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严的时刻已经到来。最近，整个新加坡仿佛都在祈祷和守候，只等待着那个不可避免的悲伤时刻：建国之父李光耀的逝世。现在，这一时刻已经到来。李光耀去世了，享年91岁。
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人能像李光耀这样，彻底成为了整个国家的化身。我在新加坡生活过七年，现在依然有很多新加坡朋友和同事活跃在我的各个社交媒体页面上；只要看一眼Facebook或者Twitter上的发言，你就能感觉到人们对李光耀深切的情感流露。一幅由数千个李光耀英文名字（Lee Kuan Yew）组成的李光耀肖像正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而每一个更新的状态都会谈到他。有人说：感觉就像我的父亲快要不行了一样。
在某种意义上，这样说很贴切，而今，这位父亲已经去世。李光耀就是新加坡的化身。没有他，就不会有新加坡；没有他，这个国家的面貌就会完全不同。有句话人们经常挂在嘴边，但是还是有必要重新提起：新加坡在李光耀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是无可比拟的。看看李光耀刚掌权时的国家面貌吧：那时候，新加坡刚从马来西亚分离出来，在1965年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这个国家面积是如此之小，无法种植足量的农作物出口，甚至连自给都有困难。地下没有石油和矿产可供开采，地上没有像邻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那么大的空间来种植油棕榈。它只有两样东西：英国建造的基础设施和战略性的地理位置。没有太多施展空间。
但是在李光耀的领导下，新加坡完成了从第三世界向第一世界的飞跃，都没有经历真正意义上的中间阶段。等到1990年，他将总理大权移交给吴作栋之时（此后他从未真正走向幕后，他担任了总理公署高级部长，而后在儿子李显龙于2004年出任总理时担任内阁资政），新加坡曾是最早的“亚洲四小龙”之一，这里聚集了一些亚洲运营最好的公司，成为了一个繁荣的港口和教育中心；在这里，外国人可以仰赖无与伦比的高效率和熟悉的法律规则。新加坡的战后故事充满了奇迹，而如果没有李光耀，这一切根本就不会发生。
但是，任何成功都是有代价的。在追寻这种转变的过程中，人们也做出了妥协。在李光耀卸下总理的担子前，他领导人民行动党连续八次赢得了大选。其结果是，民主从未在这个国家里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蓬勃发展，反对派遭到了镇压和起诉。在人们心目中，这个国家和言论自由扯不上关系，任何在这里生活过并目睹过移民工人受到虐待的人（尽管大部分虐待行径的始作俑者都是恶心的跨境招聘机构，而不是这个国家本身）都会不由自主地认为，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也变得更冷漠。虽然新加坡造就了星展银行（DBS）、新加坡航空（Singapore Airlines）和凯德（Capitaland）这类亚洲精英企业，但是在这个国家有时候很难找到真正的领袖，因为这个国家的精神更倾向于服从和守序，而不是冒险、决策或者创新。
那么，李光耀去世以后的新加坡会是什么样子？虽然从担任总理的角度讲，李光耀正式退出权力舞台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不过他到最后一刻依然极具影响力，而且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近十年来担任国家领袖的人一直是他的儿子。在他“退位”之后，自始至终都是在幕后指点江山，他的逝世肯定会给领导智慧带来损失，但是同时也会带来走向新方向的机遇。有时候外界会指出，如果没有他父亲的制约，李显龙反而可能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也许会促进更进一步的民主和言论自由，他会将民主和言论自由视为实力和多样性的象征，而不是一种威胁。
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样的情况已经开始发生。没有人会将新加坡称为模范民主国家，但是在2011年，一个反对党——工人党赢得了该国议会87个席位中的六个，终有一天，人们回首过去，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它标志着人们终于可以表达反对意见，而不用担心受到责难。类似的事情已经发生在马来西亚北部了，在那里，反对派设法进入了主流政治生活，虽然这个过程有时候充满了痛苦。
作为一名记者，在言论自由的问题上，我经常发现自己比预想中的更自由；比如说，我可以批评新加坡主权投资基金淡马锡（Temasek），而不会遭到投诉，只要我遵循公正原则。在记者当中，公认的规则是不能质疑司法独立或者涉及李氏家族的私人问题；就我个人来说，我只有一次在报道家庭佣工待遇时踩入了当局划定的禁区。我不会为这个国家辩护，因为在这里，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一些出版物经常因为表达完全合理的立场而遭到起诉，而本地媒体也已变得无比胆小。但是，我的确在本地区的其他国家、乃至世界各地目睹过新闻管制比新加坡更活跃、更恶劣的情况。我会当面告诉身居高位的新加坡人，只要愿意接受批评，新加坡的政治进程和媒体都将得到改善，而非削弱；虽然对方往往并不赞同，但是我总是能够燃起希望，认为只要假以时日，这个国家一定会接受更加自由的媒体。
本文来源：福布斯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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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