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10日，国家发改委宣布了对美国高通公司滥用标准必要专利的市场支配地位、收取过高专利许可费的垄断行为的处罚结果。根据公告，高通被处以60.88亿人民币罚款，并被要求改变标准必要专利的收费模式，以及取消不合理的专利许可附加条件。
整改内容主要包括：1、对在我国境内销售的手机，由整机售价收取专利费改成收取整机售价65%的专利许可费；2、将向购买高通专利产品的中国企业提供专利清单，不再对过期专利收取许可费；3、不再要求我国手机生产企业将专利进行免费反向许可；4、在专利许可时，不再搭售非无线通信标准必要专利；5、销售基带芯片时不再要求签订一切不合理的协议。
2013年11月，高通遭受中国发改委反垄断调查的信息首次为世人所关注。今天的这一处罚决定，则宣告这起2013年以来全球最重要的反垄断案件尘埃落定。它首先刷新了中国反垄断调查的最高处罚记录，此前这一记录是2014年8月发改委对于日本汽车零部件企业的12.35亿元人民币罚款。尤为重要的是，高通实行二十余年、通行全球的专利收费模式被外力改变，对于无线通讯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通行全球数十载的专利计费模式
高通的力量，在于其高踞现代产业链的源头，即其所掌握的大量专利，特别是已经被世界各主流2G、3G、4G制式标准（例如）的专利，或称“标准必要专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
自人类迈入文明社会以来，标准就与我们如影附随。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正是着眼于统一标准以促进生产和交流。在新知识经济社会，标准的作用在于使不同的电子产品和服务之间具有相互操作性和协调性，我们每天都要接触到各种标准，ETSI制定的GSM标准体系、UTMS标准体系和LTE标准。被纳入这些标准的专利就是标准必要专利。
高通以其所掌握的大量无线通讯领域的核心专利，以其超一流的商业头脑，设立了一套精巧、复杂的专利计费模式，这一模式下的专利许可费率极其高昂，以至被称为“高通税”。20世纪90年代以来，凭借这些标准必要专利以及这套专利计费模式，辅之以持续的勤奋和创新，高通一直是世界上最赚钱和最稳定的高科技企业之一。
包括中国企业华为、中兴，外国企业微软、三星、苹果等都是“高通税”的缴纳者，在长期的商业博弈中，这些企业奈何不了高通。这其中的奥秘就是高通的专利计费模式，堪称高通的核心竞争力。这一计费模式，简而言之，就是以无线通讯终端如手机的售价作为计费基础，而非以专利所直接覆盖的范围如芯片等作为基础；其次，专利许可被附加诸多条件，例如专利的免费反向许可、将非标准必要专利与标准必要专利一揽子许可、将专利许可与芯片销售相捆绑等及其复杂又千丝万缕等条款设计。
二、反垄断法对于标准必要专利与FRAND之间的平衡
标准往往是行业参与者在博弈中达成的，他们一起讨论需要建立什么样的标准，标准中又可以接受存在哪些专利。标准的形成是漫长的过程，然而标准一旦形成就会出现封锁效应，即不满足这种标准的产品就不会再有人购买。正因为要遵循标准，因此该行业的业者要推出新产品时就必须购买某些专利许可权。在制定标准的过程中，标准必要专利的持有人往往需要做出一些承诺，而他们之所以愿意做出承诺是因为希望这些承诺能使他的专利成为标准。这一承诺就是FRAND原则，即公平、合理、非歧视原则。
实践中的问题是，拥有标准必要专利的企业越来越频繁地利用专利阻止其他竞争者开发的新产品进入市场，表现形式主要就是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要求过高的专利许可费，而潜在的被许可人无力或不愿意支付高额许可费时，专利权人就会向法院申请禁令，阻止竞争对手的产品进入市场。
FRAND是专利纳入标准之时专利权人自愿承诺的原则，即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有义务按照这一原则许可任何企业使用其专利技术。但是由于这一基本原则内容宽泛和笼统，其本身并非确定的法律规则，因此无法有效制约标准必要专利的滥用。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法本身的矫正机制，即依据FRAND原则对于标准必要专利的滥用行为已经力不从心。这一力不从心主要体现在知识产权法对于专利权人向法院提出禁令申请的无能为力上面。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美国和欧盟不约而同地使用反垄断法来予以必要的干预。
本文来源：福布斯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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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