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的VIE提案之争

网易科技专栏作家 魏武挥

时值两会，与互联网经济有关的出现了两份正好针锋相对的提案。其一为苏宁张近东委员所做，在他看来，VIE模式下，电商发展十分扭曲，故而应该尽早出台对VIE进行监管的规定。另一份则为百度李彦宏委员提出，他认为，政府应该鼓励企业借助VIE模式发展，在支付牌照和并购审查上，要取消对VIE的限制，即给予完全的国民待遇。一个鼓吹监管，一个主张松绑，意见截然不同。

这首先和两家公司所处的位置有关。苏宁作为一个新近进入互联网领域的传统商家，树立的竞争对手为淘宝。在他的视野中，整个电商行业有价格战盛行的恶性竞争态势，而这一态势，是因为企业的目标是上市而非盈利，VIE模式则是推动这个目标的元凶。而过去淘宝系下的支付宝VIE事件更是将这个模式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张近东对VIE的不满，可以说是有一定的为自家企业考虑的成分。

百度则不然，这家公司本来就是VIE结构中国人控制的海外上市公司，切实经历过VIE路径，加之最近市场上又多有对国内互联网公司（很多本身就是VIE结构）并购的传闻。李彦宏要求对VIE结构松绑，有站在百度立场上的一面，不过客观上也是为行业内其它VIE结构或打算通过VIE结构发展壮大的互联网公司呼吁。

抛开各自立场不谈，让我们比较公正地来审视一下VIE结构究竟要施以监管还是要多加鼓励。张李两个截然相反的提案，究竟对国内网络公司，孰利孰弊？

其实VIE是国内行业规制下不得已的产物。比如门户网站需要新闻刊载资格（即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在《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明文规定“任何组织不得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和外资经营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再比如视频网站需要网络视听许可证，也排除了外资入股的企业。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在又想获得牌照又想海外上市的情况下，想出了VIE这种制度创新，让事情变得可操作起来。

不夸张地讲，99%的网络公司都是需要外部资金注入的，而一般情况下网络公司由于鲜有固定资产而很难取得银行贷款，于是用股权交换风险投资几乎成了唯一的道路。风险投资，顾名思义就是风险很大。风险投资的模式大致就是投资若干企业，7成颗粒无收，3成回报极高，就算是好投资。要让3成的回报超过7成的输个精光，就必须要这3成的回报高出一般的水平：2倍3倍都是小意思。一个企业的利润率不可能有如此之高，唯一的方法就是股权买卖，风险投资退出。一轮又一轮的VC退出，最终的目标一定是上市。

所以，张近东所谓企业目标是上市而非盈利，并非是VIE造成的，哪怕这个企业接受的是所谓人民币基金的投资，后者一样寻求的是规模超常发展，迅速做大以求上市，在几年内形成十数倍甚至更多的回报。严格监管了VIE，企业不见得就把上市不当目标了，也就是VIE并非价格战的元凶——即便退一万步讲价格战是万恶的话。

现在来看看资本运作的最后一环：上市。在早年还没有创业板的时候，中国股市门槛极高，大部分网络企业无法达到所谓盈利多少多少年的要求，但风险投资又等着套现回报，海外市场就成了极好的选择，而且，相对来说美国互联网更加发达，更容易接受新兴的哪怕是亏钱的科技公司，证券市场运作也更加正规，企业纷纷海外上市，没什么不好。即便后来有了创业板，对照一下创业板上那些高科技公司的高管迅速套现业绩迅速滑坡，至少目前在美国市场上的那些互联网公司，还是更为靠谱一些。

中国互联网的各种牌照，出自各个部委之手，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还很难统一协调在牌照上尽快松绑，故而就很难根本上驱逐掉VIE模式。与其围追堵截，不如大开方便之门。事实上，自新浪启动VIE模式以来，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什么大乱子（即便支付宝VIE事件，后来也是藉由商业谈判互相妥协加以解决）。我甚至可以说，对比很多传统行业，互联网行业更显阳光更显健康。李彦宏所提，更具务实性和可操作性。

从大局上来看，中国对海外资金的需求依然很旺盛，各地方招商引资依然是地方上的重头戏，可持续发展还是在求发展，海外资金当然是重要源头。对VIE进行监管，事实上会极大地不利于我国对外资的引入，也不利于我国对国外先进经验的引入，尤其是在互联网这个新经济领域。工业时代中国已经落后于世界列强，难道在信息时代依然要落后个几十年吗？

（魏武挥供网易科技专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简介：魏武挥，曾经供职于多家网络公司，混迹互联网多年，目前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对一切数字化的互动媒体都抱有浓厚的观察、研究和批判的兴趣。现为网易科技专栏之“数字与人”专栏独家供稿，与读者探讨数字化的媒介和人这种物种以及这个物种所构成的社会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