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70岁这年，我背着他挑了3处墓地 | 人间

假如我主动说起，这有违常理吗？而假如我不主动说起，那是在装聋作哑吗？

配图 | 《我的后半生》

黄鱼一家刚搬进新居不久，黄鱼的父亲被确诊为前列腺癌。此前，他才为父亲办过七十寿宴，一家人的生活安稳，父亲一病，看病、用药、向亲友交代病情，都成了儿子要张罗的事。

治病的日子里，父子俩把门前的草坪改造成了一座花园。另一件事也摆到了黄鱼面前：为父亲找一处墓地。他想过老家的传统坟地、殡仪馆公墓，也看中了祖上曾经安葬的水门口。可比选在哪里更难的，是怎样向父亲开口。

父亲还在治病，主动商量墓地，会不会像是在告诉他，病已经治不好了？一直不说，又是不是在装聋作哑？父母偶尔提起别人家的墓穴，他猜不准那算不算交代。直到一次上坟，他才借着与叔叔说话，把自己的打算讲给父亲听。

今天这篇文章节选自黄鱼的非虚构作品《花园与父亲》。书中记录了父亲患癌至离世的五年时光，以及儿子在求医、照护、建造花园和准备后事中的犹疑。所有反复掂量的分寸，都是一个普通儿子面对父亲衰老时的为难。

我想到了三个地方。

一是斧头山。新村的传统坟地，位于小山地背面。在我小时候，村堂里的那些男大人，经常拿斧头山来吓唬我们。每隔上一年半载，在某天清晨，村堂里便会出现一支出殡的队伍，大模大样占据了道路的中央；在那里祭材车（地方习俗，出殡时的一种悼念仪式），我们也会去围看。

队伍哭哭啼啼出了村堂，去的就是斧头山——自小，甚至一次都还没去过斧头山，我就知道有那么一个所在。

在彼时的脑海里，斧头山不仅是离村堂那么遥远的一个地方，更是所有恐怖事物的源头和归宿。它隐没在小山地的另一面，你看不到它，因而会在脑子里使劲地去想它。我把它想象成一个灰白色的大洞，雨水飞溅，青草疯长，吞噬掉一切。祖父祖母的坟就在斧头山，坐落和朝向还是当年祖父自己挑的。

祖父下葬时，全家老小立在坟前，交口称赞祖父挑了个好地方，面向的远山，一清二楚，样子果真像元宝；跟前就是一条小径，来去方便，很照顾子孙后代以后来上坟——那皆大欢喜的情景，今天还历历在目。从那时候起，我对斧头山的恐怖印象好像消失了。

但祖父祖母坟头的周边，已经没有空地了。整个斧头山坟地都已经很挤，应该放不下了。

二是殡仪馆公墓。殡仪馆位于县城西郊，在西山公墓的隔壁。西山公墓一直就有，是城里人历朝历代的坟场，旁边的道路转弯处，曾经还一度当作枪毙人的刑场。正因为西山公墓万万搬不走，后来殡仪馆才最终选址在那里，又就近开辟了一处新的墓区，名为天伦园。

附近村堂的人有心改变与墓区世代为邻的命运，想要反对建殡仪馆，反对建天伦园，但提不出振作而响亮的理由，只好作罢，转而做起了花圈生意和入殓行当。不过天伦园随时都能去，可以作为备选，所以不必首先考虑去那里。

三是水门口附近的山上。我家祖上的骨殖，至今还遗落在水门口的某个山包里呢。如果能去水门口一带，那是比较理想的。我很是心动于水门口。

但这里面，不仅仅是去哪里的问题，还涉及怎么安葬。

十多年前，县里开始实行殡葬改革，一是遗体要火化，二是丧事要简办。不能起坟头，不能抬棺材，每个村堂的棺材抬杠，不允许整副保管，而要截成段，劈成柴，烧了——那都是几千年来的封建陋习，统统要改。

据说有个老人，某某村的某某谁——有名有姓的，大家都在传说，活灵活现；他为了逃避火化，硬是赶在火化实行的前一天，寻死走了，终于遂了仰天仰地躺在棺材里的心愿，由八先生（也叫材脚师傅，由八个人组成）抬着，风风光光绕村堂一圈，入了土。

据说烧的时候，还是会感到很痛呢，会痛得全身卷起来，在炉膛里打滚，拼命要逃出来。到公墓里去，只会给你巴掌大的一个水泥格子，在里面容身，逼仄得很，缩头缩脑地像被关进了牢笼，永生永世不得翻身；哪有躺在几寸厚的木板上来得好啊，上有盖下有垫，又干燥又暖和，日常需用样样不缺，都随身摆在两边，就手够得到。

火葬场附近的几个村堂，产的桃梅李果都没人买了，因为每天有火葬场的烟灰洋洋洒洒地落在果子上面。

传言满天飞，像成群的牛虻呼啸来呼啸去，一寒一暑间，又冒出一拨新的来。转眼间，实行火化已经十几年，关于如何举办丧葬，人们的想法和做法一直还在流变，远没有固定下来。

遗体火化是避免不了了，要是心存侥幸，反而会落得自取其辱：如果遗体没有火化，哪怕已经偷偷摸摸下了葬，最终也要被刨出来烧成灰，政府一定敢这么做，就别动这心思了。

至于老老实实火化了以后，怎么安葬？那是可以想想办法看的。也老老实实地，放到公墓里去，这是一种做法。但那是没办法的办法，实在没有别的去处了，才会去那里，心有不甘呀。老实人吃亏——虽然说不清终究吃亏在哪里，老实人能不当就不当吧。

但凡活络人家，总归是要想想办法看的。找一个隐蔽地方，不在河边、路边，不在桥头、村口，不要那么招人眼目，公开去跟政府叫板；仍旧筑起墓穴，仍旧使用棺材，将骨头在棺材里摆成人的形状，比画着给他穿上棉衣棉裤，盖上重被。

殡仪馆引进了一种高档火化炉，烧的价格贵一点，要多花些时间和柴油。烧的时候不会用炉条去捅，出来后仍保持完整的骨骼架子，可以让子女拣骨尽孝。骨头是已经烧成炭了，但只要轻手轻脚地拣，轻手轻脚地放，还能够保持形状，带到坟前，在棺材里从头到脚重新摆一遍。

棺材不能公开抬了，那么就在出殡的头一天夜里，不要太明目张胆，先将空棺材悄悄拖到墓穴前放好。这样做的风险是，有人举报的话，政府还是会来管。但一般也不会有人举报，因为大家都这样在做。事实上，政府也不是不知道，只是当作不知道。

但有个前提，你不要做得太过头。不允许抬棺行丧，那么就用花轿来抬，将烧剩的骨头用红布包好，放进花轿里，一路吹吹打打，也好不热闹。但后来抬花轿也被禁止了——太明目张胆，做过头了。

好像有那么一条线，只要不越线，你可以无限接近那条线，而越接近那条线，你捡着的好处便越大。关键是你要自己琢磨透，那条线究竟在哪里，万一越了线，你就吃不了兜着走吧。

鉴于上述情况——如果去水门口的话，我还得违反殡葬改革的规定，如很多人所做的，私下里造一处墓穴。另外，还会导致其他一些后果。

一是这件事将不能光明正大地进行，而古人有云，“慎终追远”“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假设遮遮掩掩就把事情办了，是否会对我造成某种思想上的困扰，也未可知。二是我得通过关系找到一个水门口的当地人，按照通行的做法跟他打好交道，允许我们在他的地盘动土，行礼如仪，类似于向土地菩萨请托。

三是以后归终堂怎么归、出殡怎么出、线路怎么走、仪式怎么搞，也是个问题，怎样把他顺理成章送到水门口葬了，还真没有一个现成的套路呢——但这些都是以后的事，我还没来得及细想。

现在的问题是，我该怎样把这件事向他们提出来？到现在为止，这件事还处在秘而不宣的状态之中，他们有他们的盘算，我有我的考虑，但彼此一次也不曾直截了当地交流过想法。

此件事情该怎么处理，我真从来没有碰到过呢，也没人教过我。据我所知祖父是自己寻得了一处墓地，应该也是亲自督工，甚至亲自动手，筑起了自己的墓穴，我们这里称之为“喜宕”。

但事情当中，父亲和叔叔都扮演了什么角色，具体都做了哪些？可惜那时候我正值懵懂少年，一点也不曾留意到这些问题。

也有暴毙的。人都直挺挺地在门板上躺着了（地方习俗，丧事期间死者被暂时摆放在门板上），才忙不迭地搭起一个棚子来，一边叫了泥水匠在山上起墓穴，一边叫了木匠在棚子外面做棺材。

听得这边厢慌里慌张哭成一片，那边厢却乒乒乓乓，在忙着敲打一具新棺材；油漆师傅已经在一旁候着了，赶紧要上第一遍漆。十分的忙乱，总是跟十分的凶险纠缠在一起。

而那些长命百岁的，往往家里早就备着一具好寿材，山上也早就筑着一处喜宕。越是提早，阎王越是不叫你去。寿材的前头写着“音容宛在”四个金字，你每天在自己的寿材前面晃荡，起早落夜，正常作息，晴好天气也会到喜宕那里转转——这样的日子，从容不迫，夜里想想也安心。以后哪天死了，也如尘埃落定一般。

还有人说，这件事没那么简单，里面有讲究。好些事你只能叫自己的儿子来做，要是叫别人来搭手，秽气就会沾上那个人；那个人要是遇上什么不好的事，因此会记仇你，哪怕你都死了很久了，还是会一直记仇你。

所以假如你是儿子，你绝对不可以去为别人的父亲做这件事，而只能为自己的父亲做，等等。

我好像晓得不少，但要么是道听途说，要么是臆想瞎猜，事到临头，都不能指点我该怎么做。关于造墓穴的事，假如父母亲他们自己不明说，我可以主动说起来吗？他们一再跟我说起谁谁的墓穴造在了哪里，这算是向我作交代吗？

假如我主动说起，这有违常理吗？而假如我不主动说起，那是在装聋作哑吗？——我思前想后的，就是不知道该如何迈出第一步。

趁着今年正月里去给二姑上新坟，我终于逮着了机会说起这件事。二姑的坟筑在紧靠大马路的一个山湾里，沿山路步行进去，在林间上上下下，避过几个分岔，十分钟就到了，真是又便利又隐蔽。

大家纷纷朝四下里张望，说风水好，视野开阔，要如何如何把坟宕好好修整，再种上几棵常青的柏树。我留意了父亲此刻的姿态。二姑在病床上缠绵已久，终于在去年走了，是父亲兄弟姐妹五人当中第一个走的。

只见父亲一声不响地靠边站着，手里捧了三根香，低眉顺眼地看着坟前的蜡烛在烧，不像别的人，走来走去，东看西看，对这个场地有很多高见。过去几步立着叔叔，几乎和父亲一模一样的姿势和神情，好不伤心，“湿嗒”，叔叔与父亲同时抽吸了一记鼻子。

我脱口叫了一声叔叔。我说：“水门口可不可以啊？水门口应该很好呢。”心想，我这是在跟叔叔商量事情，而不是跟父亲，说话声音却够响的，父亲也能听到。我还是拿捏不准，我这样主动提出来，是否合适，但话一出口，又如释重负一般。

表兄听进去了，在旁边帮腔：“水门口是很好呢，迟早要准备起来的。”我曾经向表兄说起过这件事。

婶婶跟着说：“新村村堂里的公墓是不好的，都是那些早死的，要么是那些没有下代的、下代没有出息的才会摆到那里去。”

斧头山上新村传统坟地旁边，因为殡葬改革的要求，也辟出了一处村级公墓。但村堂里的人死了，一般都不乐意放到那里边去，今天听婶婶一说，原来是别有原因。

婶婶又说：“说起水门口，很巧呢，我大些的弟弟刚说起来过，水门口的传喜，他家茶山地里有个朝南晒阳的好地方。冬天里每次走过，那里都暖烘烘的，每次下完雪，都是那里的雪先化。传喜每次从那里走过都要说，难得是个筑喜宕的好地方呢，空着可惜了！”

一切都像是天意，我更觉得应该去水门口了。听得叔叔沉默半天，也说了句：“水门口是好的。”

但父亲还是不说话。我总有个顾虑，父亲还在治病，就主动提出来要给他建墓穴，这好像是在向他摊牌：你这病是好不了了，该准备后事了。而且表兄、婶婶、叔叔和我，几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像串通好了似的，对他形成围逼之势——今天想起来，我心里还是“觉觉动”的。

要是他自己明确提起来要建，或者按照传统习俗，越早越好，早在他得病之前，就动手建了，我也不会如此心里不踏实。

但这件事总算开了个头。从二姑坟前回来，父亲开始在花园里侍弄那棵三叶木通，迫不及待要给它搭一个可以攀爬的架子。

前年花园建成之初，我和父亲栽下了这棵三叶木通，整个去年它都没怎么长。每次去察看，只见几根细嫩的藤条怯怯地挂在那里，任凭海枯石烂，就是不起势，像断了气一样。今年开春，它却突然间爆发了，从每一片叶子的根部，瞬间绽放出一整根的枝条，复制又复制，向四面八方恣意蔓延；又如同被踹了窝的蚂蚁，怒不可遏地四散而去，气势汹汹。

父亲一天天地看着三叶木通直发愁，担心那些新发的枝条无处可去，这时候终于下定决心，要给它搭建一个一劳永逸的架子，要够大，够牢，够它爬上一辈子的。当初拆了木栅栏的木头片子还剩下来一些，正好派上了用场，乒乒乓乓，父亲正在把它们敲打成一个架子。

这时候，我已经拿定主意，过两天要陪父亲去上海的医院看看，但还没告诉他——

我对父亲说：“那么，去水门口看看？”

把一枚铁钉钉进木头，要钉实了，最精到的锤法是一轻二重三回头，三种力度，各锤两记，一记不多，一记不少，父亲一般不失手。

父亲说：“去看看吧。”

《花园与父亲》/黄旭东（笔名：黄鱼）/2026年3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

作者介绍：黄旭东，笔名黄鱼。作品刊载于《野草》《西湖》《北京文学》等。非虚构作品《花园与父亲》获得澎湃·镜相第二届非虚构写作大赛首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