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都出发的南丝路曾惠及古希腊古埃及

（原标题：从成都出发的南丝路曾惠及古希腊古埃及）

李殿元（著名巴蜀文化学者）

赤里街与少城是成都古蜀时期与秦代商业发达的象征，而成都的商业雄心却远不止于此。在汉代，张骞受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在大夏发现了邛竹杖和蜀布，说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国）再到西亚早就存在一条通道。这条通道，现代史学家沿用“丝绸之路”称呼的惯例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这是一条从成都出发的的古代商贸之路。

汉代成都位列“五都” 是全国商贸中心

秦统一古蜀后，在此置蜀郡。因为都江堰的修建，以成都为中心的成都平原经济大发展，在汉代，取代关中成为天府之国。据《汉书·食货志下》：“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 即是说，成都已经是当时全国的“五都”之一。

扬雄、左思都撰有以描绘成都为题材内容的《蜀都赋》。这两首《蜀都赋》都大力描绘了成都的“贝锦斐成，濯色江波”，“自造奇锦”“阿丽纤靡”，壮阔富饶的形象，以及成都“两江珥其市”“发文焕采，转代无穷”的繁华。

《蜀都赋》称成都是一座“货贿山积，纤丽星繁”“肆张列市”“百室离房，机杼相和”，天府自然经济与锦绣家庭手工业结合得很好的生态城市。

《蜀都赋》称成都是全国性商贸中心，活力四射的海内名都。当时成都物流货流，“东西鳞集，南北并凑，驰逐相逢，周流往来”，宴饮所用不止巴蜀土产，更有“江东鲐鲍，陇西牛羊”。

读《蜀都赋》及其他史料，可知当时蜀都手工业商业极其发达。蜀地资源丰富，铜铁金银和玉器等应有尽有，这为工业经济发展提供了必备而充实的条件。《史记·货殖列传》说蜀地的卓氏、程郑，都是六国灭亡后迁来的，他们都是以冶铸致富，到了汉代，无疑能家累百万了。

作为全国商贸中心的成都，当然是有商贸通道的，这就是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是成都走向世界的国际通道

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西南地区一条纵贯川滇两省，连接缅、印，通往东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各国的古老国际通道，包括历史上有名的蜀身毒道和茶马古道等。它和西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同为中国古代对外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既为“丝绸之路”，说明这条商道最早是为贸易丝绸而开辟。中国是丝绸的原产地，早在商周时期丝绸织造就已达到相当水平，四川是当时中国丝绸的主要原产地。西汉扬雄《蜀都赋》曾称颂，蜀锦鲜艳华丽，品种繁多，发文扬采，转代无穷。《蜀都赋》称，蜀地“黄润细布，一筒数金”，意思是蜀地的丝绸以黄色的品质尤佳。印度考古学家乔希指出，古梵文文献中印度教大神都喜欢穿中国丝绸，湿婆神尤其喜欢黄色蚕茧的丝织品。这种黄色的丝织品，应该就是扬雄所说的“黄润细布”。从印度古文献来看，湿婆神的出现时间至少相当于中国的商代。这说明，可能在商代，中国已经同印度发生了丝绸贸易关系。

1936年，在阿富汗喀布尔以北考古发掘出许多中国丝绸，这些丝绸有可能是从成都途经云南、缅甸、印度和巴基斯坦运到印巴次大陆，然后转手到达中亚的。《史记》多次提到“蜀布”等“蜀物”，其实就是蜀地生产的丝绸，由蜀人商贾长途贩运到印度出售，再转口贸易到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

《史记》记载了中、印、阿富汗的经济文化交流，《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三国时人鱼豢的《魏略·西戎传》里，也提到罗马帝国“有水通益州（四川）”。

定型后的南方丝绸之路两条线路都是从成都出发

蜀人历来不保守，所以巴蜀文化具有明显的开拓性、开放性与包容性。因为重视交流和开放，秦时迁蜀的赵人卓氏、山东程郑就能在临邛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商贾。说明蜀人少有妒才之心，并不排斥外来人员，而且很善于学习。事实证明，巴蜀文化虽地处四川盆地，周围大山环抱，却并不封闭。而这，早在古蜀文化中即已存在。《华阳国志·蜀志》里记载的“五丁迎石牛”一类传说，就反映出古蜀先民力求打通闭塞，走出盆地，渴望与外界交流的观念和行为。三星堆遗址所出土的海螺、海贝、象牙，明显地具有强烈的外来因素。

南方丝绸之路也是蜀人努力向外发展的证明。

早在张骞尚未打开通往西域，开辟北方丝绸之路以前，西南先民们就已打通了一条从成都至云南滇东一带的“五尺道”。《史记》记载，“五尺道”从成都出发往东南行，经僰道（宜宾）、南广（盐津）、朱提（昭通）、夜郎西北（威宁一带）、味县（曲靖），至滇池（昆明），继续向西至叶榆（大理）。《司马相如列传》记载：“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公元前129年，汉武帝派遣司马相如积极开凿通川南雅安、西昌及云南大姚之邛、笮、井、駹等西夷地区的“西夷道”，从蜀地南出，经临邛（邛崃）、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邛都（西昌）、会无（会理）、渡过金沙江到青蛉（大姚），抵达叶榆。在打通了身毒道之后，连接滇、川的通道蜀身毒道即可畅通而行了。以上两条在大理汇合后西行，经博南（永平）、永昌（保山），由越赕（腾冲）出境入骠国（缅甸），称为“永昌道”。

一条成熟的通道形成往往要经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在形成规模通道以前，民间一定相应存在了一些较为方便的交通网络遍布各乡村小镇，尤其当两端之间存在有必要的交换物资时，路途通道也就应运而生了，发展到一定程度，网状的乡村线路就会演变为商道，尤其是在官府的投入下会演变成为官道。

根据专家的研究，定型后的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这两条线路都是从成都出发。

一条为西道，即“旄牛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这条路最远可达“滇越”乘象国，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区。

另一条是东道，称为“五尺道”。从成都出发，到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途入越南，一途经大理与旄牛道重合。

南方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约有3000多公里。这是中国较早的对外陆路交通线，同时也是中国西南与西欧、非洲、南亚诸国交通线中最短的一条线路。

南方丝绸之路的文化个性和创造精神不可替代

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处于中央版图边缘地带，一方面跨境而居，与当地土著在物品上互通有无，语言上交流通畅；一方面受到中央王朝管控，遥远的王权管控远达于此，在政令上畅通有效，儒学传统文化远播于此，通过人员交流、物品交换，在上下一体的秩序中，核心、中间、海外三圈间文化出现了上下纵横勾连。

考古学证据表明，中国古代文明经由西南地区与近东文明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中叶就已存在了，其间文化因素的交流往还，多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进行。

在希腊雅典一处公元前5世纪的公墓里发现了5种不同的中国平纹丝织品，织法与四川丝绸相同。埃及和欧洲考古发现的中国丝绸，与中国考古发现的印度和近东文明的因素，两者在中西文明交流与互动的发生、发展年代上吻合。由此可知，古希腊、罗马，最早知道的中国丝绸，便是来自古蜀地的产品。

南方丝绸之路对于中国西南地区以及东南亚、南亚的民族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考古材料显示，自夏、商时羌系民族便经青藏高原的东缘（四川西部）向西南地区迁移，此后这种民族大迁移络绎不绝，到战国时期又一次达到高潮。这些迁移的民族不单到达西南夷地区，一部分甚至进入了东南亚及南亚的东部地区。民族的迁移打通了沟通南北的交通通道，促进了文化交融。

南方丝绸之路在历史意义和价值意义上是世界性的，它具备的文化个性和创造精神不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