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需要蓝领工人而不是电脑高手

同样，在美元升值、国际需求疲软以及与能源相关的产业就业机会流失的影响下，制造业可能出现放缓迹象，这将会对各地区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自从2009年以来，在底特律、大溪城（Grand Rapids）和路易斯维尔等传统中心，以及休斯顿、俄克拉荷马城等充满活力的地区，都能强烈感受到制造业的复兴态势。这些地方的制造业增速都不低于10%。与此同时，纽约、洛杉矶、芝加哥、旧金山和波士顿的工业就业机会都出现了下降。

最后，还有房地产行业，这个行业是蓝领工人的主要雇主，也是中产阶级家庭资产积累的主要来源。在人口迁移以及收入增长的激发下，建筑业的增长在德克萨斯州的城市里普遍较为强劲，但在纽约和加州则要缓慢得多，因为这些地方人口增长较为缓慢，规划控制非常严格，这使得廉价住房或新社区更难建设。去年，在能源热潮的鼎盛时期，仅休斯顿一地建造的独户住宅数量就超过了整个加州。

如果你认为贫富不均不好……

对于那些为无畏的科技寡头和华尔街投资者领导的“美丽新世界”而喝彩的人来说，这个以“蓝色产业”为基础的新经济的出现让他们兴奋不已。在美国目前的经济复苏期间，这些行业中的寡头们更加富有了，他们不仅通过股市和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IPO）上市获利，而且还从一些高端地区（尤其是纽约市和加州沿海地带）价格飞涨的房地产中获益。正如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利茨（George Stiglitz）所指出的，和其他现象一样，土地成本飞涨的状况是美联储政策造成的结果。

即使在休斯顿，一些学者也宣称“石油产业经济即将崩溃，”尽管他们也在敦促该市领导人和旧金山等地争夺被大肆吹捧的“创意阶级”。然而，休斯顿大学经济学家比尔·吉尔默（Bill Gilmer）指出，低能源价格正使数百亿美元的新投资进入休斯顿港及该市东部工业区。他认为，能源领域中较为侧重于白领的就业机会不可避免地减少，而上述这一增长可能有助于抵消其中损失的部分就业机会。

不只是德克萨斯人或北达科他州的居民，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一种以“蓝色产业”为主导的经济的兴起预示着前景非常不妙。例如，过去十年以来，纽约布鲁克林区去工业化的、以蓝色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已经让部分人富裕起来，但总体收入却降低了；大约四分之一的布鲁克林居民（其中绝大多数是黑人和西班牙裔）生活贫困。类似的种族分化程度加剧以及中产阶级逃离的现象可以在其他后工业化城市里看到，包括以前的工业化大城市芝加哥，近年来那里的几处穷人聚集地区已经扩大。

这种状况最明显的地方莫过于蓝色经济的中心：加州。这个黄金之州（Golden States，加州的别称——译注）曾是规模庞大的制造业基地，为中产阶级提供了诸多机遇，但现在却有着全美最严重的贫困问题。虽然硅谷及其附属城市旧金山已经繁荣兴盛，但该州从洛杉矶到内陆地区的大部分地区表现不佳，失业率高达25%，高于全美平均水平。现在，这个超级“进步”的城市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居全美之首。

类似的趋势也改变了曾是强大制造业和产品生产中心的硅谷。由于蓝领工作岗位以及以前的大部分中层管理工作岗位已经消失——要么流向海外，要么流向诸如德克萨斯州或犹他州等地方，硅谷曾经拥有的平等主义魅力已经大打折扣。比如，圣何塞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最大的流浪者营地。硅谷合资企业协会（Joint Venture Silicon Valley）指出，在硅谷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当地的黑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的收入实际上却减少了，因为制造业工作岗位以及中层管理工作岗位已经消失，而许多科技行业的工作岗位主要给白人和年轻的亚裔劳动者占去，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输入美国的“技术苦力”。

相比之下，美国中部地区的经济复苏到目前为止较为平等，劳动者的收入正在大范围迅速增长。与此同时，当与北美白人的收入进行比较时，休斯顿、达拉斯、迈阿密和凤凰城等城市的少数族裔收入往往要比旧金山、纽约或波士顿等地区少数族裔的收入高得多。在这些机遇城市里，少数族裔的住房拥有率往往是蓝色经济中心城市的两倍。

要想在未来取得成功，美国需要经营所有产业。

蓝色经济的支持者们经常指出，蓝色经济代表了美国的科技未来，他们不怎么关注“生产型”经济（无论是能源、农业或是制造业）的竞争地位。他们还设法迫使中产阶级进入比以前更加稠密的发展领域，而这些地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他们的志向所在。

目前的蓝色经济对于生产力的新增长也不是关键。社交媒体可能很好玩，但无法让美国更具竞争力或者更加高产。而“生产型”行业中一直存在强大的创新能力，比如制造业——在美国所有研发活动中，仅制造业就占到大约一半的份额。

经常被忽略的一点是，工程师行当涵盖了许多不同的技能。无可否认，年轻的程序员和数码艺术家都在对国民经济做出重要贡献。但在诸如地质、化学和土木工程等较为平凡的领域中工作的更多工程师也是如此。比如，休斯顿劳动人口中的工程师比例位居第二，仅次于圣何塞，排在后面的则是意料之外的代顿和威奇托等市。另一方面，纽约劳动人口中的工程师比例在主要都市区中位居最低之列。

诚然，威奇托（Wichita）的宇航工程师不太可能会像媒体描绘的年轻时尚的应用程序开发者那样充满魅力。然而让灯光亮起、飞机飞行和汽车行驶，以及把大部分食物送到人们餐桌上的，正是这些工程师以及技术工人。

现实与认知之间不一致的问题在加州最为明显。加州向永远容易轻信的媒体吹嘘了许多关于该州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大话。但实际上，获得高额补贴的太阳能和风能在加州的电力生产中仅占10%，而占绝大多数份额的则是天然气和煤炭（现在大多从东部地区输入）。就运输用燃料而言，该州对化石燃料（同样是大量输入）的依存度为96%，尽管该州拥有庞大的储量。虽然洛杉矶的地下确实蕴藏着石油，但其40%的电力却是依靠山间西部地区（Intermountain West）的燃煤电厂提供。

同样关键的是，工业和能源行业当下饱受威胁的复兴趋势可能会逆转——这个趋势对于巩固美国地缘政治地位的作用超过了近几十年以来的任何其他趋势。外国独裁者可以轻易地限制谷歌、Facebook或Twitter，或者创建基于当地的替代平台；社交媒体对专制国家没有造成任何致命危险。相比之下，能源革命已经削弱了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到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等世界上一些最腐败、最危险的政体。

我决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这些蓝色产业。媒体、社交媒体等等，依然是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证明了美国的创新优势和文化优势。但这些产业根本不能推动基础更加广泛的经济增长和机会。部分问题在于这些产业的本质，这些产业大部分集中在硅谷和旧金山，不需要多少蓝领工人。另一个主要问题是，由于异常高的住房成本，这些地区从美国其他地区引入的人员只能有这么多。

在当前情况下，纽约或旧金山等蓝色经济的中心地区无法容纳大量经济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人，尤其是家庭。不管怎样，这些城市已经成为庞大的封闭社区，生活成本过于昂贵，而且在经济上过于狭窄，以至于无法容纳大多数人——除了那些继承了财富或者受过精英教育的人之外。这就是为什么德克萨斯州依然是一个充满机会的模范城市以及移民的首选之地（这曾是属于加州的标签）。自从2007年以来，德克萨斯州创造的就业机会大约是加州的八倍，在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全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中占到近三分之一的份额。

美国正站在一个历史性机遇的边缘，而这个机遇要求美国人把他们的资源/产业经济和一个与科技相关的经济融合在一起，以此来确保美国在世界上占据的领先地位。我们在蓝色经济中拥有的实力可以和资源和产业经济的实力融合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选择实现普遍而分布式的繁荣，或者接受这样一个社会：有几个富裕的地带（多半位于生活成本昂贵的城市中心），但周围却是经济社会地位向下流动的地区。

好消息是，美国——在全球几个最大经济体当中只有美国——已经证明自己可以驾驭蓝色经济和有形经济。要想实现繁荣，我们需要重视这两种经济，而不是只重视其中的一个。

本文最初发表在美国新闻网站《每日野兽》（The Daily Beast）上。

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是NewGeography.com的执行主编，他在查普曼大学（Chapman University）城市研究系（Urban Studies）担任罗杰·霍布斯杰出特聘研究员（Roger Hobbs Distinguished Fellow），他是《奥兰治县纪事报》编辑委员会成员。他的新书《新的阶级冲突》（The New Class Conflict）现已在亚马逊和泰勒斯出版社（Telos Press）销售。他著有《城市：全球史》（The City: A Global History）和《下一个亿：2050年的美国》（The Next Hundred Million: America in 2050）。他的最新研究报告《后家庭主义的崛起》（The Rise of Postfamilialism）已经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的讨论和发布。他现居加州洛杉矶。

译 陈玮     校 陈岳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