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鸟般飞往上海的崇明岛人

2021-11-22 12:38:43
1.1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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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日落胭脂红,不是雨就是风。”

以前,夕阳落山时,爷爷常会背着手望着晚霞,絮絮叨叨一句什么话。小时候,我顽皮,有次又见他对落日抒怀,就偷摸捡颗石子,用弹弓弹他屁股,然后哈哈大笑着跑开。

“侬得个小棺材,滚过来。哎呀,勿要弹这只雀呀,伊是只好雀呀,吃虫咯呀!”爷爷在后面追,边跑边还要教育我。我步子小,没跑过他,被他抓住,背了好几句崇明谚语,学了怎么辨别好雀坏雀,才被放走。

“侬要晓得,吾里崇明人是要看天吃饭的,要懂得保护好雀,辨别好天。”爷爷还在唠唠叨叨的,我才不要听他的呢!

是啊,爷爷怎么也不会料到,谁都没有听他的话,学他看天的本事。他的后代几乎都不想再当一个看天吃饭的崇明人,他们跟大多数岛民一样,都想在城市化进程的汹涌浪潮中做一个弄潮儿,成为一个真正的上海人。

然而,崇明人的根始终系在这个岛上,只能如候鸟般来回迁徙。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不再是我们只想要逃离的地方。

1

鲜少有人知道,在长江入海口有一片泥沙冲积的平原,是我国的第三大岛崇明岛。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中国最大的沙岛,有着中国最优质的湿地之一——东滩候鸟保护区。

我家就在崇明岛中心城镇城桥镇的西北角的一个村庄里。崇明隶属上海市,出了上海市,我们被称为上海人,但在上海市内,我们被叫做“乡下人”——当然,我们也从来不把自己当上海人,自称为崇明人,把去市中心叫做“去上海”。

这也不能怪我们,在2009年上海长江大桥开通之前,崇明人要去一次市里,简直是千难万难。我小时候从崇明南门码头坐轮渡去宝山吴淞码头,单程就要一两个小时,有雾,船不能开,风大,船不能开……但凡天气恶劣一点,岛上就与世隔绝了。要去市内办点事情,还得事先订个旅馆。这对于收入比较低的岛民来说,简直太糟心了。那时崇明和上海市区差距非常大,市区早已高楼林立,崇明却还是旷野千里;市区车水马龙,地铁1号线都快要通了,而崇明的公交车一等就要等将近一个小时;市区街上的白领们行色匆匆,崇明的老农民们还在面朝黄土背朝天。对于岛民来说,上海简直像是另外一个世界,一个幻梦,充满诱惑,却很难抵达。

到了90年代中期,众多国企纷纷改制,连崇明岛上颇负盛名的远东冰箱厂也未能幸免,越来越多的崇明人失业了,岛上的工作机会自然无法应付过剩的劳动力,很多崇明人不得不去上海市内打工。

这段时间,上海出租车的司机,是几乎被崇明人包圆了的行当。在如今这个网约车横行的年代里,时不时还能听到上海人怀念90年代的出租车,那时的司机说着一口崇明味的上海话,殷勤地把人们送回家,从不拒载。

我的小姑父就是这些出租车司机中的一员,他是我们家族里第一个去上海市内发展的人。

他原本是个农民,兼做木工活,后来谋生艰难,80年代初就带着小姑妈一起“闯上海”。刚开始两人一起学开大卡车,在亲戚里集资,然后买了一辆二手卡车,做起了运输车司机。没想到卡车经常坏,钱没赚到,还欠了亲戚钱。好在后来小姑父听说开出租车赚钱,立马卖了卡车,做起了出租车司机,没多久就还清了外债,小姑妈也不再工作,当起了家庭主妇。

小姑父一家简直成了我们大家族集体羡慕的对象。

我即将上小学那个夏天,爸妈让我去上海“见见世面”,把我送上轮渡,晃晃悠悠两个小时后,我到了码头,小姑妈骑了一辆老爷车把我接回他们家。当时的出租车司机几乎都在吴淞码头附近租房,因为这里是离家最近的地方,坐船回去比较方便。小姑妈租的房子也在那附近,是一栋挺破旧的两层民房,小姑妈一家三口只占了二层的一个小房间,吃喝拉撒都在里面。

那几天特别热,小姑父就在楼下庭院唯一的自来水处接根管子冲澡。我和妹妹都是女孩子,姑妈不让我们跟着姑父去楼下冲澡,每天用走廊里的煤球炉接水烧热之后,让我们在屋里的大盆里浇着洗。洗澡麻烦,上厕所更麻烦,得去房子外的公共厕所,晚上我不敢出去,只能用痰盂,不太好意思,就尽量少喝水憋着。

我心里憋屈、失望,说好的“见世面”呢?崇明虽然落后,但我家前后占地至少300平,我一个人的房间就比小姑妈租的房子大。洗澡虽然也是盆浴,好歹烧水已经用上电热水壶,厕所里也已经用上抽水马桶了。而且,小姑妈租的房子离宝钢太近,到处都是大烟囱,空气里总弥漫着一股臭臭的味道,雾蒙蒙的,哪里有崇明空气好?

小姑父大概看出我的小情绪,许诺我,等他休息的时候就带我去看南浦大桥。现在想想,自己当时很不懂事。出租车司机做一休一,一天24小时,另一天的白天就要睡觉。为了带我出去见世面,小姑父压缩了休息时间。

作为当时唯一一条横跨黄浦江的斜拉索桥,南浦大桥还设有专门供游人参观的电梯。那天,站在南浦大桥上观赏黄浦江夜景的小姑父,很有点意气风发:“漂亮吧!你们知道吗?这南浦大桥是一个小朋友设计的(注:设计思路是来自一幅学生画作),这一圈一圈环绕向上就是他想出来的,了不起吧?所以,你们要好好读书,争取在这城市里扎下根来。”

我点头如捣蒜。看见黄浦江的夜景,我才明白,上海果然是和崇明不一样的。我突然之间有点羡慕表妹,因为她可以从小生活在上海。

为了能让表妹在上海市区扎下根来,小姑父努力工作,2000年左右,在宝山区就买了房子。

严格来说,宝山也不算上海市区,它是那时离崇明最近的一个区,去崇明的码头都在那里。小姑父买的房子在宝山的共富新村,也被叫做“小崇明”,因为几乎所有的崇明出租车司机都在那里买房。那里的通用语言是崇明话而不是上海话。崇明的司机们为了求生存,像候鸟一样飞向市区,但他们的内心一直牵挂着家乡,筑巢也要筑在离家乡最近的地方。

2009年上海长江大桥建好后,离崇明最近的地方变成了浦东。这好像也预示着崇明出租车司机辉煌岁月的终结,越来越多的私家车出现了,再后来,网约车渐渐开始盛行。

面对时代的变迁,小姑父也与时俱进,开始让表妹教他使用智能手机接单。不过总归干不过年轻人了,好在他很乐观,常说:“反正房子已经买好,年纪也大了,大不了把房子留给女儿,我回崇明养老嘛。老房子装修装修不要特嗲哦,多少上海人要去养老哦。”

在上海奋斗近40年的小姑父连崇明话都有点变味了,时不时蹦出一点上海话的词汇,但心里依然有着叶落归根的想法。

2

除了小姑父,大姑妈一家也被迫早早地开始在上海谋生活。

大姑父年轻时当过兵,转业后分配到老闵行的上海滚动轴承厂,老婆孩子都在崇明,他像一个单身汉一样在上海工作。1998年,大表姐考上了复旦大学医学院(当时还被叫做上海医科大学)。此时的大姑妈虽说是个农村全职主妇,却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老公在上海工作,国企铁饭碗,女儿考到了上海最好的大学。她满心希望大表姐能够嫁个上海人,最不济也能嫁个在上海有房的崇明男人,可是偏偏大表姐喜欢上了一个外地人,而且在上海没有房子。

屋漏偏逢连夜雨,大表姐这边不消停,大姑父还出事了。1999年,在国企改革中,轴承厂也没顶住,大姑父买断下岗。他起初瞒着家里,把自己独自关在宿舍,快疯魔了,省钱到了极致:用水就靠水龙头一滴一滴地滴水,这样水表就不会转,吃饭就天天榨菜配泡饭。这样过了几个月,他抑郁症病发,差点自杀,下岗的事才瞒不住了。原本留在崇明持家的大姑妈,不得不赶去老闵行照顾丈夫,为了撑起这个家,也开始找工作。

有时候想,世道很是奇怪,当初小姑父是个体户,爷爷奶奶看不上他,认为他让小姑妈开卡车吃苦了,没想到后来小姑妈再也没出去工作过;而大姑父因为是“国家的人”,一向被爷爷奶奶捧着,没想到,从来没怎么干过活的大姑妈,临近中年却要开始撑起这个家。

好在大姑父住的地方离闵行交大很近,那个时候正逢高校扩招,大学里缺人手,大姑妈很快就在学校里谋了份宿管阿姨的工作。不知是不是在大学里看得多了,还是那段时间大姑妈太累了,她固执地认为外地人就是骗婚的,为了骗一个上海户口,所以她极力反对大表姐和外地男朋友恋爱。然而,大表姐也非常倔强,一直和大姑妈僵持,这一僵持就是多年。最绝望的时候,大表姐还曾一度离家出走,后来被找了回来。

当我去看大表姐的时候,她正坐在沙发上无声地流泪,眼睛红红的,看见我,预言般地对我说:“你会和我一样的,他们那一辈人都这样,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就以为儿女也做不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我们身上。”

我无言以对。

我想这也不能怪我们的父辈,那些年的房价,如何能让人有信心,认为年轻的孩子们能靠着自己在上海这大城市立足呢?他们的逼迫,不过是因为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深切认知而已。

最后,大姑妈家的问题靠拆迁解决了。早在1996年,上海市政府就批准成立崇明工业园区,准备招商引资,为市区和中央三线国营大企业疏散提供服务。工业园区规划总面积10平方公里,位于城桥镇的西侧,恰好在大姑妈家那里。大片的农田和民居逐步被拆迁,2004年,终于拆到了大姑妈家。

大姑妈一下子就能拆到3套房子了。她再也不用为房子发愁,只要卖掉2套崇明的房子,还是能够在宝山买到1套房子的——不过这是后话,等她拿到房,都已经是2016年的事了。拆迁让他们一家人的心态平稳了许多,大姑父的病渐渐稳定了,不再天天忧心家中没钱了,大姑妈放宽心之后,也不再逼大表姐和外地男友分手。

然而大表姐还是跟男友分手了,人家也是复旦的高材生,知晓大姑妈的种种鄙夷后,他相信完全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在上海立足,何必低声下气看势利眼的眼色呢?

2012年,大表姐嫁人了,相亲结婚,丈夫还是崇明人——一个早早就在上海买好房的崇明出租车司机的儿子,也是大学生,只是不是复旦的高材生,不再是表姐心里那个人了。

如今,读完博士的大表姐,已经是个资深的儿科医生了,她也是有女万事足,常常跟我唠叨:“凡事要多想想孩子,多给她创造条件,还是上海好,我给你外甥女报了很多班,有网球,击剑,外教英语,在其他地方大概是找不到这种班的。”

听大表姐这么侃侃而谈,我悄咪咪问她:“还记得那个人吗?”

大表姐疑惑道:“什么人?”

“没什么人。我们早点在上海立足,就省得孩子们再走我们的老路了。”我连忙改口道。

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崇明是个岛,好像所有的岛民总会被冠上思想狭隘的标签,但似乎也真是如此。

3

我自从看过黄浦江的夜景之后,就种下以后要在上海扎根的梦想。但是现实很残酷,1997年,我爸也轮上买断下岗,家里经济一度很紧张,我连每天一包的强化牛奶都喝不上了。为了不影响我长身体,我妈每天就给我冲一杯豆奶喝。

我爸为了养家,离岛去外地贩卖崇明特产——橘子。那时候,崇明几乎家家户户种橘子,尤其是在绿华镇和长兴岛那一片,所以进价很便宜。我爸本来以为可以薄利多销,没想到竞争对手太多,他又嘴笨舌拙,实在不是个销售型人才,最后血本无归。

在岛上找不到工作,小姑父说让我爸跟着他一起开出租,我爸便寄居在小姑妈家,开始学车。驾驶证刚刚考出来没多久,“再就业工程”的人就联系我爸,说是有个菜场管理员的工作,问他去不去。

当时出租车司机是高薪职业,菜场管理员只有低保收入,但我爸还是选择了后者。因为他是独生儿子,只有回到崇明,才能就近照顾爷爷奶奶,才能不离开我和妈妈。否则等他在上海扎根,等他能接我们出去,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

心里的牵挂太多,我爸的脚也就被绑在了崇明岛上,这些年,看着当初的小伙伴一个个在上海买房,不知道他有没有后悔过。一提这个话题,在他嘴里就是:“哎哟,不要讲了。当初还不是为了照顾你们母女俩。现在买不起上海的房子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后悔有什么用啦,勿要讲了。”

买不起上海的房子,当初的我是有点情绪的。儿时的伙伴,家里已经在上海买房的,上了大学之后,还能像上高中一样天天回家,我呢?因为路途遥远,只有节假日才能回崇明,回一次就要折腾掉大半天,有时候碰到热门假期,还要到处托关系才能抢到一张船票,每次挤着排队乘船,就要去掉半条命,这让我变得很不爱回家。

妈妈那时就“安慰”我说,女孩子不用买房子的,到时候结婚找个有房的就行。于是,就像大表姐曾经预言的那样,我几乎走上了她的老路。2011年大学毕业后,我相亲结婚,找的是一个有房的崇明人。大表姐和我都是如此,只有表妹抗住了小姑妈的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把戏,死活要自由恋爱,不为男方的房子折腰——我想这和小姑父已经买好房,在上海扎下了根也有莫大的关系吧。

2016年,我爸妈准备给我一笔钱去置换大房子——我的婚房是老公的婚前财产,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我出钱置换,房产证上至少也能加上我的名字,这样我才真正能算在上海扎根。然而谁都不是傻子,老公没同意,认为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够换大房子。

事实也确实如此,置换的事情就被搁置下来。

4

我和大表姐的婚事虽然都因为房子有一定程度的妥协,但平日的底气更依赖的还是自身的学识和工作。可我俩的婚姻,却让家里人更信奉那句“女人能二次投胎”的俗语,觉得女孩子在上海扎根,还可以靠婚姻,而男孩子就必须自己有房。

“哎呀,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社会对于男孩和对于女孩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他们这么说,是因为两个表弟,说是因为没房,未能留在上海——2010年以后,上海的房价开始狂飙突进。表弟们比我小几岁,都是90后,等他们成年要买房时,房价早已让人高攀不起。

我爸那边的亲戚几乎都曾在上海闯荡过,而我妈那边的亲戚却几乎都在岛内发展。我也从两个表弟的身上看到了崇明更年轻一代的新可能。

大表弟是我姨妈的儿子。姨妈早年和姨父离婚,独自抚养儿子,忙于赚钱的她没空管大表弟的学习,导致大表弟常年混迹于小混混群里,把耍酷当成正业。职校毕业之后,直接沦为无业游民。

那个时候,崇明要发展工业园区的消息尘嚣甚上,我外婆家很有可能会被拆迁,一时间人心浮动。我妈和姨妈纷纷把户口迁回娘家,连带着我和大表弟的户口也都迁到了外婆家——能不能发财,能不能在上海买房,就看这一次了。

然而我们没有大姑妈家幸运,一河之隔犹如天堑。河对岸的大姑妈家早早就拆迁掉了,而河这边的外婆家迟迟都没动静,等了一年又一年,姨妈终于放弃了。

把儿子变成“拆二代”的梦想落空了,姨妈只好托关系给大表弟找工作。岛上工作机会太少,考公务员和事业编制是最好的归宿,但对于成绩不好的大表弟来说,实在太难了。最终,姨妈只能托人在上海的地铁里给大表弟找了份挥小旗子的工作。那以后,大表弟就像候鸟一样,周中在上海上班,周末回崇明。但这样一个工作能有多少钱呢?即便加上姨妈的积蓄,也不可能在上海给大表弟买房,不能买房,也就无法立足。

地铁里挥小旗子的工作看上去轻松简单,其实并非如此。大表弟有时候得上夜班,地铁要到凌晨之后才会停运,他常常在凌晨三四点的时候还在养护轨道,冬天隧道里的风太过冷冽,他的膝关节很快就出了问题,不得已辞了工作。

这个说辞是姨妈告诉我妈的,我却不太相信。我也问过大表弟为什么放弃地铁集团的铁饭碗。他很无奈地告诉我:“工资太低了,付了房租不剩多少,交个女朋友还寒寒碜碜,问我啥时候买房结婚,我能怎么办?就分手了呗。”

逃回崇明岛的大表弟还得面对工作稀少的困境。他自己也想了无数的点子,学过调音师,学过编程,学费花了一堆,可都只学到皮毛,真到了找工作时,全部派不上用场。后来,他还曾经一度干过传销,到香港参加过传销大会,还好机灵,察觉不对,立马溜了回来。姨妈看这样下去也不行,又开始到处托关系给大表弟找工作,可都迟迟没有回音。

最后,大表弟的工作靠自己搞定了。

这得益于2010年,崇明开始提出“发展世界级生态岛”的理念,全岛开始狂飙突进地搞绿化。一时之间,冒出了诸多园林园艺公司,需要很多劳动力。那时崇明岛的年轻人几乎都在上海,外地人也很少,作为会用电脑的年轻人,大表弟突然吃香起来,居然在一家公司里做了个小领导,带着中年大叔们到处去种树,每天都神采奕奕。

如今,大表弟都还没解决婚房的问题,但还是有希望的,毕竟崇明岛内的房价比起上海市内至少打了个对折。姨妈觉得再买新房压力过大,她准备装修现有的那套房子,实在不行,就把新装修的房子给表弟,自己再买一套小房子。

比起大表弟,小表弟则另辟蹊径,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他是我小舅舅的儿子,读书也不好,比起头脑灵活的大表弟,胜在老实听话。

读完建工中专后,小表弟按部就班地去建工集团做一名工人,跟着队伍全国各地转。小舅舅觉得这样子下去儿子不知道要何年何月才能成家立业,便找了门路,将小表弟调回上海,但实在没办法调回崇明——岛上没有工地。但留在上海,小表弟又遇到了和大表弟同样的问题——以他的工资,就算有小舅舅的赞助,也买不起房子。

2016年,思忖一番的小舅舅在崇明的城中心帮儿子买了房,企图让小表弟找个在崇明当地工作的媳妇。毕竟,小表弟在上海算不上条件好,但在崇明算不错。小舅舅是做水泥生意的,房地产兴旺的时候也赚到了一笔钱,在崇明的城中心买房子没问题,但这点钱要想在上海买房,却无异于天方夜谭。小舅舅常常感慨:“到底是没眼光,要是几年前就买房,哪里会买不起哦。现在好了,这几年等于全白干。”

小舅舅还算运气好,搭上了崇明“撤县变区”前的末班车。2016年崇明县变成了崇明区,房价又涨了一波,由于要搞“世界级生态岛”,又出台规定,所有的新造的房子不能超过6层楼——于是,小舅舅给小表弟买的婚房,成了崇明最后一批高层豪宅。

那段时日,小表弟周末回崇明相亲,对象全是崇明妹子。有了各方面的物质条件作后备,学历不高、工作马虎的小表弟很快就相亲成功了,媳妇是个护士。在崇明,除了公务员、老师、医生,做护士的女孩很吃香,照我妈的说法,小表弟简直是烧着了高香。

婚后小表弟夫妻俩还是遇到点问题。表弟媳妇在崇明工作稳定,不可能跟着表弟去上海,而表弟始终无法在崇明找到合适的工作。尽管现在小表弟的二女儿都已经3岁了,他俩还是只能做周末夫妻,犹如候鸟一样时时迁徙。

表弟媳妇是个很有想法的人,她说:“现在崇明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医院里也引进了很多外地的年轻医生,而且很多老年人也陆续来崇明养老,他们也很看重养生的。”于是,她在业余时间里发展副业,搞了个做阿胶糕的摊位,同时还贩卖一些衣服:“如果生意好,就让阿猛(小表弟)回崇明去管这一摊生意。”

5

我渐渐发现,崇明的变化,影响的不止是我的两个表弟。

2017年年初,想着我不用置换房子,我爸妈准备翻建我家的老房子——它造于1983年,算起来已经有快40年历史了,还是砖木结构,很有点风雨飘摇,每当台风来临的时候,我妈就担心家里的屋顶保不住。

自从崇明成了“世界级生态岛”之后,宅基地也吃香起来,原本都是崇明人要去上海市区买房,现在居然有上海人要来崇明买房了,说是为了将来养老用。农村户口也在那时值钱起来,宅基地审批基本没戏,连老房翻建都难了。我妈花了不少心思,终于弄到了“危房鉴定报告”,才能够翻建老房。

我们开始参观别人家的房子。这一参观,我才发现最近几年岛上的民房样式开始变得多样,不再是盒子叠盒子,有日式的,欧式的,美式的,爸妈看得眼花缭乱,我也渐渐意识到,这是曾经出外见过世面的崇明人开始“回流”了。

我毕业于岛上唯一的市重点高中,我的同学们可以说是岛民中的精英。大学毕业之后,回岛发展的人不足20%,就算回岛发展,基本也是医生或公务员这类工作。“出岛”之后,大部分人都和我差不多,几乎只在节假日才回去看看家人,来去匆匆。

但这几年却有些变了。我翻了翻我的同学群,了解到有些已经财务自由的同学,已经陆续回岛,有些有想法的同学,承包土地搞起了农场,种藏红花做养生产品,种玫瑰花做精油,种铁皮石斛做保健品等等。他们还开始改造老房造民宿,方便自己居住的同时,也招待四方的朋友。

我另一位表姐,我大舅的女儿,在上海读完大学就结婚生孩子了,2010年开始就做起全职主妇。后来孩子大了,表姐的心思也活络起来。2019年,她把家里的老房子改造之后做起了民宿,请人拍了照片放在网上,买了全套酒店用具,买了卡拉OK,买了儿童游乐设施,我去参观过,弄得确实很像样。今年国庆,她的民宿更是天天客满,赚得钵满盆满。如今的她常常奔波于上海崇明两地,在宝妈和老板娘两个身份间自如切换。

我和爸妈看到岛上民宿,当时也有点心痒痒,四处考察,奈何我们实力有限,我又恰好怀孕。我没办法再参与老房翻建,等我生完孩子,房子也差不多造好,成了个四不像。做民宿是不可能了,自己住却很舒适。

2019年底,儿子出生,我开始休产假,之后又是疫情,我居然留在崇明有一年之久,经历了久违的崇明的四季变化。我带着儿子在家附近闲逛,发现家附近一公里内居然有三个形式各样的公园,以往来去匆匆,都没有注意到。

我和儿子一起看了春季的繁花,夏季的绿荫,秋季的枫叶,冬季的白雪。时光一点一滴在乡邻亲切的闲话里流逝,孩子也一点点长大了。看着他踏在崇明的路上,欢快地学着步,

我想对于他这一辈的孩子来说,崇明是不一样的,这里应该会有向往的生活。对于曾像候鸟一样为生存而迁徙的崇明人来说,崇明也不会再是他们必须要逃离求生的地方,也可以是他们能留下安心筑巢、生活的地方了。

崇明人,也可以不再只做“上海梦”了。

后记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妈盼望了很多年的拆迁,居然在拆迁不造富、房住不炒的时期来临了。

2021年年中,镇政府发布了《城桥城镇圈(城桥片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在规划中,崇明西线出现了一条高铁线,这条高铁线在崇明的车站就造在我们村里,而围绕着高铁站,将建造一个高铁小镇,我家就在规划的小镇范围内。

虽然我妈怨声载道,抱怨自己没眼光,非得前两年造房子,钱都打了水漂。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支持家乡建设,人人有责。

在我们家族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的身上,我看见了个人命运被时代的洪流挟裹着不断奔涌向前,所有的人都不能幸免。但对于所有岛民来说,最好的时代,或许即将到来。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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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美姐》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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