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 | 十堰爆炸案一年后，他们还在修补破碎的生活

《大国小民》第13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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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13日清晨6点40分左右，位于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艳湖社区的集贸市场发生重大燃气爆炸案，一声巨响后，整个菜市场几乎全部沦为废墟。官方最终核定，这次事故造成26人死亡，138人受伤，其中有37名重伤。

爆炸发生的时候，我在武汉的家中，距离十堰500公里，开车需要5小时，火车要2个半小时。手机弹窗，点开是图文并茂的新闻，满目都是断壁残垣。我仔细浏览了一会儿，关掉窗口，想一想，又点开，发给家人和朋友，互相叮嘱使用天然气的时候要注意安全。然后，我们就都渐渐忘了这条新闻。

直到整整一年后，我站在了艳湖集贸市场这片曾经的废墟旁。

1

艳湖集贸市场建在一条叫茶树沟的河道上。在它的上游500米处，是牛头山国家森林公园，那儿有一个水库。茶树沟本来只用于水库在丰水期向外排水，正常情况下水量极少甚至无水。于是，东风汽车公司在1992年将河道架空，建成了这个集贸市场。3年后，又在集贸市场两侧的河道上建起两排居民楼。从此，“茶树沟”成为暗渠，不知情的人会把这个地方当作是普通的平地。

2005年，中燃公司对集贸市场旁边的芙蓉小区进行燃气改造。原本的燃气管道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一旦遇到雨雪天气或下雨，就会出现管堵和漏水。此番改造便是为了将天然气管道埋到地下。

3年后，芙蓉小区意外发生了化粪池的沼气爆炸，燃气公司担心会影响管道安全，于是在2008年再次改造管道，违规将管道绕过化粪池，穿越过艳湖集贸市场下方的暗渠。

2次改造，或是未经申报，或是直接违规操作，事后的事故调查报告更是指出了期间的一个重大问题：管道弯头部位防锈处理没有按规范完成。

茶树沟暗渠本就潮湿，社区排水渠每天排出腐蚀性的生活污水，再加上集贸市场各家餐饮店的厨房经年累月持续排出大量二氧化碳，燃气管道便一直处于酸性水汽环境下，天长日久，燃气管道早已锈迹斑斑。

40多岁的珍姐在距离市场300米远的地方开了一家不大的便利店。她告诉我，从她10多年前搬来这个小区，就从没有见到有人对这些管道进行过巡查。歌舞升平的安宁掩盖住了岌岌可危的隐患，直到2021年6月13日，泄露的天然气在封闭的河道里迅速聚集，最终被顺着早餐店排烟管排出的火星引爆了。

事故调查报告（网络资料）

珍姐微微有些发胖，扎一个高高的马尾，显得格外精神。听我打听这事时，她先是略略有些诧异，却又很快高兴起来：“呀，真是没想到，这么久了，还有外面的人记得这事。”说完，她的神色又不自觉地黯淡了下来。

珍姐一直强调说，自己是幸运的：她的家距离爆炸现场不过50多米，但好在房子处在爆炸冲击波的侧面，相较于那些正面迎接冲击波的邻居们，她家的损失小得多。

去年爆炸发生时，珍姐刚从医院出院不久，正在家调养身子。爆炸声响起的时候，她还在睡觉，只听得窗外地动山摇。爆炸声有些闷闷的，像是被罩子压住的声音。珍姐顾不上自己虚弱的身体，拖着丈夫孩子狼狈而逃。

出家门后，爆炸的现场让她惊惧——遍地都是砖头瓦砾和流着血的伤者，一片狼藉。有人在喊，有人在哭，一起跑下楼的邻居心有余悸地说，自己家的玻璃全都被震碎了。珍姐抬起头，想看看自己家的窗户，只看到窗帘被吹得呼呼的。

珍姐一家和邻居们在现场看了没一会儿，工作人员赶来了，不停催他们赶紧走，不要逗留。“快走快走”，声音急促而焦躁。

邻居们被安置到了各个酒店，珍姐没有和他们一起，而是住去了同在十堰的娘家。住了没一个星期，丈夫犹犹豫豫地催她：“住回去吧，我们回家吧。”

珍姐有些发恼：“回去？你敢回去？那里现在就是个火山口。”

丈夫争辩了几句，终于也不耐烦了：“要注意影响啊，住着不回去，影响不好。我是党员，得带头。”

珍姐最终还是跟着丈夫回到了集贸市场旁边的家。踩上那里的地面，第一脚有点软。接着往家走，深一脚浅一脚，满鞋底都是黑泥。楼里也是黑的，像一口望不到头的深井。周围的邻居大都没有像她一样回家，他们在安置酒店住了至少1个多月，最久的住了3个月。

没有邻居，本就惊慌的珍姐更加觉得孤单，她像是得了PTSD，每每听到大一点的声音，心就突突直跳。1年过去了，这种心慌始终没有改善，珍姐烦躁地摆摆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改掉这毛病。”

市场周围的房屋大多有不同程度的损伤，珍姐家的受损情况是相对比较轻的。工作组很快给所有的受损房屋做了登记，之后统一做了修缮。珍姐家的墙壁，一开始被重新粉刷了，看起来和以前没什么区别，但日子久了，震裂的墙体终于又显出了疲态，爬满了长长短短的缝隙，一下雨，水就一点点渗进来，墙壁全是灰灰绿绿的霉斑。

之后，工作组开始和各家各户沟通赔偿的事情。珍姐知道有赔偿时，谈判已经进入了尾声。她始终没有看到正儿八经的公告，还是在早餐店里碰到的邻居不经意地问她“赔偿谈到哪一步了？”她才如梦初醒。

她慌忙火急打听了一番，各家的赔偿不尽相同，多的7、8千，少的3、4千。有邻居神神秘秘地向她传授经验：“你要先把口开得大大的，然后再还价。不然调子起低了，就要不了多少赔偿金了。”说完，还四下张望了一下：“赔多少，不是完全依据受损情况来看的，你要会说会闹才好。”

珍姐最后还是没有去谈赔偿，她觉得自家受损情况算轻的：“比起其它人家，我家真的算很好的了。算了，这一次，政府也挺难的。”

和珍姐抱着一样想法的人也有不少，他们放弃了赔偿，互相安慰着：“人还在就是最好的了。比起那些没了的人，我们已经很幸运了。”

在爆炸中失去生命的26位逝者，每家收到政府100万的赔偿金。珍姐说起这个，摇一摇头，又摇一摇头：“人命啊，有时候真的不值钱。”

这1年里，珍姐身边的很多邻居陆陆续续都搬走了。珍姐也想搬，天天住在家里，心里都是悬空的，总觉得不知什么时候又会来一场爆炸。“谁不想搬走？能走的都走了。”但是珍姐搬不了，“我能搬去哪里呢？”十几年前买下这套房子时，房价才1千多，在爆炸前，珍姐还跟中介聊过，中介告诉她，“你这房子，现在能卖到快50万呢”。珍姐喜滋滋的，觉得自己“赚了”。

但爆炸后，周边的房子房价都一路直线下跌，珍姐的房子已经卖不到30万了。而最关键的是，即使跌到30万，也没有人买，“但凡有条件，谁会买这里的房子呢？你说是不是？”

卖不掉旧房子，就没钱买新房子。搬不走的珍姐觉得，自己心慌的毛病，可能永远好不了了。

开五金店的浩哥也说自己是幸运的。他的五金店就在艳湖集贸市场正对面，隔一条细细窄窄的马路，距离爆炸点不到几米。但浩哥的家距离集贸市场有10分钟车程，那天正好犯懒，没来那么早，躲过了一劫。

浩哥剃一个平头，面庞有些黑，说起话来很爽朗。我看到他时，他正百无聊赖地歪在五金店里的躺椅上。店子40多平米，整洁明亮，为了招揽生意，浩哥还在门口摆了一长条柜台，卖香烟和矿泉水饮料。他的妻子不时拿着面盆接满水，熟练地泼到屋外的空地上，用来压住路面上扬起的灰尘。

在那条细长马路对面的爆炸旧址上，工人们正在忙碌地施工。早些时候，有几个工人告诉我，那栋两层楼高的市场在爆炸后就不会再重建了。现在正在原址上修葺的，是一个长100多米、宽10米左右的休闲广场。以后，那个新广场里将再看不到往日的痕迹。

几个工人开始对我这个陌生人颇有些警惕，只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上面怎么安排我们就做什么。”但最后，他们还是带着欣喜叮嘱我：“你要是有兴趣，过个十几天再来看，那时候，这个广场就竣工了，你可以看看它的样子。”

作者供图

不过浩哥夫妇对这个广场并没有什么期待。爆炸发生后，河道里的天然气管道很快被挪开，之后河道改造，修了一个走道似的建筑，“都是大理石修的，看起来很贵”。但没过多久，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走道又被拆了，现在这个小广场是今年4月才开始修的。

在浩哥的印象里，这一年来，五金店门前一直是挖了修、修了挖，目之所及，全都是挖掘机、起重机，地上永远堆满了黄沙和水泥，雨天是黑黑的泥沙水，晴天是细细的一层灰。周围的居民这一年都把窗户紧闭。但浩哥他们那一排的铺子没办法，要做生意，只能开着门，往地上一盆盆泼水，“不过也习惯了，有点灰就有点灰吧，也不影响啥”。

浩哥有时会跟妻子玩笑般打赌，猜这个广场会不会再拆。“听说这个广场花了4000多万呢，之前那个走道，也花了1000万，啧啧啧。”虽然不是自己的钱，但浩哥还是一想就心疼。

“为什么不提前规划好呢？我们老百姓装修个房子都知道要先做好设计啊。”

但他更想不通的还是那场爆炸——听当时在现场的人说，在爆炸发生前的1个小时，河道上就聚起了许多淡黄色的烟雾，还有呛鼻的气味，许多人都远远地观望。但6点38分，燃气公司的抢修人员告诉警方，“阀门关了，没什么事了”。之后，围观的居民们被陆续劝回市场。4分钟之后，爆炸发生了。

和珍姐一样，浩哥也想离开，但也走不了。这个铺子是他在2004年花了40万元盘下的，在那时候，不是一笔小钱。

“如果是租的（店面）就好了，那我就走了。”他顿了顿，“可惜不是。”

五金店当时被炸得变了形，门窗墙壁全被震得七歪八倒。之后店铺关门了1个月，政府帮忙做了修缮，然后给了几千元的赔偿。浩哥说：“这个钱叫什么呢？营业收入的补偿吗？那肯定远远不够，估计就是比照着旁边铺面的租金补偿吧。”

2

阿武是这场爆炸案的重伤者之一，也是我此行要见的人。

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一家康复医院做复健治疗。比起微信上的头像，现在的阿武有些微微的虚胖，头发剃得很短。他后脑勺上是一道长约十几公分的半月形疤痕，时间久了，疤痕颜色有些淡了下去，但张牙舞爪的缝合痕迹仍是触目惊心。

阿武左右两条大腿上，这样长长短短的疤痕还有至少4、5处，最长的一道疤痕，差不多有30公分，从大腿根部延伸至近膝盖处。按专家最终出具的伤情报告，爆炸造成了阿武的颅脑损伤、全身多处骨折、多脏器受损以及肺部受损，而最严重的，是脊髓神经受损。

脊髓神经受损被称作“不死的癌症”，受伤之后，阿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能站不能坐。直到现在，才终于可以勉强支撑站立一阵子，蹒跚着练习走上100米左右。

做水疗复健时，护士给坐在轮椅里的阿武身上绑上绑带，在绑带上勾上钩子，接着仪器启动，将阿武整个人从轮椅上吊起腾空，再缓缓移动到水疗箱的正上方。机械手臂停住，然后将阿武一点一点放下到水疗箱的箱体里。从地面到水疗箱，常人只需10来秒的距离，阿武花了整整5分钟，还走得半身都是细细密密的汗水。

这样的流程阿武已经非常熟悉，不需要医生的指导，甚至可以娴熟地与医生商量着调节设置水流温度、阻力和步行速度。水疗的时长是半小时，结束后，阿武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理疗项目。

水疗、针灸、牵引、悬吊、电疗、磁疗、PT训练（关节功能、肌肉力量、神经肌肉等训练）……每天早上8点到12点，下午2点到5点半，每周6天，阿武就泡在复健楼里，一个项目接着一个项目做。晚上，复健科的医生下班了，他就在病房里自行训练，直到晚上11点半。周日复健科休息，别的病人都也跟着休息，可阿武不，他自己在病房里给自己安排练习，一年365天，没有一天休息。

护工文姐私下感叹：“他训练得真是猛。哎，可怜见的，这么年轻，他着急啊。他天天就只想着快点恢复，就可以出院了。”

阿武今年42岁，1980年的冬天出生在十堰市下属的一个镇里。2004年，他和来自同县的妻子结婚后就来到了十堰市定居。熬过了最初的迷茫期后，生活开始一点点向阿武期待的方向展开：2007年，大女儿诞生；2009年，他们在这座城市有了自己的房子；2016年，又添了一个小儿子，同一年，双喜临门，阿武在艳湖集贸市场开了这间100多平米的大药房。

阿武能吃苦，又愿意动脑筋，药店的生意在他的打理下越来越好，养活一家四口足够宽裕。他不是一个特别有野心的人，这样的生活让他满意，甚至时常偷偷感谢命运。如果没有去年的那场爆炸，在阿武的设想里，他也许会和身边无数个擦身而过的普通人一样，“平淡幸福”过完一生，那是他自己所中意的。

阿武的药店在艳湖集贸市场的临街一面，从马路上向上走十来级台阶便能进到店里。药店下方，正是埋着管道的暗渠。市场里很多人都知道这样的布局构造，不过，之前没有人会将这一点与“危险”之类的字眼联想到一起。

阿武的药店爆炸前后对比图，网络图片

爆炸发生在端午节的前一天，阿武惦记着第二天家人团聚的大餐，计划着出去买点食材，做点好菜。他本就有早起的习惯，忙乎完一圈后也才6点多。一看时间正好，他便去药店开门。

阿武将车停在社区的停车场，距离市场100米远。停好车后，还碰到了在那里早起打羽毛球的老邻居朱叔。阿武赶时间，就没有停下脚步，两人只远远地笑嘻嘻打了个招呼。朱叔是湖北武穴市人，今年52岁，来十堰安家也有10多年了，育有一儿一女，前些年孙辈也出生了。女儿出嫁后，朱叔就带着儿子一起在艳湖集贸市场里经营着一间理发店，没有太多生计压力，日子过得颇为悠闲。

打过招呼后，阿武继续往市场走去——这是那天留给阿武最后的印象，后来的事情他都不知道了。

事后，阿武听家人说，爆炸的消息传开后，大家发了疯一样赶来市场找他，却怎么也找不到。路边全是嘶吼的救护车，现场乌泱泱全是人。他的家人和朋友在现场东奔西走，情绪几乎失控，拉着人便问：“看到阿武了吗？”“知道阿武在哪里吗？”“能告诉我他在哪个医院吗？”

没有人能回答他们，所有的人都是急吼吼的，救出的伤员被抬上救护车，随机送往周围的医院，谁也看不清谁，也顾不上看清。

阿武的妻子艳云最后还是在抖音的短视频里找到了丈夫。在视频里，救援人员抬出的第一个人就是阿武，阿武那时已经血肉模糊，看不分明了，但艳云认得丈夫的衣服。确认了丈夫已经被救出，艳云提着的那口气才松下来，她的脸上全是灰，被泪水冲得深一道浅一道。

大家又分头去到市里的医院，一家家打听“有没有一个叫阿武的病人”。有位医生听错了姓，听成了“朱武”，一脸严肃而沉重：“你们节哀，他已经不在了。”

朱武就是在停车场打羽毛球的朱叔，爆炸前两分钟，朱叔和阿武刚刚远远地互道了一句“早上好”。

3

阿武的手机一直打得通，这给家人多多少少留存了一点希望，但一直是响到忙音还没人接。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有人接通了电话，说是医生，告诉他们，阿武还活着，现在在ICU。

家人和亲戚们还没来得及高兴，就被医生接下来的话吓呆住了：“情况非常不好，救过来可能也是植物人了。”

情况确实不好，尽管命悬一线，阿武却迟迟做不了手术。他颅内水肿得厉害，血压也高，从全国赶来增援的专家们和本地专家一起组成了3个医疗专家组，但对于阿武，专家们的治疗意见争论得厉害，始终无法统一。讨论了整整3天，最后是一位从武汉同济医院赶去增援的专家冒险拍了板，才给阿武动了手术。

昏迷到第七天，阿武的眼睛才终于微微有了颤动。守护在旁边的家属喊来医生。苏醒过来的阿武才发现自己浑身绕满了管子——胃管、气管、导尿管、引流管。

刚苏醒时，阿武长时间处于意识不清醒的状态，每天只有片刻能清醒一小会；他张不开嘴，吃不了东西，所有的营养液和流食靠插在鼻子上的鼻饲管送进胃里；肺部受损让他没办法开口说话，与外界所有的沟通与交流全部依赖于家人买来厚厚的A4纸，他得一笔一画地写，“要喝金银花露”“想喝可乐”；最难过的还是不能动弹，身上没有力气，想要翻个身，需要起码4个护士通力合作才能帮他翻过去。

好在阿武毕竟年轻，加上平时喜欢运动，身体素质不错，还是硬生生从阎王爷那里把自己的命夺回来了。医生说，“这是个奇迹，我们原本以为就算救活了他也只能是植物人的”。

不记得在ICU住了多久，阿武转回普通病房后，绕了满身的管子一根根地被拆下。在医院住了40多天后，人在7月底被转到了康复医院。

阿武身边的人悄悄松了口气，却没有人注意到，此时阿武的内心已经近乎崩溃。

脊髓神经受损让他的下半身完全不能动弹，躺在床上，盯着自己的左腿，明明用尽了力气，却没有一丝能抬起的样子，连脚指头都一动不动。不知道重复试了多少次，阿武才终于确认了自己的下肢不能动弹这个事实。

但确认不代表接受，那曾是一双每周都要去打篮球的腿，如今已经因为长久不动，有了肌肉萎缩的迹象。

医院派来了心理医生给阿武做疏导，没聊一两次，就被阿武赶走了。

“讲的都是些空洞的大道理，没有一点用。”阿武觉得那几位心理医生只是例行公事地走流程，任务完成得一般，让他很排斥。他觉得，这些心理医生甚至还不如那些见多了生死的护士们偶尔说的一句劝慰有用。之后，他再也没有做过心理治疗。

阿武想到了死。他想了很多办法，可惜即使是自杀，对于他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开始尝试的是咬舌，像电视剧里演的那种，可是终究还是不敢，放弃了。之后又实验了许多种，都以失败告终。

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阿武跟医生说自己失眠。安眠药医院管得极严，护士要看着病人喝下，若是没有当场服用，必须马上回收。阿武留着心眼，每次都把那半片药压在舌头底下，等护士一走开，再吐出来藏到枕头下面。

攒到差不多快6颗药的时候，有一天阿武突然发现藏在枕头里的药不见了。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发现了这个秘密。他不问，也没有人来问过他，对方只是执着而沉默地和他玩着这个一点都不好玩的游戏。阿武一次次、一点点地藏，对方一次次、一点点地找。阿武把自己能藏药片的地方都藏了个遍，然后突然沮丧地意识到——自己连动都动不了，那安眠药还能藏去哪里呢？

阿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执着于自杀这件事，到底还是被妻子觉察到了。不同于电视剧里的痛哭拥抱劝慰，艳云的第一反应是愤怒。她不与阿武对话，只是对着女儿怒吼：“你爸爸是个不负责任的人！”

女儿那时已经读初二，懂事了。阿武不愿意让女儿听到妻子如此评价自己，他一向把女儿当自己的命，妻子这样对着女儿指责他，他接受不了，他不想自己在女儿心中的形象有任何一丝坍塌。

阿武在后来回想，觉得让自己最终放弃自杀念头的，还是因为两个孩子——5岁的儿子给他打视频，奶声奶气地和他絮絮叨叨：“爸爸，我好希望你早点好起来啊。”

小孩子是没有意识到自己这句话的力量的，阿武却接住了这句话。“我后来就想，如果自己不在了，我的两个孩子就没有爸爸了啊。他们那么小，没有爸爸多可怜。”阿武说这话时，少有地有些哽咽。

他从此再也没有尝试过自杀了，“如果不是为了孩子，我恐怕是熬不过那关的”。

4

爆炸事故的轻伤者陆续出院了，留下的都是走不了的人。他们被分别安置在十堰市的3家重点医院里。阿武与其他人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联系，时而沟通病情康复的进展，时而互通消息。在更多的时候，互相看着彼此的存在，或许就已经是一种力量，像一同漂浮在茫茫大海上的遇难者，其实谁也顾不上谁，但偶尔对视一下，便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安慰。

阿武和同病区的两个病友走得近一些。

一个是李大爷，是阿武所在医院里在爆炸事故中受伤最严重的一位。李大爷今年73岁，爆炸发生时正在市场里的早餐店里吃早餐。一年后的现在，李大爷依然处于半昏迷状态，意识模糊，说不出话来。阿武有时会摇着轮椅去病房看看他，想说什么，却也不知道能说什么。

另一个是任姐。她今年51岁，一年前刚刚退休。任姐曾以为，自己这一辈子，就是每天想想怎么上班，怎么买菜，怎么把孩子养大，偶尔买件新衣服。她为自己退休后的生活预设过许多方案，只是那些方案里从来没有“高位截瘫，躺在医院里一动不能动”这个选项。

任姐的伤比阿武更重，颈椎以下全都不能动，导尿管导了一年了，始终没法取下来。她23岁的独生女之前在武汉上班，出事后，女儿最终还是辞去了武汉的工作，回到十堰，陪在母亲身边。

任姐有时甚至会羡慕李大爷，相较于李大爷的意识模糊，她痛恨自己神智清醒。她的情绪会不定期地陷入消沉和悲观，哭着对身边的人喊：“我已经承受不了了，坚持不下去了，这治疗真的太痛苦了。”情绪失控的时候，她会更激烈地喊出：“让我死了算了，行不行？”

旁边的人心都碎成一团，可是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有人期期艾艾地劝她“不要哭了”，说完连自己都觉得那话太过轻飘。

只有阿武偶尔能劝得住任姐，因为他能理解任姐。任姐不能释怀的情绪是“懊恼”，她恨，恨为什么是自己要遭遇这一切，恨自己为什么不早不晚偏要那时候去市场。这也是很长一段时间萦绕在阿武心头，折磨着他、让他走不出的心魔——他常常忍不住去想，如果那一天晚去一会儿，是不是就没事了？如果在哪里耽搁一下，哪怕，只是那天早上多睡一下就好了。自己几乎每天都是市场第一批开门的商户，这就是老天对他的勤勉给予的回报吗？

可是久了，阿武就不再纠结了。他说，想这些有意义吗？能改变事实吗？如果没有意义，那就接受吧。

对于那团深不见底的、能将人狠狠陷进去的情绪泥沼，阿武知道曾经许多人都伸出手，想努力把他拉出来，但他也清楚地知道，旁人其实永远无法与自己感同身受。最终，还是靠自己艰难地跋涉出来。

把自己救了出来的阿武，也在泥沼边对任姐伸出了手，他要将任姐拉出来。只有同样经历过无边黑暗与痛苦的人，才有资格说出“我理解你”。

任姐羡慕阿武，羡慕他终究还是能动一动，能站起来，能蹒跚着走两步。阿武苦笑，没想到这样的自己竟也能成为别人羡慕的对象。但聪明的他很快也就顺着任姐的话说下去：“你羡慕我，可你知道吗，我这两条腿，一开始也是完全动不了呢，现在能动了，是不是？只要你不放弃希望。”

任姐被阿武劝说动了，不再排斥治疗，也开始积极地练习。在最近一次联系中，任姐兴奋地告诉阿武，自己的胳膊可以微微抬起来了。

阿武比任姐还要高兴：“你要继续努力啊，下一步，也许你的手指就能动了，再以后，就能坐起来了，就可以走路了。”

他认真地宽慰任姐：“比起那些死去的人们，我们终究是幸运一些的。你要相信，老天既然没有让我们死，就一定不会把所有的苦难都放到我们身上。我们还有父母，要对他们负责。你还要看着你的女儿出嫁，我也还要看着我的两个孩子长大。”

这宽慰，阿武是说给任姐听的，其实也是说给自己的。

5

复健虽然辛苦，但并不是阿武唯一需要发愁的事情，另一个无法回避的压力，来源于赔偿与维权。

事故发生后，当地政府反应非常迅速，从各个事业单位抽调了大量工作人员来负责事件的后继处理。先是成立了两个专班，“医疗保障组”和“财产代偿组”，分别负责医疗治疗的保障以及财产的赔偿事宜。另外，还成立了几十个工作组，每个工作组对接一位伤者，以便及时沟通与反馈。

这样的安排起初让大家都非常认可，心怀感激。但日子久了，有些矛盾还是会不可避免地暗暗滋生。

不同于医疗救助，财产赔偿是一件更为微妙与复杂的事情。在爆炸中，阿武的铺子几乎沦为废墟，里面所有的物资和药品也全都灰飞烟灭。相较于旁边的早餐店、蛋糕店，阿武那间由两个门面打通后并成一处的铺子，面积在市场里属于比较大的。药店同时经营中药和西药，每年的收益，不仅在艳湖集贸市场，哪怕在整个十堰的单体药店里，也是不错的。

这样也直接导致了对于药店的赔偿注定会困难重重。那些早餐店，蛋糕店、理发店、资产结构相对简单明了，赔偿额度大多在几万元至十几万，很快就都赔付完成了。但药店里当时到底有多少药品、那些药品究竟价值几何，阿武与专班却迟迟没有达成共识。按流程，阿武填写了上报损失的表格，工作组依此去展开市场调查，请第三方的评估公司和审计公司进行审核。到了最后，专班能给出的赔付金额与阿武的诉求，有几十万元的缺口。

这个结果是阿武一家不能接受的，可这样的事情之前没有过先例，更谈不上标准化，阿武和工作组都有着自己的立场与诉求，如此反反复复拉锯了十来次，阿武敏感地意识到，这事估计一时半会无法继续推进了。突然想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他感到一阵烦乱，似乎能感受到血管里的血在一突一突地蹦着。

果然，关于赔偿的谈判暂时搁置了下来。但阿武不慌，不论期间是否有过不愉快，他始终对政府有着一种天然的信任。

在爆炸刚开始时，检察院曾问过阿武和其他当事人，是否要以个人为主体向责任方去追讨民事与刑事责任。但大家一番商量后，私下统一了意见：“在这件事情上，个人力量太过单薄，未必能有更好的结果。相比之下，政府无论如何都会更有力量一些。”

于是大家一致回复：“我们相信政府会为我们做主的。”

如此这般僵持了小半年，到了2021年12月，工作组开始频繁地联系阿武一家。

这一次，对方的态度明显强势了许多：“周围商户的赔偿都谈完了，就剩你们一家了。”“你也知道，我们这个专班是临时筹建起来的，大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可能一直陪着你们。”“现在（财产赔偿的）事情都处理得差不多了，我们工作组也要撤了。你如果再不接受这个赔偿标准，以后就自己去处理吧。”“你自己去搜集证据，走司法流程，很麻烦的。”

阿武好歹是生意人，懂得这番话里的虚虚实实，明白工作组这么说，大概率只是为了尽快了结此事。

可明白归明白，阿武心里还是忍不住会慌。在工作组密集的催促中，他感到了巨大而无形的压力——万一，万一工作组真的解散了，需要自行追责，家里谁能去处理这事呢？别的商户基本都拿到了赔付，他甚至连一起的同伴都没有了。

他和妻子商量：“要不，就接受这个数字好了？”

艳云却坚决不同意：“我们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地合法经营，我们做错什么了就遭到这样的无妄之灾？即便真按我们要求的数字赔付了，也是远远不够的，凭什么还要打折扣？” “我老公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平时周末有空就带着孩子出去玩，现在在医院躺了半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去，这是多少钱都没法弥补的！”

对方的口气也软了下来：“唉，我们也是办事的，说了也不算。你们的意思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尽量再去争取吧。”

阿武偶尔会心软：“这两年防疫，开支大，估计政府的财政压力小不了。我们十堰主要是靠汽车产业支撑，这两年车也不好卖，政府没收入，能怎么办呢？”他仰起头，面庞平和宽容：“政府也不想拖啊，但是桩桩件件都找政府要钱，政府也难吧。所以我相信，只要有办法，政府肯定会为我解决这个问题的。等到这事谈妥了，我们的压力就可以小多了。”

可事情还是这么僵在这儿了。整整一年过去了，赔偿的推进像漂浮于波涛上头的小艇，浮沉摆荡。有时阿武会问一句：“这么长时间，不管什么评估、划定责任，时间都够了吧？”但大多数时候，他也不问了。他相信这笔款的赔付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在他看来，比起这笔赔款，康复才是更重要的——尽快康复了才能出院，出院了才能去做进一步的伤残鉴定，然后再依此去协商未来的生活补助事宜。

“未来”才是阿武和家人更焦虑的事情，也是夫妻俩最大的压力来源——一家四口之前全靠药店维持生计，突然之间，“轰”的一声，生活被连底抽掉了。什么时候能重新开起药店还是一个未知数，但一家四口的生活费用、两个孩子的学费、以及阿武出院后的后期康复费用，却是实实在在的，样样都不轻松。

不谈日常生活的开支，两个孩子的学费一年加起来就是5万多，阿武和妻子都要自己交社保，一年也要4万多，这两项是丝毫不能压缩的支出，就算家里有金山银山，也不够这样坐吃山空。

本来，两个孩子大了，原先那套100平的两居室显小了，阿武和艳云盘点了一下手里的积蓄，准备置换一套大一点的房子，挑的楼盘单价1万多，是十堰数一数二的优质楼盘。即使节省如艳云，看房时也藏不住的喜悦。现在夫妻俩则会庆幸：幸好没买那套房，不然每个月的房贷真不知能怎么应对。但有时却又忍不住失落，“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换大房子了”。

我没细问是哪个楼盘，但从医院出来，走在十堰街头时，每看到一幢高挺的楼房，就忍不住抬头看一眼，猜测是否是这其间的哪一扇小窗，曾承载过这个家庭刚刚燃起又很快熄灭的期盼。

6

就在阿武提及的2021年12月，许是因为年关将近，许多问题的推动都变得积极起来。

一个“说得上话”的官员，某天突然让工作组联系到各位当事人，建议“符合条件的，尽快办理第一阶段出院”。

消息一出，便在难友间炸开了锅：“第一阶段的出院标准是什么？”“我们连路都走不了，生活不能自理，怎么就符合第一阶段的出院标准了？”

工作组的背后站着的都是医院的医生，有医生也开口帮着劝：“有些恢复情况还是很好的，确实符合了第一阶段的出院标准。这种情况，在家会更合适，不是只有在医院才适合做康复治疗的。”

有人嚷起来：“回到家怎么康复，家里有康复的条件吗？我家连马桶都没有，连最基本的大小便都没办法处理，病情恶化了反弹了，怎么办？”

旁边有其他人悄悄提醒他——屋子里除了工作组和医生，还有警察、政法委的人和律师……现场安静了下来，灯下的影子乱晃。

工作组开始好言相劝：“并不是签了这个出院书就真的让你们出院啊，你们签出院书是一码事，签完了可以继续留在医院里康复，和以前一模一样。”

“那费用呢？”

对方依然和颜悦色：“费用当然也依然由政府承担。”

在爆炸后，阿武有时会觉得自己的脑袋反应没有以前快了，此刻，一种莫名的担忧涌上了心头，但他却说不上为什么。直到离开会场后，他才反应过来那点不对劲在哪里：“如果真的签了之后没有任何变化，为什么要让我们签呢？”

有人熬不住，没多久就签了协议。一开始，出院后不久果真又住了回来，还收到了一笔补偿款，补偿款的明细覆盖了“误工费”、“交通费”等等，加起来有几万元。

阿武和其他病友偷偷观察了那些人的后续治疗，感觉“治疗标准不一样了”，这坚定了他们不签协议的决心。

可没多久，阿武敏感地发现，有些他一直在进行的康复项目被医生停掉了。阿武找去问医生，医生态度很好地回复道：“康复情况本来就是个动态的过程，现在你已经不需要再做这些复健项目了，自然就给你停了啊。”

阿武不相信这个回复，他坚定地相信，这事和不签出院协议有关。可这仅仅只是“怀疑”，那是太过苍白的抗议。他摇着轮椅找到医务处，进到房间里时，手和脸已经冻得冰凉：“医者仁心啊，你们怎么能这么对我们？”

医务处的领导很警惕，先试图检查一番，唯恐阿武带了录音或录像的设备。见到没有，才微微放松一点。一个领导摇摇头：“我们也没办法，我们也有上级是不是。”语气里满是无奈，倒叫阿武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大家开始上访，“市长热线”、“领导留言板”……这一年下来，病友们熟练地掌握了各种发声的渠道，却常常感慨，发出的声音如同对着空旷的湖面呐喊，不论开始怎么气势如虹，终究随着余音袅袅散到对岸，听不分明。

愤怒四散蔓延开来，有的难友情绪激愤起来，对着工作组骂起了狠话：“X你妈，为什么死的不是你们？”

最后还是有个叫小宇的难友上访成功了。他与阿武年龄相仿，母亲在这场事故中去世，家中还有其他伤者。他找去市政府，不知道说了什么，此后，就没有人再提“第一阶段出院”这事了。

阿武与其他同伴继续留在康复医院里，风波过后，大家竟有一种不由分说的心安。不知何时开始，他们发现自己习惯并依赖了住在医院里的生活方式。浮游其中，尽管来路和去路全是一片灰蒙蒙，但当下终究能有用自己的力量抓住的某些东西，这种力量感竟让他们生出一些暗暗的喜悦。

2022年的端午节前夕，大部分的爆炸事件当事人都接到了艳湖社区的慰问电话，电话那端很客气，说是端午到了，社区要组织探望一下大家。难友们都很高兴，“社区还是惦记着咱们的”。

可阿武却没有接到电话，他只是从别人口中知道了这事，但自己的手机却始终固执地沉默着。他跟妻子说起这事，艳云才突然想起来，自己确实曾经接过一个电话。电话确实是艳湖社区打的，找的却是另一个受害者。电话那头道着歉说打错了，艳云本准备挂了，突然想起问了一句：“你们有什么事啊。”

对方说是慰问的事，艳云便追问：“那也会来看望我们吗？”

“当然，只要是事故的当事人，社区全部会安排慰问的。”

夫妻俩便安了心，认认真真等待着社区的来访。一年前那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仿佛把阿武一家的一切都推倒了，所有习以为常的生活仿佛都被连根拔掉。慰问这样一件听起来平常的小事，对此时的阿武和艳云来说，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可他们没有等到有人来。

阿武在后来反复琢磨那个电话：“如果是准备来慰问我们，那当时在艳云说出这是我的电话时，对方肯定就会顺道说出这事，而不是准备挂断电话了。”

阿武去找负责与自己对接的工作组的联络员，对方摇摇头，说不知道这事，转身又承诺会去帮他打听一下。工作组找到社区，接待的工作人员也是一脸迷茫：“慰问？我不知道这事啊。”

皮球被踢来踢去，阿武渐渐生了气，“我跟社区没矛盾啊！”他自认自己与社区关系不错，2020年初疫情最汹涌的时候，他还主动将药店里的口罩、酒精、消毒液捐了不少给社区。

“可这时候，他们怎么可以如此搪塞，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阿武开始较真，他开始一次次反映问题，市长热线打了一遍又一遍，到最后，已经不是要求有人来慰问了，只是希望能有人给他一个解释。

“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对于我们来说，物质的保障很重要，但精神的安慰，是更重要的。”阿武睁大了眼睛，旁边暮色四合，周围的草丛里蒸出久久不散的雾气。

7

除了康复与维权，总有一种巨大的迷失感笼罩在阿武身上，他常常觉得，自己这一年的时间，仿佛被谁偷走了。

那间不到20平米的双人间病房，他已经住了300多天。这段日子，除了坐电梯下到4楼的康复楼层做治疗外，他最大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在春秋季节天气晴好的时候到楼下的停车场里坐一坐。

阿武的病床靠窗，从那面落地窗看出去，是一条安静的马路，算不上喧嚣，也不算太冷清。马路边上栽着成排的绿树，阿武靠着轮椅坐在窗边时，能看到树的叶子一点点由绿变黄，凋落后再重新长出绿芽，直至枝叶扶疏。

同屋的病友是一位高位截瘫的病人，护工偶尔会抱怨那位病人方便时将屎尿弄得满卫生间都是，又不及时清理。阿武最开始也不习惯，他是一个很讲究干净的人，曾经有一任护工便是因为做事不讲卫生被他辞退。但对于病友，阿武有些心照不宣的体贴，也多多少少带着点无可奈何。

“在医院，也没法太讲究了。”他浅浅叹一口气，“在这里，人是没有尊严的，比起身体，心理才是第一关，这一关比身体关还要更难过。”

阿武身上还残存着生意人与生俱来的圆融和开朗。去年在ICU里，身体康复刚有一点点起色，他就乐呵呵地给照顾他的护士牵红线。阿武变着法给男孩鼓劲，瞅着机会就去打听女方的想法，积极得像是自己的事情。直到离开ICU快1年了，阿武还偶尔会惦记，“不知道他俩最后成了没”。

住进康复病房后，虽日日困于方寸，阿武却也在医院渐渐拓开了社交圈。路过护士站时，他能熟络地与坐在那里的医生聊几嘴昨晚的球赛；看到护士忙得来不及吃早餐，他会体贴地给护士们带一点简单的食品；看到值班的医生太疲累，阿武也会悄悄买一碗绿豆汤送过去……有朋友来探望阿武，下火车的时间晚了点，阿武麻烦食堂负责人给炒菜师傅说一声，请师傅稍稍加个班，等朋友到医院了再炒菜。事后，阿武准备了一些水果给到食堂负责人以表谢意，也不忘给炒菜的师傅送上几瓶饮料。这样的贴心让食堂师傅很受用，下次再见到阿武时，他会热情地向他打招呼，特意为那瓶饮料来道一声谢。

阿武的细心与体贴让他在医院里很快有了极佳的人缘，也给他带来了不少显而易见的回馈：食堂的师傅偶尔会在看到阿武时多送他两个菜；有一次，阿武的病号服汗湿了，偏偏整个病区都没有新的干净病号服，阿武本来想不麻烦了，结果小护士一声不吭主动跑去其他病区，帮他借到了干净的病号服；康复区的医生跟他互相熟悉了之后，也会私下给他一些与病区主管医生不同的康复建议，“我觉得这样的建议是很真诚的，我很感激”。

阿武觉得他与许多医生护士甚至生出了超过医患关系的友情。有位熟识的护士职称考试失利了，很是沮丧，得知消息的阿武第一时间赶去劝慰，“我真的把她当朋友，我读的书不多，却总是希望别人能有个好前程和好未来”。有医生因私事陷入纠纷，也会主动找到阿武与他聊，问问他的意见。这样的信任让阿武觉得感动，他认为能相互分享如此隐私的事情代表着双方之间的信任，也意味着自己在对方心中是有分量和地位的，这样的价值感，让他常常有着隐隐的满足。

对阿武这些人情往来，艳云颇有些不认可。在她看来，这些都是“对时间和精力的浪费”。她不时为这些事和丈夫产生矛盾，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中，她认真地要求阿武：“不要把精力都放在这些事情上，康复才是首要大事，其他的都没有意义的”。

但阿武并不认可妻子的话，在他看来，“意义”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甚至搬出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去试图说服妻子，“我并不是仅仅满足于生理和安全的需要就可以的。我还需要社交，需要自我实现”。

但两人之间始终无法对此达成共识，困在医院的阿武对“价值感”的在意，似乎是妻子一直无法理解的点。

康复病区有5、6个青春期的孩子，尽管不是爆炸事故的难友，但也许是因为自己也有孩子，阿武总会对他们格外关心，说起这些小家伙，他的语调都会格外温柔一些：“那个孩子才12岁，眉清目秀的，真是可惜啊……还有一个女孩，哎，不知道她们以后怎么办。”

阿武喜欢和孩子们聊天，孩子们也喜欢他，他甚至拉了一个小小的群聊，把孩子们都拉进群里。在群里，阿武和他们聊音乐，聊书籍，聊一些励志的故事。这群处于叛逆期的孩子们明显与阿武更亲近，这也让阿武感到骄傲，“自己不是一个没用的人”。

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残联的负责人后，阿武思虑了很久，终于给对方编辑了长长的信息，希望残联能为那群孩子们组织一些活动。阿武体贴地将活动设计得有声有色：请对方做分享、带孩子们去参观残联、参观残疾人再就业和创业成果……

至于为什么要费力去张罗这些与自己的康复无关的活动，阿武没有认真想过。他微微颦起眉，眼里泛起一丝光线：“我只是觉得吧，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都应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哪怕我只是一株小草，甚至说哪怕是牛粪吧，也是可以滋养花朵的，也是有价值的。”

他将“价值”两个字的音发得特别重——在与巨大的灾祸迎面撞击、手足无措的时候，想抓住、能抓住的，往往不过就是这些小小的、一闪而过的价值与意义吧。靠它支撑着，迈一步，再迈一步，才能走过这漫漫长路。

说起这些事情时，我和阿武正在餐厅的食堂一起吃午餐。阿武看到那天食堂的菜单里挂上了“鸡排”的选项，便忙不迭买了一块，请在一旁的护工带去病区送给丁丁——他最心疼的那个12岁的小男孩。

8

阿武和艳云沟通了几次，艳云还是拒绝了我提出的“见面聊一聊”的请求。阿武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她的性格就这样。而且，自从发生那事后，别说和陌生人了，她跟自己朋友，甚至家里人的来往都少了很多，不愿见人。”

我想看看艳云的照片。阿武在手机里翻了许久，才翻出一张合影，他掰着指头回忆照这张照片的时间：“嗯，应该是在怀着老二的时候照的，离现在应该有6、7年了吧。”

照片里的艳云纤细、瘦小、清秀，眉宇间却有着显而易见的英气。

孩子们的照片在阿武手机里明显要多得多，阿武可以轻易翻出一大堆。女儿斯文安静，乌黑的头发束成马尾，额边还有一些小碎发，她继承了阿武的运动细胞，能跑能跳；小儿子软软萌萌，乌黑的眼珠子，很乖巧的样子。

阿武住院以来，孩子们来医院的次数并不算多。艳云说：“医院不是个好地方，最好不要让孩子们来。”阿武也认可，但他其实还有未说出口的一些小心思——他始终不太能接受孩子们看到自己现在的样子。

其实阿武想孩子，那种想念是钻进心里最深处的，像小小的蚂蚁密密地啃着。陪护的护工大姐说起来，眼圈也跟着微微红了红：“怎么会不想呢，他常常想孩子想得偷偷哭。”

阿武以为自己掩饰得很好，但每一次孩子们来看他，他的兴奋被旁人看得一清二楚。女儿今年读初三了，学业繁重，来得相对少一点，已经6岁的儿子来得勤一些。小小的个子，才1米出头，也能学着大人的模样，试图拉着病床旁边的护栏，扶爸爸从床边坐起。儿子还要抢着去帮着推阿武的轮椅，人还没有轮椅高，一边推一边大声喊，声音嫩得像拔节而出的笋尖：“我来推爸爸一次！”病房的走廊很长，儿子推了一小段就有些吃力了，但那片刻的温馨，被阿武当书签一般在心里存了许久。

不谙世事的儿子还不太清楚这场事故对爸爸、以至对自己家意味着什么，但女儿却是明白的。一个黄昏，内向的女儿踌躇许久，拉着艳云开口问：“妈妈，我们家的药店毁了，那家里是不是就破产了啊？我们以后可怎么办啊？我以后还可以上学吗？”说着说着，晶亮的泪珠就在眼眶里含不住了，扑簌扑簌掉了下来。

阿武听艳云转述时，觉得自己的心都快被撕成一片片的了。他想直接给女儿说，想来想去，却不知道怎么开口。虽然家里面他才是对孩子有求必应、宠爱到近乎没有原则的那一个，但他总觉得一双儿女会更听妈妈的话。

阿武只能让妻子转告女儿：“你放心，家里有钱呢，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更别说上学了，别担心啊姑娘。”

话是这么说，阿武却始终无法安心了。女儿的话像一根根针，扎得他的心全是明晃晃的窟窿。他止不住地心疼起女儿，正值花季的年龄，就被如此这般硬生生摁在面目狰狞的生活的正对面，无处可逃。

阿武的睡眠本就不算好，那阵子更是动不动就醒。睡不着的时候他就写信，想写给孩子的老师。落了笔，又觉得不好，揉了丢了，想一想，又重新开始写。这封信最后送出去的时候，是厚厚的一沓。老师是贴心的，事故之后，就格外关照这个略略有些敏感的小姑娘，尤其在心理上。

“也许没有这封信，老师还是会照顾我家女儿，可是我写了信，那就是我做爸爸的心。”阿武想拍一拍胸口，但似乎又嫌这个动作有些矫情，便又不易察觉地放下了手。

“怎么会不心疼呢，你知道，我女儿住校，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以前每一次都是我去接她，而现在，她已经很久都是自己一个人回家了。”阿武的眼眶微微有些氤氲出水汽，儿女仿佛他的软肋，每每说起，情绪便会失控。

阿武刚出事时，整个大家庭几乎都被惊动了。许多在外地的亲属都赶来探望他，眼泪哗哗往下掉，人人都似乎被卷进了那股洪流里，不知所措。

阿武重情，一直记着那些好，但照顾他的重担终究还是只能落在几位至亲的肩上。事故发生后，阿武的父母从老家的县城赶来，与儿媳和孙女孙子住在一起。老太太负责接送孩子，在家做饭，老头则和儿媳一起在医院照顾儿子。

这是艳云结婚以来，第一次与公婆同住。和大部分家庭一样，儿媳与公婆同住久了，自然难免生出嫌隙，鸡毛蒜皮的小事本不致命，但叠加到这样敏感的时期，每个人都似背上了火药桶，没过多久，阿武的父母就回老家了。

春节前，父母又托阿武的妹妹给了孙女孙子每人带来2000元的压岁钱，妹妹也给了3000元。所有人都心照不宣，这钱不是仅仅给孩子们的，对于这大半年了没有进项的家庭来说，是一番带着支持的慰藉。

那天阿武妹妹的兴致很高，兴冲冲想给两个孩子拍张照片，艳云突然劈手抢过相机：“不要照。”其乐融融的气氛被突兀地撕开一道口子，所有人都愣在原地。事后，艳云仍有着未消的余怒：“我知道，她拍了照不就是要给（阿武的）妈看吗？”

窗外的寒意仿佛悄无声息渗进来，阿武妹妹很快走了，艳云也并没有留她吃饭。

阿武其实清楚，艳云期待的是什么——是钱吧，这是所有人都绕不过去的坎。妻子期待自己的父母能给出更多的支援，以缓解他们无处不在的压力。从爆炸后到现在，阿武一家没有一分钱的收入，从小穷惯了的艳云一直是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在药店正常营业、收入尚可的时候，她都有些节俭至苛刻。此刻，不用说阿武也知道，经济的压力恐怕已经快将妻子逼疯了。

可阿武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夫妻俩有时能聊很久的天，聊怎么应对工作组，怎么和对方周旋，怎么争取更多的补偿；聊等到阿武出院，怎么计划，怎么去挣钱，未来怎么过。很多时候，夫妻俩又只能相顾无言地沉默，两个人心里都有团大大小小无名的火，话不投机就会吵起来。

除了钱，更有一些微妙的东西。比如，“重视”，是艳云对阿武家人一直颇有微词的地方。

阿武有时会替自己家人辩护：“怎么没重视了？我爸妈不是之前一直来照顾吗？”他吞下了后半句，及时避免了另一场衍生的争吵。

但此刻的争吵却是停不住的，话赶话，仿佛杠子撞击着地面。

“我爸妈60多岁了，还在外地打工，不也是想多挣点钱帮衬我们？妹妹还不时会来看我，给我做饭，给我买最好的水果，给我买手机，怎么不算重视？”

阿武对父母和妹妹没要求，何况他知道，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大家其实都和自己一样，在佝偻着忍受生活。

为人子为人兄，阿武对自己的亲人满是愧疚和心疼。他心酸父母这么大年纪还要去到千里之外做最辛苦的体力活来挣钱，也觉得妹妹待自己已经很好了。“都是有自己小家庭的，怎么能要求对方丢开自己的丈夫孩子来守着我”。

艳云硬邦邦顶回来：“你妹妹还没有我姐姐来得勤。”

阿武便收了声——因为大姨子艳华，做得确实“没话说”。

刚来这家康复医院时，大家心照不宣地明白了这是一场持久战。阿武家离医院远，艳云就在医院附近租了个小房子，接下来大半年的时间，都是艳云和艳华轮番做饭炖汤，什么有营养做什么，唯恐阿武不肯吃，一天几遍地往医院送，这一送便是大半年。阿武回忆起自己告别流食后的第一口米饭，“还是姐姐送来的”。

后来艳华说，“还是要活禽炖的汤才够补，那些超市买来的冰冻的，哪里有营养”。可十堰早已禁了活禽买卖，艳华不死心，托了一层层关系找熟人，凌晨3点多，夜深得像倒扣的盖子，艳华拉着艳云，像地下党接头一般，找对方背回来十来只活鸽子。

阿武没有胃口，喝了几口便不想喝了。艳云突然就在旁边涨红了脸：“这么辛苦买回来的，你怎么可以辜负姐姐的心意？”

阿武想一想，也是的，于是埋下头，一口一口把汤全都喝下去。

今年初夏小龙虾一上市，艳华就做了一大桌，喊着小外甥过去吃，吃完了，又打包了整整齐齐的两盒子，送去给还在住校的外甥女。

说到这儿，阿武微微红了眼圈——出事前，他是家族里远近闻名的“美食家”，可以为了一扇土猪肉翻越150多里的山路，也会在闲暇时花4个小时炖一碗汤。而他最喜欢的，还是呼朋唤友地约上亲戚朋友们来吃虾。他会在早上6点去市场买虾回来，然后用牙刷把虾刷得干干净净，一点缝隙都不放过。阿武翻出手机里的照片，略带自豪地给我看——这确实是我见过刷得最干净的虾。

艳云会怪阿武在 “吃”这件事情上花太多时间，在她看来，有这些功夫拿去做什么不好，却偏要和虾身上的泥巴较劲。

阿武知道艳华是没时间折腾这些的，于是每次买虾都是十几斤地买，喊着艳华一家来吃。刷得白白净净的虾被丢进锅，油“滋啦”爆起来，热气和香气窜满整个房间，两家人围着桌子，吃得满手满脸都是油。吃完了，还会大包小包地让艳华打包带回家。

而如今，隔了一场爆炸，艳华却还能记得那些红红亮亮的、属于夏天的小龙虾。

艳华话并不多，跟阿武只有一句：“你放心，你的女儿儿子爱吃的，我都记得。你惦记的事，我们也都会惦记着。”

9

说起妻子，阿武偶尔会带上几句抱怨，但其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艳云出现在他的口中的频率出奇的高，几乎隔两句话，便会蹦出“我老婆不会这样觉得……”,“如果是我老婆，她就会……”这样的字眼。

阿武说，“我们都是老夫老妻，现在没什么温柔浪漫，也谈不上什么爱情了”，会说“希望两人能更互相欣赏，多一些赞美和夸奖，而不是常常吵吵闹闹，或者总在兴致勃勃的时候被泼一盆凉水。”

但艳云在阿武口中也还有另一面的模样——她聪明能干、要强，极其爱整洁、讲卫生。在阿武受伤后最难的时候，不管在医院里照顾得多晚多累，艳云只要回到家，一定要将家里的卫生做得清清爽爽才会去睡觉。“今日事今日毕”，是艳云坚持的。

这样严格的自我要求也会投射到阿武身上，具体表现就是两人频繁地为了阿武的复健争吵。艳云对阿武康复的期待极高，要求阿武“除了吃饭睡觉就要做康复训练”。

中午阿武正在吃饭的时候，突然电话响了，拿起来一看，是他和艳云共同的朋友张鹏。看到这个名字在手机屏幕上闪动时，阿武突然就忍俊不禁，接起电话，第一句便是：“让我猜一下，是艳云给你打电话告状了吧？”

电话那头也笑了起来，把艳云的意见一一转述。

阿武仍好脾气地一句句解释着：

“我的锻炼量如果叫‘少’，那整个院区可能就没有‘多’的了……”然后，阿武就把自己的训练日程完完整整复述了一遍，末了，又补充着叮嘱一句，“前几天又为康复的事情吵架，她可能是把我拉黑了，你把这句话转告给她，让她别担心啊。”

挂断电话，阿武带着点无奈地抱怨了一句：“哎，我老婆她真的不懂这些……不过我也真的能理解她，她就是太希望我快点好起来了，太希望生活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阿武的目光被拉得有点悠长：“我也想啊，只是欲速则不达。慢慢来吧。哎，想一想，这一年，真的不知道她是怎么熬过来的。”

对于被妻子拉黑这件事，他倒是不太紧张，脸色浮出带着点甜的笑意：“嘿嘿，没事，过两天就能和好了。”

艳云恐怕确实也没法去回想自己这一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她是个略略带着点内向的人，素来朋友就不多，爆炸事故后，她更是有点把自己当做一个茧裹起来的意思。阿武心疼她，总劝她有空就去姐姐家或者父母家待一待，“哪怕什么都不做，就在家里人旁边，也会有些安慰吧”。

艳云却不肯，每次提到这，她都会脸色一黯，无意识地拿脚踢着什么。阿武了解妻子，她一辈子要强惯了，现在更是坚定地认为别人会笑话她。见妻子不出声，把头埋得低低的。阿武也不忍心再多说什么了。

掐指算一算，两人结婚已经快20年了。他们之间似乎没有过那些风花雪月，有一年见到年轻人都流行过“520”，阿武也跟着潮流给艳云发了个520元的红包，果不其然收获了妻子的白眼：“银行卡都在我手里呢，你发个红包就是我自己给自己转钱呗？”虽然嗔怪着，却也有忍不住的笑意。

刚出事的时候，最疼阿武的小舅舅和他聊悄悄话：“你现在一定要沉得住气，要随时记住，康复是最重要的任务。如果和艳云有什么不痛快，就啥都不要想。低调，能屈能伸，尽量不惹她生气。该低头时就低头。”

信息一条条弹出来，手机屏幕忽明忽亮，阿武明白舅舅满心说不出的担忧和叮咛。微信聊天的最后几句，舅舅反复叮嘱着：“你也要留个心眼，万一她有什么想法呢？”

这段舅甥间的私房话，被艳云不小心看到了。一开始，艳云气得发抖：“哟，还会出谋划策呢？还‘能屈能伸’呢？怎么，我虐待你了吗？和你结婚这么久，这时候，我倒是外人了？”

阿武明白，艳云并没有真的生气。事情刚发生的时候，阿武确实忧心忡忡，未来的路像一条黑色的隧道，他不知道艳云究竟能陪他走到哪一步。但他很快也坦然了，“如果真的坚持不下去了，也没什么，我能接受。她那么爱孩子们，就算有一天我们真的分开了，我相信她能够照顾好一对儿女，于我而言，也就安心了”。

不过这一年的磕磕碰碰这么过来后，阿武竟是更有信心了。“不会分开的。”他笑，眼里的光晶晶亮亮的，“我相信，不会的。”

他说，事故前，有时两人吵架，气得口不择言，嚷嚷着提到离婚。有一次，阿武哼哼：“离婚了我什么都不要，只把车子开走，其它的都留给你们。”艳云扑哧一声笑了：“想得美，车子也不会给你。”

事故之后，两人反倒是都不会去提“离婚”这样的字眼了，略带一点小心翼翼，谁也不去触碰。唯一一次，两人吵架吵得凶了，阿武恼了口不择言：“大不了就离，谁怕谁。”艳云一把上前拧住阿武的胳膊：“哎哟，你不得了哦，长能耐了呀。现在都这样了，倒是学会发脾气了呢。”

两个人都绷不住笑了。窗外，远处的山林青绿得像被浸湿透了，仿佛能闻到新长出的青芽的气息。细雨里天色微亮，郁郁葱葱里藏着《基督山伯爵》里的字句：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两个词里，等待和希望。

是的，最难的修罗场已经熬过去了，不会更差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作者：南山秋

编辑：许智博

题图：《做工的人》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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