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社评：中国强化国防动员，心里有鬼的人才害怕

导读：中国完善国防动员体系的决心，源自对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的守护，源自对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定捍卫。中国国防能力越发展、越制度化，地区和平就越有保障。如果有人因为中国捍卫领土主权完整的能力更强了，而感到风声鹤唳、夜不能寐，那就对了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将于10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该法自2010年出台以来时隔16年的全面修订，其背景、内容与意义，立法机关和有关部门已在答记者问中讲得清清楚楚。但连日来，部分西方舆论和台湾岛内一些人仿佛如临大敌，给这一法律修订贴上“扩军备战”“降低战争门槛”等标签，从千奇百怪的角度窥探这部新修订的法律究竟“释放了何种战争信号”，甚至还扯上了当下的几场局部战争。

我国现行国防动员法于2010年7月正式实施，对加强国防动员建设、提升国防动员能力等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十几年过去，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科技产业体系、军队体制编制和国际战争形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法律部分条款内容已不适应国防动员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2019年，党中央对深化国防动员体制改革作出决策部署；2021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作出决定，明确“改革措施成熟后，及时修改完善有关法律”。此后军地动员职能陆续调整，国家发展改革委又新设国防动员综合司。由此可见，国防动员法修订，是一场顺应形势变化、一步一个脚印的既定改革。

新法首次以法律形式界定了“国防动员”概念，要求在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受到威胁时，将经济和社会力量转化为国防能力。这一点广受关注。它意味着国防动员不再是停留在应急层面的临时举措，而上升为法定的国家制度安排，打通平时建设与战时应急的制度链路，把经济实力、产业基础、社会组织能力系统纳入国家安全保障体系，让动员实施有法可依、有据可循，避免临事仓促应对。以立法固化国防动员机制，既是筑牢国家安全防线的现实需要，也彰显我国统筹发展与安全、居安思危的治理思路。这是中国综合国力提升的必然结果。

把“平战转换”的能力制度化，也是世界主要大国的共同选择。现代大国普遍都会把极端安全风险下的人员、产业、资源动员能力，通过法律预先固定下来，尤其一些欧美国家早已形成成熟的国家动员法律体系。美国1950年颁布的《国防生产法》授权总统指令企业优先履行政府合同、“分配物资、服务和设施”、打击囤积居奇，该法在疫情中被反复用于勒令企业转产呼吸机、化解婴儿奶粉短缺、扶持关键矿产供应链。欧盟2025年发布《防备联盟战略》，其政策界公开呼吁仿效美国制定“欧盟防备法案”。本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难道在美欧就叫“战略自主”“国家韧性”，中国依法依规这样做就叫“军事化”？

一个国家在法律上是否具备动员能力，与该国在现实中是否决定动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新法82条文本中，找不到任何指向特定地区或国家的表述。那么问题来了，谁在害怕、焦虑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呢？歪曲误读大体来自两类人：一类是靠炒作“中国威胁论”吃饭的一些西方人士，他们需要一个“穷兵黩武”的中国，来为自己撬动政治资源；另一类是靠贩卖对立维生的“台独”势力，因为他们害怕台商安心、两岸走近，更怕头上始终悬着的“达摩克利斯剑”在某一天突然落下。前者更多是装模作样，而后者是真的害怕。但反过来讲，如果有人因为中国捍卫领土主权完整的能力更强了，而感到风声鹤唳、夜不能寐，那就对了。

中国的国防动员立法，始终体现了防御性、常态化、法治化的基本特征。其意义正在于“备而不用”：把最坏的情况想在前面，把应对的规则定在明处，让和平与发展不因突如其来的威胁而中断。中国完善国防动员体系的决心，源自对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的守护，源自对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定捍卫。换句话说，中国国防能力越发展、越制度化，地区和平就越有保障。那些从中读出“战争信号”的人，只能说，他们心里都预先装着各自的“战争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