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会把自己形容为一个长期的乐观主义者。意思是，对于个人生活中的某些方面，我或许是悲观的，但我发现从长远来看，事情往往没有我原先预想的那样糟糕。
然而，眼下的问题正是由于我们在过去几年一直忽视、放任事态发展而导致的结果。于是，我开始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到底有多安全？从长远来看，从未经历战争灾难的一代（或三代）人的未来将会怎样？当然，有太多太多的人，他们或是因为国家内乱，或是因为在错误的时间身处在错误的地点，已经领教到战争的后果，尤其是给无辜旁观者带来的灾难。但自1945年以来，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生活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
人们最初是带着一些忧虑看待阿拉伯之春（The Arab Spring）的，并且予以谨慎对待，但它并非一场泛阿拉伯半岛的运动。相反，它是对这样一种多年来被压抑情感的反映和反应，即人们对腐败独裁以及任人唯亲的反感。自阿拉伯之春在2010年爆发以来，一些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已经发生变更（有时候同一个国家变更不止一次），还有的国家存在着持续的骚乱，但我们很难看出，这些国家在民主和稳定方面得到了根本上的改善。
外界似乎都在关注这些与“阿拉伯之春”相关的问题，同时希望把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些早先的军事对抗国家。但这给我们身边的更多极端主义因素带来了一些喘息空间，通过重新组合、重新武装以及开历史倒车得到整合。换言之，就拿最后一个因素来说，极端分子正在让伊斯兰世界回归到过去的某种模式，而这种模式在文明世界并没有立足之地。有这样的想法的似乎不止我一个，更有学问的学者和相关专家也持相同的观点。
这些令人担忧因素的积累过程是缓慢和平静的。也因此，直到最近，世界才对ISIS（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的“突然”冒起和成功，以及它造成的巨大破坏大感惊讶。ISIS在伊拉克颁布的反基督教法令，连同它对妇女的残害，将野蛮和非理性思想带到了这个地区。
但问题不只是在中东，尼日利亚也出现了博科圣地（Boko Haram），其他国家也有此类组织抬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那些地区深陷贫困，缺乏教育，而且人们无法获得工作，挣不到钱。
麻烦在于，尽管这些事情目前并不会影响到我们当中的很多人，但世界正在不断变化，如果我们不做出反应，如果我们说“那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那我们必须想想这可能导致的后果。
所以，我们面对的问题不只是需要打倒这些极端组织，同时需要顾虑的还有：当外国极端分子从英国等国家招募的成员回到自己祖国，会试图在其他国家的文化中强加自己的意识。难怪英国独立党（UKIP）能够在英国大行其道，就像民族阵线（Front National）在法国一样，尽管这两个政党都似乎花了很多时间才产生影响。
再加上，最近几周出现了“误”射落民航客机的事件，这是乌克兰分裂分子行动造成的后果；加沙地带一直深受战争带来的痛苦和破坏，人们一致同意，哈马斯（Hamas）是一条需要拔掉毒牙关进牢笼的毒蛇，但以色列轰炸造成的无辜伤亡人数也令人震惊的；道德扭曲和实行“中世纪”做法的塔利班（Taliban）在阿富汗死灰复燃；这一切加在一起，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正在接近一种无秩序状态。对常识的违背以及打破停火协议，它们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地区冲突和宗教冲突——乃至宗教内部的冲突，比如逊尼派和什叶派——让如今的我们无法很好地掌控和应对潜在的问题。
乘坐飞机对更多人来说变得危险，任意而为的法令可能让以前有选择的人变得走投无路，致使他们最终只能反击，而在此过程中无辜人群被伤害的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大。
但这当中缺少了什么呢？来自于世界各国领导人的行动——是的，看起来是这样，或许他们是为了不损失商业利益（或者选票）？但对我来说，真正缺失的是来自阿拉伯世界重要领导人的谴责之词。我以前就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呼吁。没错，穆斯林群体一些理智的领导人确实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我们更需要国家领导人站出来，谴责这些野蛮和缺乏常识的行径。
英联邦运动会（The Commonwealth Games）刚刚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举行，这里算不算一个更持久的冲突地区？但是在一场会议上，毛拉和拉比一前一后走向讲台，并且在经过彼此时握手致意。这种氛围需要推广，而且是大规模地推广，但这种事情不会成为现实，是吗？
我觉得，未来几年乃至几十年的事态发展将充满了麻烦，除非出现一些具有能力、魅力、领导技巧、决心和干劲的强人，由他们来处理这些问题，并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到底在对彼此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
上周，我们迎来了一战爆发的百年纪念日，我们绝不能忘记祖先为我们福祉所做的牺牲，我们也绝不能让过度狂热和偏执造成的肆意破坏再度降临。
译 何无鱼 校 李其奇
本文来源：福布斯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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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