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宿命：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是我妻子的一本书

本文系网易戏局栏目出品。

前往宿命（中）：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是我妻子的一本书

前言

我和谢云海满怀期待地准备冲击各自领域的新高峰。七年之后，我停留在原地，而她竟一跃成为全球最受瞩目的哲学思想“导师”。第二次无产阶级革命浪潮的新领袖是一名女性，是我的妻子。

而正当我们还在适应这些冲击和动荡的时候，“三战”自我们身上，开始了。

第五场

2030年，我二十八岁博士毕业，谢云海比我晚三年，因她小一届而且哲学硕博加起来是七年。

战争也是这么回事。在西亚、南美和非洲，这些地方的战争随着各大国转移社会矛盾，争夺战略资源和剩余市场的需求增大，逐渐在由代理人战争向传统战争升级，冲突的发生地也越来越接近各个大国的中心……

然而对于我和谢云海，以及许多待在学校里的人来说，生活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具体到我们，博士毕业前后的生活区别也很小。

我们搬到校外的一所小公寓里同住，并领养了一只被遗弃的三花猫。也许是出于对再次失去长期饭票的恐惧，这只猫总能吃下我们喂给它的所有食物，很快变得圆润。我们决定从既是科学家也是哲学家的人物里给它选个名字，起初叫牛顿，后来谢云海抱怨总感觉是在叫牛院长，便只好改叫培根，挺符合它的体形。

工作上，留校并不意味着我们直接是大学老师，虽然改了职称，但大部分时间的工作仍是各自的研究，只是方向内容越来越独立化。

使不太理解理论物理的人了解我们在做什么，其实要比解释很多专业领域简单，因我们的目标没有太多前提。

物理学最初的目的就是掌握世间一切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个初衷从古至今没有变过，只是细分出许多旁支，去解决探索过程发现的具体问题，而把初衷留给了理论物理。

牛顿力学体系是最早“解决了一切问题的理论”。直到后来人们又发现了电磁以及微观粒子世界的存在，于是陆续有了新的电磁理论去照管电磁，量子力学理论去照管微观世界。

而我和许多同行想要的，就是找到一整套新的理论体系，像牛顿过去曾做到过的那样，重新解决一切问题。

为什么用一套理论这件事很重要？

我打个比方，这好比人想要看见自己，需要一块镜子，而他面前的只有一地摔碎了的镜子碎片。牛顿从碎片中拾起了一大块，把它嵌进相框，于是人们第一次看清了自己的脸。可后来摸了摸，发现那并不是全部的自己，便又有人从地上捡起更多的碎片。相框里嵌的碎片越来越多，虽然还有几小块是空着的，但看见自己的这个需求似乎已经满足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状况。

可这真的足够吗？我身边不少研究者都做出过和我相似的预言：不可能通过这种碎片拼接的方式，最终描述整个宇宙。碎片间一定会有缝隙，但我们的世界是均匀连续的，这是整个物理学研究的前提。人为可以划出宏观和微观的分界线，但世界是一个整体，不真的存在这种分界线。

一个苹果的物理规律，和一堆苹果应该是相同的，把苹果碾成粉末，一粒粉末，和一整个苹果的物理规律也应该是相同的，否则物理学就根本不存在。

在事业低潮时，我曾对许多非科学工作者这样解释过我的目标。大家表示信服后，往往都会关心另一个问题：如果你们成功了，那会发生什么？

我每次都回答，我不知道。

没人能知道。就像十五世纪的人无法知道牛顿以后几百年的科学技术变化一样，但我肯定，那将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再次重新定义人类自己。

这样看，我选择弦论的理由也很简单——它是我和很多人认为最有希望找到物理大统一理论的研究方向。

弦论认为，纷繁复杂的基础粒子，包括光、电、磁，本质上都是一种更加细小得多的，目前技术难以观测到的细线。这种细线才是真正不可分的基本粒子。细线组合成大的粒子，同时具有不同的振动状态和振幅，于是我们便观测到不同的物理属性，如光电磁或引力，这就像琴弦被拨动，我们听到不同音色的琴声一样。由线组成球，由二维三维，弦论是如此符合数学直觉并且优美，让无数像我这样相信宇宙的本质规律一定是和谐和美的的理论物理学家们纷纷涌入。

然而到我这里，弦论出现已经差不多七十年了，至今既没有实验数据能直接支持，也没有一个人能做出一套模型，能在理论上的十维降低到现实世界的三维后，仍然能完美解释现实。前者并不令人担忧，毕竟相对论提出时，也没有实验数据支持，可更先进的实验技术有了以后就能得到了，后者才是关键。一个作为真正真理的大统一理论，必须面对一切情况时都有效，而现在的弦论，更像是理论家们在虚拟世界设计出的一套规则游戏。

我敢于进入这个领域，一部分来源于我对自己数学能力的自信，我一向能另辟蹊径找到问题的解法。当然，我并没有盲目开始探索。从2029年到2034年这五年时间，我基本没有做任何尝试，时间都研习前人的文献和研究资料上。起初两年，我可谓雄心勃勃，一天可连续工作两个六小时，像一个干透的海绵一样，疯狂吸收着前人的思考经验。

懈怠感是不知不觉中出现的。原因之一我认为是，随着我的理解加深，我在逐渐认清弦论中数学问题的困难程度。它不是简单的计算量计算方法问题。

2035年，我和一位北欧的弦论研究同行讨论时，听过一个比喻，他说：“我们都在用调吉他的方式，调钢琴的音。”

吉他有6根弦，而钢琴的88个琴键背后连着219根琴弦。用现在的各种思路去推导弦论的理论模型，就像一个不懂乐理的人在调琴。如果琴弦少，找找规律，也许凭感觉碰巧就调对了，可当弦多到一定程度，相互之间又还有错综复杂的关联，那么难度就指数级上升。

面对自己的研究越来越让我感到痛苦。工作一小段时间，我就想休息一下，每周的阅读量也在降低。我告诉自己，低潮和困难肯定会有，只要坚持努力总有拨云见日的一天，但显然我的身体或者说潜意识并不完全认同。我那会儿上班时看了许多小说、电影甚至美剧，没有想看的内容，也会在办公室打游戏。

我时常会想到云想。毕竟，是她帮助了我度过人生上一次的困难时期。我有时期待她会再次跳出来，像过去那样，告诉我宇宙本质究竟是怎样的，但我同时也知道，自己的物理数学水平早就远远超过她了。而当我坐在办公室不务正业时，我有时又担心云想会突然出现，向我打招呼并问我正在干什么。

当然，过程总会有一些小的波动，我会突然自以为找到了某种思路，但不久后就会幻灭。从结果看，接近十年时间里，我的研究除了产出几篇漂亮的，提出了一些想法思路的学术论文外，基本一无所获。

第六场

早在三十年代末，就有一些媒体称谢云海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智慧的女性”，我认为不无道理。

与我的伤仲永不同，谢云海的学术事业从一开始就相当顺利。十年如一日，她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看书写字，博士毕业前后她就写了许多在哲学圈内外都有影响的小册书：哲学领域的《新黑格尔主义的现象学还原》，政治社会学领域的《资本的皇帝新衣》，还有历史文化研究相关的《未来文明守望》……通俗易懂且准确的语言加上直击要害的深刻见解，作者又是这样年轻的美少女，让她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2036年，她花费两年半时间整理写作的，那本最著名的《关于未来社会的哲学理论》正式出版。

当时世界的大环境下，人们普遍怀有对资本主义世界现行制度的不满。只是在她之前，人们用以反思和批判现有世界上层建筑的理论武器，主要还是一两百年前马克思列宁他们留下的那些。许多基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做出的论断，即使不完全过时，也显得和现实结合不紧密，故而批判的声音总不那么有力。

谢云海的《关于未来社会的哲学理论》几乎一问世，就成了中下层知识分子们手里的“新圣经”。人们一开始称她是“新黑格尔主义左派女哲学家”，后来更多人则直接称呼她为“导师”。尽管谢云海从未接受这个头衔，但随着世界上每一场危机和战争的爆发，她的“信徒”规模都在不断扩大。现在回望，第二次无产阶级革命浪潮的新领袖是一名女性。这既是一种进步的符号，也是历史的宿命。

谢云海的拥趸之一，格鲁吉亚思想家革命家巴洛霍夫曾指出：“父权文化、资本主义以及任何人类历史上支持社会的金字塔结构，将少部分人变成压迫者，将大部分人变成被压迫者的思想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体的，都是革命所期待的那个未来自由平等社会的敌人。”

现在的历史书会记载，2039年11月15日，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日子。但对于当时正在经历的每个人，大都还期待着它像过去十五年里爆发的每一场战争那样控制在局部。

我们也是怀着这样的想法，于12月前往瑞典参加当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

得奖的不是谢云海，是她的哥哥谢前海。那年年初，他所在的脑科学团队完全理解了人脑中构成逻辑思维系统的细胞组织是如何运行的。此项发现的意义在于，很快人们就能知道几乎一切关于人的思维与意识相关的奥秘。不夸张地说，谢前海他们弄清了人类的灵魂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研究团队中的三名生物学家共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生物学奖，而谢前海则因自己在此项研究中，对量子信息等物理领域的突出贡献，独立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颁奖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音乐厅里举行。我们到那儿以后，典礼前两天的晚上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们在酒店餐厅吃晚饭时，谢云海接了一个电话从桌上离开，时间久了我有些担心，便去寻找。走近后，我听出她语气略有急躁，便停在了门廊口，无意间听到她说，如果我的伴侣不能和我一起坐在台上，那我坚持我也要坐在台下，总之明天我们必须坐在一起，如果这样安排依旧违反了你们的传统，那么我们可以接受一同待在传统不涉及的地方，比如酒店，远程观看颁奖。

我也没想到的是，之后在台上的每分每秒是那样煎熬。仿佛周围无数双眼睛和摄像机都在冲我投出利箭，我甚至都没能听清谢前海说的获奖感言。每当有人冲我这个方向微笑，或者捂着嘴巴交头接耳，我就会想象他们在说，看，那个就是大名鼎鼎的谢云海的丈夫，像个书呆子似的，谢云海怎么会看上他……

我心里一直很清楚，人们会非常关注这对在科学和哲学上分别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兄妹，而这种关注自然会分一部分到一无所成的我身上，这是我需要承受的压力。但我那时没想到这种压力如此沉重，且持续这么久。

所有社交应酬终于结束后，留在瑞典的最后几日里，我们三人去了一家当地华人开的中餐馆吃饭。在两人面前，我努力装出自己毫不在意的样子，他们也都没戳穿，聊的主要还是学校里那点陈年往事，还有各自的生活情况，对于战争和政治上的事则绝口不提。

饭局末尾，我们聊到苏院长前年确诊的阿兹海默病，再过两年也许就能被有效治疗了。之后谢云海说她担心这项脑科学技术可能会被用到目前和将来的战争中，那可能会造成巨大的人类悲剧。我立刻感到不寒而栗，而谢前海似乎早想过这个问题，沉默半晌后说，自己会竭尽全力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话题转到了我们毕业前和两位院长吃的那顿“圣餐”上。我尴尬地笑着，讪讪说自己愧对苏老的栽培了。谢前海这才小心翼翼地问我，是不是这几年研究遇到什么瓶颈？我不知该怎么解释，半晌有些泄气地说，也许自己也不是搞理论的材料，当初太不自量力了。

谢前海摇了摇头，表情严肃地对我说，如果你都不是这块材料，那我看这世界上就没有人是了。

我看着他，分辨不出是真实想法还是胜利者的恭维之词，便问，你真这么想？

谢前海笑了，他看了一眼谢云海，说不然呢？接着我们都笑了。

临分别前，谢前海显得有些不潇洒，拥抱后又分别抓着我们的手，多次嘱咐我们回国前一切要小心。

当时我还觉得不至于，直到几天后事情突然发生。

我们刚走到机场的候机区，就有名空乘打扮的女人从后面追来，礼貌地向我们出示了行李托运的单据，称二次检查中在我们的箱子里发现了一些疑似违禁药品的物品，需要本人当面打开配合检查。

我原本以为是我的护肝片和褪黑素装在了一个药瓶里造成了误会，后来才知道所谓检查根本就是个幌子。

我们穿过几道门后被带进一个小房间，很快进来六个着便装身材魁梧的男人，挟持我们下楼上了一辆摆渡车，直接开到附近跑道上一架小型飞机旁。我们上去后，飞机很快便起飞，全程只花了不到五分钟。

被绑架的前48小时，无论我问什么他们都不回答一个字。后来回想，在机场的整个移动路线都是经过精心设计安排的，除开始那段外，不可能有任何路人碰巧望见我们，也没有机场的职工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他们甚至不想让我们暴露在太阳光的直射下，大概是防范卫星或无人机碰巧看见，从摆渡车到上飞机的几十米距离里，全程都有人撑着两把巨大的黑伞。

对于整个世界来说，2039年12月25日圣诞节，谢云海和她的无名男性伴侣坠机身亡了——我们本该登上的那架民航客机起飞后不久，坠落在波罗的海中。

时至今日，人们仍未调查出这次坠机事件的发生原因和具体过程。但在战争期间，所有有关方面派出的调查组都公布了敌方特工人员是幕后凶手的材料，并在未来数次将它列入对方长长的战争罪行之中。

第七场

从2040年初到2048年底，接近9年的时间里，我和谢前海都是在前美利坚合众国马里兰州查尔斯郡的一个小农场里度过的。我们的周围是大片的树林和草场，但是向西走几公里就能望见波托马克河，向南距离河的大西洋入海口也不远，如果往北开一路不堵车，到白宫只需要两个小时。

从把我们软禁在那儿之前的审讯情况看，白宫决定控制住她的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是担心我们斯德哥尔摩之行的真实目的是招募谢前海等人回国，但这显然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担忧是，介于当时高压的世界形势，虽然谢云海几乎没有参与实际政治活动的历史，但由于其著作的巨大影响力，如果她站出来号召欧洲大量失业的底层无产者起事，那么难保不会出现第二个古巴甚至苏联。出于这种担忧，即使对我们的监察中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因为确实不存在），我们还是被告知以“组织恐怖袭击活动嫌疑”的理由，被长期软禁在了那里。

农场生活条件方面其实还不错。我们每周可以写一张清单，内容可以包括食物、生活用品、2040年之前出版的书籍、没有上网和通讯功能的电子设备，甚至宠物。

我们很想念培根，便要了一只新的小猫，取名“笛卡尔”。笛卡尔平时就喜欢离开农场到处乱跑，两岁多发情以后，有次离开就再也没回来，弄得周围这些警卫找了很久。他们当然不是担心我们的感受，而是理论上这的确有可能是我们向外界传递信息的一种手段。

我们本以为再不会有猫被送来了，不过聪明的美国人还是找到了一个折中办法。我们养的第三只猫是一只流浪时双腿被汽车压坏的美短猫，只能用两只前腿拖着无力的后腿爬来爬去，直到后来谢云海给它做了一个辅助轮滑板，它才会溜达到门口的青草地上晒太阳。起初我们叫它“莱布尼茨”，后来觉得太长，谢云海才同意我提出的“霍金”，但因霍金并不算哲学家，所以公平起见，如果我们有下一只猫，必须要叫“尼采”。

我们住的农场周围五公里是没有其他农户的，每时每刻都会有至少六名警卫人员在周围的某处警戒待命。农场内会轮流有一到两名工作人员常驻，帮我们料理农务家务以及监视。

第三年，我们放弃了自己寻找漏洞逃脱，因开始被要求戴上一种报警手环。

第五年，我曾试图“策反”一名农场内的工作人员。几次试探后，我把一张纸条塞给他，上面写有我们所在的经纬度，以及谢前海和其他几个朋友在美国的住址或电话。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名工作人员。

总而言之，只要我们不逃走，也不与外界取得联系，他们愿意让我们好好生活，包括继续做我们的研究。

2042年春天，我和谢云海有了第一个“研究成果”。他是一个男婴，我们给他取名谢林。这既是用了德国哲学家的名字，也是因我们喜欢屋前那片橡树林，希望他像这些看得见的树，和我们心中看不见的树一样茁壮成长。   

谢林七岁前的世界只有农场和周围那一片土地，就和生活在童话书的插图里一样。他开口说话很晚，我们起初担心过他可能有某种异常，但到两岁半后他一开口便说个不停，学习新词汇的速度也快得惊人。谢林深爱着他的妈妈，只要和谢云海在一起，他就很高兴，好像必须把最近自己新掌握的所有本领都展示给母亲看不可。

我认为至少六岁前谢林都根本不爱我，甚至有些讨厌我。谢林把我视为与他抢夺他母亲的竞争者，他讨厌看见我们俩说着他听不懂的话，把他撂在一边，更不能接受我们亲吻对方，夜晚睡觉，他也要比我更靠近他母亲。谢林那时在这个小小世界里唯一想要的，就是独占妈妈所有的爱。

同样迅速变化着的还有谢云海。我们都理解，母性本能的原理是一系列激素水平的变化，但谢云海还是自觉自愿深陷其中。她原本计划要花五年写的，以《未来社会的哲学原理》为思想基础的社会经济学著作《未来社会的经济原理》，直到九年禁闭结束也没有完成。这当然也有客观条件的影响，但她确实有大量的时间花在给谢林讲故事，听他说话，两个人做游戏，画画，安慰他鼓励他照顾他上。我曾在观察一段时间后，试着接过讲故事的重任。我用录音笔记下，认真学习了谢云海讲故事的所有细节，包括语气语速音调以及停顿的时机。可等到换我上场，谢林还是一下子就找到我说得不对的地方，更不用说那些我自以为可以进行优化的部分，完全被视为是对他母亲权威的一种无理挑战。

后来我逐渐理解，母子间的需求完全是双向的，便不再做任何反抗。看着二人其乐融融，我竟有一种和事业不顺相似的挫败感。

我自己的研究在那九年基本是放弃的状态。最前沿的物理学研究，哪怕是纯理论也很难脱离整个大环境闭门造车。世界的物理发展对我来说停留在了2040年。在那里最开始的一年，我就读完了所有我知道名字的，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到第三年我读的书基本就全是数学和哲学方面的了。许多时候都是新书送来之前，我和谢云海挑着交换读。

这样平静的生活里，只一次我表现出过去偶尔有的那种灵光乍现。因我读到了黑格尔的那句：“时间和存在本质上是一回事，而存在最初的显现即是空间上的一维点。”在他的体系内，相关的论证非常巧妙。我开始思考是否有办法把弦论十维时空观中时间的维度，运用一些数学方法消除掉或转化到其他部分中，来解决最关键的降维问题。

经过两个月的工作，这次尝试依然宣告失败，我运用了任何我想到的数学方法，最终的结果却总会出现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比如应该是某个常数的值，总被计算为无穷大或无穷小。

但我并不为此感到太难过，一来我已多少习惯，二来显然那时有其他更紧迫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第八场

自由对于我们一家三口，就像瑞德眼里的“肖申克的救赎”。

待在查尔斯郡的九年，我们虽知道正在发生一场世界大战，但对战争的进程几乎一无所知。

2048年12月6日，距停战日还有三天。下午，农场突然冲进三名警卫，告知要立刻把我们送走，至于去哪儿他们闭口不言。我询问领头那人，我们是否应该带上必要的生活物品，研究成果和霍金时，他看了一眼我们，犹豫几秒后，摇了摇低下的头。

坐上警车一路往北开，路上我想，我们是大难临头了，可悲观害怕的情绪随着进入华盛顿城，很快被周围的景象冲淡。失去光泽的建筑废墟，像连绵不绝的山脉从我们面前掠过。街道上随处可见身着军装的士兵，但大都显得无精打采，只是抽烟或者游荡，即使有人冲上马路向警车车窗扔石块他们也无动于衷。  

当车驶过华盛顿国家广场时，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我看见石碑下有好几队游行的人群，他们边走边合唱着一首我熟悉的歌，每个队伍举的旗子都是红色的。在随风飘扬的皱褶里，我看见了列宁，看见了切·格瓦拉，最后，看见了谢云海。 

车开进白宫，在依稀可辨的“灰房子”前缓缓驶过，进入一条临时铺成的小道，最后停在了一处布满弹坑的泥土地旁。

下车后，我看出前方这个仿佛地狱之门的钢筋水泥方形大块头，是一个地下掩体的入口时，才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

差不多一百年前，在这附近的人曾在柏林参与“修筑”了一座几乎一模一样的坟冢，而一百年后，相似的命运正降临到修筑者后人自己的头上。

我跟在谢云海和谢林身后，一众人排着队走下上百级台阶，下到掩体里。狭窄的走廊灯火通明，我们踏在越来越干净的地毯上，从华盛顿和罗斯福的画像前走过，周围身着各色军装的人们纷纷停下小声交谈和动作，注视着我们。

抵达并等待片刻后，门口的军官拉开闸门，站在后面的是一个熟悉却又陌生的身影。他比新闻照片上的样子仿佛老了二三十岁，微微弓着腰，头发由原来漂亮金色变成几乎全白。

他努力挤出一个笑容，示意其他人出去后，招呼我们坐下。

晚饭吃得不错，有煎鱼排、蔬菜土豆饼、牛肉番茄汤、蔬菜沙拉、烤面包和米饭，还有葡萄酒和橙汁。他询问我们汤和鱼排与我们平日自己做的味道相比如何，又问了很多其他生活情况，我和谢云海都一一回答。

接着是关于我们的研究的问题。我坦诚说缺乏最新的资料使我无法继续研究，他点点头然后耸肩说了声抱歉。其实他关心的只是谢云海，在得知忙于照顾孩子，谢云海没有完成新著作后，他皱了皱眉，竟说，那太可惜了，如果写出来时自己还活着，一定会第一时间设法读到。

每当他停止发问，餐桌上的气氛便瞬间凝固，只有他手中的刀叉碰撞瓷碟的清脆声响回荡在密闭的房间里。吃完盘子里的食物后，他再次扬起头看着我们，问，“你们就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吗？”

我鼓起勇气，问今天为什么带我们来这里。

他没有立刻回答我，而是放下手里的餐具，拿餐巾抹了嘴后喝了一口葡萄酒，让液体在嘴里停了会儿后才咽下，似乎是要把口腔里的食物冲刷干净。

“我想看看是谁击败了我们。”

当一股寒意重新涌上我的心头时，坐他正对面的谢云海，却用和刚才聊家常时一样的语气纠正道。

“击败你们的不是我，是我们。”

他听完皱了皱眉，扔下餐巾问，我们是指什么？

谢云海用手指了指上方，接着竟突然小声哼唱了几句刚才听到的，英文版《国际歌》。

他的脸色非常难看，开始抑制不住地发红甚至颤抖，接着突然发作，他右手猛地捶了一下桌面大吼道，上帝诅咒，你以为你们做了什么！

盘子停止颤动后，他也很快冷静下来，整理了一下桌面又捡起地上的刀放在面前，接着便瞪着谢云海质问，你知道你们已经给这个世界造成了多大的破坏吗？给你个提示，亿！

“因大革命流的血，巴黎一个广场就可以装下；因上千年专制统治而冤死的人民，整个法国都装不下。漫天乌云密布了一千五百年，过了十五个世纪后，乌云散了，而您却要加罪于雷霆。”

谢云海当时背诵的，是雨果的法语原文。

重新坐上那辆车后，我们一家被送到华盛顿市郊的一处公寓楼前，在一闪一闪的路灯下，我一眼瞅见站在一众人前的谢前海，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下车后，我感到每一个和我们握手拥抱的人身体都在颤抖。他们摘下帽子擦脸上的汗和泪，灯光下，整个人群在冬日的夜晚蒸腾起一股白气来。

在华盛顿又待了两个多月，我们才终于被安排回国。那段时间里，一夜之间世界上所有的人仿佛都想涌到谢云海周围来，采访她，拥抱她，对她说几句表达爱慕或憎恨的话，或仅仅是看着她张着嘴流泪。

我们的公寓周围一圈被警察军队封锁保护起来，但外围仍像是在办音乐节一样，全是帐篷和人群，不时还会响起枪声。在那个与世隔绝的小农场里待了将近九年，突然的改变对我和谢云海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冲击，更别提对谢林了。他那时只有不到七岁，但世界的认识在他心中已基本形成，在出来之前，真实的世界就是农场，而故事中的其他人，就像希腊神话里的怪兽一样，是仅在虚构世界里的东西。更别提这些萦绕在新环境周围的人，几乎每一个都喜欢大吵大叫大笑大哭，还全都要与谢林争夺原本只需要和我分享的妈妈。而我和谢云海自顾不暇，没法像过去那样关注他的情况。也许是在那时，问题的种子就埋下了。

其实所有来访都是关于谢云海的。我像是一台会说话的录像机，他们只想将我这九年拍到的，关于谢云海的一切转译到他们的设备上。

其中一个经常被问到的，多少与我个人有关的提问是，你是否觉得自己没能做好照顾儿子的工作，是导致谢云海没写完《未来社会的经济原理》的主要原因？

当一切结束，坐在回国的飞机上，我看着自己逐渐飞离大地。在一阵眩晕感后，我们身下出现了一望无际的洁白云层，远方太阳洒下的金光铺满了“大地”，仿佛这里就是传说中的伊甸园。

谢林害怕地哭了，我也流下几滴眼泪。

平静后，我问谢云海，你期待的那个革命就这样成功了吗？

她同样眼里含着泪，先探过头吻了我，然后笑着回答：

“不，革命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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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抱猫行者

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责编：卡罗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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