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时代，教育如何运用“拿来主义”

　　作者：查亮亮（浙江师范大学讲师），傅关福（浙江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

　　法国技术哲学家伯纳德·斯蒂格勒认为，技术既是解药也是毒药，关键在于如何使用。目前AI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呈现出如下现象：

　　其一，被动接受正在悄然替代主动思考。比如，一些学生或套用AI生成的论文大纲，或直接采纳AI生成的答案。此类“认知外包”虽然让知识获取更方便，却容易滋生认知惰性。长此以往，可能导致人类智能在深度思考与主动探索上逐渐弱化。但真正的学习能力，一直都是建立在主动质疑与持续追问之上的。

　　其二，算法推荐导致认知窄化。智能算法正在建构一种新型的认知茧房，即通过建构结构化信息环境实现对学生思维方式的系统性规训，让学生陷入“认知无意识”的境地，甚至将决策权让渡于技术载体，导致主体客体化危机。

　　其三，技术正在制造新的认知权威危机。美国技术哲学家兰登·温纳指出，技术在设计、建造和应用的同时已经预设了一套社会秩序。当学生不假思索接受AI答案时，实则同步内化了其价值指向。问题在于，将知识解释权让渡于不透明算法，最终会削弱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总之，在智能教育迅速发展的当下，AI让知识获取变得更加便利，也导致了思考的“空心化”，认知依赖、算法窄化和权威让渡等正在侵蚀学生主体性与批判能力。而人的成长恰恰始于思想困顿的阵痛时刻，我们在拥抱技术的同时，需要与技术工具保持批判距离。

　　《拿来主义》所倡导的“占有—挑选—创新”文化接受路径，其本质在于通过批判性继承实现创新。在智能技术重塑教育生态的今天，科学运用这一思想，有助于在技术赋能中保持教育的主体自觉。

　　要培养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在知识获取的初始阶段，学习者的主体性建构至关重要。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揭示，学生认知的发展产生于学生个体与环境的持续互动。学生应当像鲁迅比喻的“大宅子新主人”那样，建立认知主权，而非把自己当作被动接受的“宾客”。在AI辅助学习情境下，应当积极探索“自主思考—智能验证”的双向建构模式，即学生个体首先要独立形成问题解决总体思路框架，继而与AI输出的内容展开批判性对话。通过这种人机认知阻抗训练，提升学生的元认知能力和知识内化效率。

　　要强化学生思维的批判性。数智时代的学习者要超越被动接受，要以“大宅子新主人”的姿态主动审视知识。在信息筛选阶段，学生可秉持“拿来主义”中“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的挑选原则，通过建立系统的验证机制培养批判性信息素养。面对AI生成内容时，学生首先需进行横向权威性检验，将AI输出与核心期刊、经典著作等权威学术资源进行比对；其次实施纵向真实性和可靠性检验，追溯原始数据或一手文献以识别可能的算法扭曲；最后要开展深度共识性检验，综合相关领域专家意见评估学术共同体的认可度。如此批判性“挑选”，才能使学生从单纯的知识消费者转变成知识的审辨者与建构者。

　　要注重知识转化的创新性。在知识创新的高级阶段，学习者需要实现从信息整合到认知重构的质变飞跃。发现学习理论认为，真正的认知发展产生于对给定信息的批判性超越与创造性重构。这一过程恰如“拿来主义”所倡导的“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辩证思维，这就要求学生将AI工具定位为思维拓展的“外脑”，而非消解主体性的“代脑”。如在学术写作等知识生成过程中，可以运用AI完成文献初筛与数据整理等基础性工作，但要坚持自主完成核心论点建构、论证逻辑梳理及创新观点提炼。如此，人机协同模式才能有效训练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推动知识创新性内化转化。

　　2025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提出“坚持智能向善”，倡导引导学生合理、批判地使用人工智能。“拿来主义”正是在这方面给我们启发，即要更加重视学生的主动思考与审辨选择，加快构建智能教育新范式。

　　重构教学理念。数智时代的教育变革，要直面鲁迅警示的两种认知误区，既不能“徘徊不敢走进门”般对AI技术畏葸不前，也不能“接受一切”式地全盘照收。理念重构的核心在于突破传统行为主义将知识简单“抛给”学生的单向传递模式，去建立基于批判教育学的对话型师生关系。教师应当扮演引导者的角色，带领学生经历“困惑—探究—反思”的完整认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要破除学生对AI技术的迷信式崇拜，又要克服技术恐惧心理，防止对其全盘否定。要通过持续的对话式训练，帮助学生逐步培养独立判断与创造能力，实现“自己来拿”的认知自主。

　　培养技术素养。技术教育要善于引导学生从被动接受的模式向主动选择转变。这种转变与“拿来主义”所强调的“挑选”精神高度契合。技术素养的本质不在于简单的工具掌握，而在于批判能力。学校教育应当构建系统的“AI素养课程”，重点培养学生“放出眼光”的鉴别能力。要培养学生穿透“技术黑箱”的解构能力，通过算法逻辑解析训练帮助学生理解AI系统的运作机理；要发展学生识别技术风险的能力，通过开设数据偏见分析与矫正等教学模块，提升其对AI系统潜在问题的敏锐觉察；要塑造学生审慎判断的能力，通过AI伦理评估实践引导其建立对技术应用边界的主体认知。这三个维度环环相扣、层层深入，共同构筑批判性技术素养的培养体系。

　　坚守人文精神。教育要警惕技术异化导致的人文危机：一方面是对智能系统的盲目依赖，陷入“技术万能”的迷思；另一方面是对人类价值的自我矮化，形成“思考的惰性”。这两种倾向都是“拿来主义”所批判的“徘徊不敢走进门”与“接受一切”的现代演绎。当代教育需要建立“技术—人文”的辩证认知框架，包括要引导学生认识到技术工具的本质属性，避免将AI系统神圣化或妖魔化的两极倾向；同时要引导学生坚守人的主体性地位，培养独立思考和批判能力，在技术应用中进行理性选择。这种人文坚守不是简单的道德说教，而是通过哲学反思、伦理讨论等教育实践，使学生在技术环境中保持价值自觉。正如“拿来主义”所强调的，真正的文化自信既不是全盘否定，也不是盲目接受，而是通过批判性思考实现创造性转化。技术发展唯有以人的价值为尺度、以人文精神为指引，才能避免工具理性膨胀之困。

　　因此，面对人工智能技术与人类生活日益交融的时代，真正的挑战或许不在于机器如何模仿人类，而在于人类如何避免在工具的包围中逐渐失去自身的主体性。“拿来主义”的智慧，正是要守护人类可贵品质，保持思维的独立性和创造性。通过对独立性与创造性的重申，我们期待学生在智能技术的浪潮中能够始终持有清醒的自觉，借技术之力而不为其所困，真正实现知识的主动建构、思想的持续超越与人格的向上完善，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光明日报》（2025年12月16日 15版）

[ 责编：张悦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