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好晚景，被她断送了

1

小妹出生于1975年1月一个温暖的冬日，那一年，我6岁。

那天上午，我跟邻居的几个小女孩晒着太阳，在家里平房的墙根边跳了半天橡皮筋，跳得满头是汗。中午的时候，一大早就到了我家里的二姨喊我回屋：“大丫头，快来看，你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

我跑进母亲的房间里，趴到床头，迫不及待地去看小妹妹。只见她躺在蜡烛包里，一张粉红的、圆嘟嘟的脸，正闭着眼睛酣睡。二姨问我：“你喜不喜欢小妹妹呀？”我答：“喜欢。”

那时，中国已经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在已经有了我和大妹的情况下，母亲冒着风险再生一胎，无疑是想要个儿子。后来听母亲说，她是在厂工会干部的督促下，写下保证书说这一胎以后不再生育以后，才得以准生。

父亲在省城上班，那段时间工作正忙，过了好几天才赶回家。自己有一个儿子且好事的大伯母跟邻居嚼舌根，说父亲是因为母亲又生了一个女儿，气得不回家了。这话传到母亲耳里，把她气得流眼泪。

母亲休完产假以后就回纺织厂上班了，三班倒。多了一个小婴儿需要照顾，她比从前更加辛苦。住在附近农村老家的奶奶要顾着农活，只能隔三岔五地过来，在母亲上中班或者晚班的时候照看一下，刚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我，就成了晚上照看小妹的小帮手。

有一天母亲上中班，奶奶晚上没法过来。小妹躺在摇篮里，从9点开始就一直哭闹，我给她喂水也不喝，我和大妹轮流给她摇摇篮，她也不肯睡，哭得还更厉害了，把大妹也急哭了。母亲半夜下班回家后，赶紧抱起小妹喂奶，才发现她浑身滚烫，赶紧不顾一切地抱着她去了医院。过了好久她们才回来，母亲说小妹感冒发烧了，在医院打了一针退烧针，还开了粉状的感冒药回来喂她。

小妹一岁时的一个夏夜，母亲把我们安顿上床睡好以后就去上晚班。一觉醒来的小妹睁开眼睛没有看见母亲，哭得天翻地覆，一边哭一边要妈妈。我和大妹怎么也哄不好，最后只好给她穿上衣服和鞋子，带着她出门去母亲的工厂。

好在工厂离家不远，过个马路走几步就到了。到了织布厂门口，门卫室的老伯伯一看我们这仨小人儿，赶紧跑到车间去把母亲喊了出来。母亲从车间一路小跑地过来，一手抱起小妹，一手牵着大妹，一边招呼着我，把我们带回家，把小妹哄睡着了，又赶回工厂上班。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除了上学，就是和大妹一起帮母亲照看小妹，我们的寒暑假，是母亲可以松口气的时候。我上初中的时候，小妹也上小学了。

我曾经问过母亲，我和大妹是谁带大的。母亲说，我一岁以前是奶奶在专门照顾，一岁以后是在外婆家，有外公外婆和几个舅舅以及两个姨，甚至还有太奶奶带着，得到的宠爱可谓多多；大妹是父亲的舅妈、也就是我们的舅婆帮忙带大的，舅婆只有一个女儿，那时刚刚参加工作，大妹也是被舅婆一家人当作宝贝捧在手心长大的。她说，也就是小妹最可怜，“是被东扯西拉着长大的”。

“皇帝爱长子，百姓疼幺儿”，也许是可怜小妹得到的细心照顾太少，父亲和母亲对小妹几乎到了溺爱的程度。

一家人吃饭的时候，一盘好菜上桌，小妹会立马起身将盘子挪到自己面前，任何人不能动筷子，我和大妹只要稍微有一点想要站起身伸筷子夹菜的苗头，母亲就会说：“你们大些，她小些，就别跟她争抢了。”大妹性情温顺，总是默默地收回筷子，我有时候就顶嘴：“难道我们两个人就不是你生的？”说完就非要去抢着拈上一筷子。这时，小妹就放下筷子，推开碗，坐在那里“哇哇哇”地哭起来，不肯吃饭。

于是母亲就赶紧哄小妹：“好好好，都是你的，都是你的。”然后又责怪我不懂事，没有做大姐的样子，甚至还会佯装打我来哄小妹开心。我想起小妹她哭着找妈妈的情形，也心生怜悯，不再跟她争。

久而久之，小妹就成了家里的小霸王，谁也不能惹她。

但我依然喜欢小妹，喜欢她白白的皮肤，圆圆的脸蛋，大大的眼睛，以及亲热地喊我“姐姐”的样子。

2

中考时，我考上了镇上最好的高中。那一年整个镇上考上高中的不到30人，可是父亲说，“你是老大，应该早一点出来工作，帮我养家糊口”，便让我上了县里的技工学校，学了我不喜欢的专业，让我从小上大学的梦想从此破灭。

当时父亲已经回到镇上，在一家国企当干部，工资待遇相对于小镇的人们来说是非常优厚的，母亲虽是在镇办工厂上班，但工龄长，工资也不低，不至于是供不起3个孩子上学。

第二年，小我一岁的大妹也考上了高中，得以顺利入学。大妹资质平平，能够考上高中非常不容易，完全是凭着刻苦考上的，用母亲的话说，她是“下晚自习回家，做作业做到呕吐，也不肯休息，一定要完成作业才肯睡”。

3年后我技校毕业，通过父亲的关系，进了他所在的单位上班，真正地担当起了帮父母亲“养家糊口”的使命。

又过了3年，到了1990年，父亲眼中最聪明的小妹，没有考上高中，又不肯复读。当时有一种办学模式，可以花6千块钱买一个上高中的名额，于是父亲就花钱让小妹上了高中。

大妹最后考取了一所专科学校的财会专业，毕业后也回到了父亲单位财务室做会计。父母就把考大学本科的希望都寄托在小妹身上。小妹高考的那一年，在她学习最紧张的时候，我每次都会帮她清洗生理期有污迹的内裤，只是想让她能够多一点学习和休息的时间。我非常羡慕她有机会考大学，更希望她考上一所好大学。

然而小妹最终没有考上大学，理由是“考试题目太难了”。父母亲的失望可想而知，但是也没有责怪她。那一年秋天父亲单位正好开始招收合同制工人，他便让小妹进单位上班——毕竟央企的合同工待遇也是不错的。

小妹被安排在离总厂比较远的分厂车间里，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半年后，小妹说上班太辛苦，还是想复读考大学。于是父亲又花钱找学校的关系，让她做了复读班的插班生。又过了半年，小妹考取了一所3年制的中专，学的是统计专业，毕业后仍然是进了父亲单位，仍然是在分厂的车间里上班，仍然只能是合同制工人。

1997年国企改制，上班不到一年、才刚刚22岁的小妹便在下岗潮中失业了。不久后，已经结婚3年的我也下岗了，因为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我做了全职妈妈，只能让同时下岗的先生一个人支个小摊位做早点生意，我有空就去给他搭把手。

小妹上中专时学会了电脑，下岗后在一家私人的文印店里找到了一份打字员的工作，一个月工资300多块钱，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算是非常不错的。可干了没多久，小妹又说这份工作太辛苦了，每天在那间小小的打印店里被老板盯着做事，总有打不完的文稿，想要辞职。我力劝她：“现在下岗的人太多了，找这样一份斯斯文文的工作不容易，工资也不低，好好做，说不定以后还可以自己开一家文印店做老板，再说有份工作，也好找对象一些。”父母亲也跟着我的话劝她，问她，不做这份工作还能够做什么呢？她说还没想好做什么，反正是不想做了。

文印店老板为了挽留小妹，主动提出每个月给她加50块钱工资，可她最后还是说不去就不去了。父母亲见劝说无效，也就由她了。

我忙于孩子和生计，没有太多关注小妹的事。只从父母亲那里听说，小妹因为找工作的事心情很是不好，经常在家里发脾气，怪父母亲没有给她找个不用下岗的好单位，然后就赌气，有时候整天睡在床上不起来。母亲怕她饿着，便好吃好喝地端到床边。她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一边喋喋不休地责怪母亲只生她、不管她。

第一次听母亲说这些的时候，我非常生气，气小妹的不懂事，也气父母对她的娇生惯养。想着也许小妹需要人给她耐心开导，作为大姐的我顿时责任感爆棚，决定回娘家跟小妹说说话。

我去时，小妹正坐在床上吃母亲帮她买的零食。我一看，气不打一处来，先是站在床边对她一顿劈头盖脸地批评，接着又坐在床边一顿苦口婆心地劝说。那两个小时，可能是我这辈子对小妹说话说得最多的一次。小妹先是跟我争论，后是应和我的话，再后来似乎是听进去了我的劝说：“大姐，我懂了，明天我就出去找工作，不管做什么，先保证要养活自己，不让爸妈为我操心。”

过了几天，听母亲说，小妹出去找了份工作，在一家早点店里做服务员。母亲说着说着，竟然哭了起来：“我那天偷偷去那家早点店门口看她，看见别人吃完了起身走开，她就赶紧过去收拾碗筷擦桌子，那个样子，我这做妈的心里不好受啊。”

我觉得母亲的这种反应可真是莫名其妙：“做服务员不就是收拾碗筷擦桌子？也是靠劳动吃饭，总比躺在床上要你伺候好多了吧？你大女婿不也是靠摆早点摊伺候人吃饭养家糊口？先把这个工作做着再说，以后再慢慢找好一点的工作。”

父亲对小妹的转变感到非常高兴，认定她听我这个大姐的话的，但是又不愿意我对她说狠话：“你以后要多跟她做做思想工作，好好说，别吼她，要像哄小孩子一样哄着她。”

我从父母对小妹的态度上，似乎找到了小妹问题的根源，于是我从劝说小妹转而劝说父母，可父母亲却坚持认为小妹是因为下岗的打击而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我觉得自己说得再多，不如父母亲让她去好好找个工作，踏实做事。随后几年间，我除了逢年过节，鲜少回娘家了，再也没有跟小妹有过什么实质上的交流了。

小妹在母亲的泪眼中，早餐店服务员做了不到一个月，就去找别的工作了，之后走马灯式地换地方，今天在服装厂的流水线，明天是又在文印店做打字员，都没干几个月。但凡她说“太累了”“不干了”，一辈子在外面要强惯了的父母，在她面前立马低头。

期间，也有人给小妹介绍过几个对象，听母亲说也有各方面不错的，但小妹还没有跟人家见面，就问介绍人：如果我嫁给他，以后是享福，还是受苦？一下子就把介绍人吓跑了。还有一个从农村考大学出来的中学老师，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人非常本分老实，愿意做上门女婿，和人家见面后，小妹却嫌人家个儿不高……父母亲也就由着她，不肯“将就”。

小妹一晃到二十五六岁还是单身。放在20年前，这个年纪的单身女孩是会被周围邻居和亲戚指指点点的。可是父母亲对此除了一声叹息，总是随小妹去了。

我也替小妹着急，但自己的生活还很艰难，也没法关心她太多。而且，在如何对待小妹的问题上，我与父母之间矛盾越积越深。

3

这种矛盾，终于在2001年的新年前夕爆发了。

那时我的两个孩子刚上小学一年级，就算放了寒假，我也要管他们写作业和吃喝拉撒睡，还要给先生的早点生意帮手，春节将至，正想着给家里“扫房”。大约是腊月二十的时候，大妹打电话给我，说母亲想让我们俩回娘家去帮忙做大扫除。那时大妹的孩子才两三岁，正是黏人的年纪。

娘家的房子是两间三层的老式楼房，做大扫除确实费劲，我和大妹没出嫁前从来不让母亲动手，我们结婚后的几年，都是母亲自己慢慢打扫，也没有要求我们帮忙，我想这次可能是母亲年纪大了，做不动了吧。

第二天一大早，我安顿好两个孩子吃完早餐，把他们锁在家里做作业，也不去给先生帮忙了，急忙忙往娘家赶。我进屋时候，大妹已经在那里挽起衣袖擦窗户了，我拿着长长的扫帚扫扬尘，扫到小妹房间的时候，发现小妹还在蒙头大睡。我顿时火冒三丈：“这是哪里来的道理？没住在家里的人回家做卫生，住在家里的人睡在床上享福？！”一气之下，我扔下扫帚就回自己家了。

后来听大妹说，我走了以后，母亲气得不得了，对她说：“你小妹从小没有做习惯这些事，现在没有工作，心情不好，就更不愿意做了，你们两个大的不带着她过，谁带着她过呢？”——那时小妹刚从一个文印店辞职，说马上要过年了，文印店的事太多了，她不想太累，得在家歇上几个月。

我对大妹说：“难道小妹是女儿，我们就不是女儿？我们从小就洗衣做饭做家务，她都二十多岁了，还要父母伺候！”

那一年过年，小妹都是在床上躺着看电视、嗑瓜子度过的，吃喝都是父母亲送到床前。初五的时候，父母外出走亲戚，她自己在家里饿了一天，晚上父母回家了，她大发脾气，滔滔不绝地数落着父母的不是。母亲爱面子，怕邻居们听见，求她不要声音太大，她越发闹得起劲。最后母亲说：“你再闹，我就得给你下跪了。”她说：“你跪啊，这可是你自己要跪的！”

父亲听了这话，气得冲上前去结结实实把她打了一顿。母亲吓得跑到住在隔壁的大伯家，喊来我堂哥把父亲扯开。父亲停了手，来不及喘口气，就央求堂哥：“你这做哥的给你妹做做思想工作吧，她是想不通，心情不好。”

从那以后，我们的堂哥、表哥、堂姐、表姐们，都被父亲求着给小妹做过“思想工作”，父亲每一次都说，要“顺着她说，说得她高兴”。这个办法刚开始也确实有效果，每一次被劝解之后，小妹的心情能好上几天。可后来这个“好一点”的效果越来越短，无论父亲再怎么央求，兄弟姐妹们都不肯去理睬小妹了。

堂哥对我说：“小妹太聪明、太能说了，我说不过她，无论我怎么说，她都有道理反驳，跟她说话，真累得慌。”堂姐也说：“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如果好好地上班做事，肯定是个人才，我可就是不明白，她怎么就不去做事？”

我无可奈何，只好对父母说：“要不这样吧，让小妹给我们帮忙做早点，我给她开工资，她说多少就多少，每天有事做，她就不会胡思乱想，心情调整好了，再去找个好工作，再遇上合适的对象，成家了有了孩子，就好了。”

谁知母亲一个劲地摇头：“她哪里是做你们那种事的人？她不会去的。”顿了一下，又说：“我只能把她当个残疾孩子养着。”

母亲的话让我感非常震惊：“你怎么能这样说？她好手好脚的，又不呆又不傻，怎么能说是残疾人呢，这么说，不是把她这一辈子就毁了吗？”

母亲无语，一声叹息。

现在想来，可能是母亲那时就预感到小妹的状况不只是“心情不好”那么简单——那时还没有抑郁症的概念，说人不正常，就是“神经病”。

有一天我回娘家，正碰上小妹又在跟父亲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吵闹，小妹振振有词，父亲心力交瘁。我压着心里的愤怒与难过，上前按下小妹指着父亲鼻子的手：“有什么事心平气和地说，别这样跟爸爸说话。”她反手一把推开我：“这是我们家的事，不用你管！”我气得抬手搡了她一把，她干脆就跟我打起来。我舍不得打她，自然是打输了，只能气得蹲在地上号啕大哭，她则扬长而去。

后来有一晚，小妹又在家里闹得不可开交，走投无路的父亲让堂哥帮忙叫了车，把她送到了县里唯一的一家精神病院。第二天早上，母亲哭着跟大妹打电话说了这件事，却没有告诉我。大妹说：“妈妈说她不敢给你打电话，怕你又会追问她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

我接到大妹的电话后直奔娘家。母亲一见到我就哽咽了：“昨天你小妹是被他们强行送到医院去的，车一走，我就哭了一大场……不知道她在那里怎么样，要不，你今天下午去看看？”

我没立刻答应母亲。父亲在一旁坐着，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医生说，她这是发病初期，症状不是很严重，住院两个月为一个疗程，出院后坚持吃个一年半载的药就正常了，我认为，住院就是为了按时吃药。”想了一下，他又说：“其实最好的医生是自己。”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就是父亲这种自以为是的想法，真正的害了小妹一辈子。

4

小妹住进精神病院的第三天，招架不住母亲哭哭啼啼的哀求，我一个人坐车去医院看她。先生不放心，要陪我一起去，我拒绝了。在我看来，小妹得了精神病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哪怕是我的先生，我也在他面前丢尽了面子。

见到小妹的时候，她正在护士的监督下吃药。小妹喝水把药吞下去，护士要求她仰面张大嘴巴发出“啊”的声音，检查药片是不是真的吞下去了。小妹听话地一丝不苟地按要求做着，完全没有了在家里时候的暴戾乖张。

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她只是呆呆地看着我，不说话，我叫她，她就对我怪怪地笑了一下。几天下来，她似乎瘦了不少，原来白皙的皮肤变得惨白，眼睛大得有点吓人。我问她吃饭怎么样，她说“吃饱了”。我举目看看这个两人间的病房，除了两张床，什么也没有。另外一张床上坐着一个三十多岁、农民模样的女人，神情还算正常，冲我摆了摆头：“这么年轻，就这么可怜。”不知是说小妹，还是说她自己。

我浑身不自在，再也待不下去了，跟小妹说：“我走了啊，你在这里要好好听医生的话，吃药！”小妹使劲地点着头，那神情，像极了她小时候听话的样子，令我一阵心酸。小妹想送送我，被护士拦住：“昨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嘛，不能出病房！”小妹闻言，立即站着不敢动。

我站在门外等护士出来，问：“我妹妹还好吧？”护士说：“她还好，在这里面算是症状轻的，按要求坚持吃药，应该没多大毛病。”

出了医院大门，坐上回家的公交车，我忍不住泪流满面。一路上，我想着小妹刚出生时候粉红的小脸，想着她呀呀学语时叫我“姐姐”的样子，想着她上高中时伏在书桌前做功课的背影，一阵阵伤心绝望。回到家，我又扑在床上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父亲每隔一周去医院看望一次小妹，每一次回家都唉声叹气。那段时间对于父母亲来说是那么漫长难熬。一个月过去了，父亲对我说，他想去把小妹接回家来：“那里面的日子太苦了。”

我坚决反对：“去都去了，不管怎样，一个疗程总得坚持下来，既然去了医院，就听医生的。”

父亲说：“住在医院也是吃药，我让医生把药开了带回家，我来监督她吃。”

小妹回家以后，因为药物的副作用，人总是显得没精神，吃饭没胃口。母亲心疼她在医院受了苦，每天变着法子给她做好吃的，同时也要求我有时间回家陪她说说话，解解闷。

父亲跟我说，小妹住院不在家的时候，他在小妹房间里发现了她上中专时候写的日记，里面好像是说她暗恋一个叫陈军的男生，写了一句“你永远不懂我的心，所以我的心永远是紧闭着的”。而这个陈军的父亲，恰好是我们单位的职工，所以他毕业后也进了我们单位的计划科，改制后也没有下岗。陈军肯定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父亲跟我说这话的目的是：“你看能不能让陈军来劝劝你小妹，给她解个心结？”

父亲的想法让我大吃一惊：“这都是过去多久的事了，人家陈军女朋友都谈了两三年，马上要结婚了，我怎么去跟人家开这个口？就算我开得了这个口，人家会愿意吗？不会拿我当神经病吧！”

过了几天，父亲又找我商量：“你看你大妹家里一切都好，公公婆婆好，你妹夫在银行的工作也好，你看能不能去跟单位领导说说，让大妹下岗，让小妹去顶替她的岗位？”

我的天！我真不明白，做了几十年干部、已经退休了的父亲，怎么会让小妹的病逼得失去了最起码的常识：单位领导怎么会听我的话，去让一个下岗职工顶替在职会计的岗位？就算大妹婆家的人再好，会乐意自家的儿媳妇平白无故地没了工作、失去收入吗？

谁的青春没有一段暗恋无望的往事？谁的生活不需要工作来支撑？父亲这样的想法，完全就是为了小妹、不顾一切却又不切实际的幻想！

更可怕的是，眼见小妹在药物的副作用下日渐显得平静，父亲竟自作主张地在一个月的药物疗程结束以后，擅自给她停了药，“是药三分毒，我想办法给她调节一下心理，慢慢就好了”。

我不知道怎样劝说父亲，第一次觉得对一件事情无能为力。

停药后，无所事事的小妹学会了去街上的麻将室跟一群家庭妇女和退休老人们打牌。刚开始，她最多一天输大几十块钱，回家就找母亲要钱。母亲怕她不高兴，要多少就给多少。有时候母亲觉得她输得太频繁了，就不肯给，于是小妹又开始吵闹。父亲对母亲说：“算了，要多少，就给多少，总比吵闹好。”再后来，因为停药的时间长了，小妹又开始变得易暴易怒，回到了以前的状态。

小妹第一次喝安眠药自杀，是在一个傍晚。当时父母亲散步到二姨家去了，碰巧大妹回娘家拿衣服，发现了躺在床上不省人事的小妹。大妹吓得赶紧给我打电话，我和先生一边打120，一边往娘家赶，跟着救护车一路狂奔到医院。随后赶到医院的妹夫，抱着小妹从医院大门口一路狂奔到3楼急救室……我突然觉得这情形像极了小时候：小妹哭着要妈妈，我和大妹牵着她走在半夜里的街头。

父母一夜白头。

堂嫂是个有见识的人，她告诉我，她娘家隔壁有个女孩子也是跟小妹差不多的病情，女孩子父母托熟人在武汉同济医院找了专家看了病，说是“抑郁症”。

那是2003年，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堂嫂说，女孩子的父母花了很多钱，坚持了一两年，不间断地找那个专家看病吃药，同时做心理辅导，后来女孩子的病好了，结婚生子，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我问“很多钱”是多少钱，堂嫂说：“大约是三四万吧，病好了是最重要的，要不，你去问问你爸妈行不行，我去问问女孩子的爸妈那个专家怎么找。”

父母亲对堂嫂的话并不在意，不知是舍不得花钱，还是不相信专家能治好小妹的病，最后没有理睬。小妹仍旧每天早出晚归地打麻将，只要给她钱去花，就不会闹，父母亲的日子似乎也好过一些。小妹已经成为父母生活的包袱，用母亲的话说，“我和你爸的好晚景都被她断送了”。

5

显然，父母这时考虑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晚景，更考虑着小妹的以后。我是长女，我先生少年丧父、青年丧母，没有婆家人的牵绊，我们自然成为了父母亲考虑托付小妹未来的首选。于是，老两口平时有意无意地让小妹亲近我们，用父亲的话说，就是要“培养感情”。

那时我先生通过几年的努力，承包了一所中学食堂，招聘了十几名员工。他感念我父母待他如亲生儿子，同情他们因小妹而生的困境，主动提出让小妹到食堂去上班，由他管着，就不用父母操心了。

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觉得小妹是闲得慌生出来的毛病。他对父亲说：“您要是信得过我，就放心把小妹交给我，我让她跟着师傅学做豆皮，我来调教她，她这么聪明，会做得好的。”

父亲说：“交给你我当然放心，只是你不能吼她，要像对你的孩子一样，哄着她，别让她受委屈。”

因为对父母无底线溺爱小妹的反感，那时的我已经疏离了他们，只有这样，我心里才不会为小妹难过。但既然先生愿意替父母分担这个困境，我又怎么能去阻挠他？

小妹是何等聪明，一眼便洞穿父母对我们的要求，到食堂来上班后，依然我行我素，确实是能干，但动不动就跟其他员工发生争执，像在家里一样大吵大闹，我先生好说歹说她都不听，两名员工因此辞职，有一次还引得下课的学生们好奇围观，严重影响了生意。直到两个月后，小妹自己说在食堂做事太辛苦，早就不想干了，母亲才没有继续让她待在那里。

小妹又回到麻将桌上度日。父亲到定期到精神病院找医生拿药，小妹高兴就听话地吃几天，不高兴就不吃。

其间小妹第二次喝安眠药自杀。这一次父母亲都在家里，发现小妹昏迷以后，父亲咬牙切齿说：“就当没看见，她死了比活着舒服！”他不准母亲打120，母亲身体一软，差点倒在地上，父亲才不得已给我打了电话，一家人又折腾了一晚上。

二姨告诉我，小妹经常是白天蒙头大睡，晚上大吵大闹，说痛恨父母在她小时候虐待她，下岗后没有给她找个好工作，还说为什么两个姐姐有家有孩子，却让她一个人无依无靠，最后说父母亲其实就是指望她留在家里给他们养老送终，才故意把她害成这样。父母被闹得整夜整夜不能睡觉，又不忍心再把她送进精神病院，母亲哭着对二姨说：“这样的日子真不晓得什么时候是个头。”

这十几年里，每一次过年过节回娘家吃饭，小妹都要无事生端地说一些让人忍无可忍的话，引得我跟她大吵，声嘶力竭。母亲说我：“你晓得她是个有毛病的人，为什么还要跟她对着干？”我也像个神经病一样嚎叫：“难道她是你生的，我就不是你生的？她有毛病，我也有毛病！你要么就都护着，要么就都别护……”

每一次都是不欢而散，久而久之，除了过年吃年饭，我成了一个没有娘家可回的人。每年在回娘家吃年饭的路上，我的先生和孩子们都要对我再三警告：“今天可一定不要跟小妹（小姨）吵架啊。”

父亲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小妹的家庭医生，什么时候吃药，吃什么药，都是他凭自己主观臆断，对于小妹的吵闹，能忍则忍，实在伤心气愤，就打她一顿——当然，这些事情父母是不肯告诉我的，都是二姨偶尔碰到我在感叹唏嘘之间说的。

渐渐地，我竟对父亲生出了一种不作为的恨，对小妹似乎没有那么不待见了。

就这样煎熬到了2014年的春天，也不知道父亲怎么一下想通了，终于决定带着小妹去同济医院找专家看病。带回来的病历上结论是“重度抑郁症，病程长约15年”。医生告诉父亲，小妹的病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从此往后必须坚持吃药。

这一年，父亲73岁，母亲68岁，小妹也已经快40岁了。父亲说，希望小妹的病从此能够好起来，好歹找到合适的人成个家，他们也就放心了。

可是除了父母，这世界上还有谁能够真正愿意照看小妹的后半生呢？我劝父母：“不如让她一个人就这样一辈子算了，万一找个跟她一样的人，怄气那就得是双份的。”一些亲戚长辈们也是这样劝父母，说让小妹找对象成家是不现实的。

于是父母亲重新又回到了最初的打算，希望我能够答应他们的托付。他们不停在几个舅舅和姨妈中间游说着，长辈们转而又以他们的话来游说我：“孝顺孝顺，就是要顺，你对小妹好，就是对父母亲好。”

我反问：“要我怎样对小妹好？要我像我爸妈一样娇惯小妹就是对她好？就是对我爸妈好？为什么他们一手造成的小妹的人生悲剧，要让我来承担后果？”

我不止一次地对二姨说：“如果小妹天生缺胳膊少腿，又聋又哑，又呆又傻，我作为大姐照顾她，那是责无旁贷，哪怕我爸妈健在，我也会承担这个责任。可是这么多年以来，我无数次地说这样对小妹肯定不行，他们什么时候又听过我的话？再说，我也有家庭和孩子需要操心，我肯定是不会答应全权接管小妹的。”

大妹是个心地善良、脾气温和的人，对父母亲从来都是言听计从，小妹对她的态度跟对待父母的态度一样，就是欺负。大妹也从来不生气，总是一笑了之，有一次还听从父母的话，将小妹接到她家去小住以缓解心情。母亲不放心小妹在大妹家的生活，特意去看望，小妹对母亲又是一顿大发脾气。同样脾气温和的妹夫实在看不过去，厉声说小妹道：“你要是这样对待老妈的话，以后就不要再到我家里来了！”小妹这才不作声。而母亲却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对二女婿有了意见，认为做姐夫的不应该这样说姨妹。

我也无数次地与大妹讨论过小妹的归宿问题。被小妹闹得伤心绝望的她与我达成了共识：如果父母亲不在了，小妹最好的归宿是住进养老院，选择条件最好的养老院，如果父母亲留给她的钱不够，就由我们两个姐姐来共同补贴。

6

2015年初的一天，二姨打电话告诉我：“你妈这段时间天天拉着我跟她一起去看房子，说你小妹天天在家里吵，说破房子住着不舒服，要换个好房子，你妈手里只有二三十万，这个价钱的房子，怎么看都不好，还不如那老房子，可把你妈急的。”

娘家的老房子是上世纪80年初建的，确实是太老了，前几年政府说要拆迁，邻居们都违建加层，采光和安全性已经很差，不太适合居住了，不少邻居们已经搬出了那块老城区。

我听了这件事，心里自责了几天。因为小妹，这么多年跟父母太过疏离，这么大的事，还要二老自己想办法，早年蛰伏在我心底的“以后我偏偏要让母亲像生了儿子一样，天天高兴”的想法，突然苏醒。当时先生正在做投资，手里余钱不多，但他仍然同意了我买一套房子给父母住的想法：“就以咱们儿子的名义买吧，这样爸妈住着会更高兴，那住的可是他们外孙子的房子啊。”

父母一开始不同意，说就算我买了也不会去住。我以为他们是担心买房会增加我的经济负担，安慰说：“没事，我这是给我儿子置办不动产呢，他现在用不着，你们就住着。”

我在离我家小区不到“一碗汤距离”的新楼盘买了一套80多平米的房子，在当年年底装修好，家具和家电购置齐全，请父母拎包入住，在新房里过年。谁知父母并不领情，表现出一副并不稀罕的样子，让我非常失落。

最后是二姨一语道破：“你爸妈说，你只是让他们去住，并没有说让小妹也一起去，他们去住的话，那肯定是要把小妹一起带去的。”

我的心瞬间凉了下来，对二姨说：“我肯定不会说让小妹去，但是如果我爸妈带着小妹住进去的话，我也不会赶她出去。”

二姨劝我说：“你也别生你爸妈的气，他们也是没办法，住进去习惯就好了。”

我说，只要两老高兴。

父母就这样带着小妹一起住进了新房。他们逢人便说现在住的是大女儿给买的新房子，养女儿比养儿子强。

2016年新年过后不久，二姨告诉我：“你爸妈前几天回老房子里面住去了。”我大吃一惊，问为什么？二姨说，是小妹觉得这新房子住着实在是太舒服了，竟说跟父母一起住在新房子里不舒服，一个人住才舒服，让父母还是回老房子去住。而父母为了让她不吵闹，竟真的搬回老房子里去了，还不敢让我知道。

我顿时火冒三丈，一路冲到新房门口，敲开门进去，对小妹说：“如果今天晚上爸妈还没有回来这里住，明天你就滚出去，以后只要爸妈一天不在这里住，我立马就把这房子卖了！”

小妹在我的暴怒面前竟前所未有地服从：“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把爸妈叫回来，一起住。”

小妹聪明得很，她会权衡利弊，她这样做，恰恰说明她的病根在她的思想上——她是一个极其自私、冷漠、好逸恶劳的人，她利用了父母亲对孩子的爱，过着不劳而获的懒惰人生。

也就是在那一瞬间，我从前对父母的怨恨转变为同情，对小妹的同情转变为厌恶。这种转变让我内心非常痛苦，我更加深切地体会了父母这20多年来的痛苦：小妹所谓“抑郁症”，都是有缺陷的爱所导致。

从那以后，我面对父母亲的态度平和了很多。我会心平气和地引导他们不要总是待在家里，多出去跟附近的老人们一起活动，看看别人的老年生活是多么自在。

渐渐缓和的氛围中，我直接地劝慰父母：“等你们百年归世后，就让小妹住养老院，不能让她毁了你们大半的人生幸福以后，还让我和大妹甚至我们的孩子被她所困扰，到时候我可以以监护人的身份常去看她，处理我应该处理的问题。”

我认为我说到了父母亲心坎上的一句话是：“如果你们实在是放心不下她，就好好地保重自己的身体，多担待她几年，毕竟你们在，就有人疼她。”

也许是二十多年来习惯了与小妹在一起的生活，痛苦也不成其为痛苦了，也许是听进了我的劝慰，父母似乎走出了小妹抑郁症的阴影，渐渐地过上了正常老年人的生活：他们早上会一起去小区不远的湖边公园做老年健身操，回家吃完早餐后，父亲看书写字，母亲操持家务；吃完午饭后，父亲去楼下跟一群老头走象棋，他好为人师，为此常跟人抬杠，母亲则去老年活动中心唱歌跳舞，常跟在一起玩的老太太们去逛街，买她认为适合演唱穿的衣服，又成为了我童年记忆中爱美爱俏的母亲；晚上5点钟，他们会准时一起回家吃晚饭，看电视，早早地睡觉，谓之“养生秘方”。

这一切让以前整天只能面对小妹发愁的父母，心情慢慢好起来，对待小妹的心态也趋于平和，小妹的吵闹反而好像少了很多。

今年1月，80岁高龄的父亲竟独自一人东询西问，去社保局替年满45岁的小妹办理了重大疾病提前退休的手续，每个月2000多的退休金，似乎给父母亲吃了颗定心丸。但是他们不敢让小妹知道这件事，因为小妹去年开始迷上了网购，成天买零食和一些派不上用场的物件回来，为了应付这个开支，她去了一家服装厂做了流水线上专门钉扣子的活，一个月不到1000的工资。母亲说：“要是她知道有这笔钱，就不会去上班了。”

末了，母亲又满足地说：“她现在这个样子，比以前强多了，至少是很少吵闹了。”

我说：“应该说是上班有事做了，精神不空虚，人的心气就顺了，什么毛病都慢慢好了。”

为了小妹，父亲和母亲努力地健康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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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无声》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