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和中国政策，都在谈同一件事？

（原标题：为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和中国政策，都在谈同一件事？）

10月12日，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瑞典皇家科学院将奖项授予美国的罗伯特·E·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理由是“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微观经济学基础”。

当晚，在一场网络直播访谈中，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长聘副教授包特解释说，这次诺奖既强调了霍尔研究的“消费预期”，也指向伍德福德的“货币政策预期”。

“两位经济学家学术合作记录有限，却不约而同地关注到微观‘预期’对宏观政策制定的重要性，并一同斩获诺奖。”包特说。

浙江财经大学校聘副教授邓燕飞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他们共同回应了一个核心命题：即微观主体的预期如何汇聚成宏观经济波动，以及政策如何通过影响预期来稳定经济。

他提及，最近财政部等联合发布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实实在在降低了购房成本，“财政政策重视到的，也是大家的购房预期。”

一边是站在学术塔尖的理论，一边是落到千家万户的政策，为什么它们都不约而同地在此刻谈到了“预期”？

从新凯恩斯主义中读懂“预期”

要读懂这个奖，离不开“预期”两字。

长期研究理论宏观、货币政策等方向，邓燕飞教授在解读今年诺奖时，提到了一位经济学家凯恩斯。

近一个世纪前，凯恩斯提出判断：家庭和企业的总需求，不会自动与经济产能相匹配。需求不足，就会带来失业和衰退；需求过旺，则会引发通胀。

于是便有了稳定政策：经济衰退时降息、扩大赤字，经济过热时反向操作。

但凯恩斯没有回答另一个问题：干预凭什么在微观上站得住脚？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一来，这套关系失灵了，失业和通胀同时飙升，西方陷入低增长、高失业、高通胀并存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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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霍尔和伍德福德补上了这道功课。邓燕飞介绍：“他们通常被称为新凯恩斯的代表人物，新字区分以往的凯恩斯，且新就新在建立了宏观经济稳定化的微观基础。”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公告中指出，两人开发了新一代宏观经济模型，“显著提升了我们实施有效稳定政策的能力”。

他们没有将模型建立在通胀、产出、消费等宏观变量之间的统计关联之上，而是从微观经济基础重建模型——考察千千万万家庭与企业的总体行为，如何通过各自的决策影响整体经济。

邓燕飞说，霍尔从“家庭怎么花钱”入手。他在弗里德曼“持久收入假说”的基础上，把理性预期引入消费研究，发现家庭消费盯住的不只是今天的收入，更是对未来一辈子收入的预判。

伍德福德则把这套微观逻辑装进完整模型。他的经典著作《利息与价格》系统发展并论证了“前瞻指引”理论：当市场利率没有进一步下调空间时，央行只要清晰地向市场传递未来的政策路径，让企业和居民相信央行稳定物价、托底经济的决心，同样可以平抑经济波动。他把“自然利率”“产出缺口”“预期”“政策规则”“央行可信度”置于中心。

邓燕飞教授进一步拆解了这一转变的关键。

“凯恩斯主义原来的预期主要是后顾式的，”邓燕飞说，“就像炒股看K线图，K线图就是看过去。”当然，凯恩斯本人对长期预期的分析远比‘后顾式’复杂，但后来被简化为适应性预期的版本，确实带有明显的后顾色彩。

霍尔和伍德福德的工作，则是在新凯恩斯框架下，将预期形成机制严格地微观化、前瞻化。即“我会基于现在掌握的全部各种信息，对未来进行预测。”这种预期的关键特征是内生性——其他市场环境变了，我的预期也会变化。

而所有这些理论，最终指向同一个目标：让微观主体对未来的信心，能够被政策有效引导，从而形成稳定预期。

也正因此，从“预期”二字才能读懂这个奖：它奖的是宏观稳定政策的微观基础，也是政策与体感之间的预期桥梁。

“预期”的背后是“提振信心”

如果说诺奖理论讲的是“预期”，那么中国政策实践正在回应的，就是“提振信心”。

这门功课，中国已从后进者，转向先行者。邓燕飞解释，中国央行这些年反复强调的预期管理、政策沟通，部分呼应了这套理论的题中之义。

但中国不止于“管理预期”，还往前走了一步：把预期做成宏观政策“定心丸”，让微观主体真正敢花钱、敢投资、敢下订单。邓燕飞表示，“说到底，就是提振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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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财税协同发力，给微观主体吃下的，正是“信心”这颗定心丸。

2025年5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之后，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实践，140余项配套制度陆续出台，1466件规范性文件得到清理与修订。

财税政策同步加力：去年实施的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对符合条件的个人消费贷款按年化1个百分点贴息，家居家装等重点领域消费纳入范围。这些政策红利，正实实在在落到每个人身上。

在消费与房地产预期上，政策也在持续发力。“现在央行通过降息，也是在表达稳定房价的政策意愿，也是一种前瞻指引。”邓燕飞说，“如果家庭普遍认为房价要继续大幅下降，那么大家都不再去房地产市场交易，房价确实可能按照预期继续下行。”

他表示，国家不希望房地产价格继续大幅度下滑，也不可能像之前那样大幅度上涨，而是要通过引导预期来稳定价格。

从“管预期”到“提振信心”，中国宏观政策的下一程，正在向微观主体的体感靠拢。预期背后是信心，信心稳住了，宏观政策才能真正抵达微观体感。

重视预期引导的“一致性”

预期引导，还要做哪些功课？

宏观政策能不能变成微观体感，关键在最后一段传导。浙江的一些探索有着不少可取之处。

今年5月，浙江在“民营经济32条”基础上出台“民营经济新增13条”，政策导向十分鲜明：“提振信心、稳定预期、支持发展”。比如，投资领域从国家规定的7个拓展至9个，具备条件的核电、深远海风电项目民资持股比例提高至“不低于20%”，基金、用地、用能支持民间投资项目由“3个不低于70%”提升为“3个不低于80%”等。

在优化营商环境上，浙江构建起“诉求有人接、问题有人办、结果有人评”的闭环。“企呼我应”平台在全省推广，衢州运行以来累计办结企业各类诉求5.8万余件，问题解决率、企业满意率均稳定在99%以上，平均办结时间从3.29天压缩至1.99天。

对微观个体的预期引导，浙江也在加码。如杭州将家庭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从130万元提至180万元；宁波将首套贷款提至每户160万元。

邓燕飞尤其点到了公积金新政的意义：“增加这个额度，也是给消费者一个预期：未来我不需要太担心养老金各种资金，它们可能也在稳步增加。现在就可以增加一点消费。”

但诺奖的启示不止于此。邓燕飞指出，诺奖强调预期引导的“一致性”——首先是时间维度上的一致性，央行制定政策不仅要考虑今天，还要考虑明天、后天，避免时间不一致问题。

他强调：“但光有央行的时间一致性还不够，还需要各部门在横向上协调一致。”

“如果央行有央行的预期，财政部有财政部的预期，大家预期不一样，最后就可能打架。”邓燕飞说，“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要发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其他部门的一体优势，要让“1+1>2”。”

本质上，这与诺奖理论一脉相承——预期管理不只是央行的事，而是所有宏观政策部门的共同功课。一个部门的解读再到位，如果另一个部门的政策信号与之打架，微观主体的信心就会被干扰，政策传导的“最后一公里”就可能堵塞。

预期和信心，是宏观通往体感的那座桥。好的宏观政策，就是管住预期、提振信心，让宏观增长更快地抵达微观主体的真实体感。

责任编辑：叶琛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