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长风万里永不息（文艺镌刻长征记忆） ——长征主题图书的互译与国际传播）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壮丽篇章，也成为中外作者不断书写的题材。
从中国长征主题图书的海外译介，到外国记者、作家对长征史实的记录与探寻，一本本图书让不同国家的读者跨越时空，与英雄相逢、和历史对话、被信仰感动。这些作品的流传与再版，留下了长征故事走向世界的足迹，也为海外读者认识中国共产党、理解中国革命提供了重要窗口。
革命者眼中的长征：从战地记录到世界馆藏
《随军西行见闻录》发先声
目前可考的、中国共产党人最早向海外介绍长征的图书，是陈云写于上海的《随军西行见闻录》。1936年3月，这部约3万字的作品先以连载形式刊发于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巴黎主办的中文刊物《全民月刊》，同年7月在苏联莫斯科印行单行本，成为海外首部正式出版的长征主题著作。为突破当时的政治舆论封锁，陈云以“廉臣”为笔名，假借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口吻，描绘了红军的行军作战、日常管理与领导人形象。《随军西行见闻录》在法国、苏联和中国出版发行，第一次向世界宣传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在后续传播中，该书至少出版过6次。世界图书馆联机书目数据库检索显示，截至目前各版本累计被37家海外图书馆收藏，覆盖英、德、加、美等国。
与《随军西行见闻录》形成叙事衔接的是邓发撰写的《雪山草地行军记》与《从甘肃到山西》。1936年12月至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法国创办的《救国时报》先后连载这两部作品，用43期的篇幅讲述中央红军翻越雪山、穿越草地，以及到达陕北后东征山西的经历。和陈云的叙事策略一致，邓发以“杨定华”为化名，假托国民党被俘技术人员的身份，向海内外读者介绍红军的真实生活。1938年，《救国时报》编辑部应读者需求，将上述三部作品汇编为《长征记》出版。同年，苏联国家政治读物出版社据此推出俄文版，进一步扩大了长征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力。
《红军长征记》保留亲历实录
几乎同时，一场以“国际宣传”为明确目标的长征史料系统征集工作在延安启动。1936年8月5日，毛泽东与杨尚昆联名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信函，说：“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征稿得到积极响应，短短3个月，便征集到董必武、杨成武、舒同、萧华等人的来稿200余篇以及红军歌曲、长征路线里程表等珍贵资料。征稿由丁玲主编，加工修订后选定110篇，最初定名《二万五千里》。这批原始记述不仅成为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重要素材来源，更奠定了中国长征叙事的史实根基。
由于全面抗战爆发等原因，这部书稿直至1942年才更名为《红军长征记》，以内部参考形式少量印行，存世极为稀少。2002年，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发现了由朱德亲笔签名赠予埃德加·斯诺的《红军长征记》孤本，引发国内外各界广泛关注。《红军长征记》重新问世后，目前已被海外19家图书馆收藏，涵盖美、加、澳、英等多国，其海外馆藏本身就是中国长征叙事走向世界的鲜活见证。
《中国的西北角》引发轰动
在中国新闻界，范长江的西北通讯是最早客观报道长征的公开文本之一，也成为长征报道海外传播的重要起点。1935年7月，范长江凭借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身份启程赴西北采访，历时数月跋涉，采写数十篇通讯，还原了红军长征的真实面貌，并明确指出红军是“北上抗日”而非当时国民党舆论所污蔑的“流寇”。1936年8月，这些通讯与67张现场照片、20余幅路线图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出版，一经面世便引发轰动，未满一月即告售罄，短期内连印9次，总发行量突破10万册。这部作品迅速跨越国界，1938年日本汉学家松枝茂夫将其译为日文，由东京改造社出版；1983年日本筑摩书房再版，足见其跨越时代的价值。截至目前，《中国的西北角》被国内不同出版社印行超过17次，累计被海外59家图书馆收藏，覆盖十几个国家。1937年，范长江另一部通讯集《塞上行》出版，并于1938年被译为日文，进一步拓展了长征叙事在世界的传播深度。
长征回忆录受海外关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征主题出版从战时的应急宣传转向常态化、系统化建设，大批长征亲历者的回忆录、纪实作品相继问世。陈昌奉所著《跟随毛主席长征》是海外传播较早、语种覆盖较广的作品之一。作者曾担任毛泽东的警卫员，以贴身视角记录长征途中的日常细节与革命故事。该书195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同年，外文出版社推出英文版，此后又陆续译出法、西、阿、印地、缅甸等多个语种版本，并有1972年、2001年英文重印本，有效扩大了长征的海外读者范围。魏国禄所著《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1976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于1978年推出英文版，另有法语、斯瓦希里语等版本，目前海外馆藏量达44家。
开国将帅的长征回忆，则为海外读者了解长征中的军事行动和战略决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1975年刘伯承所著《回顾长征》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详细回顾了长征中的关键战役与战略决策，目前已被海外45家图书馆收藏。1978年外文出版社发行英文选集，收录刘伯承等多位将帅的长征回忆，进一步便利了海外读者的阅读。视觉艺术作品也为长征海内外传播增添了独特维度，黄镇创作于长征途中的《长征画集》，以速写记录沿途山川与红军生活，兼具史料与艺术价值，其英译本已被海外24家图书馆馆藏，画稿原件被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收藏。
多元题材吸引世界目光
改革开放后，长征主题图书以更丰富的形态走向全球。学者刘统整理注释的《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以毛泽东1936年亲自倡议并组织编纂的原始文献为底本，成为查考长征历史的关键资料，目前有9家海外图书馆馆藏。面向特定群体的普及读物走出国门，《小红军长征记》《女红军长征记》等作品分别聚焦少年与女性群体，相关版本也被海外图书馆收藏。
进入21世纪，长征主题图书在体裁上更趋多样。200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长征》，该书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至1936年10月三大主力会师为主线，再现了红军波澜壮阔的行军历程。该书共有35家海外图书馆收藏，分布于瑞典、美国、法国等国。学术出版领域，《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简史》等权威著作面向海内外读者系统呈现长征史实，助力长征国际传播自主话语体系建设。2012年，中外合作编撰的影像画册《中国—新长征》以7种语言全球同步发行，后推出西里尔蒙古文版，呈现红军长征沿线地区自然和人文风貌，以及当地人民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用视觉语言展现长征精神的当代传承。
外国人笔下的长征：跨越国界的记录与追寻
《神灵之手》留下独特见证
他者视角的长征，最早、最独特的一份见证，来自瑞士籍英国传教士勃沙特（薄复礼）。1934年10月，他在贵州被红六军团扣留，此后随军辗转近18个月，直至1936年4月获释。离队后，他仅用三个月便写成《神灵之手——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书中写道，这支“装束褴褛但纪律严明的队伍”“是一支有主义、有理想的军队”。1936年11月，该书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是第一部由西方人记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长篇著作，当月即在英国脱销，随即加印二、三版，翌年初又推出法译本。半个多世纪后，开国上将萧克读到此书，留下一句常被后人引用的评价：“他不可能讲我们更多的好话，但只要他讲的东西是真实的，有史料价值，揭了我们的短处又有什么关系呢。”一名被扣押者的记录，得到被记录者的坦然认可，这或许是这段传播史里最动人的一幕。此书译文1989年曾在《贵州文史丛刊》连载，2006年由黄河出版社出版单行本，2018年中国画报出版社又以《一个西方传教士的长征亲历记》为名推出新版。
《红星照耀中国》影响几代国人
推动“长征”二字进入西方大众视野的重要人物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他在陕北采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期间，专著尚未成书，《生活》《亚洲》《美亚》《新共和》等英美刊物已陆续刊出他拍摄的照片与相关报道。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其中专辟一章讲述长征，到11月已连印5次；次年，美国兰登出版社推出修订版，此后又译成10余种语言流传世界。斯诺写道：“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毛泽东称此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
《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的诞生同样是一段值得记述的故事。英文版问世仅4个月，1938年2月，在胡愈之主持下，12位上海地下党员与进步人士分头承译、集体校订，以《西行漫记》为名由上海复社秘密印行。到当年11月，该书已4次重印，售出2万余册。胡愈之称它是“忠实描绘中国红色区域的第一本著作”。此后数十年间，这部书至少由国内14家出版社推出过23个不同版本，从战时读物成为几代中国读者熟悉的纪实经典。
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同年赴延安采访，采访到朱德、贺龙、萧克等斯诺未曾接触的将领，还记述了李坚真、蔡畅、贺子珍等女红军的长征经历，写成《续西行漫记》，1939年由美国道布尔戴-多兰出版社发行，同年即由上海复社推出中文版。此后，三联书店于1960年、1991年出版该书，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于2002年再次出版该书。斯诺伉俪“西行漫记”的接续出版，让世界读者得以更加全面、深刻了解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风采与红军信仰的坚定。
亲身探访感悟长征精神
如果说斯诺留下的是长征的即时性记录，那么半个世纪后，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做的是一次更为彻底的考察。1984年，年过七旬的索尔兹伯里沿长征路线重走了74天、一万余里，实地考察沿途地理与气候，并采访了大批长征见证者、亲历者，在此基础上写成《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他把历史资料与实地见闻相互参照，既叙述重要战役和战略抉择，也关注饥饿、疾病和恶劣环境中普通人的遭遇。他在书中发出这样的感慨：“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1986年，过家鼎、程镇球、张援远等翻译的该书中文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此后又于1994年、2001年、2005年和2008年多次再版。2015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推出朱晓宇的新译本。从初译到重译，《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文出版跨越近30年，是外国学者长征著作中传播最广的作品之一。哈里森夫人夏洛特·索尔兹伯里曾与他同行，写下《长征日记：中国史诗》，由美国沃克出版公司出版，其中文版于1987年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推出，为这次寻访留存了另一份记录。
一些外国友人也以回忆录或传记的形式写下对长征的感慨。德国人安娜·利泽，中文名王安娜，于1936年抵达中国，19年间亲身见证中国革命，1964年在德国克里斯蒂安·韦格纳出版社出版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在这本书中她用相当篇幅记述长征，称之为“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业绩”。1980年，李良健、李希贤校译的中文版由三联书店出版；2009年，该社又以《嫁给革命的中国》为名再版。
2002年10月，英国历史学博士李爱德与朋友马普安从江西于都出发，历时384天，徒步重走红一方面军长征路线，途经10个省区80多个县，沿途拜访老红军和历史见证人，合著《两个人的长征》。2005年，姜忠翻译的中文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李爱德说，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让更多的西方人正确了解中国的昨天和今天”。
海外长征研究丰富中国形象
外国记者、作家和学者不断重走长征路，长征相关研究著作更加丰富。
英籍华裔作家韩素音曾多次沿长征路线实地踏访，采访亲历长征的将领与普通战士，写成《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1972年在英国出版。凭借她在英美文学界的声望，这部书深刻影响了一代西方读者对长征的认知。1979年，北京出版社推出该书中译本，译者为韦文朔和齐力。
美籍华裔学者杨炳章所著《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以长征前后的军事行动、政治决策和领导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革命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探讨中国共产党从军事斗争向政治动员转变的过程及其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的关联，被西方汉学界视作长征主题的权威学术成果。2006年，郭伟翻译的插图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13年该社又推出典藏本。
美国学者杨·海伦则将目光投向长征中的普通女战士，她根据22位女红军的口述，著成《选择革命：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2001年由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既写行军和战斗，也写照料伤员、学习识字以及婚姻家庭中的抉择。历史学家史景迁评价，作者通过多年细致的访谈，以生动而感人的细节，加深了人们对长征中中国女性经历的认识。2011年，该书中文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那些曾经不大为人所知的长征女性记忆，被更多读者所注意。
90多年来，从中国人自己的战地记述、国家层面的系统译介，到外国记者、学者和作家的越洋书写、实地追寻，长征主题图书以亲历记、新闻特写、纪实文学和学术专著等不同方式，把这段历史带入海内外读者视野，让长征的世界意义、世界影响和世界价值为人所知。2016年6月，《牛津英语词典》将长征英语译名“Long March”由次要词条升格为主词条，并标注其源自中文“长征”——90年后，长征的故事，已经写进了世界的语言。（张鹏禹 曹轩梓）
学术支持：褚银
版式设计：亓焕昊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6年10月15日 第 07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