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大国小民》第13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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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婆是我们家族里最先来深圳闯荡的人。
1987年，她离开山区老家，来到深圳西边某市场附近摆路边摊，卖自采的中草药，偶尔能开张。路边的摊位费便宜，蹭人流量的摊主不少，有卖水果的、卖烧腊的、卖蟑螂药、老鼠药的……
那时的深圳朝气蓬勃，连西边这个偏僻的小镇上都满是从香港招商引资过来的加工厂。还有一些厂房正在紧锣密鼓地盖着，简易工棚随处可见，傍晚总能看到晒得黝黑的建筑工人在工棚门口穿着大裤衩擦洗身子。
不到一年，开了眼界的外婆就让我妈妈也来深圳。她认为进厂打工比在家里种田放牛轻松多了，不用晒太阳，也不用挑柴担水，“坐着就可以挣钱”。
我妈那时还很年轻，她听了外婆的话，拎着行李离开家乡，从深圳客运站的大客车里下来，满眼都是黑压压的人。他们也都是从外地来的打工人，背着背包，提着水桶，里面还装着凉席、衣架和牙杯牙刷，一下车就把各种招工广告围得水泄不通。
几天后，我妈妈和同村的阿芳一同进了一家玩具加工厂。夏天的工厂格外闷热，干活的时候，女工们齐刷刷地坐在一张长桌子的两侧，头顶是吊扇和整齐的长白灯管。大家汗流浃背，手脚却不敢放松——小组长在生产线附近不停地来回走动，要是被他发现动作慢，是会挨批评的。
玩具厂经常加班，一有闲暇的时间，妈妈和阿芳就会叽叽喳喳地聊个不停。发工资后，她俩偶尔会去逛逛小镇上的“步行街”，舍不得买小摊上的衣服，试一试也很满足。偶尔也会奢侈一顿吃次大排档，再聊点少女情思。
很快，市场附近的阿姨们就看出这两个外来妹都是性格开朗、手脚勤快、老实本分的女孩，便想撮合她们和本地男孩的姻缘，“现在有土地的本地男人就是个宝，要抓紧机会。嫁对人，一辈子都不愁吃喝，安安心心在家里做饭、带孩子就行了”。
阿芳动了心，在别人的介绍下，和一个深圳本地人结婚，生了一儿一女。但我妈妈接连拒绝了几个本地的相亲对象，她对前来相劝的阿姨说：“我还是想嫁得近一些，回娘家探亲方便。”
1991年，我妈妈通过工友介绍，和老乡阿全——也就是我爸爸，相识了。
阿全来深圳的时间更早，在厂里一个月能挣400元。他为人沉默少言，与人相处不会主动找话题，但长相却和刘德华有几分相似。后来我妈妈讲起他俩第一次见面，说：“第一眼，很难不心动。”
妈妈开始主动追求自己的爱情。当她得知阿全爬山扭了脚，走路一瘸一拐的，便煲木瓜花生鸡脚汤给他送去，“以形补形，吃了很快就能正常走路了”。此外，她还细心地帮阿全换绷带……加上介绍人不断地撮合，他们顺其自然地在一起了。
恋爱两个月后，妈妈带阿全去见外婆，但外婆的脸色并不好看。吃饭的时候，外婆象征性地询问阿全的基本情况，她问一句，阿全答一句，一句话都不肯多说。饭后，外婆只给自己泡了一杯茶，没有再说什么了。阿全临走时，外婆让他把买来的一袋苹果带走。
外婆质问妈妈：“长得好看有什么用？靠脸可以吃饱饭啊？”
“我又不是图他好看。”
“不是图他好看，那图他有钱吗？我是怕你辛苦，要一直捱日子，你以后后悔了，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
妈妈沉默了一会儿，说：“他现在是没钱，但是他愿意干啊。又不是那些大懒虫，天天只会吃不去做。”她口中的“大懒虫”，是那些物质条件充足却不思进取的本地男人，她讨厌那样的人。
那天，母女俩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但妈妈是铁了心要跟阿全在一起。
1992年11月，妈妈怀了第一个孩子，当时他们还没有领结婚证；1996年，我出生了，随后就被送往爸爸的老家。接连生了两个女儿之后，爸爸不能接受，1998年我的弟弟出生了，他们终于如愿以偿。
2
90年代初，深圳的发展速度再次提升，一幢幢楼房、厂房拔地而起，不断有外地人从全国各地涌来。各个建筑工地热火朝天，算下来，建筑工人每月的工资比进厂还要高两三百元。
姐姐出生后，爸爸就离开了工厂，每天在工地上顶着烈日绑扎钢筋，混合砂浆，在屋顶批灰，为建设这座城市出着一份力。
外地人越来越多，深圳本地人趁着这股春风，家里盖了楼房的便出租楼房，拥有厂房的就出租厂房，纷纷摇身一变成为了令人羡慕的包租公、包租婆。富太太们懒得动手做家务，钟点工也成了一种新兴职业。
因为钟点工上班时间相对灵活，晚上也不需要加班，妈妈生下我之后，就离开工厂成为了其中的一员。那时候，她平均一天要做三四份工，清洗抽油烟机、刷洗马桶，一遍又一遍地拖地，让每个雇主的家都看起来干净、整洁。
直到今天，她还在为深圳本地的有钱人家扫地拖地、洗衣煮食，以至于我没法直视她的手——那些大大小小的裂痕，摸起来十分刺人。
记忆中，我们曾搬家多次，但一直住在深圳西边的这个小镇里。
那时小镇还没有被纳入重点开发建设的蓝图里，看不到高楼大厦、大型商场、造型各异的花坛，只有大片的工厂和数不清的厂仔厂妹。走在一些巷子里，两旁是随时可能会倒塌的危房。
为了节省一点房租，也为了方便外婆可以偶尔帮忙照顾我们三姐弟，我们一家搬去了外婆住的合租房。那栋房子一共有两层，里面大概居住了六七户人家。
除了我们三姐弟，这个合租房里再也没有其他小孩。那些来深圳打工的叔叔阿姨都把小孩留在老家，大家普遍觉得，夫妻两个人在深圳挣钱，如果把小孩带在身边，就等于少了一份钱。但妈妈的想法不一样，她认为小孩在父母身边才算是拥有完整的家，在一起生活，也免去了彼此日夜牵肠挂肚的思念。
自从我们一家到来以后，外婆就没了独立的房间，晚上她把一楼的木头沙发展开，那就是她的床。我们一家住二楼，要走上一个长长的木楼梯才能到达房间。五个人住在一起实在太拥挤了，后来爸爸干脆在二楼的客厅里用木板搭了一张小床，装上蚊帐，给我和姐姐睡。
房东在二楼客厅里摆了一台电视机，每天晚上租户们吃完饭，都会聚集在这里看电视、聊天，所以我和姐姐的“小天地”总是很热闹。我们发现，娇姨和林叔叔很少来看电视，他们夫妇都在服装厂上班，经常加班到凌晨才回来，尽管辛苦，但他们和旁人聊天时总说：“拿到加班费的时候，感觉一切辛苦都值得。”
可能因为是老乡、又比我爸妈年长的缘故，娇姨夫妇平时格外照顾我们三姐弟。他们拿到工资后，总会买些零食送给我们。看到我们开心的样子，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想起自己留在老家的小孩。
1999年，深圳市政府投资了7000多万元在小镇上建设了一处市民广场。广场竣工后，每晚都是灯光闪烁，人山人海，有人在宽广的草地上放风筝，有人遛狗，还有人静静地躺着吹风。等一旁的游乐设施启动了，就会看到海盗船摇来晃去，过山车呼啸而下，巨大的摩天轮梦幻地旋转着。
只是，这些娱乐项目我们三姐弟从来没有玩过。
晚上，爸爸带我们去广场上只为散步，顺带捡些塑料瓶子、可乐罐子和纸皮添补家用。好在妈妈不吝啬，夏季的夜晚，她会给我们买五毛钱两根的红豆、绿豆冰棍吃。不忙的时候，他们会带我们三姐弟去逛镇上的商场，买点日用品。看看琳琅满目的商品，就算不买，心里也高兴。
那时的我们虽然羡慕本地小孩，但内心还是满足的。妈妈的雇主都很大方，常会送给我们一些糖果、饼干和自家孩子淘汰的衣服。那些衣服虽是二手的，但款式新潮，干干净净，有些甚至连标签都没拆。
这样的日子不咸不淡，紧巴巴的，可也算得上是一种平静的幸福。但爸爸的突然倒地，让这一切都破裂了。
3
1999年中秋节的前几天，有租户提议一起凑钱做饭过节。平时大家下班的时间不一样，很难聚在一起，到了中秋节当天，早下班的人先去买菜、洗菜，等着擅长炒菜的人回来掌勺。
晚上8点，大家终于坐定，叔叔们喝啤酒，阿姨们喝饮料，大家说说笑笑很愉快。在这种团圆的节日里，有人不禁感慨，说今年中秋又不能跟老人小孩一起过了。
说着说着，气氛变得伤感起来。这时，林叔叔赶紧提议：“来来来，大家把杯子举起来，还没有一起碰个杯呢。”
就在大家纷纷起身的时候，我爸突然往后倒地，身体抽搐起来。我和弟弟吓得放声大哭，大人们惊慌失措，赶紧推开木板做的长凳，围过去喊爸爸的名字，可他的眼睛始终闭着，没有丝毫回应。
因为缺乏叫救护车的意识，也没有那个经济实力，几个叔叔就合力将爸爸抬回了二楼的房间。中秋晚宴仍要继续，外婆安慰大家：“没事的，休息一下就好了。”
印象里，爸爸的身体一直很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状况。等他醒后坦白，妈妈才知道他早已染上了毒瘾——1997年的秋天，妈妈还在怀着弟弟的时候，爸爸在工友的教唆下第一次尝试了海洛因的滋味。起初他并不感兴趣，但工友不停跟他说，吸完之后有多么幸福，身体上所有的疲惫感会一扫而光……最终，他没有经受住诱惑。此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一天不吸，就感觉自己的心肝像是被无数蚂蚁同时啃食。
回忆起爸爸之前反常的举动，妈妈懊恼不已——从两年前的那个秋天开始，爸爸每到月底就说包工头发不出工资，要缓几天。慢慢地，他给家里的生活费变少了，晚上频繁出门，说是要跟以前的工友聚聚，商量是否有合适的小生意可以做——原来，这都是他吸毒的借口。
震惊愤怒之余，妈妈决定对外隐瞒真相。她怕同住的租户知道了嫌弃，不允许我们继续合租了。她只说爸爸有点贫血，早上在工地干活又太累了。
消息隐秘地传回老家，大伯让妈妈趁早把爸爸送去戒毒所强制戒毒。但爸爸不肯去，他流着眼泪，不停地扇自己巴掌，痛骂自己不该碰毒品。不知他从哪里听到的传言，说戒毒所里的警察很恐怖，老毒鬼也会欺负新人，自己进去了不知道会被打成什么样子。他还说自己舍不得离开孩子，会慢慢控制，自己戒毒……
对于这番说辞，外婆是不信的，她劝妈妈把我们三姐弟带回老家，然后和爸爸断绝联系。但妈妈犹豫不决，一是觉得爸爸吸毒的时间不算长，应该可以自己戒掉；二是觉得我们还小，身边不能没有爸爸。
思虑再三，最终她没有送爸爸去戒毒所。
爸爸“自我悔恨”还不到一周，包工头就找到妈妈表达不满，说爸爸经常上两个小时班就不见人影，等到快收工的时候才出现。一开始，爸爸会搪塞妈妈，说他朋友突然住院，自己去探望了；又说自己不舒服，去打吊针了……到后来，他甚至不找理由了，不再躲去毒友家里偷偷吸毒，而是打发我们三姐弟去外面玩，然后把房门关上，给自己注射。
建筑工地上的活儿，爸爸做起来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每注射一次毒品，他就有些力气去干半天活儿，等药劲儿一过，整个人就萎靡不振，两眼无光，哈欠连天，不停地有鼻涕流出。即使是大热天，他也会感觉冷，让我们拿两三张厚棉被盖在他的身上。
有时爸爸实在难受，又没有钱买毒品，就叫姐姐去药店给他买便宜的“头痛散”。那种白色粉末和海洛因长得一模一样，却只能稍微缓解他的痛苦，并不能带来“神仙般的快乐”。实在缺钱了，爸爸还会要求我和姐姐去市民广场上捡纸皮和汽水罐子。我俩在草地、阴暗的巷子里四处翻找，但卖废品换来的钱远远不够买一克海洛因。
我家住的合租房旁边，有一道长长的斜坡，坡上有几张石椅供路人休息。到了傍晚，老人们坐在石椅上摇扇子纳凉，小孩子就在跟前跑来跑去。正午天气炎热，大多数人都在家午睡，我拖着几张比我还高的纸皮爬坡，后来实在是提不动了，便拖着它们慢慢走向石椅，想要休息一会儿。身后的爸爸突然走近，踹了我一脚。我身体往前倾，但稳住了没有摔倒，他又一个箭步跟上来，往我脸上甩了一巴掌，嘴里还不停地骂娘。
后来，我用玩笑般的口气和姐姐聊起这件事，姐姐说她也挨过打，“被他一脚踢在肚子上，痛得立马倒地，但好在当时没有痛到晕过去。万一晕倒被人贩子抱走，可能永远都见不到你们了”。
4
2002年，我们一家五口搬离了合租房。妈妈彻底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一个人养着四口人，还要不停地填补爸爸到处借的外债。
听说，娇姨和林叔叔在我们搬家后不久，靠着多年的存款和银行贷款在沙井买了一间50平方米的房子。后来深圳的房价一路飙升，他们靠着这套早早买下的房子，置换了一间120平米的三房一厅，又在老家县城买了一套房，还把乡下的儿女接到深圳读书。
两家人的生活，迅速拉开了距离。
我家新租的房子位于一条巷子的最尾端，附近有3间危房，屋顶都长出了狗尾巴草和一些不知名的红色小花。平时路过，可以看到里面十分脏乱，后来我和小伙伴玩捉迷藏时，毫无戒备心地躲进里面，看过破旧的塑料袋、用过的婴儿纸尿裤，还有散落在砖头瓦砾之间的针管和针头。
这间出租屋不大，只有一室一厅，客厅的右侧放了一张掉漆的黑色木桌，上面摆着布满茶垢的陶瓷茶壶。阳光没办法直接照进房间，所以里屋总是黑咕隆咚的，只有在晚上灯泡亮起来的时候才会变黄。做饭的地方和冲凉的区域挨在一起，只用铁皮简单地隔开。
新房东叫根叔，是妈妈的雇主，因为了解我们的家庭情况，他只象征性地收一点房租。他也看到了，当时我家唯一值钱的东西，是一台小小的电视机——后来，这台小小的电视机被爸爸卖过很多次，妈妈也赎回来很多次。爸爸总承诺自己不会再卖电视机了，但买了毒品之后，他就完全不记得自己说过什么。有时他急匆匆地从外面回来，进房间后就迫不及待撕开针管包装——他不再关房门，而是直接当着我们三姐弟的面注射。
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妈妈实在负担不起赎电视机的钱了，就放弃和他在这件事上拉扯。我有时会想，二手电器店的老板总算不用和他俩面面相觑了。
不和外婆住一起了，妈妈偶尔会带我们三姐弟去市场附近的摊位上探望她。舍不得花钱坐公交车，我们都是步行半个小时过去。
那几年，深圳好像总是在修路，道路两旁老被长长的护栏围着，机器不停地发出“轰轰”的响声。遇到下雨天，路上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鞋子上沾满了泥泞。慢慢地，像宫殿一般的万科翡丽郡被建起，沃尔玛、京基百纳、新沙天虹先后开门迎客，我才后知后觉——这个小镇，已然焕然一新了。
到了外婆那儿，尽管一早上还都没有收入，她仍旧每次都兴冲冲地去马路对面买我们爱吃的炸芋头饼和韭菜饼，之后，她提着食物，一脸慈祥地走过来，笑眼里藏着满满的爱意。
后来，深圳政府对市容市貌的要求逐渐提高，杂乱的市场成了重点整顿对象之一。由于负担不起新市场里档口的租金，也考虑到自己的身体日渐老迈，最后外婆选择回了老家。
外婆离开后，妈妈在深圳就少了一处可以歇脚、倾诉的地方。她一天要打五六份钟点工才能维持生活，白天在不同的雇主家里干活，晚上回家还要面对丈夫的死缠烂打。为了要钱，爸爸半夜找她吵架是常态，对她拳打脚踢也是常态。他扯她的头发，掐她的脖子，扇她的脸，辱骂她，像一只红了眼要吸血的野兽。
我们“哇哇”哭叫，但爸爸充耳不闻，到后来，他甚至将菜刀架在妈妈的脖子威胁她拿钱出来——他不敢用刀刃对准她的脖颈，从来都是用刀背，不然一刀切下去，他要去哪里才能再找到这么好的摇钱树呢？她还要帮他养大三个孩子，以后他才好继续吸孩子们的血。
每次闹到不可开交的时候，邻居胖阿姨总能挺身而出，站在他们中间劝架。胖阿姨年轻的时候也吸毒，但很幸运地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成功戒毒了。所以她不像普通人一般畏惧瘾君子。可是她的调解也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妈妈拿出血汗钱，爸爸夺钱放下菜刀摔门而去。
这么多年，我从未见妈妈因为这些暴行哭过，她只哭自己没能力给我们三个小孩带来舒适的生活。
5
早在2003年年初，爸爸就完全不干活了。一方面是周边的建筑圈子都知道了他吸毒的事，另一方面，他也根本没有身体条件再干苦力活了。
6月的深圳又闷又热，那天爸爸非要载着我和他一起去找妈妈。他顶着烈日骑了二十多分钟的单车才到达妈妈工作的地方，这家的女主人是一位公办学校的教师，当时不在家。
爸爸在楼下呼喊着“阿燕”，一遍又一遍。妈妈从二楼的一个窗口探出头来，他就没再喊了，只举起三根手指做出数钱的动作：“给我点钱！”
妈妈又气又难受：“我没有钱，天天哪里去找钱给你？要钱就自己去找活儿干！”
“我现在浑身都疼，吃完这次我就去戒毒，然后去找工作，你再相信我一次吧。”
“我去哪里给你找钱？吃是我给的，住也是我给的，你现在养过三个孩子一天吗？”妈妈扭头就把窗户关上了。
爸爸又开始大喊：“阿燕，阿燕——你不给我，我就站在这里等到你下班！”
可能是不想因为他的吵闹弄得村子里人尽皆知，最终吵到雇主耳朵里，影响自己的工作；可能是心疼我在烈日下站着，担心我会中暑。最终，妈妈妥协了，她从二楼扔下来25块钱，嘱咐道：“你还有良心的话就先把妹妹带回家。”
当时，25块钱够爸爸买一次海洛因，大概有2厘米左右的透明吸管的量。而妈妈每天累死累活，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仅有900块钱左右。为了让一家人在深圳不致于饿死，她起早贪黑，没有节假日，看起来比同龄人憔悴许多。
一天，一对夫妻来到我家，说自己是爸爸的朋友。那个男人留着寸头和八字胡，女人的脸尖尖的，脸色蜡黄，很瘦。他们自称已经成功戒毒，表示愿意在本地住一段时间，免费帮助爸爸戒毒。
“搬去另外的房子戒毒，和朋友一起互相监督戒毒”，是爸爸曾经给我们许下的承诺，但他从未做到。这次爸爸又燃起希望，提出让妈妈给他们仨租个两室一厅的房子，自己就可以在朋友的指导下戒毒了。
一开始，妈妈坚决反对，她对爸爸已经心灰意冷了，更何况家里的经济条件有限。姐姐读书需要用钱，我也即将要进入小学，她实在没有闲钱另外租房了。
那个女人过来开导她：“嫂子，你再相信全哥一次吧，这次他真的是决心戒毒了，不然也不会联系我们两公婆跋山涉水地过来帮他了。你看你还有三个小孩，都还那么小，以后只靠你的话肯定是不行的。等他戒毒成功了，你也不用那么辛苦了，你也不想孩子那么小就没爸爸了吧？”
一旁的爸爸接着说：“你不相信我，还是要给个面子相信他们吧，难道他们也会和我一起骗你吗？”
妈妈面露难色，变得摇摆不定，最后爸爸直接跪下哭着恳求：“你就再相信我一次吧，看在孩子们的面子上。”
这次，妈妈还是选择了相信他。她提前预支了部分工资，又跟关系比较好的雇主借了些钱。她和爸爸约定，以一个月为期限，看爸爸的表现，之后，她给了爸爸600块钱，其中包含一个月的房租，还有买菜钱——她不好意思让来帮助丈夫的朋友自掏腰包，还特意提醒爸爸记得把他们的饭菜也买上。
头两天，我们去看爸爸，他的精神状态不好，黑眼圈重重的，浑身抖动，说话结结巴巴的。在我眼里，那种样子是可怕的，但妈妈却感到欣慰，这说明他这两天真的没有吸毒。那对夫妻还向我们展示了一条麻绳，说爸爸难受得不行的时候，他们会用绳子将他的手绑起来——这是妈妈平日里做不到的，她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时刻盯着他，也没有那么大的力气。
大概十天后，我在和小伙伴玩游戏的时候，恰好经过爸爸租住的房子。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蹑手蹑脚地走进小院，站在窗边往里看，只见那对夫妻躺在床上，爸爸缩坐在桌子旁边，三人都昏昏欲睡的样子。桌上放着一张锡纸，旁边还有三根针管，我当然知道他们刚刚做了什么。
妈妈回家后，我把自己看到的都跟她说了，她立即快步走向三人的住处，我跟在后面一路小跑。只见妈妈满脸怒气地转动门把手，大力地将门推开，门撞到墙上发出“砰”的一声，又迅速弹了回来，她用手抵住门，进屋后就把桌子掀了。
这时，桌上的针管和锡纸早没了踪影，只有几个碗碟摔得四分五裂。妈妈满脸通红，咬牙切齿地问爸爸：“你这样对得起谁？”
爸爸低着头，沉默不语。那个男人说了一句“嫂子对不起”，然后夫妻俩连夜收拾东西灰溜溜地走了。第二天，爸爸把刚租的房子退了，又搬回了家。
一周后，更难堪的事情发生了。
那天我和朋友说说笑笑，打算去我家拿一副飞行棋。走到芒果树下，我看到妈妈背对着我们，双手放在爸爸的腋下，正吃力地把他往门外拖。因为要经过稍高的门槛，得将人抬起，妈妈用力过度，一张脸涨得通红，她嘴里念叨着：“要死就死在外面，别死在家里。”而爸爸闭着眼睛，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没有任何挣扎，任由人拉扯。
因为常年注射毒品，爸爸的手臂和腿已经被扎得没有一块好肉了。这次，他竟然往生殖器的血管里注射毒品，针管还没来得及拔下。一开始，妈妈并没有意识到我和朋友在身后，等发现了，她立刻将身子侧了侧，试图遮住我们不能看的东西：“你们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再去多玩一会儿吧。”
我即刻会意，对朋友说：“不如我们先去你家看电视，晚点再回来拿飞行棋？”
朋友点点头，表示同意。或许她早就从家长的嘴里听说过我家的情况，或许就是善良。之后，她没有问我关于这件事情的任何问题。
6
2003年9月，我在深圳上小学了，我和姐姐的学费成了压在妈妈身上的一副重担。当时一学期的学费是850元，交完费后，老师会给一张收据。我的“收据”跟其他同学不同，上面常常写着“欠费300元”、“欠费200元”。这些字眼让我觉得羞耻，恨不得将那粉色的“收据”撕个粉碎。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上小学五年级。那年深圳的一个民间爱心组织了解到我家的情况，对我们伸出了援手。这个爱心组织的会长是一位姓曾的退休老师，她从二十多岁起就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尤其关注那些家庭贫困但想读书的小孩。
曾老师是深圳本地人，身材瘦小，留着一头齐耳的短发，她的脸上总是笑眯眯的，非常平易近人。她将善者仁翁捐助的善款送到我家，说这些钱是支持孩子们继续完成学业的。过年的时候，她还不忘给我们送红包，祝福我们学业进步，快快长大。
为了表达感谢，妈妈经常提醒我们三姐弟，放了假就要去参加爱心组织的义工活动，比如捡垃圾美化环境，或是去养老院探访老人。无论事情大小，只要付出了就好。
得益于爱心组织帮助和曾老师的额外的照顾，我才不至于因贫困早早辍学。后来我渐渐长大，靠着勤工俭学拿到了本科学历，也见到了更大的世界。
现在回想，我最后一次见爸爸，应该是2004年的深秋。具体是哪一天我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连妈妈也记不清了。
那天，爸爸又跟妈妈表态，说这次是真的下定决心戒毒了。他要回老家，说在乡下的房子里戒，大伯等长辈也可以帮帮忙，还说：“戒毒不成功，就不回深圳了。”
我们都不相信，但一听到他要回老家，还是开心的——他不在身边，我们的生活就可以稍微安静一些，不用在半夜看他把菜刀架在妈妈的脖子上，也听不到他辱骂我们的声音了。
爸爸回老家不到两个星期，一天半夜，妈妈就接到了大伯的电话，让她赶紧回去一趟，大致意思是说爸爸撑不了几天了。这个结局似乎在妈妈的意料之中，只是她不清楚要回去待几天。
为了保险起见，第二天，她买了一箱我们平时很想吃但舍不得买的方便面，又留下100块钱给胖阿姨，请她顺便照顾我们姐弟。晚上，她背着黑色双肩包，收拾了两套衣服，交代了姐姐几句话，就匆匆坐上了返乡的长途车。
两天后，我半夜迷迷糊糊地听到妈妈和姐姐说话的声音。早上醒来，妈妈真的回来了。她整个人看起来疲惫不堪，嘴角干裂，眼睛浮肿，还有两个明显的黑眼圈。妈妈把我们喊到跟前，嗫嚅地说：“他走了。”
我并不觉得难过，没有流下一滴眼泪，甚至暗自庆幸——他再也不能折磨妈妈了。
妈妈接着说：“我到老家的时候，打开门，闻到房间里臭得不得了，到处是黑色的大便。他穿的衣服很脏，床也很脏，我帮他换了一套衣服和床单，（脏的）拿到旁边的河里洗干净了。”
姐姐问：“他跟你有说话吗？”
“没说什么，哪里还有力气说，半夜就走了。我把房子收拾了一下，将他的衣服和裤子都烧了就回来了。”
7
从此，我们从一家五口变成了一家四口，不变的是我们依旧居住在城中村。在深圳这个城市，依旧没有属于我们的一窗一门。
我们居住的那个村子里，有个大叔已经吸毒三十几年了，戒毒所进了又出，出了又进。他一直没有正经工作，靠入屋盗窃、碰瓷、抢老人家的金耳饰来满足自己的毒瘾。每当我在大街上看到他顶着大大的黑眼圈，双眼无神地骑单车，就会感慨自己足够幸运。爸爸折磨我们的时间还相对比较短。
自从爸爸误入歧途，我们家就不再是平常的家庭，合格父亲的角色也是不存在的。那么，他的缺位会不会是理想状态呢？至少家里是平静的，我们不用再面对欺骗、辱骂和暴力。家人一起趟过泥潭之后，总庆幸现在的生活终归平静，我想，这或许比变得大富大贵更令人欣喜。
早年和妈妈一起打工的阿芳，现在已经做了老板娘。她依靠丈夫的门面开了一家饭店，如今这家店在镇上有口皆碑。从微信朋友圈可以看到，芳姨现在过得很好，她住在别墅里，生日时女儿会给她弹奏钢琴，结婚纪念日老公会给她买玫瑰花和金项链，儿子正在国外念书……因为拥有宠爱和财富，她看起来还宛如少女一般。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妈妈：“当时你为什么不走，发现他吸毒你还不跑啊？”
妈妈笑了，说：“我能跑去哪？带着你们三个能去哪里啊？在深圳还能做个钟点工养活你们，去别的地方也是人生地不熟。”
我开玩笑地说：“你可以扔下我们三个啊。”
“你们都是我十月怀胎生下来的，我做不出这样的事情。他要是没有钱买毒品，不知道他能干出什么事。”
感谢妈妈，她真的足够坚强，面对拳打脚踢没有哭泣，面对刀锋架在脖子上也没有畏惧，用自己的双肩撑起了我们的家。
小时候，我常常想要一种超能力，不是点石成金，不是瞬间移动，而是能在妈妈身上实现世界上所有美好的祝福。她值得拥有一切美好，这辈子，最坏的苦果她都已经尝过。
尾声
大学毕业后，我成了一名社会工作者，目前的服务对象是街道的特定弱势群体。我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她们很好的引导者和支持者，不单单只有热情，还有专业。
我想，这样也是在实现曾老师和妈妈反复跟我强调的要感恩社会、回馈社会的诺言吧。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作者：老二
编辑：罗诗如
题图：电影《小武》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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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大国小民
作者：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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