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篮球往事》是网易CBA一档篮坛历史回顾专栏，由中国资深篮球记者孙保生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倾心撰写。孙保生，资深篮球专家、《北京晚报》资深记者。报道中国篮球已逾30年，曾任中国篮球新闻委员会委员，首位中国篮球新闻奖特殊贡献奖得主。以下为该专栏的第十九期，系孙老师近日在与中职联相关人士交谈后根据自身感悟集结写就：
从大洋彼岸传来姚明进入篮球名人堂消息的那天，我正在归置茶几上的杂物，从小抽屉里居然翻出一本书，这本书是中文版的《姚明，我的世界我的梦》。忽然想起这本书还是12年前让我女儿给我买的，当时只是粗略地翻了翻就放下了，如今我忍不住认真读了下去。没想到的是，整理中文版的作者居然是我认识的张弛(编者注：著名篮球记者，现为上海队高管、中职联新闻发言人）。几年前我去过上海，张弛两次请我吃饭，只怪我那时不记得张驰是这本书的作者，不然的话，我们聊的话题会更多。
说起来令我惭愧，当年这“三大中锋”中，我跟王治郅、巴特尔最熟，王治郅的父亲王维君，我跟他在“文革”中打过球，跟他妻子任焕贞也认识。大郅登陆NBA之前，我在他家进行了长时间的采访，采访完了以后，大郅父母热情挽留我吃饭，说：“包饺子，喝二锅头。”我说：“我得赶活儿，这顿饭欠着吧！”次日，我写了一整版大郅登陆NBA的长篇通讯。巴特尔是北京队的，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他去NBA时我也写了一整版。因为姚明是上海队的，我没机会单独采访他，他去NBA时我们《北京晚报》也用了很多版面，但我个人采写的不够一整版，这对我是很遗憾的事情。到了2004年备战雅典奥运会训练时，我让跟中国男篮当翻译的徐济成跟姚明垫了话，晚上电话采访了姚明，写完稿后我还给姚明念了一遍，看有没有不妥之处，记得姚明在电话里说：“行，孙大爷！”后来我虽然采访了两次NBA活动，但都没有机会进行单独采访，也不知道他记不记得我。在菲尼克斯的街上我曾与姚明和叶莉走个碰面，但我也只是微笑地跟他俩点了点头。记得我很早跟一些人说过：“三大中锋中，姚明是大智慧。”他因伤退役时，我在《老孙说球》中写了篇短评《壮志未酬》。可能是我的年纪跟他父亲相仿，我从未往姚明跟前凑过，只是远远地注视他。
12年后的今天，当我再读起这本书时，联想的更多更深，难免有不少今昔对比。现在姚明不仅是上海大鲨鱼队的老板，更是新近成立的中职联的牵头人。从球员到球队老板，再到中职联的董事长，姚明正着率领着他的团队发起一场新的革命。
我反复阅读这本书中的第十三章《我看中国篮球》，试图找出12年前的中国篮球在姚明的心目中是什么样子，12年后的中国篮球又产生了什么变化？
应该说有变化，但却远远低于人们的预期。比如：球队的编制已经不是主教练、助教、领队和队医四个人了，而是一个团队了，后勤保障服务工作比过去细致了，不仅是国家队，还包括CBA的球队。但是，乘坐飞机所有队员仍是经济舱，不管你身高有多高，体重有多重。有的俱乐部规定飞3小时以上的，外籍球员可乘坐商务舱，比如飞新疆。而在12年前，在NBA火箭队打了两年球的姚明，就提出了这个问题。2001年中国男篮去达拉斯训练时，姚明、王治郅、巴特尔三个大个子，就一起挤在一排6个位子上，三大中锋整整坐了16个小时才抵达目的地。
姚明也知道两个国家的条件太不一样了，火箭队有自己的飞机，每个座位都是头等舱位，还有很多食物供你享受。在美国，一个能为国家队效力的好球员，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人照顾，美国的设施确实比中国要好得多。但是中国缺少什么我不想抱怨太多。令人不解的是，12年过去了，宫鲁鸣还在为国家队员里的高大队员和30岁以上的老将乘飞机坐商务舱而费心费力。不懈努力的结果只是初步的，去国外比赛时身高在2．10米以上，体重在130公斤以上的队员才允许坐商务舱位。我们不是喜欢把以人为本、人文关怀经常挂在嘴头上吗？讲真格儿的时候就虚了。运动员外出比赛能与公务员出差相提并论吗？这些年国家队打热身赛没少挣钱，且不论这些热身赛对国家队是否有帮助，单说挣了钱花在国家队员身上难道不应该吗！由此可见，宫鲁鸣与篮管中心的分歧不仅仅是因为个人待遇没有兑现，而是他为维护运动员权益坚持己见，为的是尊重和保护国家队员。国家队员为国家荣誉而战，理应得到保护和照顾。
在这个章节中，姚明还说在2003年夏天他与篮管中心新任主任李元伟进行了交谈，他向李元伟建议了两件事情：“我们应该为记者做更多的事情，我们因该让所有国家队员吸引更多人的注意力。”姚明还说：“你上过国家队的网站吗？上面只有关于几个球员的报道，首发上场的五名或头六名。但是国家队有12名队员，那是来自比美国人口四倍的中国的12名队员，这很像是NBA的全明星队。就算他们是新手或者侯补球员，他们在国家队，这就表示他们非常优秀。他们应该成为明星。不管他排名多少，如果进国家队能够使他们更好，那么，全国的年轻球员都会更努力地训练和打球，争取加入国家队。只要每个人打球和训练都更加认真，中国篮球的明天就会更美好。”我回想当时李元伟是听取了姚明的建议，随后就提出了“三个服务”，即“为媒体服务、为赞助商服务、为球迷服务。”应该说在中国篮协新闻委员会的协助下，对媒体服务工作基本做到了有布置、有检查、有督促。但是，我两次去过NBA，与人家比，我们为记者做的事情还远远不够。比如：赛后采访、进更衣室采访、观摩训练等等，不仅开放度不够，且组织工作粗糙，记者通道设计不合理，以致于造成记者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
对选拔国家队员，姚明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现在我们只选择那些能够得分的球员，如果你在CBA能够得很多分，那你被选中的机会就很大，他们不看别的方面。我觉得我们还需要抢篮板的球员、传球手以及好的后卫。”“我曾经开过这样的玩笑，我喜欢说国家队的球员只知道拿球，不知道传球。”
读到这一段，我觉得那时的姚明就很善于观察和思考问题，这段话可谓切中要害。相当一个时期以来，从基层到一线队出现了一个误区：一是选材就选将来能长成高大队员的，输送时能卖个好价钱，而对那些身材不高却很灵活的青少年则不屑一顾，这就埋没了一些后卫人才。二是训练中不注重传球能力的培养，以至在比赛中时常出现有球有戏，沒球没戏的现象，迫使球员陷入单打独斗。而在CBA各队中，绝大多数控卫都由外籍球员担任，国内球员往往充当防守的角色，有的甚至跑了龙套。拿广东宏远举例，在李群退役后就再无能胜任控卫的国内球员。八冠王球队尚且如此，就甭说其他球队了。如果没有马布里这样出色的控球后卫，北京首钢队岂能斩获三冠？可在2004年之前，中国篮球还真不缺能传球、传好球的球员。就此问题。我不止一次的与钱澄海、蒋兴权、宫鲁鸣等名教头交流过，他们也有同感，一直认为如果没有好的传球手，将会拖累中国篮球。钱澄海老先生曾有句名言：“没有一个好小个子，累死一帮傻大个”。
在中国男篮兵败天津的四年后，宫鲁鸣于危难之际出山重整旗鼓，国家队不会传球的状况才有所缓解。他大胆启用有大局观能传球的小个子赵继伟，并精心雕刻郭艾伦的突破分球，使这一拨中国男蓝有了生机与活力。但是，距离比赛的需要，中国男篮的传球能力还要进一步得到提升。其实篮球比赛如同舞台上的一出戏，它需要各种角色的倾情出演，才能精彩而富于观赏性。中国篮球泰斗之一范政涛老先生早就说过：“篮球场上需要有不同特点的人，能得分，能抢篮板，能防守，能传球，只要有一招儿突出，就能给球队以帮助。”
现在中国篮球运动员的身体条件越来越好，但是始终没有找准自己的方向，一会儿学美国，一会儿仿欧洲，最后弄得什么都不是。在这方面，姚明也有自己的思考，他认为美国式的篮球并不是最适合中国球员的打球方法。美国球员更快、更强壮，跳的也更高。中国球员可以跑得很快，有的也能跳得很高，但是有个很大的区别，他们不知道怎么应付身体的碰撞，如果发生碰撞，他们的投篮也不准了。在姚明看来，韩国队一点也不像欧洲或者NBA球队，他们的打法不像任何队伍，他们有自己的风格。我们在中国可以做同样的事情。
读到这段文字，不禁使我想起在1997年的秋天，也就是篮管中心成立的那年，中心邀请中国篮球的老领导、老教练及部分老记者在京郊一个叫桃花山庄的地方开会，议题就是研究新时期发展中国篮球的指导思想，与会者各抒己见讨论热烈。遗憾的是，会议结束时也没有明确发展中国篮球的指导思想到底是什么。如果认为我们原来制定的“快速、灵活、全面、准确”的指导思想已经不适应当代篮球发展趋势了，就应补充新的内容。不了了之的后果大家已经看到了，中国篮球已经陷入迷茫之中，近20年来可以说是不进则退，也耽误了一些好苗子。典型的是东莞队的李慕豪，那么高的个子，又能跳又能跑，只是身体单薄些。可是如果拿他当小个子练，把基本功夯实，再炼就一手过硬的中远投和行进间传接球计技术，必是个出色的大前锋。倘若非要拿他当中锋使用，那就勉为其难了。令人欣慰的是，宫鲁鸣打造的这一届中国男篮，已经有了高快结合，内外衔接的初步技战术特点了，就看下一阶段的精打细磨了。
12年前姚明出这本书时，CBA联赛只有12个队，如今已扩军至20个，十二载寒暑过后CBA只见量变而鲜见质变。当年姚明就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CBA职业联赛办得更好，就好像一个金字塔，CBA是基础，国家队是顶峰，一个良好的基础造就一个优秀的顶峰。如今的CBA是比那时火了，但在我看来是虚火，火的很大程度在于高水平外籍球员的加入，他们的表现增强了比赛的激烈程度与观赏性，但是，这就使得绝大多数球队过于依赖外籍球员，很多末节经常是外籍球员“二人转”表演。直到最近两年推出末节单外援的新规，才使国内球员得到了更多的打关键球机会。
与12年前相比，CBA俱乐部的成分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民营成分越来越多，对球队的投入的成本逐年增加，但回报确实杯水车薪，因而要求改变经营模式的呼声也就越来越高。12年前姚明就想到过退役后的生活，教练是他退休后最可能有兴趣做的事情，但是，生活总是需要改变的，有的梦想经过不懈努力可以实现，有的梦想会成为夙愿。因伤过早退役的姚明，有两个梦想没有实现，一个是赢得一次NBA总冠军，另一个是赢得2008年奥运会金牌。尽管姚明球员职业生涯留下了遗憾，但在我看来他的成功是更大的。这不，如今他不仅成了上海大鲨鱼的老板，而且是中职联篮球俱乐部的牵头人。他接手球队这几年，在我看来目前还算不上成功，应该还是在摸索中。但是，他牵头的中职联，则是成功之举，迫使CBA联赛提前实现了管办分离。
前面我就说过，CBA只见量变鲜见质变，就是针对篮管中心行政思维理念和管理方式而言的。既然是命名的职业联赛，就要保护投资人的权益，一切按照职业联赛的模式来运转。值得玩味的是，1998年底成立的职业篮球联盟筹委会，就是由上海大鲨鱼俱乐部首任老总李耀民发起成立的。【相关阅读：CBA的两度“结盟造反”和一次“另立中央”】当时我们《北京晚报》周末有个《球迷世界》专版，我有个小栏目叫《球谈管窥》，我及时写了篇短评，题目是《联合起来如何》，旗帜鲜明地支持此举。为什么？既然搞CBA联赛是进行职业化探索，那就要充分调动起各俱乐部的积极性，逐步实现由行政办赛到商业办赛的转变。然而，从专业队体制向职业化过渡，面临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不可能一蹴而就。迫于总局和篮管中心的压力，职篮筹两个多月后便夭折了。但是，我认为这是一次观念上的革命，是对体育体制认知上的一次飞跃。我在这篇短评里写道：“中国篮球要发展，必须搞好俱乐部建设，各俱乐部就应该联合起来，推举成立个俱乐部联盟或俱乐部联合会。成立这个机构有什么作用？一是大家共同制定个发展纲领，明确权利和义务，必须共同遵守；二可以建立教练员、运动员委员会，维护二者权益；三可以行业自律，谋求在公平竞争中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尽管我那时的认知很浅，但我清楚的知道行政办赛与职业化必须有本质的区别，否则，就是新瓶装旧酒。
令人欣慰的是，17年后姚明接过了前辈的改革大旗，牵头成立了中职联，旨在拿下CBA联赛的经营权和商务权，推动裁判职业化和球员工资透明化，实现球员利益最大化。在与篮管中心进行的首轮磋商后，达成了五点共识。有人认为这五点就是个套话，但我认为这是俱乐部联合体向旧体制叫板的前奏，尽管过程艰难长久，但体育产业实体化改革终归是大势所趋。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自下而上发起的这场改革任重而道远，“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本文来源：网易体育
作者：孙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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