害者体内提取的精液混合物中，被告不能被排除是其中DNA信息的贡献者，这意味着其DNA仅仅是有可能匹配。最终被告被判有罪。
德罗尔和汉姆皮克让17名实验室技术人员对相关DNA证据进行重新比对。他们隐藏了真实案件的背景，以确保结果的公正性。所有参与的技术人员都有平均有九年的DNA分析经验。德罗尔和汉姆皮克要求他们确定混合物中是否包含被告的DNA信息。
2011年，实验结果被公布于众：17名实验室技术人员中只有一人确认，被告不能被排除是混合物中DNA信息的贡献者。此外12人告诉德罗尔和汉姆皮克，DNA是排斥的，四个人说分析不确定。换句话说，如果这16名分析师中有任何一个负责原始的DNA分析，该案结果就可能发生改变。在研究结束时，德罗尔和汉姆皮克引用了早期的DNA测试先驱皮特·吉尔（Peter Gill）的表述，后者曾经指出：“如果你向10个同事寻求同一份混合物的测试结果，你最终可能得到10个不同的答案。”
“讽刺的是，恰恰是这样一种技术旨在帮助消除法医学的主观性，”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埃里·墨菲（Erin Murphy）最近告诉我,“但是当你开始更深入地了解犯罪实验室今天的运作方式，你会发现主观性仍然存在：标准不同，培训水平不同，质量也不尽相同。”
去年，Murphy出版了名为《探究细胞内部： DNA证据的暗黑面》一书，其中列举了几十个DNA检测错误情况。一些靠近闹剧的地方，如长达15年之久的寻找海尔布隆魅影(The Phantom of Heilbronn)事件：在1990年代和21世纪初，同样的DNA信息在欧洲的40多个犯罪现场被发现。最终结果非常可笑，目标DNA并不是来自一个连环杀手，而是一个奥地利工厂的普通工人，警察所使用的测试棉签都沾染了这名女工的DNA物质。而有些则是悲剧性的，诸如德维恩·杰克逊（Dwayne Jackson）案件：杰克逊是一个非洲裔美国青少年，他在2003年被因DNA证据认罪，但在2011年内华达州一个警察局承认在偶然情况下，其实验室将杰克逊的DNA与真正的案犯进行了交换。
最令人不安的是，墨菲在书中详细阐述了这样一点，即使是微量的DNA一样可以成为案例证据的基础。 2012年，加利福尼亚州的警察逮捕了一个名为卢基斯·安德森(Lukis Anderson)的无家可归男子，指控他在圣何塞以外的山麓受害者豪宅中谋杀了百万富翁硅谷富豪拉维希·库姆拉(Raveesh Kumra)。安德森的案件开始调查时，警察在库姆拉指甲中发现的DNA物质与安德森在数据库中的DNA信息相匹配。安德森在狱中被关押了五个月，之后律师能够提供了相应记录，证明安德森在事发时在当地医院就医。真正的结果是，安德森的DNA是被医院的医护人员带到库姆拉住所的。医护人员在当天早些时候治疗了安德森，3个多小时后，无意中通过医用氧气设备将DNA证据带到了犯罪现场。
墨菲认为，安德森的案例证实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当涉及DNA分析时，污染是一个明显的危险。但至少可以通过小心谨慎的行为方式和适当的技术来防止污染。但DNA物质迁移就不可避免——细胞从人到人，以及在人与物之间的迁移，这种情况当我们相互接触，说话，甚至于洗衣时都是不可避免的。1996年的一项研究表明，来自一件衣服上的精液污渍会将DNA物质进带入洗衣机中的每一件衣服上。并且因为我们留下的细胞数量不同，一个物体上最强的DNA信息并不总是对应于最近触及它的人。我可以在早上10点拿起一把刀，但当天的分析师测试刀柄DNA信息时可能会发现我妻子的DNA物质，因为她使用这把刀的时间更长，留下的细胞也就更多。或者分析师可能会找到一个从来没有触摸过刀的人的DNA信息。最近的一项研究要求参与者与合作伙伴握手两分钟，然后再去拿刀;当分析刀具上的DNA时，在85％的案例中，合作伙伴被确定为DNA信息的贡献者，并且其中20％会作为主要或唯一的DNA信息贡献者。
鉴于转移率，仅仅在犯罪现场获取的DNA信息不足以让检察官获得定罪证据。依旧需要相关的调查推断。但令墨菲等专家担忧的是，DNA测试的进步使得目前调查强调的实质性证据越来越少。一项称为低拷贝数分析（low-copy-number analysis）的新技术可以通过将用于测试样品中的DNA片段复制到足够大，从少至一分之十万亿克的遗传物质中获得完整的DNA图谱。该技术不仅具有更高的样品污染和等位基因丢失的风险，而且还可能涉及从未接近犯罪现场的人。鉴于对codis数据库的依赖越来越高，警察更倾向于使用DNA样本数据库来搜索嫌疑犯，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考虑豁免证据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
但旧金山律师比卡·巴洛（Bicka Barlow）认为，司法系统现在并没有足够的空间来谨慎行事。在许多国家资助的犯罪实验室中，技术分析人员与警察和检察官共事，他们都在同一个屋檐下工作。主观性的偏见无处不在。 “他们可能会告诉分析师，‘我们有一个嫌疑人。这里是提取到的DNA物质。看看阴道拭物，并将其与嫌疑人进行比对‘，“巴洛描述道，“他们会这样做DNA分析，但他们同时也被告知各种各样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受害者是6岁的孩子，受害者受到创伤，这是一个可怕的罪行。”
事实上，一些技术分析师并无被激励产生无罪法医证据：最近《刑事司法伦理学杂志》（Journal Justice Ethics）的一项研究中指出，在北卡罗来纳州，州和地方执法机构经营的犯罪实验室中，导致定罪的错误DNA分析检测仅要求赔偿600美元。
“在一个存在诸多问题的系统中，我认为把DNA检测作为可靠证据是不合理的。”作为公共辩护人工作多年的墨菲告诉我。目前无法估计到底有多少人因为错误的DNA证据而被错误指控或监禁。但墨菲在《探究细胞内部》一书中映射了这样一种风险：“同样，刑事司法系统的缺陷会造成大规模监禁，”她写道，“在没有暴露出错误的情况下，我们已经通过司法机器处理了数百万人，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强大武器。“
DNA检测公司Cybergenetics首席执行官马克·佩林（Mark Perlin）最近指出，随着人工在DNA测试中出现错误的可能性不断增加，也在推动了一种适合数字时代的解决方案：即自动化，或者可以说“完全消除人类做任何主观决策”。
早在20世纪90年代，佩林就对DNA比对检测技术产生了浓厚兴趣，当时他在卡内基梅隆（Carnegie Mellon）担任基因组技术研究员，有段时间对法医学相关文章很有兴致。他对了解到的情况“真的非常失望”，他认为，面对复杂的DNA混合物，分析师的检测结论问题太多。因此佩林设计了一款软件，可以通过机器推测对DNA信息进行分析，同时处理的结果也更快。 1996年，佩林辞去自己的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职位，和他的妻子李·戴维德（Ria David）专注于开发一个他们称为TrueAllele的DNA检测程序。
TrueAllele的核心算法是：来自DNA测试条的数据被上传到计算机并通过概率模型阵列进行相应计算，直至软件输出一个对照巧合权重的概率比，也就是样本X匹配样本Y的概率。当我造访位于匹兹堡的Cybergenetics总部时，Perlin告诉我，这种算法能够正确区分在犯罪现场发现的个人DNA信息。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实验室提供了一个复杂的DNA混合物中发现的样本，其是从一把用于杀人的刀上提取的。 TrueAllele系统得出结论，刀和嫌疑犯之间的匹配概率是“发生巧合的5万亿倍以上”，因此，可以肯定嫌疑人触摸了刀。有了TrueAllele系统的存在，不再需要DNA分析师眯着眼睛比对等位基因。“我们的项目，”佩林自豪地告诉我，“能够为你做所有这一切，而且更准确。“
在我们周围，六个分析师和编码员坐在电脑屏幕前。办公室没有窗户，没有任何装饰，除了一个写满方程式的白板 – 无处不显示出这个公司的自力更生。 “我认为造访者往往会惊讶于看不到起泡的小瓶等实验室设备，”Perlin承认。 “但那并不是我们。”
DNA检测公司Cybergenetics首席执行官马克·佩林（Mark Perlin）
佩林带我穿过走廊，进入一个储藏室。 打上Cybergenetics品牌Logo的苹果台式电脑排在架子上：这都是现成的TrueAllele套件。佩林没有透露他每年能销售多少套产品，但他称TrueAllele系统被澳大利亚、阿曼，以及美国11个州的犯罪实验室采购;去年，Cybergenetics聘请了第一个全职推销员。
四年前，在迄今为止公司参与的最为高调的DNA测试中，TrueAllele系统被用于纽约斯克内克塔迪的一桩谋杀案。现场提取到了极小量的DNA，最终系统通过分析确定了凶手，是受害者的一位熟人。佩林告诉我，类似的测试，将很难通过模拟手段获得。
而且该软件的潜力并未完全发掘出来，佩林补充说。 TrueAllele能够从微量或混乱的DNA信息中判断样本是否匹配。其通过对一些不确定的证据进行重新处理，有助于解决棘手案件。 “当你听到“不确定”这个词，你自然想，好吧，它做到了。“Perlin告诉我，他的眼睛放大了。 “但它不是！它只是意味着（实验室技术分析员）不能解释这一切。让我来问你：犯罪实验室的有近一半证据被称为不确定，它的社会影响是什么？凭什么检察官和警察错误地认为他们对软件系统不知情就是错误的？“
然而，对佩林的批评不止。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指出，佩林拒绝公开算法。汤普森指出，“你看这里完全就是一个黑箱效应。数据输入，结果输出，我们并不知道中间到底发生什么。“
去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宗谋杀案中，TrueAllele系统判定的证据被引入其中。辩护律师要求佩林公开其软件的源代码，指出“没有相应源代码的公开，[被告]将无法确定TrueAllele系统是否是按佩林所述这样做的。“但最终法官否认了这一要求。
事实上， TrueAllele只是近年来开发的一些“概率基因比对”程序之一。随着相关技术变得更加重要，这种软件本身也有可能复制并增加其所要解决问题的担忧。纽约法律援助协会最近挑战了一个类似的软件程序——法医统计工具（FST）。该软件由城市的首席医学检查员办公室内部开发，已被用于该州数百个案件证据的检测，其中包括法律援助律师杰西卡·戈德思韦特（Jessica Goldthwaite）客户涉嫌的谋杀罪。
戈德思韦特对DNA比对检测知之甚少，但她当时的同事之一，苏珊·弗里德曼（Susan Friedman）获得了生物医学科学硕士学位;另一个同事克林顿·休斯（Clinton Hughes）曾参与了几个DNA证据的相关案例。三位律师决定对这种技术进行深入研究，前后请教了六位科学家。这些法律援助律师强调：“我们咨询的一个群体遗传学家说，公开的FST资料更像一个广告而非科学论述，”休斯告诉我。另一个科学家笑称其为“随机数生成器”。
2011年，法律援助团队请求举行听证会，质询该软件是否符合学术界所接受的Frye标准。对于戈德思韦特和她的团队来说，一个未经测试的工具，特别是在分析非常微量和干扰样本时，可能会导致技术人员做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并且因为这些软件的源代码保密，陪审员并不能知道是否存在假匹配的实际可能。
在听证会上，戈德思韦特和她的同事们提出了一系列专家证词，他们认为FST不是成熟的科学，而是一个未知量。因为医学检查官办公室拒绝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供其代码的详细信息。最终，团队被迫用逆向工程的方法推导算法以找出其缺陷。
法官马克·德怀尔（Mark Dwyer）也认可法律援助团队的观点，“法官远远不是解释科学的最佳人选。”他做出了他的决定。然而，他补充强调，使相应方法合法化的努力“必须应当继续，最终要说服当事人”。最终，FST证据被裁定不可接受。
然而，德怀尔的裁决并没有法律先例性。其他法院依旧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接受由概率软件分析的证据。越来越多的类似证据可能在未来几年进入法庭。然而，戈德思韦特告诉我，一个法官愿意质疑新科学的事实表明，其他人也可能这样做，她和她的团队将继续发起法律挑战。
当我在Cybergenetics总部采访佩林时，我也提出了软件透明度问题。他显然非常恼火。他指出，他已经发表了关于TrueAllele背后理论的详细论文，并提交了专利申请：“我们公开的并不是源代码或涉及软件开发细节的商业秘密，而是基本的数学原理。
佩林认为，绝大多数的批评是酸葡萄心理。“在法医学的任何新发展中，开始依靠有效的机器提供一个准确的答案，而不再依靠你自己和你的专业知识，自然会有相应的抵制。”他这样如是指出。
2012年，法律援助团队向FST系统发起挑战后不久，荷兰的两家开发商Hinda Haned以及Jeroen de Jong合作发布了免费和开源的DNA分析软件LRmix Studio，该软件代码完全公开，可供其他用户使用和改进。
纽约大学的埃里·墨菲（Erin Murphy）也认为，如果概率DNA比对检测被法律界广泛接受，——她认为有一天它应该会——它将需要朝着增加透明度的方向前进。
“所有DNA检测存在的问题是，没有任何怀疑，”她告诉我。“现在没有任何必要的压力。我们是否能偶认识到技术的缺陷？绝对应该。是否对改进的技术有所忧虑？是的。需要清楚的是，我们在前进并不意味着没有犯下错误。”
2014年4月3日，休斯敦市关闭其原有的犯罪实验室，并将所有DNA检测业务转移到一个称为休斯顿法医科学中心的新实体。与其由警察局监督的前身不同，法医科学中心旨在建立一个独立组织，其与执法部门之间相互隔离。“我认为这种架构对于法医研究有重要的独立性，所以我们不必担心哪一方将受益或从中获利，只是提供到我们所认为的准确信息。” 法医科学中心负责人丹尼尔·加纳（Daniel Garner）这样告诉当地的记者。
然而，休斯顿一很难摆脱在其在DNA检测方面留下的不良历史记录。 2014年6月，《休斯顿纪事报》报道称，前犯罪实验室的分析师彼得·伦茨（Peter Lentz）在休斯顿警察局内部调查中被发现有不当行为，其不当行为包括不当的程序、谎言以及篡改官方记录，伦茨被迫引咎辞职。县区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位代表告诉《纪事报》，其办公室正在对伦茨在实验室工作期间的近200个案件进行重新调查，其中还包括51个谋杀案件。但大陪审团拒绝对伦茨作出指控。
“已经快20年了，我们仍在处理误判造成的影响，”约西亚·萨顿（Josiah Sutton）的母亲卡罗尔·巴蒂（Carol Batie），今年早些时候这样告诉我。 “他们会说事情总会变得越来越好，也许他们是对的。但我总是回应，这还不够快，以至于没能完全挽救约西亚。
在进入监狱之前，巴蒂回忆，萨顿是一个前途满满的足球运动员，大学生活正在迎接他的到来。然而在他释放之后，他的生活似乎处在了一个停滞的状态。他易怒抱怨、不满权威，他不断地更换工作。他收到了政府的一大笔钱，作为对他错误定罪和他在监狱里耗过宝贵时光的补偿。但萨顿很快就把这笔钱花光了，他和五个不同的女人生了五个孩子。
巴蒂打电话给政府询求对儿子进行相应的辅导，但被电话那头告知没有这样的服务。 “我尽可能设身处地为他着想，”Batie说。 “我对他也很生气，但我知道他认为整个世界都在与他作对。即便每个人都放弃他，我也不能放弃他。“
去年夏天，Sutton因涉嫌殴打前女友熟人而被捕。在保释前萨顿又被关了大半年，现在正在等待审判。虽然萨顿极力否认指控，但巴蒂也认为，她儿子现在的问题是他1999年被错误监禁导致的直接结果。“他的童年被你们偷走了，”她告诉我，“没有舞会，没有约会，没有高中毕业。一切都没有。他从来都没有回来。
我想知道巴蒂是否会因此指责DNA检测。她笑了，“哦，不，亲爱的，”她说，“DNA是科学。你不能怪罪DNA。你只能怪使用它的人错了。”
本文来源：网易科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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