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动撑出"中美苏大三角"，其历史意义被低估了

以下文章来源于底线思维 ，作者邢广程

底线思维. 观察者网时评专栏

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主办的第二届当代中国外交史论坛暨“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历史”于近日举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一级研究员、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邢广程在其演讲中分析了“中美苏大三角”这一历史概念的内涵，认为中国主动撑出“中美苏大三角”，其历史意义被低估了。观察者网编辑、刊载其演讲，供各位读者参考。本文已经作者本人校订。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最近几年，我国区域国别研究中经常有人提及“中美俄大三角”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延续了历史上“中美苏大三角”的框架，我认为对此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主动构建了“中美苏大三角”中的第三“角”

首先，“中美苏大三角”本质上是一个战略大三角。这一三角关系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的冷战后期，在中苏论战之后。因此，它是冷战时期世界格局演变的产物，体现了中国、美国和苏联三国在冷战背景下的三角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三角关系，而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三角结构。

值得强调的是，“中美苏大三角”的构建主体是我们中国。

今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二战期间，世界分为法西斯阵营与反法西斯阵营。经过激烈较量，反法西斯同盟最终获胜。然而战后，该同盟内部出现分化，逐渐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两大阵营自二战末期起就展开明争暗斗，最终奠定了冷战格局的基础。

1945年4月25日，美军第69步兵师与苏联第5集团军在位于柏林南部的托尔高会师，双方在易北河断桥上的历史性握手照片，实为会师次日补拍，但仍成为和平的标志性象征

此外，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国都拥有了核武器。核武器的存在形成了一种制约机制：尽管双方对抗激烈，但都意识到核战争没有赢家，因此必须避免直接热战。这就是“冷战”的由来。双方在军备竞赛、代理人战争、意识形态博弈等领域持续斗争，甚至出现诸如古巴导弹危机这类的危情时刻，但苏美始终将冲突控制在冷战范围内，竭力避免热战。这种“恐怖平衡”是冷战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这个两极格局中，中国最初属于苏联为首的阵营。毛主席曾形象地指出，苏联是“红花”，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是“绿叶”，阵营应以苏联为首。但后来社会主义内部出现裂变，苏联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对中国实行“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严重损害了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平等关系，中苏两党两国关系逐步恶化，最终导致同盟破裂。中国由此脱离苏联阵营。

在这一过程中，涉及许多具体问题和事件，如“珍宝岛事件”和“铁列克提事件”等。这些事件反映了中苏关系的紧张状态。

中国公布的1969年3月2日，珍宝岛冲突示意图

基于以上历史背景，我提出一个观点：“中美苏大三角”中的第三角，是中国通过自身努力主动构建的。

原本世界是美苏两极格局，从社会主义阵营中脱离后，中国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自强自立，要么倒向美国阵营。但中国通过智慧和战略运作，成功在两大阵营之间开辟出具有战略意义的“第三角”，从而形成了全球真正意义上的大三角格局，其构建主要依靠中国的主动外交，而非苏联或美国的施舍，明确地说，“中美苏大三角”中的中国这个“角”是中国自己“拱”出来的，不是其他外在因素构建的。这不仅展现了中国的外交智慧，也使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重要代表。

在这一大三角的运作过程中，既有苏联的反作用，也有美国的“顺势而为”。在美苏两国对垒的状态下，中国脱离苏联阵营，客观上对美国是有利的。为取得对苏联的战略优势，美国自然会试图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而中国在面临苏联百万大军压境的压力下，也迫切需要改善对美关系。在两极格局中，中国原本是最弱小的一方，能够成功构建出这“第三角”实属不易。

冷战时期，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以及中国与美国关系的缓和，使中国在大三角中处于最弱但是最主动、最灵活的一角，中国不仅在硬化了的两极格局中主动撑出了第三战略维度，扯出与美苏两极相对应的第三条战略支点——两极之外的第三“角”，并且代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是中国外交的特殊贡献，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当前我们在讨论当代国际关系史时，多从宏观格局出发；但如果从中国自身的视角切入，往往能够得出不一样的认知。

·中国对冷战结束所起的作用被低估了

“中美苏大三角”的形成与运作，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在两极体系内的形成阶段，二是打破两极体制的大三角时期。冷战的最终结束，也与大三角结构有直接关系——三角格局的出现，意味着世界开始从两极走向多极化；三角之下，还有广大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它们内部也存在诸多差异。

中国从苏联阵营脱离后，中苏关系恶化甚至爆发局部冲突，当时又尚未与美国改善关系，等于当时的中国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处于对立状态。可以说1969年对中国来说是最紧张、最为危险的时刻。直到1971年、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缓和，在这之前的空档期，是中国战略上最被动的阶段，中国也做好了应对“四面八方压力”的准备。当时的国际环境极为恶劣，与两个超级大国同时交恶，压力在中国一边，因此对美缓和成为中国扭转外交战略被动的关键一步，具有深远意义。

1972年尼克松访华

而从中国方面来看，“中美苏大三角”又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毛主席执政后期，二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大三角中并非一味对抗，而是积极进行战略运作。在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之后，中国也主动推动对苏关系正常化，并明确提出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个先决条件，只要苏联满足这些前提条件，中苏关系就会实现正常化。

根据现有材料，中苏关系正常化最初由苏联方面提出，尤其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方多次公开呼吁改善对华关系。实际上，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不仅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对苏联也很不利。特别是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其国际处境愈发困难，因此苏联也试图拉拢中国，与中国改善关系。可见，中国虽是大三角中最弱的一方，却是最主动、最灵活的一方，而两个超级大国也都抱有争取中国的战略意图。

邓小平会见访华的戈尔巴乔夫

大三角格局的形成，为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基础。如果没有毛主席时期中美关系的破冰，“小球推大球”，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的难度将会大很多。中国外交战略转变往往需要长时段的耐心运作，而大三角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全面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

还应看到，通常认为冷战的结束主要是美苏两国作用的结果，但从中国视角看，中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低估了中国对冷战结束所起的作用。虽然冷战在19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才正式结束，但中国超越冷战思维实际上从改革开放就开始了。中国“撑”出来的第三“角”从结构上打破了美苏两极格局；通过改革开放，中国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从而也对世界范围内冷战的终结起到了助推作用。

可以说，从改革开放起，“中美苏大三角”进入了第二阶段。此时，中美关系已实现正常化，而1989年中苏关系也最终正常化。这意味着在这一阶段的后期，中国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建立了正常关系。中国成功改善自身国际环境的历程，充满艰辛与智慧，值得深思。“中美苏大三角”随着苏联解体已彻底终结，再也不存在“中美苏大三角”了，如今中美俄关系是新型的三边关系。

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