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世界历史都由四大主要文明所推动：中国、印度、阿拉伯和欧洲。虽然都自成一派，并有宗教典籍传世，但四大文明之间历来都有往来互通。众多例证之一，便是阿拉伯穆斯林学者伊本·鲁世德（Ibn Ru d；又称阿威罗伊[Averro s]，1126-1198年），他生于科尔多瓦（C rdoba，在如今的西班牙境内——译注），是亚里士多德哲学学者，被公认为欧洲世俗思想的开创者。
四大文明都在商业、探索、战争与征服、意识形态（宗教）的交织下不断发展与扩张。阿拉伯文明形成时间最晚；兴起于先知穆罕默德（公元570-632）时代以及《古兰经》编纂时期，在乌玛（Ummah，按宗教信仰而非氏族或种族而联合起来的穆斯林群体）概念的推动下前进。后来的几个世纪，它扩张到地中海南北的大部分地区、非洲北部和东部，穿越中亚，直抵印度，再跨越印度洋，经由南中国海，抵达今天的印度尼西亚。
欧洲的崛起始于15世纪末和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新的航海技术、地图绘制术和印刷术的普及，使欧洲航海帝国征服“新大陆”成为可能。随着农业、科技、商业、工业、思想、文化、社会和政治革命的出现，到19世纪早期，西北欧开始称霸世界。1700年欧洲GDP总量还占全球的20%，到1900年，这一比例就已翻番至40%。
几个世纪以来四大文明之间的政治、经济、科学、军事、文化与心理平衡被打破。从欧洲明显迅猛的崛起，到它成为“人类的主人”（已故历史学家维克多·基尔南[Victor Kiernan]1969年巨著的书名）。中国将从1839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解放的这段时期称为“百年耻辱”，它也是所有非欧洲人的耻辱。
全球化的新时代
近几十年出现了几项重大的变革趋势。其中之一便是欧洲的衰落。欧洲帝国不复存在。1870年，欧洲GDP的全球占比还是40%，到2010年就已经不到20%，与1700年的水平大致相当。在人口、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欧洲还将继续衰落。“欧洲世纪（19世纪）”已成为历史，专家学者们纷纷宣告“亚洲世纪（21世纪）”的降临。
这种描述颇具误导性。东亚，尤其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中国企业的国际影响力也日趋深远；南亚，尤其是印度，已经出现一些可喜的转变。虽然如此，中亚和西亚大部分地区，包括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仍然处在经济、社会、政治和地缘政治的萎靡不振与动荡不定之中。
在如今的东亚和南亚，耻辱已成为过去。中国或印度人会为祖国感到自豪，不仅是因为过去的荣耀，也是因为今日的成绩和明日更进一步的展望。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阿拉伯固然可以沐浴于过去的荣光，却无法从当下局面中找到自豪感；而从2015年的情况来看，前景也显得颇为黯淡。
恐怖主义的源头很大程度上来自挫败。这种挫败感已经从阿拉伯世界波及“乌玛”其他部分，特别是中亚和非洲：最近的巴黎恐怖袭击就是法国的阿拉伯伊斯兰主义者所为，十年前的伦敦爆炸案则出自英国的巴基斯坦裔伊斯兰主义者之手。
对阿拉伯世界发动的战争深深地加剧了这种挫败感，尤以2003年对伊拉克的入侵为甚。但阿拉伯世界之所以没能像东亚和部分南亚地区那样，顺应时势，在新的全球化时代中奋起迎接挑战、把握机遇，其失败的根源早在这些事件以前就已埋下。鲁拉·卡拉夫（Roula Khalaf）在专栏文章《追寻穆斯林中的马丁·路德》（The Search for A Muslim Martin Luther）中大体归纳了这一根源，即“在专制、混乱的摧残下，在与西方世界矛盾重重、时而丧失理性的纠缠中，中东的社会政治局面逐渐凋敝。”没有哪个国家堪任阿拉伯世界引以为豪的典范。萨义德和谢里夫·库阿奇（Sa d & Ch rif Kouachi）两兄弟显然对法国恨之入骨。但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去哪儿呢？阿尔及利亚实在称不上什么诱人选项。海湾各国固然富得流油，但出于种种原因，实在难以扶作典范，另外它们也没有伸出橄榄枝：于是很多人加入ISIS势力，走上殉教、恐怖主义或圣战的道路。
如今，东亚与南亚企业及个人的全球化在商业、银行、学术、艺术、媒体等各个领域得到体现。这些地方发生的不再是严重的“人才外流”，而是活跃的“人才流转”。各大陆之间流动频繁。曾在西方（法国和美国）统治下感受恐怖与蒙受屈辱的越南，现已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先前乘船出逃的难民以创业者的身份重归故土（虽仍谨慎地保留了西方国家的护照）。生活在西方不同地区的越侨约有275万，但却没有什么越南人发起恐怖主义。融入全球化的示范效应给东南亚带来了一种“逆向多米诺效应”。缅甸似乎将成为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之后的后起之秀。而朝鲜仍是一个异类。
本文来源：福布斯中文网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