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短信逆袭：杀到运营商门口

文/王云辉

昨天傍晚，在一个运营商的朋友群里，听到了一个“笑话”。

笑话说，有运营商的员工，在北京金融街的总部大楼里打电话，突然电话断了，然后手机有数秒钟搜不到信号，接着就接到了两条房地产的垃圾短信广告。

“杀到运营商门口了，这是垃圾短信的逆袭啊！”运营商的朋友如此总结。

【伪基站的逆袭】

这是被“伪基站”劫持的典型征兆。

简单科普一下，“伪基站”就是强行屏蔽附近的基站信号，让用户手机不得不重新寻找信号，然后把自己伪装成基站，借机向用户发送垃圾短信。

如果说，很多与运营商内鬼合作，或是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发垃圾短信，像是生怕被人发现的“小偷”，那么“伪基站”就像土匪，简单，直接，暴力，绕开所有监管，直接把内容塞进受害者的手机。

而且，伪基站很容易上手，一辆面包车，一台电脑，一台伪基站，就是一个流动的垃圾短信站。

只不过，这样的手段，同样可能被技术监测到，所以，“伪基站”过去只敢流窜作案，坐在车上满城跑，绕开公安局、运营商等“衙门口”，发一会儿，停一会儿，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而现在，甚至连运营商总部都被“伪基站”攻击，在运营商员工看来，绝对算是红果果的挑衅。

这个笑话，让我再一次想起来，好几年前的一个场景。

当时，是一个信息产业部（当时工信部还尚未成立）召开的，专门讨论净化市场环境的会议，其中一个重点议题就是治理垃圾短信。结果，轮到某运营商的一个副总裁上台发言时，他的开场第一句话就是：“在刚才上台之前，我又收到了1条垃圾短信。”

【治理为何失效】

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我已经见过无数轮的垃圾短信治理行动。其中，有工信部主导的，有运营商主导的，甚至有工信部、公安部等多个部委共同联手“严打”的。

但这些行动的结果无一例外：市场被净化短暂时间，然后死灰复燃，甚至愈演愈烈。

为什么？

很多人把原因归结到运营商不作为，甚至参与作恶。

这是主要原因之一，但并不是恶之根源。

直到现在，短信在运营商的总收入中，依然只占据非常小的比例；垃圾短信的舆论影响，却让运营商极为被动。所以，仅从利害考虑，我所认识的所有运营商中高层，都是属意打击垃圾短信，而不是保护它。

在运营商这个层面，作恶者多见于中低层，一方面迫于KPI的绩效考核，一方面受诱惑于个人利益，才屡有损公肥私，侵犯用户权益的行径。

对此，运营商一直没有停止整治。但囿于现有的管理体制与考核机制，这种整治多浮在面上，或止步于部分领域、部分时段。在少数人被处理同时，始终无法从体制上消泯内鬼参与作恶的空间。

无奈之下，运营商甚至不得不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发现一个业务被利用，往往就直接把整个业务停掉。比如近期，甚至很多正常的验证码信息都已经被屏蔽。

甚至于，有的运营商，最近借助了密集批评垃圾短信的外部舆论，才得以突破内部阻力，展开更大规模的、更严厉的清理审计行动。

但可以预计，这种清理会有效果，但依然只能治标，无法治本。

【利益根源】

究其原因，在于利益与风险的高度不对称。

直到目前，垃圾短信仍然是中国到达率最高，转化率最高，到达速度最快，而且成本最低廉的广告方式之一，综合性价比远胜于电视，报纸，乃至于各种电线杆、楼道口的小广告。

最近，工信部下调了短信和彩信的网间结算资费。这一政策有利于老百姓获得更低廉的资费，但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管，它也将进一步促进垃圾短信的更加繁荣——因为垃圾广告的成本更低了。

当然，对于“伪基站”发送者来说，除了不断上涨的汽油费用，他们甚至已经无需任何后期成本。

与此同时，垃圾短信发送者几乎没有风险。

直到现在，垃圾短信的治理责任，主要仍由运营商负责。但实际上，作为企业，运营商是没有执法权的，除了罚款之外，最多是把重大的案件移交公安机关，但那样的流程很难普遍化。

而执法机关也同样尴尬。垃圾短信与其他网络犯罪一样，普遍的特点是单一案件的案值极小，而且犯罪者往往采取异地犯罪方式（比如用广东的号码，在四川发垃圾短信诈骗，用山东办的银行卡接收赃款，再转账给山西的同伙，由一个陕西人在云南的银行取现），导致办案流程复杂，且办案成本高，所以往往难以立案追查。

甚至于，对于垃圾短信的相关立法，至今也仍然滞后。

既然如此，几乎没有风险的暴利生意，谁不想做？

今天严打，明天来做；抓了张三，李四来做；只要利益空间还存在，利益链条还没有斩断，再严的治理也只能无功而返。

【断根之计】

那么，应该怎么做，才能真正让垃圾短信断根呢?

我以为，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出现另一个成本更低，到达率更高、更快、收益转化更高的广告方式，最终需求迁移。但这种可能性过于渺茫，而且即使出现了，也只会是分流，不会是彻底替代。

第二种可能，是运营商或第三方，通过大数据的方式，进行精准的用户分析与广告匹配，让超过90%的垃圾广告短信，都发送给正好需要这类信息的用户，这样既不会让用户感觉到被骚扰，也能够创造更高的广告效率与价值。

这个方式的技术并非不可实现，但因为可能直面侵犯用户隐私风险，加上垃圾广告的舆论压力，所以运营商一直不敢轻涉雷池。

第三种可能，是从发送的利益关联方入手，直接打击垃圾广告的受益者，斩断利益链，压缩利益空间。

这是目前相对最具操作性的可能。我不久前曾在文章《走，去新西兰发垃圾短信！》中，对此进行了极有意思的讨论。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科技杂谈（keji_zatan），并回复数字153查看。

当然，就目前来说，如果要执行第三种可能，我们还并不具备完整的基础，比如立法仍有空白，执法过程仍需细化，等等。

但可以确定的是，只有从立法、执法等各个层面都配合与发力，才有可能真正根除垃圾短信。

如果只寄希望于几家运营商，就想做到这一点，那只能是扯淡。

最后，附上2013的12月24日，工信部部长苗圩对外透露的垃圾短信治理意见。

“我们决定开展新一轮的部署，来加强垃圾短信治理工作。首先，我们约谈了三家基础电信运营企业主要负责人，对端口类的垃圾短信进行集中整治，同时下一步我们将完善垃圾短信治理的长效机制，推动从根本上解决垃圾短信的问题。”

“有这样几项考虑：第一，坚决贯彻落实全国人大《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进一步完善短信服务的监管制度和标准体系。第二，加强行业监管和问责，细化管理要求，督促运营企业进一步落实他们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第三，加强与公安、工商等部门的联动协作，严厉打击伪基站发垃圾短信的行为。第四，充分发挥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作用，全面推进垃圾短信的治理。”

本文来自“科技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