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经济学家的职业生涯比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更加显赫。1961年以最优异的成绩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他成为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研究员。1977年，他赢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这是美国经济学界最有威望的奖项。后来他成为里根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现在是奥巴马政府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的成员。
这一切是否意味着费尔德斯坦对美国的经济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可能并非如此。相反，真正受益于其理论的国家是中国。他的政策分析对促使美国政府默许中国推行备受争议的重商主义贸易战略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从历史观点来说，费尔德斯坦最重要的看法是，尽管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采取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出口，使美国的制造商在国际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但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只能怪罪自己。
他是经济学者圈子中“首先责怪美国”派的领袖。该学派拥有很大影响力，在过去40年里对构建美国的贸易政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持类似观点的其他人包括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劳伦斯·克特里考夫（Laurence Kotlikoff），黄育川，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 Irwin）和丹尼尔·格里斯沃德（Daniel Griswold）。
费尔德斯坦在最近发表于《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很好地概述了该学派的立场。他声称，美国对中国的巨额双边贸易赤字（有史以来任意两个国家之间最大的双边贸易失衡）与中国采取的政策无关，而是完全因为美国自己的不足所致，主要是美国的低储蓄率。
因此，在费尔德斯坦看来，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为增加其贸易盈余而作出的巨大努力不是原因所在。他特别提到了中国大力压低人民币币值的做法。他认为，中国领导人只是在浪费时间。
但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面。虽然从会计学上说，当一国的投资率高于储蓄率时，肯定会出现经常账户赤字，但这并不意味着低储蓄率就会导致经常账户赤字。事实上，因果关系可以颠倒过来。也就是说，不是低储蓄率导致了经常账户巨额赤字，而是经常账户巨额赤字导致了低储蓄率。
尽管怀着对费尔德斯坦的敬意，但这似乎就是真实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正如位于华盛顿的贸易经济学家约翰·贝尼代托（John Benedetto）所说，受益于经常账户巨额盈余的东亚国家十多年来无疑是美国国债的大买家。他在《国际商务和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and Economics）上撰文指出，在截至2012年的11年时间里，外国买家占到美国国债发行量的43%，其中大部分由外国政府购买。在这些外国政府中，中国政府可能是最大买家，截至2012年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可能超过2万亿美元。
虽然贝尼代托没有这样说，但似乎很清楚的是，这个趋势产生了巨大影响，使美国利率始终在低位徘徊，从而大幅降低了美国人的储蓄意愿。
可以说，如果东亚国家没有大力购买美国国债，那么美国的利率本会超过卡特执政时期的高利率水平——或许超过20%，进而大大增加美国人的储蓄意愿，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大大降低他们的借款意愿。无论怎样，美国的储蓄率会大幅提高，达到卡特执政时期以来从未见过的水平。更高的储蓄率会降低甚至消除经常账户赤字。
美国工商理事会（United States Business and Industry Council）的艾伦·托纳尔森（Alan Tonelson）指出，大力购买美国国债的中国就像是毒贩，使美国过度借款。
我们为什么没有听到反对费尔德斯坦观点的更多言论呢？到底为什么呢？美国向中国的单方面开放得到了游说资金的大力支持，美国历史上少有其他政策能与之相比。美国的很多大型出口商（最明显的是沃尔玛）都受益于阻止人民币升值。
与此同时，很多其他的美国公司公开或暗中推动中国在华盛顿的议程，以此作为讨好中国政府高层的手段。以前，在这方面最明显的公司是美国国际集团（AIG），直至该公司在几年前的金融危机中破产。
推动中国在美议程的其他公司包括可口可乐和麦当劳。作为补偿，他们在中国享受到了或许是所有美国企业中最好的待遇。对美国来说不幸的是（就中国政府而言，如果没说错的话），他们没有为美国的出口作出多少贡献，而是在中国就地生产和销售，把大部分附加值都留给了中国，因此成为中国政府眼中完美的美国企业。
中国的贸易政策使该国的出口从1988年的仅仅570亿美元增加到去年的2.21万亿美元，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增长了38倍多。在这种情况下，同期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从1,060亿美元增加到3,610亿美元可能并不令人意外。
尽管如此，费尔德斯坦及其同事却坚持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与美国的贸易赤字无关。至于中国领导人，他们对美国政策（和政策分析人士）的看法缺乏正式的记录。
译 于波 校 陈岳林
本文来源：福布斯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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