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 | 为了让她回家，我把12个村民告上法庭|记事|蔡寞琰|农村|女性|离婚|土地|重男轻女|法律|律师|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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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农村出嫁的女人，真的就只能嫁过来，再被赶回去，这辈子走个过场了事吗。说起来，还不知能不能回娘家，千百来年的事就一定是对的吗？”

本文系网易“人间”工作室（thelivings）出品。联系方式：thelivings@vip.163.com

2021年6月，我受当事人委托，将一个村庄的12名村民告上了法庭。

他们丝毫没意识到自己做的事性质有多恶劣，还振振有词地警告我：“你就等着认输吧。无论在哪，只要是农村，几百上千年都这么干，你来瞎搅和个啥？再说法律讲公序良俗，凭你一个律师，和一个丧家犬一样的贪婪女人，还真翻不了这里的天。”

我说这件事无关输赢，“都差点闹出人命了，还公序良俗？匡腊英也不是丧家犬，和你们一样是村里人，生于斯长于斯。你们可以不认嫁出去的女人，但她要回家。”

当时，41岁的匡腊英就站在我身后。我们非亲非故，认识还不到一年。

2020年7月，一位自称“白婶”的老人打来电话。她说自己是我的远房亲戚，之后各种嘘寒问暖，我完全没听说过这个人，寒暄两句就挂了电话。

第二天中午，白婶又打来电话，说她已经在汽车南站了，“我60多岁了，之前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我侄媳妇生崽那天，去县城，一百多里路，吐得不省人事。你这里更远，坐了5个多小时的车，我感觉一路上脑壳掉地上，捡都捡不起来，下车就不知怎么走了。我晓得缠上门太不该了，要不是有天大的事，不敢麻烦你。”

我问她是我什么亲戚，白婶支支吾吾道：“好像是你远房表婶的娘家姑姑。”

谨慎起见，我打电话给表婶。听说白婶来找我，表婶语气急促：“你可千万别去招惹她，老人家本来身体就有大毛病，发起病来很吓人。人也不好相处，动不动发脾气，村里大部分人都跟她起过争执。我从没告诉过她你的号码，不知她从哪里要来的。总之你听我的，赶紧让她自己回去，这个人怎么跑那么远去害你……”

挂了电话，我给白婶说，自己有事实在走不开。白婶当即在电话里哭了：“孩子，人活一世，我知道自己没落好名声，个个怕我，没人说好话。要是为了自己，这把老骨头碎了就碎了，无所谓。眼下我想为我的朋友出个头，就算有个三长两短也认了。我找你，是心疼你小时候吃过很多苦，吃过苦的人才更懂苦命人的不易。”

我忍不住问白婶：“到了您这个年纪，还在乎朋友吗？”

白婶说：“真正拿人当朋友，就会在乎，死都不怕。”

我决定至少先见她一面。保险起见，见她之前，我还联系了在汽车南站辖区当警察的朋友，打算和他一起全程录音录像。

在车站出口，我和朋友见到了蹲在那里不敢动、一直在左顾右盼的白婶。她身穿老式花布衣裳，左手提了个帆布袋，里面装着一只土鸡以及一塑料袋钱，右手拿了个纸牌子，上面歪歪斜斜写着几个大字：“癫痫病，发作请帮忙”。

见我一直盯着那个牌子，白婶像在宽我的心：“菩萨保佑，这一路颠簸，居然没有发作，很顺利。”说完又试探性地问我，“婶娘想抱一下你，却怕这个病吓到你。你放心，警察在这里，我把话说得明明白白，万一我发病去了，绝对不关你的事。”

我主动过去抱了白婶，问她：“到底是什么朋友，能让你把命都给豁出去了啊？”

白婶抹眼泪道：“其实你们能来我就万分感谢了，我的癫痫病从几岁时开始发作，父母嫌弃我是包袱，早早将我嫁了。40岁之前我都没朋友——谁敢靠近这么一个怪物？后来遇见了匡腊英，她跟别人不一样，才有了朋友。”

匡腊英是白婶邻居的老婆，是白婶亲眼看着嫁过来的，“性格好，温温柔柔的样子”。这么多年来，村里没人去白婶家串门，而匡腊英当新娘子的那天就去白婶家里请她——以往这种喜事，村里没人喊白婶，都怕她发病晦气。

那天，白婶提醒匡腊英：“你不知道我有癫痫啊？”

她拉着白婶的手说：“谁都会生病，您身体不好才更要沾喜气。”

之前白婶的病发作时，周围的人要么看热闹，要么躲得远远的，还有人在一旁骂她是个“吓人的恶鬼”，要死不死，吓到他们家的小孩，不如早死重新投个好胎。白婶说：“是他们嫌弃我在先，我才对他们没有好脸色的。”

为了生活，白婶老公经常出去打零工，白婶独自在家务农。她在山上发病就在山上躺着，在水田里发病就躺水田里，能起来就慢慢走回去。起不了，就一了百了，是没有办法的事。

自从有次发病被匡腊英撞见，往后白婶下地干活，匡腊英都会一起，说发病时，身边没有个人，最是可怜。

“之后我再发病，旁边不再是阎王殿了。匡腊英帮我侧躺、扇风、用手绢抵住我的牙齿。醒来后，我听到的不再是虫叫，而是她在喊，‘婶婶没事了，我们回家去’。看着再简单不过的动作，匡腊英给我做了20年。除了怀孕生产，就没缺席过。就连她家正忙着盖新房，只要见我要外出，立马就会跟过来。”

匡腊英经常跟白婶说：“生病的人是最难的，我妈妈是心脏病走的，当时身边一个人也没有，像只小猫似的蜷缩在自家田边的水沟里。就算走了，身边总得有个人啊。”

20年，始终如一日地守护一个人，让人听之动容。我羡慕她们有这样的友谊，也愿意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忙，于是就问匡腊英到底出了啥事，“若是刑事案件，譬如说她杀人了，或者犯了其他事让我去捞人，那可能就无能为力。”

白婶连忙摇头：“她是最好的人，怎么可能做恶事。可惜碰上了一个不懂好的男人，倒了八辈子血霉了。陈勇昆那个挨千刀的，太没良心了，早先连狗都不如的东西，娶匡腊英占了天大的便宜……”

在白婶的骂骂咧咧的讲述中，我大概知道了匡腊英眼下面临的问题。

匡腊英长相标致，体态丰腴，看着就是那种能生养的女人，却在嫁给陈勇昆后好几年都没能生育。据说，是男方身体有问题。后来好不容易医好了，匡腊英终于在29岁时生下一个孩子，“不幸的是生了女孩，脸上还有一个大胎记。”

陈勇昆之前是做小工的，知道自己长得难看，家庭条件一般，身体还有问题，就连盖房子都是匡腊英从娘家拿来的钱，所以前面几年，他对匡腊英算是百依百顺。后来陈勇昆的兄长在外面做生意发了家，陈勇昆跟着赚了点钱，对匡腊英的态度立时就变了——嫌弃她没文化，不会穿衣打扮，整个人松垮垮的，动辄就又打又骂。

2020年初的疫情，让陈勇昆在家待了几个月，有事没事就对匡腊英动手，还当着女儿的面骂——“你现在就是一个高龄废物，谁让你当年不生一个带把的，我赚再多钱也没用，守不住的。你不是个裁缝吗？怎么不给自己做件寿衣裹了去！”

匡腊英明白，陈勇昆是一门心思要将她们母女扫地出门。她同意离婚，但想讨个说法。

我提醒白婶，这不过是一起普通离婚案件，且双方都有离婚的意思，没什么难度，在当地随便找个律师就行了，她没必要冒着生命危险，跑这么远来找我。

白婶捶胸顿足道：“农村的事，让你滚蛋容易，讨说法很难。我不是没问过其他律师，他们说没搞头，按照农村习俗只能走人。也是，谁在乎一个被丢弃的女人。”

我表示可以试着为匡腊英讨说法，接着提出送白婶回家。白婶感叹：“我老了，往地里一埋就当回家了。你一定要领着匡腊英回家，在农村，离婚的女人无家可归。”

说着，她将那个红色塑料袋拿了出来，里面大到100元，少到1元的各种数额的纸币都有，还有一些硬币，加起来大概有5000多元，说不够她还有。

我摆摆手说，不够也够了。

当天晚上，我见到了匡腊英。

几天前，她和女儿霞霞被陈勇昆赶了出来。虽说她娘家还有个木房子，但自从父母过世后，就一直没人居住。村里进行过水电改造，她原想着自己也不回去，便没有交费，也就没通水电，后来这个木房子被她叔叔当成杂物间。

匡腊英只好带着女儿在镇上租一个杂物间住，一年租金1200元，不远处是公共厕所。见到我和白婶后，匡腊英赶忙扶住她说：“白婶，以后我不能再陪你了。你少往山上田里跑，让叔叔不要再去外面打工了，两个人就在家里做事也能过活。”

白婶捏住匡腊英的手：“你快莫说了，是做婶娘的没本事，没能护着你。婶娘麻烦你20年，没什么报答你的，你说要讨个说法，我支持，哪能稀里糊涂被丢掉。我给你找了律师，自家人，你有委屈跟我说起不了作用，跟他说就不一样了。”

匡腊英请我进屋，随后喊霞霞去外面散步，顺便买瓶饮料回来。霞霞主动给我们倒了水才出门，匡腊英确定女儿走远了，直奔主题：“人是我选的，后果我认。就是气不过他们，当着女儿的面说什么——‘给我们滚出去，你下出来的货，自己处理’。活生生的人，怎么个处理法？我来他们家，没偷人没做贼，忙里忙外，最后连一句好话都没落着。”

匡腊英的诉求是，男方将她像抹布一样扔掉，她不强留，但该争的东西得争取，毕竟霞霞才10来岁，“男人现在手头有钱了，将我们娘俩一脚踹开，想再娶新人生个儿子。想的倒是不错，但打发叫花子也得给上二两米啊，何况他还是当爹的人。”

我拿出委托合同时，匡腊英问我律师费多少。我说白婶已经付了，匡腊英连忙摸口袋、翻行李箱，找了半天，总共不到500元。她不好意思给我，只得说：“怎么都不能让白婶给，她和叔叔赚点钱不容易。过几天我就去娘家借，不会拖欠太久的。”

白婶让匡腊英安心，说这个钱就得她出，“你实在要见外，就等霞霞长大了再说。”话音未落，白婶就哭了，又说起来往事：“腊英，你连挨打都想着婶婶。记得有次被打得鼻青脸肿，肚子上还挨了几脚，痛得在地上打滚。刚缓过劲没多久，连诊所都没去，就一瘸一拐地来我家了，还记得我每天这时候都要去田里放鸭子的。”

“还有一次，你牙齿都被打掉了，还含糊不清地劝我要好好活，说人要往好的地方想，就能把病熬死。我这些年没看过医生，好赖就是腊英守在旁边。”白婶满是自责，“腊英挨打时，我只会在一旁口吐白沫，没一点用，还要让你时刻记挂……”

匡腊英终是拗不过白婶，身上又确实没钱，也跟着哭：“这个钱还是要还给白婶的……”

第二天，我和匡腊英去村里找陈勇昆交涉。

刚进村，就被一伙人拦住了去路，先说村里的水泥路是村民集资修建的，外地车辆不能驶入，后来又说是防疫要求。我将车子停在村口，打算徒步进去，一群不戴口罩的人又围上来，说我的口罩不符合标准。

这时，白婶走在前头对我说：“跟我走，看他们是敢杀人还是放火。”

有个人骂白婶：“你无儿无女的，就不怕得罪了村里人，以后没人抬你上山吗？”

白婶挽住匡腊英的手道：“我发病几十年，哪次是你们扶我起来的，以后还能指望啥？”

碰巧村支书经过，问清缘由后，骂骂咧咧地将那些人拉开，之后向我解释：“不准过路是没有的事，不过我提醒你，家务事不好管，法律也要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我没理会，随匡腊英到了她家门口，只见陈勇昆操着一把锄头站在那里。他长得鹰头雀脑，眉毛粗短杂乱，一个大酒糟鼻，瞪着匡腊英大吼大叫：“你个现世宝婊子，还有脸带律师来。我都说不要你个贱货了，是没打怕，还是不挨打就不舒服？”

我挡在匡腊英前面说：“夫妻恩情已尽，没什么好强求的。听说你想让女儿跟她妈妈生活，我受匡腊英之托，来分割婚内财产，养小孩不容易的。”

“有个卵分给她，不然你们一起咬我？”陈勇昆将锄头往地上重重砸了下去，“识相的就快点滚蛋，什么律师也不能私闯民宅，这里不欢迎你。”

陈勇昆所说的话，我都录了下来，建议匡腊英直接一封起诉状递交法院。虽说他俩彼此看不顺眼，但离婚的诉求是一致的，至于财产纠纷，可以交给法院去审理判决。

匡腊英却不肯走，她摸着房子的外墙道：“什么共同财产就算了，为了建这个房子，我累死累活出力不说，还将我爸生前卖苦力、我妈给人当保姆攒的20万一分不留拿了出来。他们家只出了5万块，还说是借的，要两个人还。总之，你们要答应我在霞霞18岁时将房子给她，不然房子我要占一半，就算死也要死在里头。”

陈勇昆把锄头往地上一杵，“你脱掉你女儿裤子看看，房子啥时候轮到她来得！”

说话间，一个60岁左右的老妇人忽然冲了出来，一看就知道是陈勇昆的母亲。她先是用手在屁股上摩擦几下，又摸了摸脸皮：“少在那里拿屁股来当脸，你说出了20万就20万，有凭证吗？嘴巴一张就值20万。说来也是，你那么能耐，上面一张嘴下面一张嘴，都能赚钱，野男人用火车皮来拉，不出两年就能赚个盆满钵满，何必来我们老实人家碰瓷……”

匡腊英忍不住了，嘶喊道：“做人要讲良心。我一心一意过日子，想着自己家建房子，就把钱取来用。我哪个时候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又几时好吃懒做过？”

围观的人立时多了起来，他们指责匡腊英：“别的不要说，想分房子就是不要脸。”

我觉得这样的争吵毫无意义，拉着匡腊英走了，我们都走远了，老妇人还追着骂：“烂泥扶不上墙。”

其实在和匡腊英签代理合同前，我有过担忧。我知道大部分农村人将土地房屋看得比命还重，不少人为了一点土地拼个你死我活，就算亲兄弟也是说砍就砍，毫无亲情可言。何况是外面嫁进来的女人要分房屋，在当地，确实没有过先例。

但我想，法律本就走在人们前面，保护着那些可怜人，让他们知道自己不是一无所有。即便踩了雷，也是爆一个就少一个，或许后来者就能再往前走两三步。就是这几步，往往能给那些被剥夺希望的人带去一点宽慰。

几天后，我递交了起诉状，请求法院判决离婚，并分割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一场混战因此而起。

村里人骂我是土匪，说祖辈留下来的房子，啥时候轮到外人来夺。法官也跟我叫苦不迭：“农村的离婚诉讼，就没有女方提出要分割自建房的。你不能总将在外面办案的思路带到基层来。你当然可以说有法可依，案子办完拍拍屁股走人，可口子一开，会激起民愤的，以后不知道还会惹出多少麻烦来。”

我理解法官的苦衷——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屋其土地性质一般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而农村居民对宅基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有些房屋的权属还涉及到未分家的两三代人，很难进行财产分割。

我也了解过，在农村自建房分割问题上，男方给予女方一定经济补偿的案例都少之又少。何况陈勇昆早做了谋划，自己账户上只有几千块，说只是在他哥那里跑腿，没有赚到钱；而且关于当年建房的出资情况，匡腊英也拿不出任何证明。

按照当地不成文的规矩，我确实是有自以为是、强出风头的嫌疑。可只要一想到，在农村像匡腊英这样的女人不止一个，她们嫁到夫家几十年，辛苦盖了座房子，到头来被扫地出门却无片瓦遮身，我觉得还是要做。

见我执意要做这个“出头鸟”，法官私下跟我商量：“要不我判他们离婚，就房屋分割的问题，你们再另行起诉？”

我说：“这样的话，那我们起诉的意义在哪里？”

接下来，我最不愿看见的结果又出现了——在法庭上，陈勇昆一家将匡腊英骂得体无完肤，整个过程不是人身攻击就是诽谤诬陷，而匡腊英也朝陈勇昆他们直吐唾沫。

然而判决书下来，法官认定他们夫妻二人感情尚未破裂，不予离婚。法官掩住嘴巴道：“从他们的争吵中，我看得出两个人多年的感情还在的，你们上诉看一下。”

连陈勇昆都哭笑不得：“难道是我骂得不够凶，打得不够狠，稀里糊涂还有恩爱？”

无奈，我只得硬着头皮上诉，与匡腊英商议不对房屋进行分割，双方各得一半居住权。这样也算有个说法，给了法官面子，而匡腊英有了安身的地方，不用租房了。

二审开庭前，我们在法院门口遇上陈勇昆，他推了匡腊英一把，又揪着她的头发，看着我道：“赶快拍照取证，免得到时候又说我们感情没破裂。”

好在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改判，判决离婚，房屋居住权陈勇昆和匡腊英各占一半，女儿抚养权归匡腊英，陈勇昆支付抚养费。

匡腊英当时还向我感叹：“总算有了说法。”

几天后，匡腊英说要带女儿回家。我感觉不妙，劝她既然有了说法，就别再去那里趟浑水了，毕竟农村与城里不同，人情关系更复杂，她势单力薄没有保障。

匡腊英说，她改变主意了：“既然法院判了，我想给女儿一个自己的家。”她一脸认真地问我：“我们农村出嫁的女人，真的就只能嫁过来，再被赶回去，这辈子走个过场了事吗？说起来，还不知能不能回娘家，千百来年的事就一定是对的吗？”

这事若放在以前，我会认为匡腊英是自讨苦吃。可后来我明白了，很多时候，治疗沉疴痼疾的猛药，往往就是这种不够聪明、不懂变通、不被待见的人。他们不是偏执，而是在抗争。

匡腊英回家那天，白婶邀我过去吃饭，我便与匡腊英一同去到了村里。

陈勇昆的态度比之前有了一百八十度转弯，主动帮匡腊英提东西，分好了房间，从堂屋中间划分，上下各占一半。他还找我谈话，“既然法院判了，我就坚决拥护，不像你们还上诉。法院让我出征，我都二话不说，甘愿舍弃性命上阵冲锋杀敌。”

我不知道陈勇昆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反正讨厌他吐沫横飞的样子，就没搭理他。案情告一段落了，我将律所结算给我的律师费返还给白婶，她却说事还多着呢。

回去还没到一周，匡腊英就给我打来电话，说她在村里如过街老鼠，连平时相处不错的邻居也摆脸色不搭理她：“不用陈勇昆出面，村里人个个都想扒了我的皮，就连平时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系了。”

陈勇昆不再打骂匡腊英，后来他不无得意道：“姓匡的只要住进来了，得罪的就不只是我一个人。我们族人包括全村人都得收拾她，就凭她也妄想坏了规矩！”

村里人说，法院判了房屋居住权给匡腊英，却没将田地承包权判给她。他们先是不准匡腊英种菜，接着又切断了匡腊英的自来水，只因水电的户主是陈勇昆。连匡腊英去井里打水也不允许，他们说井是村里自有的东西，她没出钱没出力，无权使用。

这些问题，本来匡腊英分户就能解决，只要她的户口在村集体，就有权使用之前的土地和水源，但她说问题在于人心——“我真的就只是一个外人了”。

没多久，陈勇昆新娶了一个老婆，说是没钱分给匡腊英，婚礼却办得轰轰烈烈。匡腊英和新人在一个屋檐下，更是遭人唾骂。

农村往往是几个家族聚居，宗族势力错综复杂，事关土地和房屋，不单涉及利益还有面子。陈家人放出话来：“我们不可能让姓匡的人占了半寸田土，她就算活着没脸没皮，赖在法院判给她的圈圈里，死了也绝不能埋村里的山。”

最终，匡腊英还是没能坚持下去，捡了几件衣服就离开了：“被孤立的滋味不好受。在他们村，我只是一个姓匡的痴心妄想的女人，还不如回娘家，虽然只是几间破旧的木房，但那究竟是爸妈留给我的家。我的姓氏，我的家族都在那里，自己的族人总是会护着我的。”

我说这样也好，离婚的女人是可以将户口迁回的，只是可能没有田地分了。

匡腊英说：“没关系，能回家就好。至于田地，村里不再变动，爸妈的还在那里。”

匡腊英的父亲有个弟弟，自从前些年父母相继去世后，她在娘家最亲的人便是叔叔婶婶了。本来我还有点担心匡腊英回娘家弄不好又是一地鸡毛，但是她欢喜地告诉我，叔叔见她回来并没有冷眼相待，反而给她们母女专门安排了一个房间，杀了一只老母鸡，还亲自去塘里捞鱼，给霞霞包了红包，说只要回来就没事了。

只是这种“好”没有维系多久。很快我得知，匡腊英住了几天后，发现婶婶脸色不对，经常发无名火。她自己也觉得借住不是办法，毕竟叔叔家的房子不大，不到120平，只有两层。大堂弟结婚了，有一个小孩；小堂弟正是成家的时候；堂妹嫁人了，偶尔也会回来。她自己家虽然破旧，但好歹有三四间房，重新安装水电就能入住。

于是，匡腊英想把户口迁过来。她叔叔极力反对，几次劝说无果后，在饭桌上撂了筷子，骂她是天生贱骨头，在外面无能又想回娘家钻营。原来，匡腊英的叔叔早就做了打算，计划这两年将匡腊英父母的房子拆了盖新房，给小儿子娶媳妇。为了取得村民小组里其他人的支持，他私自将匡腊英父母的田地和山都分了，甚至连老房子里的木头和家具都许诺给了别人。

前两年，农村房屋进行确权，匡腊英叔叔不知耍了什么手段，未让工作人员对匡腊英父母的房屋确权。翻脸后，匡腊英的叔叔开始耍无赖，翻来覆去就一句话，“只有我敢要这个房子。”

他的说法是，匡腊英父母去世，匡腊英的户口也迁了出去，土地以及宅基地归村集体回收。不过乡俗规定，他家族还有兄弟或侄儿，就归他们所有，外嫁的女儿完全没理由回来掺和。匡腊英能继承的只有地基上面的几块木头，“说来，木头她都无权继承，我哥当年盖房时，自家山上的树不多，还是在我的山头运的木料。”

从匡腊英离婚到她回娘家，将近过去了一年，却仍未有个好的结局，就连我一个律师都有点力不从心了。2021年5月，我又帮匡腊英处理她娘家的侵权纠纷。

匡腊英叔叔说的话，和陈勇昆没什么两样——“哪里来的狗屁律师，还想管我们的家事。你随便找个人问一下，哪有嫁出去的女人找外人来娘家闹事的。”

我提醒他，按照法律规定，女儿属于第一顺位继承人里的，怎样都轮不到兄弟和侄儿，就算村集体要收回土地，也要有正式手续。何况匡腊英结束了婚姻，户口迁回来，就属于本地村民，不论男女都能继承父母的全部遗产。

匡腊英叔叔拍着桌子道：“她是出去卖的吗？前后两边都想要，法院不是判了她前夫那边的房子有一半属于她的吗？怎么就见不得自家人好，母女俩回来打劫。”

我让匡腊英叔叔替自己侄女想一下，她在那边毕竟是个外人，孤立无援。匡腊英叔叔扬起脑袋，“她有替她的两个堂弟想吗？村里寸土寸金的，你让我们住哪里？”

匡腊英的两个堂弟更过分，抄起扁担威胁我：“房子是我们祖宗留下来的，只是暂时分给大伯而已，自古男丁负责守祖产，谁敢抢我们的房子，我会拿刀来劈。”

匡腊英担心我的安全，将我拉开，问我接下来怎么办。我问她：“你还想回来吗？”

匡腊英回：“当然想。尽管人心难测，但这里终究是我的家。我和父母美好的回忆在这里，他们没有重男轻女，只生了我一个，也没说要领养男孩。我自个儿也喜欢这脚下的土地。你看这儿视野开阔，外面稻田从不缺水，池塘里的鱼肥，土里的油菜花看不厌。不是所有女人都有能力去职场的，她们就是一辈子土里土气、住在农村。”

我理解匡腊英。这个世界上总有人受限于经历，看着缺少智慧、耿直倔强、不讨人喜，但他们只是想守好自己本来有的东西。我想护送他们一程，恶劣的环境和人性桎梏人，那就试着改变环境，凿一汪清水涤荡人心。

我让匡腊英尽快办理户口迁移手续，镇上办理户籍的工作人员却告之匡腊英，要迁回村里，得村委会开具接收证明。

而村委会收受了匡腊英叔叔的好处，故意刁难匡腊英，说必须经得她所在村民小组2/3村民的签字同意，他们才能签字盖章。村民小组开出的条件则是：匡腊英要放弃继承她父母除金钱以外的所有遗产。

在当地农村，之前10年左右是按户籍人口分配田地，后来由于很多人占用农田建房子，田地就没法进行继续分配，当地村民便默认现有土地承包。就是说，增人不增田地，减人不减田地。

匡腊英若放弃继承，在村里就只空有一个户口。我去到村委会告诉村支书，只要能证明匡腊英的娘家在这儿，他们就无权干涉。若他们一意孤行，我便向上面反映情况。

村支书勉强同意出具证明，却说公章被妇女主任拿去公干了，要过两天才回来，他承诺一周之内一定把证明给搞定。匡腊英想着缓几天也不碍事，便回了镇上，让我也先回去。

事情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周后，匡腊英在电话里焦急地告诉我，因为房子的事，霞霞一气之下喝了农药，被送到了医院。匡腊英说自己“恨不得把所有人都剁了”。

原来，匡腊英和霞霞回村要证明的时候，发现自家的老屋屋顶没了一大半。前天晚上确实下了雨，但房屋不至于损毁成这样，匡腊英气得大喊：“我那混账前夫都没这么恶心我的，就因为我是个女人，碍着你们了？”

就在匡腊英要报警时，组里的人将她团团围住，说她的房子是危房，差点砸伤路人，要按照村相关规定拆除。说着就当匡腊英的面拆起木板。这时，霞霞从书包里翻出一瓶农药，毫不犹豫地拧开盖子喝了一口，边喝边哭喊：“妈妈，我真没用，让他们这么欺负我们娘俩……”

万幸的是，霞霞喝的不是百草枯，送医院救治后，没有生命危险。农药是霞霞在人屋后偷拿的，按照她后来的说法：“我没有能力保护妈妈，只能拿农药来吓唬爸爸家和妈妈家的坏人。”

那天我去医院看霞霞，她眨着漂亮的眼睛问我：“哥哥，妈妈说农村女人可怜，运气不好，没嫁好也不敢离，离了就没家可回了。让我好好读书去城里，可我脑子笨，听不懂课，在班上总拖后腿，以后应该去不了城里，只能在农村受欺负是吗？”

我气得当场骂了一句粗话，霞霞以为我在骂她，赶忙道歉。我帮她擦去眼泪，说自己骂的是那些欺负女人们的“团伙”，并告诉她：“虽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但我从来不认为倾轧别人的家伙是什么强者。就像你妈妈说的，这个世上有很多人就算去了城里，也可能是弱者，但他们一样要过活。比如哥哥，读书不行，大学考了两次；工作不如同事，都快要被领导开了；中年找不到对象，相亲被嫌弃；但就算成了过街老鼠、落水狗，回家疗伤是没人说什么的。”

走出病房，我问匡腊英警方那边是怎么处理的。她说霞霞喝了农药，那些人就停了，警察调查后认为没有人逼迫霞霞，不构成过失案件，至于故意损坏私人财物的问题，证据不足，“他们说那么多人不能说抓就抓，建议我找律师诉讼。”

我说只要匡腊英不怕得罪人，我就将那些参与拆房子、占田地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告上法庭。就算不为了匡腊英，也要为了霞霞以后有个想头。就算娘家没人，就算自己是个女人，也还有法律给她撑腰。所谓的乡俗，无非就是霸权当道。

匡腊英同意，“就算把他们都得罪了，也是为守护我和霞霞的家，不怕。”

通过调查取证，我发现早在3年前，组里的人就贪掉了匡腊英的征地款，而她毫不知情。

山上的一个村庄因修路要占用他们村里的一些田地，刚好占用匡腊英父母的田地最多，总共1万多块钱。组里的人分了一半，另外一半由匡腊英的叔叔和她的堂弟们拿了，至于其他村民的征地款，则一分不少地分到了个人头上。

2021年6月，我将那12名村民告上了法庭。

有一位生了4个女儿的妇女跑来告诉我：“在农村吃‘绝户’，是那些人说的‘福利’，很多人说现在的观念变了，大家都盼着生女儿，其实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在农村，不解决房屋和土地继承问题，重男轻女的现象会一直存在。你要帮帮我们，让农村的女儿也有守家的能力。”

还有妇女跟我诉苦：“匡腊英一直说她被欺负是因爸妈没有生儿子。其实我娘家有三个哥哥，个个高高大大，可是我挨打的时候，他们不准我离婚，怕我回娘家。”

然而就在开庭前，那12个被告突然提出要和解，他们愿意承认房屋和土地归匡腊英所有，并出钱将匡腊英的房屋进行修缮，还愿意给一笔赔偿款。至于拿走的征地款，他们舔着脸说，这是历年“吃绝户”的习惯，看在霞霞喝农药的份上，愿意将钱捐出来。

法官说，和解无疑是不错的。但我拒绝了，说希望法院能作出判决，给一个判例。我当事人的权利从来就不需要这些人承认，他们不配，有法律送她们回家就够了。

2021年8月，匡腊英带着判决书回了自己的家。那天，村里的一些孩子执意要跟着白婶来送我，我问他们是否认识我，他们说：“就想多看看你的样子。”

一个女孩给了我一个100块钱的红包，她说：“本来是该我们留住腊英婶婶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