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意味着政府要削减自身规模

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政府规模越大意味着实际GDP的增长越缓慢。一旦政府总开支占GDP的比例达到了一个临界点的水平（估计为15%到25%之间），额外的支出就会挤出私人生产性投资并使经济发展放慢。一旦政府开始弄巧成拙，经济自由度机会降低，个人逐渐失去交易机会，这意味着个人的选择范围变窄。

在Cato Journal 1998年秋季刊中，有一个关于政府扩张和国家财富关系的开创性的研究，经济学家James Gwartney, Randall Holcombe和Robert Lawson指出，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每增长10%，实际GDP的增速就减少1%。因此，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5%增长到35%，那么实际GDP的增长将在长期减少1%。他们还发现，政府支出占GDP比重提高10%将使私人投资减少1.6%。

这份研究一个关键发现是，建立一个保护行为人和财产的法律体系，强制执行合同，使用公正的法律条律来限制政府权力等保护财产权的措施，对促进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

已故的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Kiel Institute for World Economics）经济学家Bernhard Heitger，在Cato Journal2004年冬季刊中进一步拓展了私人产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Heitger分析了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和最终因素。前者是众所周知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也成为全要素生产率）。Heitger对什么驱使资本积累和创新这一问题感兴趣。对此他的回答是：产权结构，以及相关的激励措施。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将私人产权和激励措施视为给定。Heitger严格地证明了，私人产权和法治是经济增长和国民财富的最终来源。界定清晰的私人产权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加人均收入。

“为了爬上自由的阶梯，美国需要改变观念，要认识到私人产权和法治的重要性。”

使用1975年到1995年间各个国家的面板数据，Heitger发现：产权增加1倍会引起人均收入有更大倍数的增长，保护产权安全会显著提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

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之一，Peter Bauer对这个结果不感到惊讶。他批评了“物质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这种简单的想法。早在1957年，在其经典著作《不发达国家经济分析及政策》（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中，Bauer就指出“认为投资是经济发展唯一或者主要的因素，是一种误导”。其他因素和影响，比如机构和政治力量，人口的素质和态度，还有补充性资源的供应，都几乎是一样重要的，甚至更重要。

在同一本书中，Bauer也预期了新增长理论，指出：“资本在发展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这一观点比资本的功能是促进增长更有意义。”对Bauer和其它传统的自由主义者来说，重要的是发展过程中的自由，即除非是为了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之外，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自由地追求个人幸福。

在这个意义上，Bauer认为“主要目标和经济发展的标准”是“选择范围的扩大，即人们可以进行有效选择范围的扩大。”私人产权的自由市场和自由人是经济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当政府扩张超出了它的核心功能，它就破坏了财产的地位，削弱了自由的原则，并减少国家财富。

当今，美国政府规模和范围都是美国开国元勋们不能想象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宪法和权利法案通过后，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是认真且严肃的。在20世纪初，总的政府支出占不到GDP的10%，且支出大多集中在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1900年，联邦支出仅占GDP的2.8%，而在2014年却达到了21.1%。同时，国家和地方支出在1900年占GDP的5%，但在2014年就达到11.5%。总的政府支出现在约占GDP的33%。

结构转变很大程度上因为津贴的增长和新的国家法规。近半数的联邦支出投入到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和医疗补助中；巨大的管理成本转移到私人部门；更高的税收转移给政府，从而削弱了工作、储蓄和投资的经济激励。

由Fraser Institute，Cato Institute和其它一些全球智库联合出版的年度报告《世界经济自由报告》（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Report）中，指出了美国经济自由的缺失。2000年时，基于自1998年的数据，美国经济是世界上第二自由的国家。而现在，基于2012年的数据，美国仅排名12名。

为了爬上自由的阶梯，美国需要改变观念，要认识到私人产权和法治的重要性。一个保护所有人和财产的法律框架，会激励个人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允许他们从错误中学习。它意味着要削减政府的规模和管制范围，而不是救助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