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 | 给丈夫投毒，是她对小儿子的最后一次保护|大写|蔡寞琰|家庭|家庭矛盾|刑事犯罪|家庭教育|辩护|养老|孝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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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好笑，我那天其实准备了两杯农药，想亲眼看着他喝了，我再喝，同归于尽。没想到他喝完，嫌我没加蜂蜜，起身抽我耳光，又将我手里的杯子打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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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为嫌疑人辩护”连载第9篇。

我接手案件时，律所张副主任给我的材料显示：当事人谭春梅，六十岁，因涉嫌故意杀人（投毒）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有自首情节，被害人尚在医院救治中。

但当我第一次会见谭春梅时，竟然莫名有种见家中亲近长辈的感觉——她微胖，却脸无横肉，长相端庄，头发一丝不乱，衣着整洁，不知她在看守所内是如何打理的。

对于我的到来，谭春梅并未表现得激动，说话不紧不慢，如拉家常一般：“你来了啊，看你满头大汗的，小心中暑了。做律师还应付得过来吗？吃过中饭了没有？”

这些年来，在生活之余我很少听到类似关切的问候，一时恍惚，便如实作答：“之前在大厅排队时，空调在检修，所有来会见的律师都像是被闷在高压锅里，但没人说要出去。其实申请一次会见挺不容易的，就算困难再大，我都要尽力应对。”谭春梅望着我微笑不说话，我又补充道：“会见完就去吃中饭，多谢您的关心。”

谭春梅说，若是在外面，她定要下厨做顿饭给我吃，又问我是否已成家、家里有几兄弟。我终于反应过来，此时该是由我来发问，便拿出纸笔，定了定神：“你因涉嫌故意杀人而被刑拘，我受你家属的委托，做你的辩护律师，你若有异议，可以现在提出来。案发的初步情况，我已大致了解，你是否需要补充？如有，还望如实告知我，以便我去公安机关及检察院了解案情时能对案件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律师阅卷是对司法机关的程序监督，是法律赋予的权利，请你务必要重视。”

谭春梅抬头看了我一眼：“嗯，这下有‘精英’的味道了。”

我让谭春梅有话直说，不必拐弯抹角骂人，我只是强调一下辩护律师的职责与作用，没想刻意标榜自己。谭春梅说她只是感慨一下：“精英说话听着总是很有道理，你知道吗？还有很多人无论经历了什么，都只能默默承受，承受不了就鱼死网破，他们不知道说话的。我现在想问你的是——有人甘愿被欺负、被打压，只因他生来便遭遇不公，未曾被善待过，以为是自己命里该承受的，那么，对他施暴的人，就真的能无罪逍遥吗？”

“一般公诉案件，包括公益诉讼，被告所侵犯的不仅仅是被害人的权益，还涉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比如侵害生命权等，即便受害人个人或家属不予追究，但国家法制不容侵犯。至于生活中来自他人的精神控制，则需自我觉醒。”

谭春梅上下打量了我一番，问道：“是老三委托你来的？”

谭春梅口中的“老三”即她的小儿子徐承希。我确实只见到了徐承希，见面前，我对他就早有所耳闻，有风言风语说，他是徐家几兄弟中“最不光鲜的人”，若不是因他拖了后腿，徐家在当地可以称得上是“光耀之家”。

怕谭春梅不信任她这个儿子，我便补充道：“徐承希无论之前做过什么，其作为家属是有权为你委托律师的，这一点你大可放心。当然，他大哥、大姐都和我们张副主任打过招呼了。不过于我而言，无论是谁委托的，都会尽职尽责，没有任何区别。”

谭春梅摇头，问委托书上是否有徐承希的签字，让我给她看一眼。我出示了证件以及相关文书，她看了一眼，又看一眼，问我是否还有格式合同：“我对律师没意见，但委托协议我不想让徐承希来签。老大、老二签都行，老三就算了。他一个高中都没读完的人，懂什么？还有前科，徐家一大家子能人，怎么也轮不到他来出头。请你转告他，少掺和我的事。”

我解释道：“就算徐承希有过前科，法律也未剥夺他作为儿子的权利与义务。委托人身份并不影响司法机关办案，法院只会依据法律与事实进行判决。”

可谭春梅坚持要将徐承希“除名”，我认为她是在没事找事：“按理说，给你一份合同重新签个字，就几分钟的事。但我忍不住想问，你作为母亲，就这么看不上自己的儿子？就因他没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连给自己母亲委托辩护人的资格都没有？”

“当然。”谭春梅回答干脆，“谁让他没给家里挣面子，没给父母攒下吹牛的资本！”

我本想质问谭春梅：难道你被关押在这里，就给儿女挣了什么吗？但我马上意识到自己不该着相——争执于案件无益。我刚执业时，有过几次“材料不齐”的经历，后来便谨慎行事，所以还真就能从包里拿出合同：“就依你的，重签一次。”

谭春梅心情大好：“这就对了嘛，你相信阿姨，我不会害你的。还有，（你）说话要慢一点，这还没上法庭呢就急了，法官可不一定有我这样的耐心，听你气呼呼地说话。”

见我不搭理她，谭春梅自顾说道：“老大、老二他们风风光光地忙，不一定有空儿来签这个字。我自己做的事，还得我自己来处理，不要牵扯到任何人了。至于这个费用嘛……”

我没好气地说：“律师费是所里收的，票都开了，得去和老板说了。”

“费用我再给你加一万——你不用担心我没钱，等下我就让管教替我打电话回去。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小事——嗯，还有，无论案件如何进展，你不能自作主张，辩护思路、方式都得征得我同意，中途不得撂挑子，有任何怀疑都不能当叛徒、打小报告。若你违约，不但要退回律师费，还要进行双倍赔偿，并且我一定会投诉你。”

我问谭春梅什么小事要搞得这么神秘兮兮：“相关法律规定，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有关情况和信息，应予以保密。我们拥有一定的豁免权——对方准备或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犯罪行为除外。”

谭春梅面带笑意：“你放心，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恶人。那我就正式告知：加一万块，是让你在这一个月内，多会见我几次，因为我想让你每周去医院探望一下你口中的‘被害人’，如果他不待见你，那也无妨，看一下他是死是活就好了。”

若被害人能活下来，谭春梅的罪责当然就会轻一些，否则就有被判死刑的可能。我想谭春梅心里到底还是怕死的，只是嘴硬。很少有不后悔的杀人犯，何况去探视被害人也不算过分的要求，我便与她补签了一份委托协议，并将相关内容加了进去。

我刚签完字，谭春梅的脸就拉了下来，横眉竖眼：“好了，从现在开始，你帮我回去盯着——那谁，死了没！”

我没听出所以然，安慰道：“医院会尽全力救助的。”

只见谭春梅目露凶光：“请你务必记住了，若他死了的话，第一时间来告诉我——他活，我死；他死，我笑。”见我愣在那里，她语气又瞬间缓和：“回去吧，我今天也不想再多说什么了。去外面透透气，就算再热也往太阳底下走，祛除晦气。阿姨刚才不是针对你，还有啊，你可能是饿了，说话的时候都打颤，要爱惜自己。”

我胡乱收拾材料，疾步离开，外面赤日炎炎，夏树苍翠。

谭春梅在看守所的异常表现，让我对案件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以我的经验判断，她应该无精神类疾病（后来鉴定报告也证实了我的猜想）——一般杀人犯，就算与被害人有着深仇大恨，但若施暴未果被抓，多少会有所悔恨，少有二次犯罪的。而谭春梅即便深陷囵圄，仍明里暗里想让谋杀继续，仿佛手铐也锁不住她的屠刀，要将被害人大卸八块，令其永不超生才好。她一直盯着那个人，只要对方得死，甚至可以无视人伦、法律，无惧审判、死亡，此般仇恨，难免让我惊讶。甚至，她还想将我——她的辩护律师——发展成她的“帮凶”，让我的眼睛替她盯着被害人死亡。

我从来不想成为任何人手中的“刀”，所以，就想弄清原委。

据我所知，谭春梅与被害人徐天青系夫妻关系，二人并无深仇大恨。案发之前，谭春梅一直在照顾生病的徐天青。一个卧病在床的人，又是如何引来杀身之祸的？当时案子还处于侦查阶段，我还未能阅卷，无法查看谭春梅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但也听到消息说她已认罪，而杀人动机就是“伺候病人烦了，一时冲动做了傻事”。

照她这个解释，这就是一起简单的刑事案件，“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平日里经常磕磕碰碰的夫妻？但我不接受这个说法。公安机关依照程序办案，嫌疑人主动交代案情，证据确凿，移送检察机关，对此我无异议，但谭春梅自作聪明，想将我卷进来，那就不一样了。

做刑事辩护有时与刑侦人员办案的思路差不多，若无法破局，便顺其自然，等着时间推移，出现更多的证据或指向，再抽丝剥茧找出真相。因此，我依照谭春梅的“吩咐”，前往医院探望她的老伴徐天青，此举符合情理，亦无风险。

听闻他们夫妻俩的大儿子是本地有名的生意人，大女儿是公务员，婆家有好几个当官的，还有个小女儿在国外。平日徐家门庭若市，逢年过节前来攀附的人一拨接一拨。之前接手该案的张副主任是省内的刑辩专家，有人打趣说，这些年张副主任就没接过费用低于五十万的案子。现在徐天青已从抢救室转到了普通病房，估计去看望的人不会少，我不想赶趟，同时也担心律师突然出现在人群里会坏了他人的兴致，就特地挑了个工作日给徐承希打去电话，问什么时候方便我单独过去了解情况。

徐承希回复：“随时可以过来。”

我上去后，才发现病房里只有徐承希夫妻在忙前忙后，并没有人群簇拥的景象。躺在病床上的徐天青精神尚可，正气喘吁吁地对着儿子儿媳指手画脚，他脾气不小，还将水杯直接砸地上：“我说了好几遍，想喝冰水，你个猪脑壳不晓得去商店买一瓶吗？从小到大没一点用，看着直戳眼珠！”

徐承希看到我来了，就吩咐妻子看好老父亲，说他去买冰水，我便跟着他一同前往。电梯里大多是手上拿着片子、面无表情、疲惫不堪的病人家属，出了电梯，徐承希才焦急地握着我的手问：“蔡律师，我妈她还好吧？有什么吩咐您尽管告诉我。做儿子也是真没用，顾得上这里，疏忽了那边，我老婆也都几夜没睡觉了。”

我问徐承希：“你爸妈到底有什么解不开的死结，闹到这个地步？”

徐承希也是摸不着头脑：“我们也没弄明白，他们两口子没啥深仇大恨。我妈平时又是一个比较软弱、不多话的人，人又特别好，就算对我这种没出息的人，也从不指责。要说夫妻之间吵闹很正常，但他俩这几年少有争执，我妈还说过，‘一把年纪了，想开了’。”

我接着问徐承希：“是不是你爸生病，你妈照顾得烦了，才情绪失控往水里投放百草枯？”徐承希依旧不解：“可是我妈一辈子很少发脾气，我想不通为什么这样。”

这时，徐承希电话响了，是他大哥打来的。徐承希提到父亲想转院，对方语气很冲：“都这个年纪了，还有基础病，喝了百草枯等同于被活埋，到哪个医院都是往他身上填土，有什么好折腾的？”

徐承希不悦：“你怎么这么说老爸。”

对方呛声：“他要喝冰水，你就让他喝，两块钱一瓶的水你买不起？”

徐承希解释道：“我这不是在买了嘛！对了，老妈的律师……”话没说完，那边已挂断电话。

“什么态度……”徐承希还没来得及抱怨，他二姐又打来电话：“你怎么回事？老爷子都那样了，想喝口水，你们还一番糊弄？”

徐承希委屈地用手机敲自个脑袋：“对，我们两口子几天几夜守着，就为了渴死自己的爹，这下你们满意了吧？”

徐承希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紧握手机，在墙上靠了不到五秒钟，晃了晃头，做了两个扩胸运动，“唉”了一声，向小超市走去：“蔡律师，你等我一下，我先去把水买了，不然老头子等久了，会为难我老婆。”

我说反正自己没事，一起走走。

超市老板说大桶水现在搞活动，有折扣。徐承希在冰柜里看了看，说道：“就拿这个最贵的吧，我总是不能如我爹的意。蔡律师，我妈在里头怕是有钱也没啥可挑？”

徐承希回到病房，徐天青果然破口大骂：“死人头，让你买瓶水，又不是打个井，半个小时了才要死不活地上来。”

徐承希的妻子赶忙赔笑脸：“我也想训他一顿替爹爹出气，您刚才打电话跟哥哥姐姐告状，不就是我帮着拨的号嘛。说起来呢，我们两口子这几天也没着家，等其他人得空来接替了，回去后，我关起门来骂徐承希。不过在医院这样的公共场合，我总得给自己男人稍微留点面子，您说对吗？”

徐承希拧开瓶盖倒了水，然后才对妻子说：“律师来了，你去隔壁空床休息一会儿。”

徐天青得知我是律师后，边喝水边喊：“唉哟，我都被那贱货害死了。”然后又放下水杯，像是想起什么似的：“你是哪边的律师？”

我不想激怒他，委婉道：“我算是徐家兄弟姊妹共同请来解决相关问题的，只要您的要求合乎情理，我尽力而为。”

“合理，当然合理。我大儿子是企业家，大女儿更不用说，小女儿在国外。三个孩子都是在我的教育下成长壮大，我们家从不干仗势欺人的事。既是老大、老二吩咐你来的，那就能成事。”说话时，徐天青全然没有看徐承希夫妇一眼，仿佛他俩是请来的护工，“噢，还有你们，先出去。我有话单独要和律师说，是重大的事情。”

我明确表态，不愿单独在病房与病人接触，本想着医护人员应该也在场的，但因涉及隐私问题，我提出至少要有一个家属陪同。

于是，徐天青就对徐承希挥手：“你还不赶紧出去！留下你老婆端茶倒水，我们这是高端对话，你尖着耳朵也听不出个名堂。”

徐承希过来与我握手：“您放心，不要有顾虑。”

待徐承希出去后，徐天青让我俯下身去，大概还是防着儿媳。我有意避免与徐天青有近距离接触，便将自己兜里的耳机递给他儿媳，并告诉徐天青，耳机里有音乐，戴上后就听不见了，让他但说无妨。

徐天青虽身体虚弱，却利索地拔掉鼻导管，快速起身后，左顾右盼：“谭春梅那个贱货，算是活到头了，死罪活罪都不可免。我是受害者，情况你也看到了，请你出面替我向法院申请，将她尽快枪决——对了，你要打报告，千万别用注射死刑啊，怕药物污染，执行当天就能将她的器官移植给我，我本来万分嫌弃，也只能将就着用了。”

我顿时觉得医院比看守所还要冷，转头问徐承希妻子，是否能将空调调高几度，却发现她正捂嘴落泪，直摇头。她反应过来后，对徐天青说：“爹爹，我调一下温度啊。”

徐天青没搭理她，继续说道：“那谁是犯罪分子，死不足惜，都没必要审，连夜枪毙她，子弹钱我来出，多买几颗也行。”见我未搭话，他又压低声音：“有机会你找我家老大、老二商量，他们有门路，事成之后，我命令他们找关系提拔你。”

我说：“我暂时不能提拔了，再提，老板就没地搁了，我倒是想让他立正听我训话。”

徐天青笑了：“没有什么不可能。”

我便顺着他的话问：“那您宽宏大量，出具谅解书，争取对您孩子的妈从轻处罚也是可能的吧？”

徐天青仰头：“当然可能——怎么不可能？我从来大度，等那谁的器官到了我身上，她就是我，我就是她，自然也就谅解了。到时候她去阎王殿，我敢保证她不用下十八层地狱、不用下油锅。”

仇雠难解，我认为没必要再与徐天青谈下去了，以免惹得病人情绪激动没法收场，于是说了几句场面话，让他配合治疗，相信法律的公正，便借口有事出了病房。

出去之后，我去医生的办公室了解徐天青的病情。医生说情况还算可控，但也不容乐观，他喝下的百草枯剂量不算大，但因他本身有肾病，所以活到现在也算奇迹了。

临走前，我大致向徐承希说了一下我的想法：既然悲剧已发生，那么，在医院的就尽力救治，在看守所的就要争取轻判。作为律师，我会尽全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我说，现在有三种情况：第一，徐天青脱离危险，就算他不谅解，谭春梅不会被判死刑；二则是徐天青没能熬过这一关，若拿到他的谅解书，谭春梅被判死刑的可能性不大；还有便是徐天青不幸离世、又未曾出具谅解书，那就只能由子女出面向法院求情。作为谭春梅的辩护律师，我会以家庭纠纷、被告人积极认罪等事实进行辩护，但问题是，关于家庭纠纷的部分，我没有有效证据，连最基本的情况都不了解，而且，谭春梅有心事，不愿意配合。

此前，我一直困惑于谭春梅真正的杀人动机，但现在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大致判断。我询问徐承希：“都说你妈妈平时性情软弱，但案发之后似乎也不能那么说了。她在婚姻生活中，是否一直处于被欺压的状态，还是另有隐情？即便涉及家丑，但若与案件有关，且能证明你爸爸有严重过错的，请务必事无巨细告知。”

徐承希挠了挠头，不像是在撒谎：“要说我爹也不是什么坏人，对我说话是重了点，但那只是恨铁不成钢。他听哥哥姐姐的话，要不我打个电话过去，你跟他俩聊一下，让他们劝劝老人家，一定有用的。”

我一阵诧异：“虽说躺在病床上的是他们的父亲，但关在看守所的也是他们的母亲啊，还得我一个律师来劝？不太合适吧？”

徐承希将手机递给我：“帮帮忙，你们是一个层次的人，说得上话。”

我正犹豫着，徐承希大哥的电话已接通，对方语气依旧不好：“又怎么了？”我表明身份后，他语气里立刻转变了态度：“您好，久仰，是张主任吗？”我说不是，他就又换了口气：“我呢，忙得四脚不沾地，现在还在外地讨论项目。我和张主任打的招呼，他将前期工作交给了你？”

我不喜欢装腔作势的人，便挂了电话。徐承希又给他二姐打去电话，见我不愿意接，他开了免提，说律师在这里。徐承希二姐也是同样的腔调：“碍于我和我婆家的身份，应当回避，不便过多参与此类刑事案件，我哥说由他全权负责处理该案。”

就在我要离开时，徐承希妻子气喘吁吁地跑来，让我递张纸条给谭春梅，上面写道：“妈妈，您放心，我能照顾好他。”

徐承希看了，也加了一句话：“妈妈，儿子想你。”

因这是张副主任转给我的案件，他又是刑辩专家，我决定去办公室找他聊会儿。我问张副主任与徐家老大是什么关系时，他一头雾水：“哪个，什么老大？”

我拿出档案袋：“那个投毒案。”

张副主任将笔往桌上一扔：“我当是什么重大案件呢，实习生都能办，让你接手还是你嫂子提的，算是给对方天大的面子了——好像是徐家老大的配偶是你嫂子的表亲什么的。徐家老大只有口气大，我给他费用都打了七折，他只管放大炮，说什么‘您先放手去办，好处少不了’，简直是笑话。至于徐家二姐，听说婆家在乡镇有些根基，可哪轮得到她一个办事员回避？尽瞎扯。”

如此看来，无论是律师费还是谭春梅在看守所的开销，都是徐承希一人掏的。绕这么一圈，我大致厘清了徐家的内部关系：几个“有出息”的子女对父母的事不管不问，反而是最不受待见的儿子出钱出力。

我想，那从这方面入手，听听谭春梅是怎么个说法。

再次在看守所见到谭春梅，她明显憔悴了不少。她比划着，焦急地问徐天青的情况：“他咽气了没有？老三他……那个没出息的东西……”

我有意提及：“徐承希在医院没日没夜照顾病人，任劳任怨。”

谭春梅抬头大喊：“让他滚，窝在那里干什么！”

我继续说道：“我与徐承希聊了一下你的杀人动机，他对父母可是毫无怨言，说你们夫妻俩很少吵架，评价你是最没脾气的。”

谭春梅俯身揪住自己的衣服：“他一个蠢货，懂什么！我跟警方和检察官坦白了，就是说照顾病人烦了，一时没忍住。”

我决定再刺激她一下：“我来之前，徐承希妻子跑来对我说，她想抱抱婆婆。”

谭春梅埋头盯着手指看了一会儿，压低声音道：“她是个傻女，没有心机，干不成大事的，真当律师是老伙计呢，尽扯些有的没的，以后怕是要被人往死里欺负啊。”见我打量她，没有说话，她又厉声道：“那老家伙还没死吧？怪我农药放少了！”

我叹气，喊了一句“谭妈妈”，让她务必相信我，然后将徐承希夫妇的纸条摊开。她看了一眼，嘴唇翕动，好一会才出声：“看到了，你帮我把它撕了吧。”

“还是要留个底，免得到时候检方说我串供。”

她摇头：“就是一句问候，撕了吧，好不好？”

我点头：“让我考虑一下。”

她向我招手：“你再给我看一眼，再看看。”

见谭春梅不再胡搅蛮缠，我就跟她说了一个小故事——

我们院子里有一个慈祥的奶奶，一辈子没得罪过人，每次见到我都掉泪，说没有爸爸疼爱的孩子可怜，她总想从口袋里摸点什么给我，可是口袋里总是空空的，然后尴尬地笑：“我们满崽以后能自己挣糖吃的。”

但就在她去世前几天的一个夜里，她突然指着在场的一个女人厉声咒骂：“我啊，很快就能走，而你以后要七天七夜才会落气（咽气），死了还要下油锅。”

大家都以为这个奶奶是临走之际被鬼附身了，赶忙张罗请神婆做法事，而我却知道她是真的在咒人——我小时候被那个女人欺负，刚好被奶奶看到了，奶奶是用最后一口气警告那个女人，以后不要再欺负我，同时也告诉我，“奶奶从来就掏不出糖果，最后只剩一口气了，但这口气还能保护你。”我正想阻止大人们去找神婆时，奶奶望着我，做出“嘘”的姿势，摇头。

我也知道，徐承希妻子在纸条上写的“他”，不是指公公徐天青，而是指自己的丈夫徐承希。那个女人是想要告诉婆婆，她能照顾好丈夫，这应该是婆媳之间的默契，所以我会细想。

谭春梅转动眼珠说：“本想给徐天青留点颜面，和聪明人说话，我也就不必隐瞒了。我与他积怨已久，这几十年来，他高高在上，像当皇帝一样，对我没说过半句好话。说来好笑，我那天其实准备了两杯农药，想亲眼看着他喝了，我再喝，同归于尽。没想到他喝完，嫌我没加蜂蜜，起身抽我耳光，又将我手里的杯子打翻了。”

谭春梅开始细数徐天青种种劣迹，说他好大喜功，在外吹嘘几个有出息的孩子都是随他，至于对徐承希，就因其学习成绩一般，他就总是有意无意地暗示，“不是他的种”。谭春梅说，她最不能忍受徐天青表面一本正经、实则恬不知耻：“一肚子男盗女娼，还动辄给人灌输伦理道德，在外面胡搞瞎搞就罢了，有几次还对老三媳妇动手动脚，我再能忍，也忍不了家里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吧？你就当它是（杀人）动机。”

我明白，谭春梅这又是真假掺半地在试探我了，便主动谈起了自己作为辩护律师的意义：“有时我想了解得更细，是想让案件更为‘立体’。有些人认知出现了问题，认为即便是影视剧也只能呈现非黑即白的正义，否则就会挨骂，何况现实里的案件。

若一个犯罪的人，从头到脚都是恶的，如此倒也简单，杀了便是。可是我们有着较为完善的法律程序，每项罪名都须经严格审判。有人说辩护律师没用，案件最后该怎么判还是怎么判。事实却是，“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亦需各方监督。也许律师做得确实远远不够，挖掘真相的决心不够，坚持原则的勇气不够，但坚持下去，总有一天律师的作用会被人看到并认可，真正做到让“案件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我告诉谭春梅，我本可以少做一些事，按照经验走一下程序，把钱赚了，接新的案子，多攒名声，住大房子，开豪车，摆摆架子，就这么嘻嘻哈哈过了，可那不是我学法律的初衷。我曾有过纯粹的理想，现在我也老了，不想在面对一代又一代的年轻法律工作者时，只会倚老卖老，我还想要告诉他们，我还能和他们一起冲锋陷阵。我没想说服任何人，而是将自己当成了布道者，不厌其烦地与人谈及法律程序，即便遭遇谩骂，仍要开口，是因我妄图想告诉每一个人，还有这么一种观点存在。

我以为谭春梅没能听进去，因为她让我先回：“我此时此刻不想和你继续（说）了。”

我想自己是要被换掉了，临走前对谭春梅说：“我考虑不周的地方，还望海涵。”

没多久，医院传来了消息，徐天青因抢救无效死亡，之后，谭春梅也被检察院批捕。

徐承希的妻子联系我，说想与我单独谈谈——是谭春梅从看守所带话出来，让她有想不开的地方或者遇到困惑时，可以与我这个律师谈谈，“或许在我之后，他能帮你”。

我问徐承希妻子：“你婆婆说，你公公曾对你有过不尊重的行为，是否属实？”

徐承希妻子摸了摸肚子说：“我明白婆婆的意思，她让我向你道歉，说并非有意要误导你，只是不想把原本要保护的人牵扯进去——那个被很多人嫌弃的‘废物’在我们心里，也有他无可取代的分量。所以婆婆那么说，我愿意去承受一些东西。”

与徐承希妻子聊过以后，我又一次去会见谭春梅。我告诉她，案件就是案件，不牵扯其他人，背后的原因我想了解、记录，最终封存，但要真实。我告诉谭春梅，据我了解，徐天青并未对儿媳有逾矩的行为，徐承希更是毫不知情的“局外人”。我们该如实面对自我，且法律讲究证据，不能瞎想，随意攀扯。

于谭春梅而言，确实有一个好消息，但并是非徐天青的死亡，而是徐承希得知妻子怀孕时，在电话里朝大哥喊：“老爹不是我一个人的，我老婆怀孕了，她只有我。”

没等我讲完，谭春梅就流着泪问我：“孩子，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我点头。谭春梅整个人轻松起来，似乎手铐里的双手也灵活了许多：“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天底下，慢慢‘杀死’自己孩子或已经将孩子‘杀死’、只给孩子留下一具躯壳而未被判刑的父母还少吗？为什么刽子手能充当审判者？”

没等我回答，她便主动谈起徐承希：“按说做父母的，不该有分别心，不过我却最心疼他。因为他活到现在，就一直被‘囚禁’——当然我也有责任，我是帮凶。”

谭春梅说，徐家人确实看着个个都聪明，几个孩子从小在学习上都是佼佼者。徐天青也曾对刚出生不久的徐承希抱有极大的希望，说他以后定是要当大官的。可后来当徐承希进了学校、成绩一直垫底时，徐天青对这个“老三”就再没有好脸色了。同样的事情，同样的话，其他孩子可以做，而徐承希不可以，譬如有一次他大哥说天气好热，徐承希附和了一句“热死了”，徐天青就会呵斥他：“人家说什么你说什么，拿别人的屁股当自己的脸。”又譬如，徐承希的姐姐做鬼脸是可爱，徐承希做鬼脸就成了“被鬼打得没了头脑”。当时徐家家境还算好，徐天青是村里的支书，而谭春梅是学校的会计，但徐承希大多是穿他大哥剩下的衣服，书包也是旧的，徐天青还冷嘲热讽：“你个没用的东西，看能沾一点哥哥姐姐的聪明劲么？”

“想来，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是帮凶。”谭春梅闭眼说道，“就算到了这步田地，我到底没能做一个好娘，那时我也觉得这孩子不开窍，有点丢面子。至于徐天青那个死人，真是坏得彻底，坏人都是被纵容出来的，二十多年过去了，他没有哪一天、哪怕那么一秒有过愧疚之意，说不定还在心里想着要活千百年、万万岁。”

后来，徐家几个能干的孩子一个个的都有了自己的天地，即便经常不着家，但也是徐天青的骄傲，就算目无尊长也会被包容，还被时常挂念。而从不计较父母偏心的徐承希，陪在父母身边任劳任怨，却得不到一句好话。

徐承希有前科，被判刑8个月，却是为家人出头。他大哥做生意欠了钱，债主来家里打砸，父亲徐天青被吓得躲在桌子底下，碰巧徐承希做工回来，气愤之余，打断了对方几根肋骨，见对方在地上哀嚎，又自己报了警。这时，躲在桌子底下的徐天青立马钻了出来教训徐承希，骂他不识大体，净给家里惹事，说到气愤之处，还打了他两耳光，然后跟债主赔笑脸：“一人做事一人当，谁动的手，你就追究谁的责任，我大儿子是不知情的。”

后来徐承希刑满释放，家里人一面与他划清界限，一面又处处使唤他。

就在前段时间，徐天青性肾功能衰竭到了末期，医生说只能进行肾移植，不过等待肾源供体并配型成功有点困难，怕是要大费周折。徐天青听了以后却是信心满满，他先给大儿子打去电话：“都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虎父无犬子，你们争气，我这个当爹的遇到任何事情都不怕——当然那个谁除外，他反正是犬子。有件小事要我的崽出面——你这几天抽空帮我弄两个腰子来，实在走不开，一个也能凑合。”

谭春梅说，她当时听到这番话时，喉咙里像是被戳进一根钢管：“感觉脑髓被绞烂了，浑身刺痛。不过我还不担心，老大历来聪明，精英权衡利弊时，就算老子也得靠边站。”

果然，没多久，徐家老大回来看徐天青，提了两个猪腰子，说，就这，还要赶早去抢。

之后，徐天青又联系了“手中有权”的大女儿，让她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找到“门路”。大女儿同样敷衍了事：“我联系一下医院，有合适的肾源让他们给我回复。”

而在国外的小女儿则是撂下一句话：“让他们给你办签证，出得来我就带你去医院。”

徐天青在大儿子及两个女儿面前似乎变得格外通情达理：“当父母的不会为难自己的儿女。你们经商的，从政的，搞学术的，确实要从长远考虑，不能落下把柄在他人手上。之前是我急坏了脑子，我一直晓得，是这个家需要你们，而不是我个人。”

而后，徐天青就将在外面打零工的徐承希叫了回来，假装咳嗽了几声：“你爹老了，又有这个病，恐怕时日无多。平时呢，我对你也确实严厉了一点，但天底下无不是的父母，打在你身上，疼在我心上，这时候就想你陪在我身边。”

谭春梅心里就想：“这人之前起了歹心，但倒也没有揪着儿女要他们去弄器官，再怎么瞧不上小儿子，最多也只是将他当牛做马使唤。反正人是要死的，到头了。”

一听说徐天青快要不行了，徐承希心急如焚，马上给自己的哥哥姐姐打电话，却没有一个人接。谭春梅让徐承希先不要急，提醒他，一大家子人的事，得从长计议。徐天青却不乐意了，横眉怒目朝谭春梅道：“妇人家的，毫无全局观念，这个家里就你没有出力了，医生讲换个肾就能有活路，一日夫妻百日恩，我让你去配型，你又不肯。老大，老二他们几个也答应，只要能治，出钱、联系医院不是问题。就算我们承希也是招之即回，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亲爹病死。只有你姓谭的，坏了心！”

见父亲冲母亲发脾气，徐承希表态：“儿子本是父母身上的肉，只要爸爸不嫌弃，我割一个肾没什么的，死不了。我有个朋友，他爹年轻时坏了一个肾，只要不干重活就跟正常人一样，抽烟喝酒完全不忌口，现在七十多岁了，还活蹦乱跳的。”

徐天青顺势夸了一番徐承希：“我就说了，我的儿女个个都是精英，就没有怂货。承希有胆识，有担当，这么孝顺，在古代是要当大官的，所谓举孝廉，就是选你。”

谭春梅后来反复向我强调：“就是这时候起了杀心，我真的就是这时候起的杀心。”

徐承希决定割肾救父之后，如实告知妻子：“我虽读书不多，但爸爸小时候教过我们‘卧冰求鲤’的故事，还算能感同身受，现在医学发达，不至于要感动天地。不过以后我就只有一个肾了，也会多有不便，好在现在我们没小孩，我烂命一条，没啥能力，还要让你跟着我一起遭罪。若你有想法就直说，家里的一切都是你的。”

徐承希妻子是聪明人，那次会面她没绷住，与我吐露了几句：“我当初义无反顾嫁给我老公，正是看上了他的厚道，有担当。我清楚自己男人的性格，他平时在我面前任劳任怨，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可这时候劝是劝不动的，一个家庭聪明人太多，事情就复杂了，看着父慈子孝的事，也不好劝。我只得在婆婆面前哭一哭。”

与谭春梅聊完以后，她答复徐承希，说百善孝为先，她支持丈夫救公公，就算自己男人只有一个肾，她也不离不弃：“不过我要告诉你，你从来都不是烂命一条。”

此后没几天，谭春梅便在徐天青的水里放了百草枯。

谭春梅故意杀人一案，一审法院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当审判长宣布全体人员起立时，所有人都一脸凝重。我望向被告席，谭春梅一脸平静，向我点头示意。她并不在乎判决结果，因为之前她就不止一次说过：“心魔没了，怎么都好。”

我劝谭春梅上诉，她不解：“你说上诉，哪怕被轻判，也可能是无期，而我现在是死缓，就是想死也要缓一缓了，干嘛还费那个心思？”

我告诉她：“可能是因最近我发现枪决的案件有点多，我想多做一点，让法律归于法律，尽管死缓和无期看似没多大区别……”

谭春梅点头：“想着要多做一点，确实难啊。我呢，能力不够，只能这么做了。之前想着一辈子苦熬，看着孩子长大，总有个头。可是后来发现，只要那个祸害活一天，我家承希就随时可能被他毁掉，奴役人的思想就是大恶，无论对方是父母还是什么玩意。我这个当妈的，就是这么悲观，将问题想得严重。”

最后，谭春梅问我怎么看她。我又想起了小时候的事——那时我沉迷于看《山海经》，喜欢书上那些稀奇古怪的神兽，却唯独被狰狞可怖的西王母吓哭过，因为一个女人“豹尾虎齿而善啸”。一旁的爷爷却揽我入怀安慰我，说她是：“群玉山头见，一人千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