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红色真相之四：今天不再是“好日子”

邓小平还找到年事已高的荣毅仁等几位工商界元老，在人民大会堂摆了火锅，边吃边探讨中国的经济建设、对外开放，征求他们的意见。之后不久，荣毅仁奉命负责组建了当时称为“对外贸易窗口”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即今日的中信集团。

与此同时，中央已经制定了多项外资引进计划和先进技术引进计划，并先后划定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等多个经济特区首先对外开放，中国已经迫不及待地行动了起来。1978年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为1.67亿美元，1980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为-13亿美元，那几年投资力度可见一斑。大部分的技术引进工作由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负责，同为外贸央企群落的一员。

原有的外贸体制和已经到来的对外开放并不统一，对外开放的到来意味着对外贸易的放开，更意味着延续近30年的外贸统制在这个“中国外贸活动的一个活跃的春天”终将被打破。

政策转变开始接踵而至。各省、直辖市、沿海城市纷纷准许设立贸易公司，顿时贸易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同时，一大批颇具中国特色的工贸公司风起，多数是贸易公司和工业生产公司合资成立。而这些工贸公司虽名字不是外贸公司，所做业务均是对外贸易，只因不属外贸部管辖，所以叫工贸公司。大量涌现的工贸公司和地方贸易公司对于原有的专业外贸公司的业务构成的严重的冲击。

同时，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内容开始缩小，扩大指导性计划的内容，配合市场调节。又一个中国特色的名词——“双轨制”诞生了，即计划内和计划外的两条不同轨道并行，外汇的双轨制、物资价格的双轨制等等。指令性计划内容是外贸国企传统得以维系的主要业务来源，这一业务源的缩减对外贸企业的影响是巨大的。为了更好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国家还逐渐取消了外贸企业亏损的补贴，试图使企业实现自负盈亏、回归本位。

种种政策相继出台，外贸企业赖以生存的垄断政策不断被剥离，仅靠剩下的一些维持生计的业务。这时外贸企业们发现，除去那些依赖了几十年的垄断政策外，他们拥有的只是一个“皮包”，他们与此时大量涌现的“皮包”公司相比，只多了国家的政策，别无所长。这时开始有一些外贸人开始思考未来的出路。随着国家对外开放的不断打开，国内外信息沟通的愈加便利，对外贸易再不是一项神秘的活动，现在不行动，晚一点可能行动的机会都没有了。他们只能赶在完全开放的前面布局、变革，幸存的概率才会大一些。作为生存了几十年的外贸企业，他们对国外市场了解较为深入，传统的国内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形势也很了解，中国出口产品相比其他同类产品相对粗糙，包装简陋等问题也曾困扰他们多时，旧的以产定销的模式随着计划经济的逐步转轨必将向以销定产转变，诸如此类的问题，外贸央企都需要有更多的思考。

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是坐实总代理位置的华润。1978年、1979年国家先后允许广东、福建和京津沪三个市设立驻港窗口公司，代理本省市对港出口。此后，随着内地驻港窗口公司的增多和港商到内地发展“三来一补”业务，华润独家垄断中港两地贸易的局面被打破！

何谓“三来一补”？其实就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是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初期尝试性地创立的一种企业贸易形式，它最早出现于1978年的东莞。 而“三来一补”企业主要的结构是：由外商提供设备（包括由外商投资建厂房）、原材料、来样，并负责全部产品的外销，由中国企业提供土地、厂房、劳力。中外双方对各自不作价以提供条件组成一个新的“三来一补”企业；中外双方不以“三来一补”企业名义核算，各自记账，以工缴费结算，对“三来一补”企业各负连带责任的。随着中国制造业的逐渐发展，2000年后，“三来一补”企业结构带来了多方面的问题，显得越来越不适应中国加入WTO后的发展。 至于补偿贸易，则是指国外厂商提供或利用国外进出口信贷进口生产技术和设备，由我方企业进行生产，以返销其产品的方式分期偿还对方技术、设备价款或信贷本息的贸易方式。

在1978、1979年的那段时期，开始出现了水货冲击、低价倾销、客户货源流失、代理渠道混乱现象日益严重，华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而这个时候的中粮，则开始了与外资的合作，并启动了实业化投资的序幕。但华润当时的境况却没有这般的轻松——怎么办？总代理的位置被打破之后的华润该何去何从？

作为根正苗红的华润并不“信邪”，认为凭借自身的老资历国家必须给与照顾。于是，华润初期应对的策略就是一个字：“堵”！借此希望国家制定有关政策，保护华润，减少竞争，从而巩固总代理的地位。殊不知，历史的发展潮流是不容主观改变的——外贸经营体制的改革已经是一种时代的选择和潮流，而只有顺应这种潮流并主动应变和突围，才能再造生机和活力。因此，华润的“堵”之策略并没有奏效。

就在华润上下为之挠头的时候，中粮很显然已经走在了前头——除了将可口可乐这个“金龟婿”赚到自己手里之外，还在1980年的4月，成立了第一家全资海外公司即中粮纽约有限公司，以此拉开了海外战略的序幕。

华润必须改革了，即从行政管理向企业化运营转型。

1981年底，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贾石率港澳工作组来香港考察了华润的经营体制，并听取了华润的改革设想。第二年初，外贸部下发了《关于华润公司经营体质若干问题的意见》，决定扩大华润在进口、转口、自营、本地零售和贸易辅助业的经营范围，即扩大华润集团的“势力范围”。这些决定对华润经营体制的转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个“意见”下发后的第二年，即1983年的9月，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下属公司以资本为纽带被改组为华润全资拥有或控股的附属企业。华润集团的成立则为华润按照香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经营企业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条件。

这也为日后华润集团的成长壮大以及宁高宁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提供了先天条件与基础。

紧接着的1984年，华润集团提出了“依靠内地、立足香港、面向世界，把华润办成以贸易为主的多元化、国际化的大企业”的经营方针。

华润集团由此走上了一条与内地不同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

当然，说到外贸体制改革，不能不提到一个公司，那就是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

其实，正如前文所述，外贸体制改革早在1978年就已经开始了。这一年，中国第一家工贸公司——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的成立，标志着外贸总公司垄断全国外贸的局面被打破。而此前，全国只有14家外贸企业。但仅仅一年之后，就发展到了192家。

1984年9月，以“简政放权”为基调的外贸体制改革报告被通过。自此，省级外贸自主权和外贸公司数量就开始显著的增加。据当时的外经贸部统计，从1979年下半年到1987年间，全国共批准设立各类外贸公司2200多家，比1979年增加了11倍还多。

因此，有评论称，以一家工贸公司的成立作为打破垄断的先声，很具象征意义。因为它蕴含着当时的中央高层对经济规律的认识的过程，并对现实的清晰的判断——长期以来，工贸分家、产销脱节，造成了出口产品不适销对路，质量差，以及生产企业缺乏出口积极性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一改革，似乎已经开始往“打通产业链”的方向努力。而对于传统的外贸央企而言，这一缺口一旦打开就再不能封上，开放已经成为这个时代不可逆转的潮流。而新出现的这一群体——工贸公司中，至今仍有众多活跃在市场上并具有不可小觑的竞争力。

当年的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如今已经成长发展成为一家集团型企业，简称中设集团。该集团是以国际工程业务、成套设备业务为核心业务，以国际贸易业务和科研设计及国际服务业务为主要经营业务的大型国际化综合性企业。

经查阅，中设集团在中国商务部公布的2007年度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前五十强企业中，名列第6位；2008年度，名列第3位。在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新签合同额前五十强企业中，名列第9位；中设集团连续多年被美国著名的《工程新闻记录》杂志（ENR）评选入国际最大的225家承包商排名表，2003年曾排名第64位。

同时，该集团的国际工程总承包和成套设备出口业务遍及五大洲，涵盖发电、输变电、轻工、纺织、食品、建材、交通、铁路、港口、通讯、广播电视、船舶及冶金、矿山等多个行业。其国际贸易业务多年来稳步发展，已经形成遍及世界120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网络，中国许多大型汽车制造企业、石油化工企业、冶金矿山企业、电力企业、重型机械企业以及城市环保的大型成套设备都是由该集团引进的。

当年的颇具改革象征符号的工贸公司，其实也创造了多个“中国第一”。二十世纪80年代，中设集团使用卖方信贷方式成功出口了我国第一套210MW火电站，有力地推动了卖方信贷的发展。90年代，第一次将我国燃煤、燃气轮发电机组以及320MW火电机组打入国际市场。第一次在非洲中标4台30MW机组水电站承包工程。设计并安装了日融化300吨、500吨的浮法玻璃厂。进入新的世纪，第一次将我国22万线程控交换机出口到海外。第一次将有高技术含量的远程控制电表大批量出口到欧洲。2007年第一次将600MW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电站和600MW亚临界发电机组出口国际市场。而中设集团至今仍保持着“中国电站出口第一”的荣誉。

而根据史料记载，自1985年起，经贸部不再编制、下达外贸收购计划和调拨计划。而随着外贸经营权的下放，规定凡是经批准经营出口业务的单位和企业，都要承担国家进出口计划任务。这等于一下子就将中粮等外贸央企，放进了自由竞争的海洋里，任由其和那些日益剧增的新外贸企业进行竞争。

要知道，改革之前的外贸央企们由于垄断进出口，国内生产企业不了解国际信息，国外公司也不了解中国市场，因此具有先天的优越感和生杀予夺的权力。而随着外贸体制改革大幕的启动和深入，外贸央企们简直被“炮轰”了一番，血淋淋的，残酷但很现实。

但尽管各地都增加了新外贸公司，但与老牌的外贸企业相比，无疑是“稚嫩鸡”一般，尤其是在老牌外贸公司的故意刁难和消极抵制下，当时中国的外贸也有一团乱象的事实。

在这样的情势下，随着十三大的召开，外贸体制的改革来得越加的直接和凶猛，从而被视为一次直接促动并改变老牌外贸央企命运的历史性会议。而此后所陆续颁发的各类外贸体制改革的文件，就如同一枚枚炮弹一样，残酷无情地落在了中五矿、中粮等那些外贸央企的头上。他们被迫开始了自我拯救的行动……它们还同时警惕地注意到：“要变天了！”因为，就在 1986年这一年的7月，钱嘉东代表中国政府在日内瓦提出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的申请，中国开始“复关”努力。相信那时，看到这条信息的外贸国企大佬们眼前就有了将来的外贸景象图：关税降低、壁垒减少、互惠互利、行业放开等等。如果“复关”成功，它们将何去何从？

不管怎样，凭借着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外贸体制的松动，一些地方政府在港的窗口公司也越发地活跃了起来，并在日后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逐渐成为并不逊色的大企业集团，也如恐龙般的硕大，如曾经造就股市辉煌的北控集团，如曾经造就红酒绚丽篇章的天津发展，还如上海的上实集团，等等，不一而足。

它们和老外贸央企们，相互交织着，一起构成了中国外贸企业的酸甜苦辣的缩影，以及前世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