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汪建：我们能不能不等别人的风吹了？

文/温泉

华大基因在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这个定位为“机构”的组织，既不是以盈利为目的企业，也不是完全的公益组织。它将自己的使命定义为：“基因科技造福人类。”按照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的解释，华大人要首先解决自己的问题，过剩产能“顺便”挣钱。

从1999年，华大基因作为一个组织正式成立开始，一直以自己的逻辑生存至今。目前，这个遍布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员规模5000余人的机构，取得的成就令人叹为观止。

有媒体记者给华大基因计算过：从2007年到2016年5月5日，华大基因平均每两天即有一篇论文发表，其中95%被SCI收录。在今年4月发布的自然指数排名中，华大基因位列中国产业机构首位、全球产业机构第12名。

华大基因与公众记忆的连接点大概是：2003年SARS疫情期间，华大基因在国内首先破译四株SARS病毒全基因组序列，还在全球首个公布SARS诊断试剂盒，并向社会捐赠了30万人份的试剂盒。

目前，华大基因是全球最大的基因领域研发机构。中国其余基因公司中的创始人、主要负责人大多来自华大基因，故业内将这些基因公司称为“华小”。将华大基因称为中国基因产业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亦不为过。华大基因的联合创始人、董事长汪建也是一个从来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在2016网易未来科技峰会举行前夕，我们走进华大基因，对话汪建，请他解读华大基因的创新“原力”。

“任何发明创造都要从认知开始”

对于华大基因的成功，外界进行探讨的文章连篇累牍，但是在汪建这里，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规律。

他并不打算将华大的成功神秘化，他坦言：“任何发明创造，任何对社会的改进都要从认知开始。”并举例类比，“我们物理学有万有引力，有相对论，化学有元素周期表。基因资源的大发展，也同样需要从科学认知开始。”

1990年，美国将人类基因组计划正式列入国家重大项目，华盛顿大学建立了基因组研究中心，这是美国最主要的基因组研究中心之一。“碰巧我们都在那儿。”汪建坦言（汪建在90年代初就职于美国华盛顿大学）。

这个时间节点非常重要。汪建解释：“生命科学和物质科学的发展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如果说工业革命开始，是由于思想解放，地理大发现。那么要开启工业革命后的新的一页，也应该是思想解放。我们没有地理发现，那资源是什么？基因大发现。所以它跟工业革命前期一样。”

汪建们最初的想法是把基因测序“搬回来”，觉得这会像当年启动“两弹一星”一样伟大。然而，这样的想法很快就被现实泼了凉水。

1986年3月，中国启动了“863计划”。这项关于基础研究的国家计划，是在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和陈芳允四位科学家提出的“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基础上提出的。

症结也正在于此。汪建回忆：“863定位的是‘跟踪’，我们在九十年代初中期提出来的‘参与’，那就离开了国家当时的战略定位了。更多的争论是，要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不要跟随帝国主义。这个与我们的定位、与主流科学家的设想之间的差异、与对困难过高的估计、与对经济力量过低的计算都有关系，所以当时觉得不宜列入国家项目。”

可是汪建们犯了拧，觉得这个事情必须冲上去。“因为说白了，对基因的认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你绕不过去的。我们是在走向一个新的时代，从工业革命时代跳跃进入到生命科学的时代。生命科学时代的基础的基础，源头的源头是基因，还有比这更源头的东西吗？没有。我们做一个。”

后来，华大基因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市顺义区政府的支持下才正式成立。回顾历史，汪建并没有把成功的原因完全归于自身：“很庆幸，我们有这个胆量，也有这样些贵人帮助我们，使得这种原创性的研究，能够加入世界最前沿的大潮中，去合作、去竞争、去成长，使华大走出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我们的幸运。”汪建的总结，冷静得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他说：“那个时候我们也年过四旬，家中也比较殷实，也还算是学有小成吧。这个时候能不能为社会发展做点贡献？能不能为自己未来开创一条全新的道路？能不能不跟着别人走了？能不能不等着人家的风吹了？”

汪建对“风口论”毫不留情面：“在长长的工业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对知识的认知和科学探索是不够的。回想这二百年，我们的工业在哪里？我们所有东西基本上都是处于追赶的状态。所以整个民族有一个很不好的心理状态，就是借别人的势往前走，所谓猪都能飞得起来，这是典型的投机取巧。”

“这个风是谁造的？”他问，“即使做个猪你也要拿耳朵去扇风呀！猪怎么能插上翅膀呢？这种违背生物学根本规则的东西，还在中国成为热议！我就觉得莫名其妙。”

说完，他自己乐得不行：“我就搞不清楚是谁提出这样的理论，我可以装傻。”然后，像说悄悄话一样，将手凑近嘴巴：“损人不打草稿！”

“改造创新之路”

盯准了基因这条路，华大基因成立之后，成就斐然。其中令人侧目的是，华大基因员工的平均年龄27岁，这些年轻人发表起SCI论文来十分生猛，远远超越了自己的前辈们。

汪建解密，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第一，互联网带来的“自学”的可能，使得研究者可以脱离过去“师傅带徒弟，老师带学生”的发展模式，使得学生甚至可以去学习老师不知道的东西；第二，九十年代以后的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使得处理大数据、从而迅速得到研究成果成为可能。

“如果你非得按部就班的那么去发展，他就会形成一个定性思维、定势的发展模式。如果你一开始就告诉他，你必须如何如何，他也就做到了。多难的事嘛！我们已经证明了。不光是大学毕业生能做到，高中毕业生也能做到。”汪建说。

他用以佐证的例子是赵柏闻。赵柏闻1992年出生于北京，高中辍学加入深圳华大基因，后成为华大基因一个重点实验室科研项目的团队带头人。2014年，赵柏闻离开华大基因，创办北京量化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今年2月，赵柏闻入选《福布斯》杂志在亚洲范围内评选的“30位30岁以下亚洲人物榜”。

“这是个新的时代，互联网时代让大家能够自学。大数据时代让大家能够创造。这个时候年轻人就能起来，但是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体制机制，来形成这种大人群、大数据、大科学的这种发展模式呢？它就要体制机制的创新。”汪建总结。

他进一步解释，体制机制的创新，是基于大目标的确定：“我们确定的是几个大目标，来解析整个自然生命基本奥妙。所以在这里形成科学、技术、产业的联动发展，都是基于根本的科技原理支撑。这个科技原理支撑是经得起时间、空间检验的。而这一切都来源于我们自身的需求。”

这一套理论，汪建将其总结为“汪氏嫁接论”：将教育、产业等嫁接在科技体系上，前沿科技迅速让教育和产业拿走，让科研来引领教育和产业的发展。“花3-5年就能够长出新的增长模式，新的创新模式，新的产业模式。”汪建认为，哈佛、斯坦福、北大、清华花了几十年到上百年的时间成为教育圣地，这条路不是走不通，但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可是如果在科技体系上嫁接教育，这个时间能大大缩短。

具体做法，汪建称之为“大问题导向”，面向人类根本需求，需要什么样的体制机制，就创造什么样的体制机制。他称之为“创新科技”，而不是“科技创新”。汪建告诉网易科技，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校长两次来华大，给华大的评价是：“你们不是在创新，你们在改变创新之路，你们在创造新的创新之路。”

“实际上我们把科研、科技发展的范式给改变了。我们是造风者，大耳朵扇。”汪建双手做出扇风的姿势，话语间充满了自信和得意。

“生命的本源是精彩人生”

汪建今年62岁，但是他并没有停下来。正如2010年，他在56岁的时候依然能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

成为全球最大的基因组学研究机构之后，华大基因为自己确定的下一个目标是“三个远离”：远离遗传性出生缺陷、远离肿瘤或者是早期发现肿瘤、远离“三高”和心脑血管死亡。“我是希望能在五到十年，把聋哑学校关掉，至少关一半。把盲人学校关掉，把出生的智障学校关掉，把妇女的两癌降下去。”说这话的时候，汪建显得十拿九稳。

他拿出来的是事实：“我们在天津基本上在聋哑这块已经做得很好了，当年我跟中央领导打赌能把聋哑发病率降一半以上。我们能做到。为什么不能做到？绝大多数的聋哑是基因决定的，绝大多数生下来的盲孩子是基因决定的，你能够找得到。”

在汪建的蓝图中还有更多，那是“未来城市”。汪建告诉网易科技：“我现在就想有一块‘实验地’，像当年小平同志画了一个圈一样——特区。我们建设这样一个未来的城市，我们自己来推动这个城市的发展，而不是顺应这个社会，在这中间修修补补。这是我提出的‘未来城市’、‘生命乐园’的新概念，。有志者可以集中在一起，来找一种全新的活法。”

这个“新活法”，一如华大基因的创立，其根本目的不在赚钱。有历史为证：1999年，华大基因诞生于北京机场附近的一个工业园，汪建们本来打算建立一个非营利研究机构，却发现当时的中国并不支持这样的私人实体，最后只能注册为营利性质的公司。

汪建的逻辑是，对整个国家，对整个社会有效益、有帮助的事，自然就会有经济效益。要面向人类的根本需求去解决问题，顺便赚钱。

他不屑工业时代的思维。他说：“工业革命的人，都是想赚钱赚钱赚钱、财富财富财富，然后再回馈一点社会，表现最好的就是比尔•盖茨。我觉得比尔•盖茨你应该‘边走边唱’，要让员工都很高兴。”他突然向你抛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努力工作？”然后他说，“提高效率就可以了！”

“别被工业社会那些忽悠了，石头就是永存，扯什么淡！”他一眼瞥见记者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说：“你看你就戴着钻石，被人忽悠了嘛！一块石头，干吗呢？”

然后他讲起在华大内部“反钻戒”的故事：“我曾经戴了一个钥匙环。因为那时候华大都时兴戴戒指，女生就比上面的那个白色的石头谁的大。气得我，就戴了个钥匙环，戴了四个月被人发现了。我说你看，一块钱的钥匙环，跟你几千块钱、几万块钱的东西一样嘛，你为什么花钱买那个东西呢？你把这些东西捐给一个希望小学，你救了一个村儿！你如果要虚荣心，我出钱给你立个碑！”他比划着：“把那个碑拍一个大照片，挂在你墙上：‘我解救一个村儿’。比你戴一个钻石好吧？不行你贴一个标签贴在车上：‘我赞助了三个村儿，300人因我而脱贫’。你想一想！”

这套逻辑落在他自己身上的表现是：他家离公司7公里，每天上下班他都骑自行车或者徒步。华大基因年收入十几个亿，汪建说他至今没有在深圳买房。“我气死深圳造房的！”汪建得意地说。他认为房子是民生的东西，本就不应该拿来买卖。

“华大是混在当今，活在未来的一个团队，你用当今的眼光看不懂。这是一个时代的变迁。”他说。“现在大家都围着资本转。生活，你不能被任何东西主宰，你要追求生命本源的东西。生命本源是什么？是钱吗？是物质吗？是社会荣誉吗？都不是，是精彩人生。病的少、活得长、活得高兴。顺便给社会做点什么，死的时候死的安详、死的快乐。啵儿！没了，拜拜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