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文物说|七环汇聚八面风)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蛮荒岁月,窑火初燃,商周时期,原始青瓷初现,时至东汉,炉火把瓷器正式推上历史舞台,开启了绵延千载的文明传奇。泥火淬炼,中国瓷器穿越数千年岁月风雨,书写出瓷史的恢弘篇章。
魏晋南北朝,江南越窑青瓷独绝,获“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千古盛赞。彼时,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北方,瓷窑悄然萌芽,素白瓷胎褪去青韵,为后世南北瓷二分天下埋下伏笔。唐朝,瓷业气象万千,“南青北白”定格,成为最早联通世界的东方信物。
北宋的窑火给了五大名窑广阔的舞台,与北宋并存200多年的辽朝,吸纳中原瓷艺,烧制出兼具草原豪情与汉地雅致的契丹瓷器,尤其辽三彩,是辽瓷核心品类,也是游牧文化与中原制陶技艺融合的代表。
赤峰博物院辽代历史文化博物馆“宋风辽韵——辽代历史文化展厅”,展示着一只三彩刻重环纹折沿盆,1989年出土于巴林右旗查干诺尔镇额尔乌素辽墓,是典型的辽朝低温釉陶器。
三彩刻重环纹折沿盆口径26厘米,底径10.3厘米,高1.9厘米,以陶土为胎,圆唇、浅腹、平底,白釉为底色,内壁及外沿施以黄、绿两色点彩或条带状釉彩,层层叠落,宛如盛开的莲花。
赤峰博物院赤峰博物馆副馆长梁辰介绍:“辽三彩是在继承唐、宋三彩釉陶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低温釉陶,基本色调为黄、绿、白三色,其中明艳的娇黄色尤为典型与突出。唐三彩虽然名为‘三彩’,但实际上釉彩包括黄、绿、白、褐、蓝、黑等色彩,辽三彩与唐三彩不同,没有蓝色,施釉不交融,釉面少流淌。辽三彩虽然在烧制工艺和釉面光泽度上不及唐三彩精致,但它承袭唐三彩先高温素烧胎,再低温烧釉的二次烧成工艺,成为中国北方草原游牧部族低温釉陶的巅峰代表,在陶瓷史、民族文化史与工艺技术史上均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辽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今赤峰市巴林左旗。赤峰古称“松漠”,地处内蒙古东南部。巴林左旗林东镇,在辽朝时是五京之首——辽上京临潢府。巴林左旗境内的上京窑、南山窑、白音高洛窑皆属辽朝官窑,其中,南山窑属辽朝“五京七窑”之一,专烧白釉、黄釉及黄绿白三色并施的辽三彩低温釉陶。
“五京”除上京临潢府外,还有中京大定府,即今赤峰市宁城县,为辽朝南下的军事重镇与经济枢纽;东京辽阳府,即今辽宁辽阳,是辽朝经略东北的前沿基地;南京析津府,即今北京,是辽朝经营燕云十六州的行政中心;西京大同府,即今山西大同,为防御北宋、管控西北边疆的战略要地。
“七窑”,指上京三窑——上京窑、南山窑、白音戈勒窑,还有中京缸瓦窑,东京冮(gāng)官屯窑,南京龙泉务窑,西京大同窑。丰富的窑场体现出辽朝制瓷业的蓬勃发展。
三彩刻重环纹折沿盆出土于巴林右旗,这里位于赤峰市北部,地处西拉沐沦河北岸,东与巴林左旗、阿鲁科尔沁旗毗邻。这些地方是辽三彩器物分布较为集中的区域,都出土过大量辽朝陶瓷,装饰图案与文中折沿盆内底中央的“七连环”纹饰相同——六个圆环围绕着中间一个圆环,形成“七连环”,亦称“六瓣圆花”纹。这种构图方式在中国历代陶瓷装饰中极为罕见,却与中亚、西亚建筑装饰及器皿纹饰高度相似,叙利亚就曾出土了一件公元8至9世纪的白釉绿彩陶碗,碗底装饰着“七连环”图案。
梁辰说:“盆内底的‘七连环’图案,是在素烧陶胎上刻划重环纹轮廓,填以白化妆土,施白釉与黄绿彩点,再经二次低温烧制而成,这是辽朝官窑的标准技法。盆釉面局部有细碎开片,显示出辽朝窑工对唐三彩烧制技术的继承与改造。作为实用器物与明器兼具的陶盆,它不仅是辽朝陶瓷艺术的代表作,更是草原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千年流转,烈火淬炼,泥土凝结时光,这些古瓷封存着代代相传的匠心。婉转流淌的釉色中,纹样承载着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文脉。(草原云·内蒙古新闻网记者 高莉 通讯员 梁辰)
【自白】
三彩为衣自长吟
我诞生于辽上京城南的南山窑,是一件地道的辽三彩折沿盆。盆内底层层交叠的七连环纹,是跨越东西方文明的独特印记。辽三彩是契丹族独树一帜的低温铅釉陶器,区别于中原唐三彩,以白陶为胎,黄、绿双色为主釉,风格粗犷质朴,自带北方草原辽阔雄浑的气质,而我便是这套工艺与异域纹样完美融合的产物。
千年前,南山窑的陶工就地取材,取用临潢府本地高岭陶土,反复淘洗、沉淀、揉打,剔除土中砂石杂质,经过数日醒泥,去除泥料内部气泡,将整块熟泥置于陶轮之上,双手旋转拉坯,拉出折沿口、浅腹平底的我的雏形。待坯体半干,匠人细细修坯,让我的盆壁厚薄均匀,口沿线条圆润流畅,完成我端庄大气的基础形制。
坯体完全阴干后,第一道工序是施白化妆土,这是辽三彩最典型的特征。匠人将调和细腻的白色泥浆均匀涂刷在我的全身,遮住了陶胎本身的土黄底色,给我披上一层温润素雅的外衣。化妆土干透后,他又用尖细的刻刀,在盆内底精心勾勒纹饰,一笔一画刻出七道相互交叠、环环相扣的圆环,线条利落干净,圆环层层缠绕汇聚中心,这便是自西亚远道而来的七连环纹样。
刻纹工序完成后进入施釉环节,这也是辽三彩塑造美感的关键。匠人调配黄、绿两种低温铅釉,以点洒、笔涂结合的手法装饰我的身体:沿口边缘随性点染大小不一的黄、绿彩斑,如同草原上肆意绽放的野花;盆底留白,仅以刻纹勾勒环形骨架,保留白胎素雅底色。上色完成后,匠人将我送入柴窑,以低温一次烧制,经过窑火淬炼,黄釉温润鲜亮,绿釉清透柔和,白胎干净素雅,三色相互映衬,形成辽三彩独有的风格。
七连环纹饰是我身体上最吸睛的笔墨,这款纹样最早诞生于八至九世纪的叙利亚与两河流域。烧制我的南山窑紧邻西域商贩聚居的回鹘营,往来使者、商人带来的异域器物常年流转于窑场周边,契丹工匠很喜欢上面的七连环纹样,便把它与本土辽三彩工艺相融,造就出独一无二的我。
七连环七道圆环弧弧相接、彼此勾连,正如贯通欧亚的草原丝路,一头连接西亚诸国,一头扎根辽朝草原。我在契丹贵族的毡帐里,有时盛马奶,有时装乳酪,围坐的宾客只要看见盆底交错的环纹,便知这是万里之外的西域特色艺术元素。
今天的我,经历千年风霜侵蚀,虽然表层釉彩有些斑驳,但当年匠人精心刻画的七连环纹路却清晰完整。我身体上白、黄、绿釉色与跨域而来的连环纹饰相映成趣,承载着南山窑辽三彩的整套古法工序,镌刻着丝路文明互通共生的过往,每一道刻痕、每一片釉彩,都是北方草原工艺与异域美学相融的珍贵见证。(草原云·内蒙古新闻网记者 高莉)
【观点】
异域风华落辽盆
□梁辰
三彩刻重环纹折沿盆是辽朝陶瓷艺术的经典遗存,承载着厚重且多元的文化信息,其核心历史价值在于有力证明了辽朝草原丝绸之路绝非单一的物资贸易通道,更是文明交融、文化创新的重要载体,见证了东西方、南北方文化的互通共生。
这件器物最具特色的地方是盆底的七连环纹样,该几何纹样广泛流行于西亚、中亚地区的传统陶器装饰中,是西域特色艺术符号。辽朝工匠并未简单照搬外来纹样,而是结合本土审美进行了创造性的本土化改造。工匠将七连环纹样置于盆底核心视觉位置,成为器物装饰的主体,外围搭配黄、绿彩釉点绘的层层莲瓣纹样,层次清晰、主次分明。莲花是根植于中原地区的经典吉祥纹样,寓意纯洁祥和,自北魏时期便传入北方草原,逐步受到游牧部族喜爱。异域几何纹样与中原莲花纹样在陶盆上和谐共生、融为一体,是辽朝多元文化融合最直观的体现。
在色彩工艺上,这件器物彰显了辽三彩独树一帜的本土风格。不同于唐三彩丰富绚烂、色彩交融的施釉特点,辽朝工匠独辟蹊径,以黄、绿、白三色釉料精准勾勒七连环的圆形轮廓,色彩规整沉稳、层次清晰,形成了区别于唐三彩的艺术风貌,充分体现出辽朝手工业匠人成熟的制陶技艺与独立的审美风格。
三彩刻重环纹折沿盆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右旗,这里是辽朝政治、文化核心区域,也是草原丝绸之路的东端关键节点。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辽朝与西域回鹘诸部、中亚波斯、大食等古国往来密切,官方朝贡与民间贸易络绎不绝,让草原丝绸之路愈发繁荣兴盛。当时,契丹的特色物产源源不断输往中原、河西各州及中亚地区,而西域各国的香料、玻璃器、金银币等物产也批量传入辽境。回鹘、波斯、大食的商队不仅带来珍稀物资,更带来了独特的西域艺术语言。辽朝工匠在频繁的文化交流中接触到异域七连环纹样,主动吸收外来艺术元素,并结合中原陶瓷工艺与本土审美创新改造,完美诠释了草原丝绸之路“开放—吸收—再创造”的独特文化发展机制。
这只陶盆有机整合了中原陶瓷技艺、莲花文化意象与西方几何装饰纹样,是辽朝欧亚文明互鉴的标志性物质符号,直观印证了辽朝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彰显了北方草原地带在东西方文明交流、南北民族文化融合中的枢纽地位,生动展现了中国古代多民族共生、异域文明交融的多元一体发展格局。(作者系赤峰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史话】
西韵图纹传东土
公元8至9世纪,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的手工艺盛行“七连环”纹饰,工匠们将层层套叠的圆环刻于陶碗、壁龛之上,成为西亚阿拔斯王朝极具代表性的装饰符号。考古出土的阿拔斯王朝白釉绿彩陶碗,碗底规整精致的七连环纹样,与辽朝三彩刻重环纹折沿盆内底纹饰如出一辙。这跨越千里、跨越文明的纹饰复刻,并非简单的图案照搬,而是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互鉴鲜活的实物见证,承载着古代东西方文化互通的深厚历史底蕴。
七连环纹样能够远传草原、融入契丹文化,核心依托于辽朝对外的交流格局。公元10世纪初,辽朝统一蒙古高原,牢牢掌控东西方草原交通要道。为打通商贸与外交通道,辽朝积极招徕西域商旅、接纳诸国朝贡,搭建起稳定的跨文明交流桥梁。据《辽史》记载,回鹘、波斯、大食等政权常年遣使入辽,开展朝贡贸易与文化往来。辽上京作为当时北方草原的核心都市,建制完备、包容开放,城内专门设立“回鹘营”供异域商贩定居,配套“同文驿”“临潢驿”作为涉外使馆区,为东西方商旅、使者往来提供了保障。
紧邻涉外聚居区的南山窑,是辽朝重要的釉陶烧制基地,主打白釉、黄釉及辽三彩器物。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窑场工匠得以近距离接触外来器物与艺术纹样。随着商旅络绎不绝东来,阿拔斯王朝经典的七连环纹饰,经由回鹘、波斯商队传入辽朝,被本土工匠吸收改良,巧妙移植于辽朝最具代表性的三彩釉陶之上,造就了中西合璧的特色器物。
《契丹国志》等史料翔实记载了辽与异域的频繁交流,高昌、龟兹、大食等诸国每三年便派遣四百余人的使团入辽进贡,玉石、香料、珍宝、兵器等商贸物资往来频繁,辽朝的回赐规模浩大,足以印证双方交流的深度与广度。史料中频繁提及的大食、阿萨兰回鹘,即西域喀喇汗王朝,多次在辽朝保宁、统和年间遣使朝贡。高频次的外交与商贸往来,打破了地域与文化壁垒,让西亚艺术纹样顺利传入辽地,并深度融入本土手工业体系。
七连环不仅是一个装饰纹样,更是东西方文明对话的见证,串联起西亚与东亚的文化脉络,诉说着民族互通互融、共生共荣的丝路文明。(梁辰 供稿)
编校:孙丽荣
审校主任:奥妮莎 章颖慧
审校总编:韩方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