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仆七主的行长大秘,倒下了

2021-12-07 11:13:32
1.1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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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次与陶处长打交道,源于一个不光彩的念头。

2012年市行举办文秘培训班,要求各支行分管文秘的行长、主任集中培训两天。市行办公室主任陶铎是带队的最高领导。他长得高大帅气,有一副宽阔的肩膀,笔挺的白衬衫袖口卷起,眼睛如孩童般闪亮,像个阳光大男孩。

在开班仪式上,陶处长作了严厉的讲话:“本次培训班纪律严格,任何人不准请假,凡有事离开的人,座位空半小时以上,我就给你的分管副行长打电话!”

我闻言心里一揪——新城支行管文秘的是宋行长,他根本就没打算来培训,只吩咐我替他请个假。当时的顶头上司秦主任曾教导过我:省市行大领导和本行行长指示冲突时,要以自家领导为准,这叫“县官不如现管”。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往枪口上撞,单独去找陶处长说:“陶处您好,我是新城支行办公室的,宋行长去见个贵宾客户,让我跟您请个假……”

“行!”他好像忘了刚才说了什么,锛儿都没打一个,笑呵呵地对我说。

讲台上一位老先生黏黏糊糊地讲起公文写作技巧,课程索然无味,什么从各类报纸、刊物上摘抄金词金句,如何随时随地记录领导口述的老生常谈……我脑海里浮现出旧社会穿长袍的教书匠摇头晃脑吟诵八股文的情景,心里浮出一股奇痒——有这时间去网吧打几局魔兽,岂不快哉?——可宋行长请得下来假,估计因为人家是正处级干部,陶处跟他都是有头有脸的领导,相互给个面子,我这小兵能借上啥光呢?再说,我走了,新城支行就等于没人参训了。

我刚强行摁下请假的念头,就收到哥们发给我的消息:“上VS 平台,2v2!”(大约是他休班才起床)。逃课的念头像是一条毛毛虫在我胸口爬来爬去,屁股完全坐不住板凳了。我伸长脖子往前瞧,竟然发现了搞笑的一幕——坐在第一桌的陶处长正捧着手机在玩俄罗斯方块,模模糊糊能看见方块下落的速度,还是个高手呢!

想到他公开讲话时和私底下对宋行长请假时的态度反差,我忍不住猜测:他的严厉或许只是为了吓住我们不逃课装出来的。我大着胆子悄悄挪到他旁边编瞎话说:“陶处,我们主任刚才打电话说有个表想让我回去报一下。”

果然,陶处长狡黠地看了我一眼,轻声说道:“快去吧。”

领了赦令,我如出笼之鸟般飞出大门,拐到附近的网吧去了,大赚的窃喜洋溢全身——自从一年前接任新城支行办公室副主任兼行长秘书岗位后,我整天忙得要死,越忙,偷懒的快乐越加倍。

第二天,我壮着胆子也没去上上午的课,只掐着时间回去参加了结业式。陶处长正在台上讲话,与开班仪式上判若两人:“……咱市行有个秘书,第一天上任,机要文员把一摞文件放到他办公桌上。这秘书是个菜鸟,刚从业务口调到办公室管文秘,没人教过他批公文,他抹不开脸说不会,就学原先自己收到传阅文件时的样子写了批文。当天下午,一位副行长拎着文件进门问他:‘给行长的文件呢?’‘送他屋里去了。’‘你看你这是咋批的?’副行长指着的签批栏上面赫然写着:请某行长阅处!‘上级对下级才是‘阅处’,‘看后办’的意思,你好大的官啊,敢支使行长干活?!’好在通常行长办公室钥匙都会扔在秘书那儿一把,副行长领着他到‘老大’办公室门口,先侧耳听了几秒,又往锁孔里看了一眼才说‘开门’,秘书开了门,把还没看过的文件赶紧取出来,换掉‘门帘’,重新写上‘阅示’(请领导阅后指示)方才长长出了一口气……同学们,那个菜鸟秘书就是我啊!”

教室里的学员们哄的一声大笑起来。

“所以,你们当‘大秘’,材料写得好是第二,第一是别办错事。不懂就问,否则出了岔更麻烦。”陶处长也笑着说。

我忽然觉得虽然逃了两天课,却没错过该学的真本事。

2

培训班结束不久,“优秀学员”名单下发各支行,我的名字竟也赫然在列,这让我对陶处长更增添了几分好感。我从秦主任那得知,陶处长才35岁,是全省行系统内最年轻的正处级干部——人家只年长我5岁,已是正处,而我才副科;人家年薪25万左右,我也就5万,不啻为天壤之别。

但我们的晋升路径相同,都是不走寻常路。

小白进入银行,想升职通常有两条路,一是走业务路线:柜员—会计主管—运营副经理;一是营销路线:柜员—客户经理—大堂经理/副主任。另外,还有一个捷径:笔杆子硬。

起初我走的是营销路线,从柜员做到了分理处代理副主任,平时因为在支行征文比赛获过几次二等奖,被人冠了个“文笔好”的虚名——2011年原办公室副主任跳槽,机关没了写“大材料”的人,我就被宋行长“钦点”进了办公室。

写总结、讲话和写征文大大不同,我想学习一下,却发现办公室电脑里前几任大秘写的稿件存档似乎都被剪切走了。我任办公室副主任写的第一个“大材料”足足盘了两周才呈到宋行长面前,他把薄薄几页纸掀起来瞄了几眼,忍俊不禁道:“原来你不会写材料啊!”

我脸上顿时火烧火燎地发烫起来。宋行长若无其事地拿起钢笔,悬停几秒后,在稿子的空白处行云流水:“年初以来,我行认真贯彻执行省市行XX精神,扎实践行XX的重要指示……”我恍然大悟,原来写公文的开头是有固定套路的。

宋行长又把我写的正文全部圈起来标上删除符号说:“第一部分写各项任务完成情况,数据朝运营财务部要;第二部分写营销都干成了啥事,朝客户部要;第三部分不用说了,是你们后台部门办公室的事;第四部分谈不足与今后的努力方向——这就是以经营为主体的材料写法。至于年终总结、班子述职,你把所有部室的总结合起来,不就是‘全行总结’吗?不过要记得把‘讲政治’提到第一段来说,懂了没?”

我心里仿佛开了一扇天窗,立马亮堂起来:合着好多东西都不用我自己写,让下面部门报,自己做个糊墙的就行啊!

经过宋行长点拨后,我能够驾驭一般的材料了。码字久了,我发现在实际工作中最难的不是写,而是催各部室上交材料——各部室能把句子写通顺的“选手”就那么一两个人,还经常埋在自己的条线工作里,我连番催促,东西也交不上来,交上来写得也惨不忍睹,一看就是应付了事,改起来比重写还费劲。有时气得抓狂,我就会想:不知道陶处长有没有同样的烦恼?

身为行长大秘,学习上级行工作总结、领导讲话是必修课。我写支行的总结、领导讲话都是10几页,1万字左右,可看市行的“大稿”就有点吓人了,足有30多页,3万多字,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正文大标题套小标题,甚至有第四、第五级标题——汉语数字、括号汉语数字、阿拉伯数字、括号阿拉伯数字,都快不够用了。市行“大材料”的捉刀人当然非陶处长莫属,我对他的写作功力佩服得五体投地。

2012年秋,总行工会主席要来视察新城支行“职工之家”建设情况,省、市、支三级行如临大敌。新城支行作为示范点,要拿出一篇像样的汇报材料。我埋头写了好几天,交给宋行长修改后,将材料上报市行工会。翌日,市行工会干事老傅给我打电话斥责道:“你这写得都是些啥?乱码七遭的不得要领,让我怎么改?”

这让我很是犯愁——新城支行写稿的最高水平就是宋行长,通常经他改过的定稿就不能再动了,我要是和他说,经他把关的材料在市行那边没过,不就等于说他写稿的水平也不咋地嘛!就这样拖了两三天,我也没想到好对策,正如蚂蚁爬热锅之时,忽然内网邮箱收到一封邮件,打开一看,竟是我那篇汇报材料,通篇被修改过了,读起来又顺滑又有高度。我赶紧打电话感谢老傅,他“哼”了一声说:“我找人家陶处帮大改的,简直和重写差不多了。”

两周后,总行工会主席莅临新城支行视察,省、市行的一把手带着工会、办公室相关人员浩浩荡荡30多人前呼后拥,我想照张相都挤不上去。总行工会主席对新城支行“职工之家”建设非常满意,慰问了几名员工、在营业大厅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后,就直奔外地市分行去了,压根儿就没有去会议室坐一下的意思。众领导站在大门口挥手送别总行领导的车,我听见陶处长当着省、市、支三级行长说道:“张林的汇报材料写得挺好,可惜没用上……”却只字没提他帮我大改的事。

我跟陶处不过萍水相逢,他能如此提携一个微不足道的后辈,让我心里感激万分。

3

宋行长是我大学的老学长,“大秘”当久了,我和他混得熟了,唠起嗑来也就比较放得开了。他对我说:“你当一回‘大秘’,不能领导让你写啥就写完了事,自己得多上点心,搞点成绩出来,以后往上聘,演讲时也有点说得出口的荣誉——比如你给总行刊物投稿,能发表那才叫真本事呢!就算是几十个字的豆腐块,我也给你设个奖金。”

总行刊物是周刊,有全国统一刊号,主要版面刊登领导和经济、金融专家的文章,剩下的版面给全行几十万员工中的写作能手们竞争。南方经济发达城市的支行是我们行业绩的10倍以上,靠业绩上版面那是关公面前耍大刀,我只能另辟蹊径,从挖掘先锋模范人物入手,采访了分理处一位身患癌症、坚持奋战在一线20多年的老大姐,写了篇几千字的稿子。宋行长看了大加赞赏,第一次一字未改。他说:“稿子写得非常好,但直接投还是有石沉大海的风险,找人推荐稳妥些,陶处长是总行通讯员,你跟他联系一下。”

我有点犯难——银行有个潜规则:电话联系讲究层级对等,兵对兵,将对将。上对下、平级间才打电话,如果科长有事找处长,就得请支行正、副行长帮联系,生怕“下克上”,让领导不舒服。

宋行长见我站着不动,回过味来说:“没事,你就说是我求他帮忙。”

我忐忑着拨通陶处长的电话,把宋行长教我说的叨咕了一遍。陶处长给我一个外网邮箱地址,让我先把稿子发过去给他看看,整个通话过程,他又热情又客气,完全没有架子。没过两天,他就给我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夸奖说,好久都没看到过这样感人的稿子了,言辞过誉得令我不敢直视——他竟然还称呼我为“哥们”。

我兴奋地把邮件打印出来拿给宋行长看,他淡定地点点头说:“不错、不错,从今以后你私底下就管他叫‘大哥’……”

陶处长没再和我联系说修改稿子的事。一个月后,他打电话要我留意最近邮局送来的总行刊物——没过几天,我就看见那篇人物文章被刊登出来了,从标题到结尾,几乎通篇都被修改过,我那些激烈的、偏文学化的表达都变成了冷静的叙述,符合一篇事迹报道的要求了。

我方才意识到,自己的初稿虽然写得激情四射,但搞得太像小说,并不符合总行刊物的风格,想必陶处长又是花费了大量精力帮我修改的,真是感动至极。

尝到甜头后,我照猫画虎又写了一篇稿子发给陶处长,他将稿子删去了2/3的内容,变成了一篇500多字的通讯,再次登上了总行刊物。

在总行刊物上连发两篇作品,我被拉入“全省()通讯员写作业务交流群”,结识了很多新朋友。新城支行的名头出现在总行刊物上,宋行长脸上也有了光,真的兑现了私下的承诺,在业务推进会上宣布:“凡在总行级刊物上发表作品的,无论字数,每篇奖励3000元。”当时我一个月工资到手才3000左右,凭借两篇“豆腐块”,就将两个月工资收入囊中,着实让我喜不自胜。

但我清楚,光凭自己的本事是不可能在总行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成功的关键,一是靠陶处长的修改,二是靠他“总行通讯员”的推荐,功劳人家最少占七成。可我又不好把奖金分给陶处长,正好那阵子我淘到一枚“大清龙洋评级币(当时价格不到2000元)”,就赶春节前夕专程去到陶处长办公室。我俩像是老友般一番长谈,陶处长非常热爱文学,说起名家名著来眉飞色舞。

眼看到了中午吃饭时间,我站起身来告辞,摸出那枚银币。可陶处长说什么也不肯收,一场腕力角逐后我败下阵来,被他干净利落地推出门外,白花花的光绪元宝,愣是没送出去。

几次与陶处长打交道,令我如沐春风。对比有人当上科级干部就立马端起“人上人”的架子,我简直不敢相信世上会有如此完美的领导,还让我遇到了。虽然处级干部的位子对我来说还远在天边,但我暗下决心,如果有朝一日真能混上个一官半职,也要做陶处长这样让别人背后挑大拇哥的领导。

“结交这样的领导机会难得,别怕人家烦,多和领导学习,多向领导请教,才能快速进步嘛。”宋行长对我的“点拨”很隐晦,机关几位和我要好的大哥大姐就直截了当多了,他们掰着手指头给我算账——陶处长才三十五六岁,口碑好、学历高、还离大领导近,40岁聘上市行副行长,45岁干到地市分行一把手,就是副厅级干部了;副厅是普通人走仕途迈过副处后的又一道大槛,国有银行处级()以下干部是“泥捏”的,属于内部职级,不能平调政府、事业单位,升到副厅级,就是真正组织部备案的国家干部,等同于公务员,前面的路一下就宽敞了,陶处长磨到50岁出头当上省行一把手,也不是不可能。“这棵树八成是要长成参天大树的,可得抱紧喽。到时候你不仅是乘凉了,聘个副处是手拿把掐的事!”

我假装恍然大悟,点头赔笑。大家是为我好才这么说,说得也都在理,有朝一日若能乘上陶处长的东风当然好,但我也不会千方百计为了结交某个人就去跪舔。

4

然而我做梦也没想到,像我这样的小人物,也会有一天帮上陶处长的忙。

2013年1月初,陶处长给我打电话,说有件私事能不能帮他个忙。以市行办公室主任的道行,既然来找我,他自然是掂量好的,也必是我力所能及之事,所以我想都没想,一口应承下来。

陶处长见我如此干脆,反倒有些犹豫起来:“你最近忙不忙?会占用你很多时间和精力……”

我笑道:“大哥,有事您尽管吩咐,我上班时做不完回家去干。”

陶处长这才为难地说,能否帮他把市行领导班子述职的初稿写出来——市行办公室负责起草材料的文秘专员请长假,他最近又被各种事物缠身,实在是忙不过来了。

我被吓了一跳——原以为是让我帮跑跑腿或者是哪位领导的朋友来我们支行办业务关照一下之类的事,没想到竟然是给市行班子写年终述职!

30多页厚厚的稿子在我眼前飘来飘去,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咬牙应承下来。陶处长好像还有些不放心,连连叮嘱我:千万不要和任何人说,在单位也别写,回家后再写。我保证严守秘密后,他又连说好几遍:“辛苦了,兄弟。”

放下电话,我的心情很复杂,终于有机会为陶处长出力了——但那可是一直让我叹为观止的市行“大材料”,初稿写得不给力,修改起来比重写还费劲,掉了链子反倒会耽误陶处长的宝贵时间。

不一会儿,20多个文档发送到我的私人邮箱。市行班子的年度述职果然和支行不是一个水平的——支行述职是以机关4个部门的年终总结为基础组织而成,可市行处室足有20多个,每个处室总结1万字,都不亚于读篇小说,从里面捡出能用的内容就要大废一番周章,且不说还有很多东西是支行这个层级接触不到的。

我每天下班吃过晚饭就开始写,熬夜弄了七八个晚上,材料总算有成型的模样了。但作为支行“大秘”,我的眼界和思想高度不够,“存在的差距和问题”写得浮皮潦草,“新一年的工作思路”更是一个字没写出来。我把稿子的进展跟陶处长说了,他连连称谢,说这样已经可以了,让我把稿子发到他个人邮箱,又叮嘱了一遍,不要和任何人说起此事。

邮件发过去的当天下午,陶处长发来一条信息:“哪天我张罗顿酒,咱哥俩喝点。”我心底涌出一阵欣慰和轻松——他应该是把稿件浏览了一遍,较为满意了。

市行行长若是知道“大学生求小学生帮写作业”这事,虽然不会给陶处长什么处分,但肯定会影响陶处长在领导心中的印象。我为陶处长保守秘密,关系想不铁都不成。

不过这事,也让我第一次觉得,陶处长耀眼的职业光环,掩盖了我们做秘书的很多难言之隐——就拿写材料来说吧,有时我刚在办公室里伸个懒腰,那边领导一个电话,就得两三天内写出篇上万字的大稿。至于怎么写,领导撂下只言片语,完全不得要领。还有些领导头脑灵活,思维跳跃,每次改稿都有新的脑洞冒出来,然后时空穿越埋怨你不把他“之前”说的当回事。

除了工作相关的稿子,我还给行长的各种关系户们写过《XX市改革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关于XX县基层法院党风廉政建设的思考》,以及各种竞聘讲演稿,甚至还给中学生写过作文……讽刺的是这些关系户明明自己在Word上一句囫囵话都敲不出来,却火烧眉毛般地催行长说:“几页稿子,半个小时怎么也写完了……”

写材料熬精神、费心力,点灯熬油加班是家常便饭,布置“材料任务”撞车更是常有的事——年初那几天,一正两副仨行长都让我写述职,班子和一把手的材料还好说,两个副行长谁先谁后,就是个难题,搞不好没少花力气,最后还得罪了领导——市行那边行级高管是一正六副,陶处长一仆七主,想想都害怕,真不知他是怎么摆布的。

无论市行还是支行,行长“大秘”少有专职的,都是负责很多条线。条线工作和写稿的平衡,是最令我们犯愁的事。我自认为算是比较强硬的中层,敢拒绝领导一些不合理的安排,可支行中层不过是芝麻粒大的官,跪舔之风没那么严重,而市行等级森严,我猜陶处长肯定不敢像我这样放肆。

往后的两年,陶处长对我关照有加,条线监管检查现场落下几条“底稿”,转过头市行下通报时,总只剩下批评最轻的那一条,新城支行文秘条线考核,常年稳居全市第二。期间还有一次陶处长听说到市行工会有位科长想跳槽,让我准备“缺岗借调”的报名材料,可惜后来那位科长又取消了跳槽打算,我也没能迈进市行门槛。

5

2015年1月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早晨,我上班换好行服,拎着电水壶去水房接水。前面有几个同事排队唠嗑,我听见公司部何经理说:“陶铎死了……”

“谁?”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陶铎。”何经理转过头,好像生怕我听不清楚似的地补充道,“市行办公室主任。”

我立时像梦魇着一样呆住了,大脑一片空白。

何经理说,前一天下午,陶处长的车停在街边,大白天开着车灯,一个人路过时觉得奇怪,上前看见陶处长趴在方向盘上,以为是司机为避免疲劳驾驶要小憩一会儿,就没当回事。这个路人几个小时后往回走又路过那里,发现车子还开着车灯,司机也还是以同样姿势趴在方向盘上。他敲玻璃,司机没反应,才意识到可能出事了,打电话报了警。民警来后,又叫来120。陶处长被送到本市医大二院,被判断为心源性猝死——而陶铎的妻子,正是该医院的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当天休息。

一种难以名状的不适感如潮水般向我涌来。我没再多问,回到办公室陷在椅子里,久久不能平静——我无法理解,陶处长常年垄断市行越野长跑青年组第一名(讽刺的是,青年组没人能跑过中年组前十名),看起来身体倍儿棒,怎么就突然撒手人寰?

在陶处长去世几个月后,我和时任新城支行一把手、也做过市行“大秘”的郑行长聊起此事。

郑行长说,陶铎身体的定时炸弹恐怕是早早就埋下了,只是积累到一定程度才突然炸裂。出事几个月前,市行一次会议上,陶铎突然摔倒在地上,吓了所有人一跳。当时他很快就缓了过来,说是自己没休息好。还有一次竞聘市行副行长,所有人都认为陶铎必成,他自己也是信心满满,甚至手下副职都央求他在上任前给自己多放几天假,没想到结果出来,他榜上无名,听到消息后,陶铎刚出办公室门就呕吐起来……但可能这些事无论旁观者还是他自己都认为“年轻,没事”,也未必告诉过他的妻子。

郑行长半开玩笑似的说:竞聘方案不都有一句“身体健康,能够胜任拟聘任岗位”嘛?不舒服也得咬牙硬挺,不然竞聘几道关口都过了,到考察谈话时哪位领导冒出一句“这同志哪都好,就是身体不行”就麻烦了。

郑行长说,他以前做“大秘”时和陶铎一样,既负责写材料,又要陪喝酒。这边稿件刚写一个开头,那边行长就喊他去陪酒。酒桌上一场鏖战喝得天昏地暗,午夜散场后别人都是回家睡觉,转过天不上班领导也不会怪罪。但“大秘”还得回单位,顶着酒劲,熬下整个后半夜把材料赶出来——第二天上午也不能休息,布置会场,开会时记录,连着36小时不合眼是常事。行长在台上读稿子,下面的秘书比上面的领导更紧张,领导哪句话打个锛儿,秘书心里就咯噔一下,心想:完了完了,自己给写错了。

就算写材料的时间充裕,但只要材料写不完,心头总有一块大石头压着,干啥都不消停。郑行长把多年的糖尿病也归咎给了他的“大秘”生涯:“没看见我中午吃饭前都扎个‘肚皮针’吗?行长是当上了,我也变成了‘小糖人’喽。”

我知道陶处长的两位副手一位是女同志,一位向来自称“酒精过敏”。俩人都是“60后”,是“大哥大姐”级的人物。陶处长负担办公室的绝大部分工作,也是少数既写“大材料”又陪领导喝酒的“选手”。

“市行办公室养那么多人,挑个能喝的去陪不行吗?”我说。

郑行长嘴角一撇:“哪能啥人都上桌呢?不到一定级别,大领导介绍起来没面子,再说,小喽啰在场,大领导该说的话都不敢说了——处级干部,觉悟就高了,嘴也严。”

我无言以对。回想自己当行长秘书5年,喝了大酒再回去写材料,简直是平生最难受的事。后来我给自己立下规矩,凡是有“大材料”没写完,酒局一律不参加,就算是大行长的面子也不给,实在推不开,几杯啤酒下肚就“尿遁”。但市行等级森严,讲究多,处级干部政治觉悟高,陶处长肯定不敢像我一样动不动就开溜,恐怕只能硬挺。

“永远都是秘书适应领导,而不是领导适应秘书。领导是不会换位思考的,不然领导就没法当了。”郑行长说。

6

陶处长的英年早逝,在全市行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

很多人把责任归咎于“工作狂人”岳行长。岳行长每天早晨6点多就到办公室,下班时间不固定,固定的是差不多每天都加班,双休日也总来,更不要说休假了。

岳行长还经常“连续作战”,上了一天班,晚上要陪大客户喝酒打麻将到凌晨,第二天还能若无其事地再工作一整天。一次在食堂吃过午饭,他对二把手请假说:“我出去办个事,两三个小时就回来。”后来才知道,赶午休的工夫,他竟然去医院做了个小手术——下午照常回来上班,晚上还加班开会。

陶铎作为“大秘”,一把手不走,他也得陪着,更别提休假了。因为有些机密的事无人能替他干——常有人在领导办公室扔下“心意”就跑,“大秘”得负责及时替领导把这些“心意”退回去。

据说陶处长去世前不久,一次把写好的稿子给岳行长看,岳行长浏览了一遍材料,把几十页纸往地上一摔吼道:“写的什么破玩意?驴唇不对马嘴!”

陶处长眼泪汪汪地去找纪委陈书记,委屈地说岳行长摔了他写的稿子,只说写得不行,没说哪里不行,也没说怎么改。陈书记让他别急,陪他改了一整夜,第二天稿子在岳行长那总算是过了关——不是因为前一稿写得差,后一稿改得好,而是岳行长运作去南方发达省份任副行长的事遇挫,前一天将一股无名火倾泻到陶处长身上而已。

市行很多人私下议论,说这事可能就是引发陶处长猝死的导火索。郑行长却说:“岳行长算是好的呢,省行周行长有一次把秘书写的30多页的讲话稿撕得粉碎,扔了一地。省行、市行一把手都是副厅级干部,能当大领导,哪个不是有脾气的?谁像我,自己当过秘书,你初稿写完,差不多的话我自己闷头就改了。碰到我这么好的领导你就偷着乐吧。”

陶处长去世后,我的大学同学吴远辉从市行公司业务部紧急调到办公室负责写“大材料”,成了岳行长的“大秘”。他还是正科级别,有点寒碜,就给按了个“单元经理”的帽子。

私底下喝酒时,他对我说:“市行大机关的生态就是相互倾轧、向上搏杀的战场,陶铎聘上正处级时是年轻,他是占了那个年代大学本科学历的便宜,其实背景并不深厚。爬到正处级再想往上,原来的资源就借不上力了,得全靠自己折腾。如果两轮市行副行长聘不上,就过了‘年轻干部’的‘黄金期’了。‘新星’有的是,时间长了就成了‘繁星’中的一员,被光芒更盛的‘新星’所掩盖。像咱们这样根儿不粗壮的,前途命运就在领导一念间,咋能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他还告诉我,尽管岳行长对陶处长去世很自责,但陶处长的死,还真未必是给岳行长气的。

市行第二把交椅汪副行长口碑不太好,很多人私底下都说此人是个笑面虎,明里一盆火,暗中一把刀。他原先在省行机关就不受待见,是被新任的省行行长给“忽悠下来”的,说是派他来市行当党委副书记。可由于市行历来没有“副书记”这个职务,陶处长主持的几次会议上没提这个头衔,“汪副书记”就记了仇,数次刁难。后来经过省行知情人提点,陶处长才恍然大悟,介绍“汪副行长”时又加上“副书记”的头衔。

但“不良印象”已成成见,汪副行长表面笑呵呵,工作中给陶处长的小鞋一个接着一个。陶处长身故前的一段时间,汪副行长报了个什么证书的培训班,不但让陶处长顶替自己在双休日去上课,培训结束后,还让陶处长替他去考试。当时新的刑罚修正案刚增加了“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国家规定的考试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陶处长不敢和汪副书记说不去,硬着头皮上了两个月课,最后替考时被监考发现轰了出来。

其实陶处长过虑了,那是个一点含金量都没有的证书,完全算不上是“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汪副行长报班,是为了让以前老领导的亲戚赚那每人2万多的学费。但陶处长担心他代学代考的事在市行机关人尽皆知,成为暗中竞争者攻讦、狙击他的把柄——在竞聘公示期间,这事足以一击致命。

吴远辉和我碰了一下杯子,若有所思地说:“陶哥这人有点讨好型人格,生怕别人对他有一点点不满,到头来自己遭罪。不管什么人材料写不明白找他,他都不好意思拒绝。”

“比如工会的老傅?”我说。

“嗐,老傅我也得帮……”吴远辉笑着说,“你可能不了解,市行员工卧虎藏龙,你知道为啥你们新城支行每年联欢会都在龙胜酒店办?”

我摇了摇头。

“全市十几家支行都在龙胜酒店办,这酒店就是老傅家开的……”

后记

在陶处长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他的妻子从小声抽泣到悲恸地放声痛哭,几乎哭得昏厥过去,连带得市行的几位老大姐也跟着流眼泪。岳行长保持了大领导的庄重和严肃,面色沉沉,自始至终,眉头拧成一个大疙瘩。

数月后,陶处长的家人共收到补助金共计100多万元,远远超出本行职工的工伤、工亡标准。据说这事是岳行长做主,各种该给不该给的全发了。

2015年秋,岳行长交流到外省任职,吴远辉抓住新旧一把手交接的机会,极力运作,脱离“大秘”岗位,重回公司部。朋友们都很费解,觉得“大秘”天天接触新行长,升副处又快又稳。只有我支持吴远辉的决定。

我也开始思考我工作的意义:

新城支行除严肃的年终述职大会外,行长开会前都是在笔记本写上三五行字,全凭一张嘴即兴讲话。“大秘”点灯熬油、彻夜不眠写的稿子,实际上没人看,效用还不如会议桌上的茶杯。

支行连续多年没进大学生了,5年间我连续错过2次升任分理处主任的机会,领导给出的理由都是“大秘”的位置无人能接任。省、市行汇聚各种高学历人才,尚缺乏笔杆子硬的,下面支行就更别提了,有的甚至夸张到内训师、个金部副经理甚至管库员负责写“大材料”。

我唯一晋升的可能,是接替办公室吴主任的位置,继续分管文秘。但各种迹象表明,吴主任升迁无望,也不会轮岗,恐怕得干到退休,这也就意味着,搞不好我憋在副科位置上写材料也得写到退休。

我终于明白了,听到陶处长去世的噩耗时,紧紧包围我的是兔死狐悲、芝焚蕙叹之感。

我心中的职业明灯熄灭了,连续一段时间都没有干活的热情,吴主任又总是明里暗里坑我。于是,我开始筹划离开行长“大秘”的岗位,不计一切代价“脱坑”。

2017年初,经过一番几乎撕破脸的折腾,我终于摆脱了新城支行行长“大秘”的岗位,改任个金部副经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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