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确诊“先天不孕”，32岁成了妈妈 | 人间

生育是一把钥匙，打开婚姻的另一扇门。

配图 | 《四喜》

15岁那年，医生告诉我，我不能生育。从那以后，这件事成了我心里的缺口，也影响了后来对感情和婚姻的选择。

我和林彬从同桌走到夫妻，我们经历过异地、背叛和复合，后来又一起求孕。我曾经非常执着于生一个孩子，我以为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家，人生就会圆满。

可儿子出生，这件我不敢奢望的事，它真的发生后，婚姻又打开另一扇门。我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孩子，却不知道怎样安顿自己的生活。

我生长在湖北一个三线城市的小镇农村家庭。周围的女同学和发小，大多在小学六年级到初二之间来了初潮。结伴去洗手间时，大家会聊这些，有人弄脏裤子，就用衣服遮一遮，也会互借卫生巾。只有我，迟迟没有这样的经历。

每逢同村的婶婶说：“我家孩子‘变姑娘’了，你家小静呢？”母亲起初还会回应：“还没来呢。”后来母亲就不应声了。

在我们老家村里，“变姑娘”是女孩来了月经初潮的说法。这一切我看在眼里，自此这也成为了，我，一个正值青春期少女的隐蔽心事——我和别的姑娘不一样，我没有“变姑娘”。

2007年，中考后的夏天，我15岁，母亲揣着2000元现金，带我去市里的三甲医院妇科就诊。

我们坐早上4点多途经村路口直达市里的巴士，天还是黑漆漆的，借着手电筒的光，我们娘俩往前走，蛙声和虫鸣声此起彼伏。

母亲和我说：“你外婆和奶奶都是十八九岁才来月事，不一样都生了四五个孩子？说不准医生一检查，没事哩，我们家族也没有不孕史。”

那时在生物课上，我已经知道了月经和生育有关系。母亲平常也会和我说，谁几岁来了月经，谁月经不调，不容易怀孕。我大概知道母亲的担心，就用轻松的语气回应：“妈，不怕的，我不缺胳膊少腿的，不影响正常工作生活，没事的。”

医生的诊室里挤满了人。来看病的几乎都是中老年妇女，十几岁的女孩大概只有我一个。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来大医院，莫名的紧张和不安，像在等法官宣判，一分一秒都是煎熬。

在我记忆里，当天没有候诊叫号，也没有什么隐私保护。病人和陪同家属围着医生的办公桌，里三层外三层，我被母亲半拉半推到医生跟前，递上空白的病历本。

“李小静，15岁，什么问题？”40来岁的女医生拿着病历本，头也没抬。

“还没来月事，还有……”母亲回答。

“去做个腹部B超，单子上面有地址。”没等母亲把话说完，医生打断道，并已准备为下一位患者问诊。

“医生，孩子外婆奶奶都是十八九岁来的月事，有没有可能和这个有关？”母亲拿上就诊单继续追问。

“我刚说得很清楚，去做检查，去做检查，听不懂吗？”医生抬头看了我们一眼，极不耐烦，随即继续问诊别的病人。

找到检查单上的地址，我憋足尿在彩超室门口等候就诊。检查室的门开了又关，病人一个接一个进出。只听见医生不断催促：“动作快一点。”语气里带着不耐烦。轮到我时，我麻溜地躺到铺着白色医用床单的检查床上，生怕稍有拖沓就受到责备。

“好小啊。”医生一边用仪器在我小腹处检查一边说道。

“医生，是有什么问题吗？”我胆怯小心问道。

医生没有回答，我没敢继续追问，心仿佛要跳到喉咙边了。

“可以了，下去吧，在外面等结果单。”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我们拿到结果单，上面写着四个字：幼稚子宫。

母亲的手在颤抖，我从她手中接过B超单。单子刚打印出来，还是热乎的。

我的手冰得僵硬，眼泪夺眶而出。我不知道这四个字具体是什么意思，只知道，我好像确实跟“正常”的女孩不一样。

母亲拿出纸巾，擦了擦我脸上的泪痕，安慰道：“我们找医生看看，开点药吃，说不定好使。”

我又在不安中抱有一丝新的希望。回到门诊复诊，门诊室依旧挤满了病人，母亲忐忑地递上报告单。

“这个子宫好小啊。”医生扫了一眼报告单说道。

“那这个要怎么办？”母亲焦急地追问道。

“没办法。”医生给出斩钉截铁的回复。

“能开一些有帮助的药试一试吗？”母亲哽咽着，略带请求地问。

“没药没办法，她生育不了，不用再看了。”医生摇了摇头。

那一刻，我感觉千百双异样的目光投向自己，我不敢抬头看周围的人。走出诊室只有几步路，我却像陷在泥沼里，越想快点逃离，越迈不动脚。

那一天，我把医生的话理解为：我天生不能生育，也没有药能治。当天回到家的晚上，我看见父亲躺在床上，右手臂搭在双眼上，眼角隐约挂着泪痕。

后来，母亲又带我辗转看过县城的几个老中医，吃一些中药调理，但也无济于事。

高中紧张的学习节奏，渐渐稀释了这件事带来的烦恼，我全情投入学业，冲刺高考。看病需要钱，我还有弟弟妹妹，都在上学，家里全靠父亲务工供给学费，我不能无休止地看诊、吃药。只有好好学习，考上好的大学，找到好的工作，将来我才有能力继续看病。更何况，医学也在不断发展，我的病只是暂时治不好。

我和母亲说：“高中学业繁重，这事就不用再费心了。”

自那以后，“不孕症”成了住在我心里的自卑与胆怯，如影随形。它没有妨碍我日常起居、学习和工作，却让我在面对同学、考虑择偶时，格外敏感。

高二时，我遇到了林彬。他是我的同桌，有着竹竿一样的高瘦身材，留一头杀马特的长发，蓄着几乎遮住眼睛的长刘海。他还是网瘾少年，每逢放假前最后一堂课，下课铃还没响，一条腿已经迫不及待伸到了课桌外面，铃声一响拔腿就跑。

到了高三，再次分班，命运依然将我们连在一起，他坐在我的后面。那时，林彬已“浪子回头”了，他不再去网吧泡吧，也不看小说了，我们一起在新的班级里备战高考。紧张的冲刺氛围和频繁的学习交流让我们结下了革命的友情，我们一起约定冲刺梦想大学，同窗真挚的情谊悄悄生出了懵懂情愫。

等到了高考结束，林彬向我表白，这时内心“不孕症”的心魔出现了，我担心他不能接受这个问题，也没有勇气敞开心扉如实告知，我像一只鸵鸟，遇到危险就把头埋进沙子里，我说：“我们还是先做朋友吧。”

高考成绩出来了，我们相差6分，最后被录取到武汉的两所不同的大学。每个月他都会来我们学校一次，约上我找上一些共同的朋友吃饭、游玩。他恰到好处的分寸感，让我慢慢放下了防备心。

大二那年，母亲与我说，她从电视里了解到，家乡的三甲医院新设了生殖医学中心，武汉的大医院肯定也有，要不再去看看吧。

和我始终的回避不一样，母亲自从我查出不孕症后，就有了收看电视健康栏目和新闻的习惯。

我请了假，鼓足勇气，再次去医院就诊。检查后，医生告诉我，我的情况属于卵巢功能不全，提到了POI（Premature Ovarian Insufficiency）这个名称，意思是“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医生说有这样的病人后来也怀孕生子，是可以尝试治疗的。

医生的温和态度让人如沐春风，哪怕我只是听到“可以尝试”，就已经在内心欢呼雀跃起来。

接下来，我遵医嘱服用人工周期的激素药物。用完第一个周期，28天的药后，我有了人生第一次像月经一样的出血，开心地给母亲打电话。电话那头，她激动地说：“真好，终于有希望了，听医生的话，一定会好起来。”

我当时不确定，这是否意味着自己就正常了，但至少看见了一些希望，不是原来医生说的“无药可治”。医生此前嘱咐，停药后3到5天观察是否出血，出血就第二天复诊，如果停药一个星期还没有，也去找她。我的情况是前一种，我开开心心地去复诊。

医生告诉我，子宫对药物有反应，是好事，但还要继续观察子宫和卵泡的发育。用药后，我的乳房、臀部也开始有变化，像是补上了从前没有经历的青春期发育。

半年后复诊，医生说：“你的子宫在用药后已经发育起来，基本具备孕育的条件，但问题还在卵巢。”她一边用笔圈出B超单上的数值，一边说，用药反应并不乐观：左右卵巢每边只有三四个卵泡，从大小和形态看，没有发育成熟的优势卵泡。

医生用“种子”和“土壤”帮我理解：要怀孕，既要有能发育成熟的卵子，也要有适合胚胎生长的子宫环境。我的子宫有了变化，卵泡的情况却还不理想。不同人的情况不一样，她也提到，有的人用药后子宫仍没有明显反应。

她建议，条件允许就尽早考虑结婚，为怀孕做准备。如果不能自然怀孕，可以再评估辅助生殖技术，也就是借助医疗手段帮助受孕。对我来说，能不能通过促排卵获得成熟卵子，还得进入治疗周期再看，因为当时我未婚，也没有生子的打算，所以也就没有启动下一步流程。

只是，我依旧要坚持服用建立人工周期的激素药，来模拟月经周期；大概每三个月去复查一次，做B超看卵泡，抽血查激素，让医生判断身体情况和用药反应，监测变化。

医生经常提醒我，随着年龄增长，怀孕的机会可能更少。这个结果，我坦然接受，心里只有庆幸比最初的诊断多了一丝可能性。

医生也告诉我，治疗不只是为了怀孕。缺乏性激素，可能影响骨骼等方面的健康。她当时说，可能需要持续用药到45至50岁左右，同时定期体检、评估用药情况。她也提醒我，长期用药需要关注肝肾功能，但对我来说，总体利大于弊。

2011年，在我19岁的生日聚会上，我和林彬正式确立男女朋友关系。我向他坦白，自己怀孕的可能性很低，劝他慎重考虑，如果不能接受，我非常理解。

“没关系，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一定有办法，我们一起面对。”他说得很坚定。

“如果发达的医学也没办法解决呢？”我接着问。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不影响我的选择。”他依然没有犹豫。

有人说，我们无法知道，人究竟为什么会爱上另一个人。也许我们的心上都有一个缺口，呼呼地往灵魂里灌着刺骨的寒风，所以需要一颗形状正好的心来填上它。

我对自己天生不孕的自卑，就是心上的缺口，林彬的坚定选择，像是那颗形状正好的心。我决定不再胆怯，勇敢接受。那时候，我坚信他就是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大学的象牙塔生活没有现实的压力，那两三年的恋爱简单，没有杂念，青涩却真挚。我们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那时，我没有意识到这份纯真的可贵，也不曾思考世事多变，人性复杂。

2014年，大学本科毕业。我们共同决定，先奋斗几年，等工作有了更好的发展，也有一定物质基础，就结婚。因为工作单位的选择，我们异地就业，他去了广州，我留在武汉。

虽有不舍，但我们知道，彼此都在为共同的目标努力，谁也不想拖谁的后腿。毕业后异地四年，我们既是亲密的恋人，也像并肩的战友，工作上互相扶持，排忧解难。

偶尔也有争执，但不影响感情的主基调。我天真地认为，没有任何因素会影响我们对彼此的忠诚，笃定我们深爱对方，就可以抗衡一切外来的挑战。

2018年，他获得一次职位升迁，可以调回武汉的公司。电话里，他告诉我这个消息，提出这一年准备买房、结婚。我欣欣然接受。我憧憬着，这座城市的万家灯火里，也能有一盏属于我们的灯。

林彬回到武汉，安顿好住处和工作，开始周末带我四处看楼盘。我主动告知自己的经济情况，愿意拿出存款分担首付。他说：“自己有存款，再加上姐姐愿意借的一笔钱，差不多够了。”

不久，我们综合预算和位置，确定了楼盘，等着开盘。销售员提前了解购房人的基本信息，问房子写谁的名字，林彬毫不迟疑地说，只写他一个人的。

我能接受自己没承担首付，房子不写我的名字，却接受不了他不商量，在别人面前通知我这个决定。我第一次觉得，他在关系里也有精致利己的一面。

我们是彼此的初恋，校园里走到现在，我一直以为，感情好的人不会这样先保护自己。眼前的人突然变得陌生，我对他的信任第一次动摇了。

我们的感情被撕开了一道口子。我问他，为什么不提前和我沟通，毕竟婚后家庭的经济负担需要一起承担。再三追问下，他说：“家里人借了钱，购房后要看合同和房产证，不能有你的名字。”他又提出，婚后买车，可以写我的名字。

那时候，我没有认真了解过财产归属的规定，只隐约知道“婚前财产”的概念，心里想：结婚后，写谁的名字，不都一样吗？我并不清楚，加上名字究竟意味着什么。

理想的大船在现实的汪洋里触了礁，矛盾就此爆发，怨怼逐渐积累。那段时间，他投入新岗位的工作，我一边上班，一边抽空去医院持续监测、问诊。医生仍提醒我尽早考虑结婚怀孕，但我们谁也没有再提结婚的事。

我们的情感步入了僵局，而打破僵局的，是他的出轨。

起初，我只是察觉他与我疏离了许多，我只当是我们之间的矛盾没有化解，或者新工作忙、有压力。久而久之，第六感隐约提醒我，不对劲。

他是在一通深夜电话里承认出轨的。我们因矛盾大吵一架，我凭着第六感试探着问，他是不是出轨了，他果断承认，出轨对象是打游戏认识的网友。

那段时间，我时常想拨通林彬的电话，约他出来，当面问清楚到底为什么，却又按下挂断键。背叛就是背叛，哪怕有千万个理由，既然已成事实，又何必纠缠，我终究没有再和林彬联系。

我也没有和任何家人朋友谈起这件事，我独自消化这木已成舟的背叛，在无数个辗转反侧的夜里，我回顾七年恋爱的点滴，杂念纷飞，想着这辈子可能就要孤独终老了。

内心那个自卑的小人儿提醒我，现实世界里，不会有人接受我的不孕症。我几乎每天都在痛苦中彻夜失眠，或迷糊睡去。天一亮，则被迫投入到工作中去。

日子一天天周而复始，我不知道自己需要多久才能走出被劈腿的阴霾。对当下没有信心，对未来也没期待，只能努力让自己忙碌，想回到平静的生活。

过了一阵，林彬告诉我，他和那个女生彻底了断了。他忏悔道：“我真的一时糊涂，看到事业有好的奔头，加上别人的吹捧和主动诱惑，就飘飘然膨胀了。这样的错犯过一次，此生不会再犯，请给我一次机会，让时间证明一切。”

我的心不再有任何波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我冷静地回复他。

此后，我在工作上升职、加薪。工作价值被肯定，像划破黑夜的一束曙光，让我慢慢从封闭的自我疗愈里走出来。

和林彬交往这些年，我身边也有过追求者，有在名牌大学读博士的学长，也有具备良好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的人，都被我果断拒绝过。现在，他们又回到我的生活圈，作为普通朋友来往。

这期间，林彬也不断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或是微信问候，或是直接来到公司楼下。我反复告诉他，我们不可能了，他却没有放弃。我投入新岗位忙碌的工作，也没有考虑开始新的恋情。

可偏偏，在一次正常的跟踪复查中，医生告诉我，AMH，也就是反映卵巢储备情况的抗缪勒管激素，数值只有0.1；而B超，也没有看见卵泡。过去的检查中，虽然我的卵泡数量少，看不到正常发育的优势卵泡，但终究是有的，这次检查记录的数量为0。

医生语重心长地说，后续会不会有卵泡出现，只有继续监测才知道。如果想启动试管婴儿流程，要结婚后才能评估，如果继续拖下去，希望可能更少。

我当时把这些结果理解为，自己天生不足的卵巢储备又断崖式下滑，像是已经到了临近绝经的水平。“没有卵泡”，在我心里几乎等于“没有生育可能”。可这一年，我才25岁。别人还不用着急考虑的事，对我却是求之不得的能力。

生育的问题，和婚姻的选择紧紧相连。是选择单身，还是找一个能接受最差结果的人走进婚姻？可能上天越是剥夺什么，人越是想要得到什么。父母那一辈眼里，女孩子就应该结婚生子，不这样做，就会被议论。我没能逃离这些世俗约束，不想让父母唠叨，也不想被别人指点。

生育好像成了一种本能的愿望。二十几岁的我，还没学会和身体的不足和解，还没成长到可以跳出家庭、教育背景和阅历的影响，越得不到，我便越在意。

我渴望自己有生育能力，就像失去双腿的人渴望独立行走。我心里有了明确答案：我想试一试结婚生子，有一个世俗眼中圆满的小家。

我还是选择了林彬，我恐惧于将自己可能无法生育的“残缺”一遍遍讲给别人听，更害怕看见别人的拒绝。

我再次和林彬开诚布公地谈了一次。过去他是象牙塔里不谙世事的青年，也许对生育问题还不敏感，现在是要面对现实抉择的成年人，他究竟怎么想，我不得而知。

在我告知林彬我的检查结果后，他和七年前一样坚定，表示完全接受。

“可是，我们之间现在有一堵可能无法逾越的墙，你为什么还要接受？”我问。

“勿忘初心，方得始终。”他坚定地回答。他的微信签名，至今还沿用这句话。

2018年秋天，我决定和林彬再继续处下去。年底，林彬提出见家长、结婚，我仍犹豫不决。春节假前，父母打电话说：“谈了这么多年了，差不多合适就别拖了，带回来见见，计划结婚吧。”他们并不知道他出轨的事，只觉得我们相处多年，如今又在同一个城市工作，可以考虑婚事了。

站在婚姻围城外，我仔细想过，决定赌一把，进去看看。除夕前，我们都请了年假回老家。他先到我家，父母见了还认可。之后，他父亲来走农村提亲的流程，给了一个红包，双方父母见面，商定了次年的婚事。

2019年10月，我们在双方亲友的见证下结婚，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婚纱是借的姐姐的，妆是我自己化的。

房子还是他个人的名字。我自己付首付买了一台汽车，车贷一起还。房子交付后，装修需要花钱，他把大部分存款存到我的名下。

新家装修前，我们租房，安置了一个临时的家。收纳东西时，我发现林彬曾给那个女生买五位数项链的发票，纸质银行流水上，还有无数笔“520”和“1314”的转账。

这些虽然是过去的痕迹，却像当初扔出去的一枚回旋镖，加倍刺痛了我，我极力在修复这段感情，却也因为偶然发现过去的蛛丝马迹或者一些敏感言语再次受伤。崩溃有时，勉强自愈，只是生活要向前，自己选的路总要走下去。

按医生的嘱咐，结婚后我们着手试孕。2020年，我们正式开始往生殖中心跑。我以为，等待自己的是漫漫试管路，没想到，连进入下一步的机会都没有。

多月监测里，每个人工周期出血的第二天，我赶到医院做B超。生殖科医生看卵泡的数量、大小和形态，再判断是否调整用药，继续监测。我的情况往往是一开始就没有看见卵泡，到第七天再查，仍没有，医生便没有让我进入后续的促排、取卵流程。

检查本身和普通妇科B超一样，没有让我觉得疼痛难受。我没有经历促排卵打针和取卵手术，也没有那部分身体上的不适。难受的是心情：每个月都盼着能看见卵泡，检查时紧张不安，听到医生叹息，知道这次又没看见，心就落下来。

那段时间，我也曾在“为什么上天要剥夺我做母亲的权利”的痛苦里挣扎。林彬每一句坚定的“没关系，有我在”，都给我温暖和力量。我们好像两个没有伞的人，他紧拉着我的手，跑过一段风雨泥泞路，彼此的心又靠近了一些。

生殖门诊室外，有验孕失败痛哭的病友，有指责妻子不能生育的丈夫，甚至有婆婆当众要求儿子和儿媳离婚的家庭闹剧……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唯有身受，才可能感同。看见这些场景，我为这群承受家庭压力和道德谴责的女性感到悲悯。

2021年，结合近一年的监测和调理，医生针对我的情况，提出两个建议：一是考虑能否接受登记、排队等待受赠卵子，时间不确定，可能三五年，也可能更久；二是继续尝试自然怀孕，临床上有这类病人怀孕的例子，机会虽小，但我们还年轻。医生说，如果有了，就是上天馈赠的礼物。

接受供卵，意味着由我怀孕、生产，卵子却来自另一位女性。这种“赠卵治疗”，和商业买卖精卵、代孕不是一回事，卵子来源有严格限制，主要来自其他女性在辅助生殖治疗周期中剩余且自愿捐赠的卵子，还要经过健康筛查。

但那时，我在情感上觉得，这像是要生一个遗传上不完全属于自己的孩子，很难接受。林彬的态度是不强求，有更好，对医生的建议，他表示尊重我的想法。

我不想连累林彬，不想因为自己的问题，让他没有做父亲的机会。我琢磨不清，这究竟是个人的生育执念，还是责任心，好像自我运行的这套程序，自动把配偶和家人的需求放在最前面。

最终，我决定双管齐下：继续尝试自然怀孕，同时到医院登记，排队等待供卵。结果如何，尽人事，听天命。接受事实，认真过好每一天，这是我们达成的共识。

接下来的两年，我们各自忙着事业，都有了一定的成绩。我成了一家行业头部企业武汉分公司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他成了一家五百强企业的区域销售负责人。

岗位晋升后，他调到华北，我们又开始异地分居。距离并没有阻碍沟通，我们反而挺适应这种保有一定个人自由的生活。

2023年，林彬决定和朋友在北方做项目。他自己的工作发展势头很好，并不准备离职，便希望我过去负责新项目的运营，也结束长期两地分居的生活。

我当时的工作得到领导认可，也有被提拔的机会。可考虑到家庭，犹豫再三，我还是辞了职，奔赴北方，准备开始创业。

事与愿违，办公室等筹备工作做好后，因为一些不可抗力因素，项目不得不终止。之后，我没有马上回职场，给自己放了一段假，彻底放松，感受生活。原来静下来，慢悠悠地过日子，如此妙不可言。

松弛的生活状态中，惊喜不期而遇。2023年7月，我竟然自然怀孕了。看见HCG（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检查结果提示怀孕，我还怀疑是医院验错了。直到后来听见强劲有力的胎心，我才知道，这个曾不敢奢望的惊喜，真的落到了我身上。

我是中奖绝缘体，可能平生攒下的好运气，都用来迎接这份宝贵的馈赠了。医生说：“这是个奇迹，老天都在眷顾你。”我回家给林彬看B超单，他激动得跳起来：“真好，太好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回武汉安心养胎，产检一路绿灯。怀孕期间，我们谈过，生育后暂时由我全职带孩子。一个人主要负责主外，一个人顾家主内，分工和取舍不同，却应该尊重彼此的价值，相辅相成，把家庭经营好。

这一点，我们当时达成了共识，我才安心准备短期带孩子。我想象中的一家人，会相互理解，成为更好的父母，带着孩子一起成长。有矛盾，也总能化解。

我没预料过，柴米油盐和孩子哭闹的真实生活会是什么样，只觉得大原则不出问题，鸡毛蒜皮就影响不了感情。后来，原则和生活却发生了偏差，也许是人心会变，人也有各自利己的需求吧。

2024年4月，我生下了七斤多的儿子。

生产并不顺利。宫口开到三指时，我疼得难忍，用上分娩镇痛，随后呕吐不止。我一直把这理解为对麻药过敏。林彬对我的呕吐也显得不适，本能地抗拒接近，窝在待产室沙发上睡觉。直到深夜羊水破了，我才把他叫醒。

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产褥垫上出现不少血迹。主管护士担心胎盘早剥，说这可能危及胎儿，造成缺氧。请示负责的医生后，她们紧急把我推到产房检查。

检查时，宫口已经开到六指，几分钟后就全开了，胎心当时正常，马上进入最后的生产。医生说，先尝试顺产，如果出现紧急情况，再考虑紧急剖宫产。

我就在这样慌乱、担心随时发生意外的情况下开始生产。呕吐一直没有缓解，我一边狂吐，一边随着宫缩用力。

宫口从三指开到六指，等了很长时间。到生产时，距离开始用分娩镇痛已经近15小时，我感觉镇痛效果也不明显了。一直呕吐，又让我体力不支。

不记得过了多久，胎心开始不稳，监测仪不断发出警示声。助产士说，胎儿心率降低，要使劲加快生。我一边靠信念支撑着用力，忍受呕吐，一边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和无助。多次用力后，胎儿的位置并没有明显下降，我害怕极了。

“帮帮我吧，我实在生不出来。”我哭着求助产士。

“胎儿已经在产道，只有顺产一个选择，只能靠自己用力生下来。”助产士说。

我几乎绝望，宫缩突然更剧烈，产房里充斥着我疼痛的惨叫声。胎心持续不稳。“不行，得赶紧通知医生了。”助产士说。我知道情况不妙，之后一队医生来到产房，告知我需要用产钳助产，也就是用器械帮助胎儿娩出，还要进行会阴侧切。

医生一边操作，一边向旁边的实习医生解释。我躺在那里，感觉自己仿佛成了实验品。那时，我已感觉不到多少镇痛效果，剧烈的宫缩像到了疼痛的顶点。我觉得自己被活生生划开一道深深的伤口，等切到会阴时，又像是已经疼得麻木，几乎没有知觉。

那种痛苦，让我觉得是在受酷刑。

不久，我听见一声响亮的哇哇大哭。“是个男孩，13时58分出生。”医生说。

我终于松了口气，全身瘫软下来，接受医生缝合伤口。孩子生下来了，我却不像电视里的妈妈，为生命降临而欣喜、落泪。巨大的疼痛和极度恐惧包围着我，我无力感受初为人母的喜悦。

被推出产房后，我十分虚弱，外面的声音仿佛飘在空中，却能听见林彬的话，看清他的表情。他一脸喜悦地告诉我：“是个儿子，成功顺产了，说不定咱们可以生二胎呢。”

他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没有问我的身体怎么样，就去办理新生儿手续。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直到妹妹赶来陪我，我才没绷住，眼泪哗啦啦流下来。

她丝毫不嫌弃，帮我照料、换药。那一刻，我感到只有至亲家人才关心我身体的疼痛。这次生产里，林彬的言行又拉开了我们之间的心理距离，他却并不自知。好像我是他的婚姻育儿合伙人，却不是至亲家人。

整整十七年，我被困在“天生不孕症”里，执着于拥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家。现在有了，不该是得偿所愿，过上幸福快乐的一家人生活吗？上天赠予我一个自己的孩子，这本该是我曾在脑海里编排的完美人生剧本。

生育是一把钥匙，打开婚姻的另一扇门。在林彬的观念里，他主外就行了，家里的事都是我的，更别提分担。孩子晚上哭闹，他嫌吵，就一个人睡到书房。

我承担着日夜照料孩子的任务。看着小奶娃一天天长大，当然幸福，可产后的虚弱，加上严重的睡眠不足，让我疲惫不堪。我的人生规划里，不曾有全职妈妈这个角色。做了妈妈，时间和空间却进入一种全新的秩序，我想学习都得牺牲本来就支离破碎的睡眠。

林彬母亲在他年幼时去世，我没有婆婆能帮衬，我的母亲在老家，还有年迈体弱的外公需要照料。我好像连思考工作、家庭如何取舍的步骤都没有，只能决定，等孩子上学再工作。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既然做了选择，就珍惜当下，陪伴好他。

我们的家庭矛盾逐渐凸显出来，关系变得紧张。我夜以继日照顾孩子，料理家务，学习育儿知识，在林彬看来，这些却都是应该的。

我觉得，家庭地位开始失衡。我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自己的价值被贬低，成了生活的常态。

争论起来，他总说自己已经尽了主外的责任，让我没有经济压力，有好车开，有不错的房子住，家里没有贷款，也有不错的收入和净资产，我该知足。而我，不但没有做好主内的事，没有给他足够的关心和爱，还想让他帮忙家务，要求他陪孩子时别看手机，打游戏，就是要求太多，很烦。

有一次，孩子感冒，我希望林彬不忙就早点回家。那段时间，他自己也说工作不忙。可他和朋友打游戏，直到凌晨才回。我生气地问：“孩子病了，不想早点回来看看儿子吗？今天一定要玩到这么晚吗？”

他说：“孩子感冒这点小事你都搞不定，你有什么用？孩子感冒是谁的问题？还不是你当妈的没照顾好，自己的事情没做好，你有什么资格要求我？”

我们都低估了真实生活的琐碎。以前异地，各自独立，都有不错的工作，也许是距离产生美。现在，我的精力主要放在孩子身上，暂时没有工作赚钱，睡眠又严重不足，没法像从前一样，花那么多时间关心他的情绪，陪他探讨工作。

我处在产后虚弱的特殊时期，也想被关心，希望他主动分担一点小事，希望自己的付出被认可，得到的却是指责和不满。

需求错了位，关系就紧张。矛盾出现时，有没有经济独立，成了一个重要的筹码。在我看来，他因为收入不错，就站到了家庭地位的高处。

2025年6月，他姐姐炒股输钱，又抵押贷款，背上负债。他想办法处理家人的债务危机。我不全然同意，希望多少考虑小家和大家的平衡，他因此和我大闹、翻脸。

“现在家里的钱都是我辛苦所得，过上如今的生活，你也应该知足了。你没有任何资格左右我如何支配。我对我家人好，是因为我懂感恩。你应该多想想，你为这个家贡献了什么价值。”

那一刻，我真的懂了，人性不可深究，婚姻到最后全凭良心。

生育后，面对暂别职场和家庭地位的不平等，我时常感到莫大的委屈。脱发、失眠、心悸、体重暴跌，让我一度陷入痛苦和从未有过的自我怀疑。可人好像天生具备绝处求生的能力，痛彻心扉后，又会抵达一片新的天地。仿佛有一双手，把我推向自我解构和重建之路。

2026年春节后，我带着孩子，随林彬到他工作的东南沿海城市。他是2025年年底调过去的。我希望孩子能多些父亲的陪伴。结婚多年，我们大多时候异地，也想试着一起生活看看。

目前，孩子两岁多了，还没上学。我暂时没法回归职场：孩子无人照顾，即使请人，也得有一个至亲家人在家。我计划等他三岁上幼儿园后，再去工作。

我和林彬有一点共识，尽量控制情绪，不在孩子面前争论。我们都爱孩子，只是爱的方式、愿意付出的程度不一样。

林彬在工作闲暇时爱打游戏，放下手机和爱好，用心陪孩子的时间不多。有时，我觉得他们像是互相把对方当玩具，他偶尔逗一逗，孩子却依然嚷嚷着让爸爸举高高。听见开门声，看见爸爸下班回来，孩子会开心地转圈圈，跑过去拥抱爸爸。每每看到这些，我也欣慰。人生有诸多不易，但我希望孩子的童年是金色的，父母的爱都不缺席。

我和林彬一起生活，矛盾本质上并没有弱化。在我看来，沟通要建立在能共情的基础上，地位不平等，却让这件事格外难。我也尽量避免正面冲突，免得影响自己的情绪。

关系还不到决裂的地步，我们有共同的孩子，也有共同的利益。婚姻不同于恋爱，无法来去自由，亲密关系也需要学习经营，也许走着走着，我就“血脉觉醒”了。

我也开始审视自己，意识到我的前半生始终被困在执念里，我总想抓住长久的关系、世俗里圆满的家庭，却忽略了人生本就变幻莫测，人性本就复杂。

想在不确定中抓住确定，本就是我的虚无幻想，又怎能不痛苦？把生命的意义和幸福寄托在外部世界的得失上，就像饮盐水解渴，越喝越渴。

我现在对感情不抱太多期待，也不着急给这段关系下定论。关系最终走向哪里，也许就不那么重要。我穿越中年要做的事，就是把注意力转回自己，学着与无常共处，接纳命运的跌宕起伏。

林彬否定我的价值我就应该自我否定吗？我用心陪伴孩子是给自己的一份生命礼物，何必需要他的肯定？他如果丢了初心不再珍惜，我何必执着于人性的飘忽不定，经营好自己为未来种下一个良性的因即可。我何必过度焦虑现下家庭事业无法兼顾？世上本没有完美的选择，自强不息的人总会有安身立命之路。

有些问题本身就没有解决办法，那就做好自己能影响的事。与问题和平共处，也是一种选择。在浩瀚辽阔的宇宙当中，山河大地已属微尘，我能做的就是争取经济独立、思想独立，不卑不亢，不依附。

编辑丨泽木    实习丨赵雅雯

欣欣冉冉

要有光。

本文导读：前段时间，我跟学影视戏剧的外甥女开玩笑：“你好好学，将来拍电影，让舅给你演个角色。”外甥女说：“我不是拍电影的，我喜欢舞台剧。”我凭着固有认知，不依不饶：“舞台戏剧有啥意思？又没有几个人看，还是电影好。”外甥女感叹道：“拍影视剧得需要大量的钱哩，制片人找钱最难了。”

“制片人”这三个字一下击中了我，我的思绪被拉回到6年前。2020年，岳美琪（化名）以制片人的身份，拿着一部影视剧的开拍计划找我，想让我给剧拉些投资，我为她联系了某地级市负责农文旅项目的焦主任。后来，我没问过剧具体的投资情况，但收到了她发来的顺利开机信息。

一年后，我和焦主任又打交道时，他提及岳美琪这个人不对劲。我上网查询了她的近况，这才知道，她已因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上亿元，被逮捕了。

本文导读：奶奶生命最后的6年8个月里，她丧失了行动、语言能力，终日躺在床上，吃喝排泄全部依赖他人。

为防止褥疮，每两小时需要为奶奶翻一次身，昼夜不间断。翻身需要两个人配合，一人托住奶奶的肩背，一人扶住髋部与大腿，他们小心翼翼把老人侧向一边，快速抽走身下已经微微潮湿的隔尿垫，检查后背、腰侧、胯骨这些骨突位置的皮肤有没有泛红，而后给奶奶垫上柔软减压软垫撑住后背，再把双腿摆放到舒展的角度，避免关节受压。整套动作容不得半分鲁莽，奶奶不能说话，身体稍有不适，就会眉头紧紧蹙起。

病床之上，翻身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在2300多个日夜被重复将近两万八千次。

• 本文头图选自电视剧《四喜》，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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