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昕对话解海龙｜别放下相机|摄影|摄影师|纪实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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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80年代末，“希望工程”实施之初，解海龙作为一名志愿者，主动参与希望工程的宣传，跟踪拍摄三十余年，用数百幅纪实摄影作品推动了“希望工程”的发展。刘昕于1990—1993年在《中国青年报》做摄影记者时，也进行过“希望工程”的报道，并与解海龙一起共事，这一段经历是她摄影记者生涯和公益事业的起点。相识三十年后，借由《和光同尘》出版的契机，刘昕和解海龙进行了一次深谈。这次谈话跨越时区，也跨越了两位纪实摄影人半生的创作与情谊。

我们节选本次对谈中的部分内容，旨在与各位读者们共同探讨影像的力量与摄影师的社会责任。

相遇在《中国青年报》

Q1 两位老师认识的契机是什么？

解海龙：

这得从猿变人开始说吧！

1980年1月，北京崇文区文化馆组办了“广角”摄影协会。这是当时北京第一家摄影协会。摄影爱好者从此经常在文化馆里聚会。当年大家拍的片子并不那么震撼，都是花花草草、人物和胡同。陆陆续续地，来 “广角” 的人多了起来，我们把各地喜欢摄影的普通人吸引过来交朋友，“广角”逐渐成为在北京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基层组织。

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很多摄影人物，比如贺延光。他是“四月影会”的一员，后来进入《北京青年报》当记者。我们把他看作偶像，使劲拉他到我们“广角”来。很快，他也成了“广角”的会员，经常给我们讲课。后来他从《北京青年报》调到了《中国青年》，当时《中青报》的摄影部主任特别愿意扶持年轻人，就把摄影部主任这个职务让给了贺延光。我们从此跟《中国青年报》摄影部熟悉了，经常相互来往。我们大家都想去《中国青年报》工作，就陆续申请。慢慢地，整个《中国青年报》摄影部里，“广角摄影协会”会员占了一大半。我们的会员刘占坤在1985年借调到《中国青年报》，很快成为全职记者。再往后，程铁良、李庚伟等人在那里就职，又都特别活跃，大家就经常一起玩。

年轻时的解海龙

刘昕：

我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中青报》，很快就正式上岗了。我和你第一次见面是在崇文文化馆的“广角协会”。那时候你经常主持活动，吹拉弹唱无所不能。新年联欢的时候唱卡拉OK，我被贺延光和刘占坤拉着，说来见见海龙“大哥”。

解海龙：

他们都叫我大哥。那年联欢会的时候，你和程铁良还编了个小录像，很有意思。

那时候你也像没走入社会似的，什么都不知道。我经常讲段子，你特爱听。我们给你授予“最佳捧哏奖”，就是笑得最好，笑点特低。

听程铁良说，你大学毕业的时候，《人民日报》也请过你，但你特别喜欢《中国青年报》的氛围。刚开始我们都管你叫小妹妹，后来一看，你慢慢变成一个小男孩似的，结果我们都成哥们儿了，每天在一起策划各种活动。

我们那帮人玩得特别愉快，天天乐乐呵呵的。我们工作的时候也互相竞争，拍完片子就往办公室跑，回来就让人冲胶卷，选片，发稿。下了班，我们就排着队玩牌。恨不得今天刚散，明天还要一块儿聚。

我刚去《中国青年报》的时候经常受批评，因为我总说“你们忙着，我去创作了！” 一说“去创作”，贺延光就跟我急，他说：“你要改，你现在是记者，你的任务就是采访，你还创作？”我说：“我们过去都是说创作。”贺延光说：“那时候你在‘广角协会’，你现在看刘昕他们，科班出身，上手就是新闻采访报道。” 我等于40岁了才到一个青年报纸工作，真就在那个时候从头开始学习，同事们也帮助我。

这些事儿其实说起来都30年了，但想起来都像昨天。我特别留恋那时候的日子，在那种环境里，我们都希望进步，跟其他媒体竞争。每次照片刊登后，我们上班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中国日报》《北京青年报》《解放军报》都摊开，从业务上进行比较。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进步得特别快。

可惜的是，你没待多长时间，就获了奖要去美国深造。你走了以后，摄影部真的好像缺了东西，气氛就静了，冷清了许多。我们老是跟你通话联络，盼你回来。你一回来，大伙儿就像过节似的，见到你就学着美国人的样子抢着跟你拥抱。我们在一起聚会，请你吃北京小吃，讲故事、说段子。虽然一晃30来年了，我们还是时不时能够得到彼此的一些消息。

疫情期间，大家都互相牵挂。一说美国那边疫情这么严重，我们最关心的是刘昕千万别出去。还好现在大家都平平安安的。我想今年我们最大的任务不是说能出几本书，或者是有什么业绩，大家都活着就是胜利。等到疫情过去之后，我们会尽量多一块儿聚，继续谈业务。

1990年，外出采访的刘昕

刘昕：

我跟你们第一次见面时候，觉得这帮人真热闹，而且都特别热爱摄影，在一起有亲兄弟般的感觉。我很快成了大家的一个小兄弟，入会了。

后来我们经常在一起，尤其是你到《中青报》工作以后，每天像过节似的，工作起来也特带劲儿。我每天早上对当天要做的采访非常向往，回到办公室和大家亲如家人。我们跟暗房的两位技师一起，买菜做饭，集体开小灶。我负责打杂工，洗菜、洗碗，刘占坤担任主厨，下班后经常在一起聚餐。

那时候全国各地的通讯员，包括部队来的，到了北京一定会到《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一起吃顿饭。大家从照片聊起，聊人生，聊友情，我因此结交到全国各地的很多朋友。

我刚到报社上班，就被派去做夜班编辑。这跟美国报社很不同，美国的夜间值班编辑都是有多年经验的记者编辑被提拔上来的。我刚工作时有几个月没宿舍，就在办公室里搭张行军床睡觉，上好闹钟，早上赶在男同事来之前把床拆了。我们部门资料室是一个有门无窗密封的小屋，我有时候白天累了就在那里休息。那几个月对我来说是一个挺大的考验，但是那种状态又完全像在单位找到了自己的家一样。我大学实习是在中国新闻社，并不了解报纸印刷的流程，所以那时候看夜班编辑怎么编辑文章、起标题、排版，这个学习的过程特开心。

你做希望工程比我们早得多。我去贵州和广西那次由于时间有限，采访并不深入，但是很集中。我们那时候毕竟是公费出差，地方的团组织接待，乘坐吉普车采访，比你自费、坐公共汽车、搭火车要幸福多了。不过我们的吉普车四面透风，加上那时候贵州和广西的山路基本都是土路，每次下车的时候，我眼睫毛上都是一层尘土。我每天跟老师、家长和孩子交流，跟着贫穷人家的孩子家访，经常忍不住流泪。开始的时候我没注意，满脸淌泥浆，后来就知道下车时先把自己脸上的尘土清理一下。我可以想象你当年接触青基会之前，自己先行拍摄那批片子，该是多么辛苦。

那次采访后，刘占坤帮我编辑，做了一个整版跨页，发表后反响很好，团中央青基会把那个版买下来，当作希望工程宣传品。没多久，你的“大眼睛”照片出了名，成为青基会在全国宣传“希望工程”的形象片。那时我们除了生活工作中的友情，在希望工程项目上也有过切磋和沟通。

《中国青年报》关于“希望工程”的整版跨页报道，刘昕担任摄影记者，刘占坤担任编辑。本版后来被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买下，用于宣传“希望工程”。

我最近一次去贵州是2015年。一名小学校长开着汽车到机场接我，从贵阳机场到正安学校的高速公路畅通无阻，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和我记忆中的样子简直天壤之别。从大家的生活条件、交通状况、学校的硬件设施等等，可以看出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确实不得了，这是在美国看不到的。

我的孩子们在美国最富有的社区之一长大，但是那里的小学教室里很长时间都缺电子白板，同时期在中国的乡村小学已经能看到这种东西，可是老师们的教学思维还是停留在传统落伍的教育理念上。我后来做的好多工作都跟这些有关系，期待从理念和实践上打破教育的不平等。我想如果没有在《中国青年报》工作，去农村采访，包括采访希望工程的这段经历，我可能不会做后来的慈善工作。你当年的作品给了我很多的启发。

解海龙/摄

解海龙：

你去了美国以后经常给我们寄回报纸来。《太阳报》不大，每次报道一件事好像要用两到三张照片，就是一个小专题。我们就想，这个思路挺好，不要刻意非得弄一个特别宏大的叙事。那些画面处理得也好，我们那时候都互相传看。

刘昕：

来美国以前，比起你们，我的摄影简直连门都没入。我们大学毕业时，摄影经验和摄影技能不足，阅历也很浅。你们虽然没有接受传统的新闻培训，可是一直都在拍摄，一直在接触民间，作品覆盖各种题材。“广角协会”有很多人在拍街头抓拍，是吧？那就是布列松当年在欧洲拍片子的风格。“广角”有很多高手，《中青报》特别幸运能把海龙大哥这样的高手给收编了。

我那时候在《中国青年报》是摄影部的唯一的女性记者，比较受宠。出去采访到了部队，首长让小战士帮我背着包，说那么重的摄影包不要让小刘记者背。贺延光听说后批评我说，你怎么能让别人替你背摄影包，这不就像战士上战场让别人帮自己扛枪嘛。

解海龙：

你还跳过伞对吧！

刘昕：

对，我当时跟叶研一起去湖北参加空军新兵训练的第一跳。叶研是我们《中国青年报》一个敢说敢做的硬汉记者。当年中越边境打仗的时候，他就是因为说真话得罪了部队的一批官。

我们去做湖北空军采访的时候，叶研和我都坚持说记者也必须跟着跳，如果我们不跳伞，怎么知道新兵是什么感受？怎么能拍到第一手的照片呢？光在飞机上拍不行，在空中也得拍。就这样，我们争取到了跳伞的机会。我们跟着那些新兵训练了三天，后来走了一条捷径——新兵都得自己打伞包，我们因为时间不够，部队就让特别信任的老兵给我们打了伞包。我记得到了机舱口的时候，有一名新兵发怵，腿直抖，不敢跳。班长说，你看，人家记者都要跳伞，你连这点儿胆都没有。一脚就把新兵给踹出机舱去了。

我当时的状态跟新兵可不一样。这些新兵都是十七八岁的小孩，那时候我毕竟二十出头，也有了一年的工作经验，在空中还游刃有余地左杆操纵一下，右杆操纵一下，从容镇定地降落在了指挥部，团部通信员甚至给我拍了一张落地收伞的正面照。后来我才知道，每年跳伞总有八到十个新兵因为落地的时候控制不好，栽进了农民地里的粪池里。

我感觉咱们在《中青报》那会儿，业务当然是一方面，最难忘的是那种兄弟情义。我后来在任何地方都没能再找到那种感觉。之后每次回去跟大家一起聚餐的时候，我都拿一个录音机，你讲的每一个段子我都录下来了。

1993年，在《巴尔的摩太阳报》时采访国会山

解海龙：

我们现在不管换什么手机都会把那会儿的两张照片放进去。一张是咱们在簋街，王文澜、贺延光、刘占坤，还有小石头，一大帮子人光着膀子喝酒。

刘昕：

对，一帮光着膀子的大老爷们儿和一个长袖长发的假小子。

解海龙：

我们都说，文化人都成膀爷了。还有一张照片是你要走了，大家一定要拍一张纪念照。设计半天，最后一想，就你坐着，我们大家都站在后面趴着沙发背，有的直勾勾地假装看对眼了。拍了几张以后，大家觉得这个画面太干了，应该找一个点题的东西。正好桌子上搁着一颗石榴，你那天还穿着一条白色的裙子，就把石榴放你裙边，照片名字就叫《石榴裙下》。好家伙，大家都笑，说这名字简直太有意思了。这张片子现在用的地方还挺多，我的书里就有。

刘昕：

你的书里有，我的书里也有。前一阵子有个回忆80年代的影展，其实我们这张照片是90年代初的，也被收进去了。

解海龙：

龙影廊有个展览叫《我们》，也把这张片子送上去了。展览接受大家投票，发给每个看展览的人好多小红点的贴纸，喜欢哪张照片就给哪张照片贴一个小红点，结果就这张照片被贴得满满的。

没事就找乐儿呗。不然老哭也不行，是吧？用这个来调节我们的精神状态。

《石榴裙下》

有希望、有念想、有追求

Q2 两位老师如何评价对方的作品？

刘昕：

其实我对你的作品最熟悉的还是希望工程。

你是第一个去用影像来深度表达这个主题的人。那时候好多摄影创作是奔着参赛、展览、发表去的，创作过程中的摆拍是常态。但是你拍的希望工程是自然而然的抓拍记录，很多情景后来再也找不到了。

从你的作品中可以感觉到，你是一个非常有社会关怀的人，尤其是对于底层的劳苦大众。你自己这么多年投入了很多心力和精力，作品也得到了中国和世界的高度认可。所以我觉得让我来做任何评论都是画蛇添足。

我最敬佩大哥的是你的人格魅力。我们可以在一起说段子、开玩笑、嘻嘻哈哈，这只是一面。你的身上还有一个很强烈的特点，在你的作品里也表达得浓烈，那是一个从你的照片画面中随时可以跳出来的“义”字。你身上有很浓的义气。

你个性中的侠义、道义承担、悲悯情怀和对劳苦大众的关怀，包括和他们连心贴心，这都不是一般的记者或者摄影师能做得到的。很多摄影师只会索取，我从你这儿拍到这个生活瞬间，从此就消失在你的人生里了。你不是这样，你懂得回馈给予。你的生活和作品中贯穿了一个“义”字，我特别敬佩这一点。

解海龙/摄

解海龙：

我本身就是草根，所以一直保持自己的本色。

我这段时间集中地看了一下你的作品，大吃一惊，我以为这些年你拍片的机会少了，其实不然。你的机会挺多，而且拍摄题材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都在忙活社会主义新农村、抗疫之类的题材，我们的片子太像宣传片。我实际上特别喜欢你片子里那种特别自然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东西，也是那种情感的东西。我们还不懂上升到人性的角度，谈论人文关怀这些东西，也可能表现力和立意就差，所以拍出片子总是图解式的东西太多。有机会回来给我们这些人讲讲课，也是一种沟通和交流。

16岁的安和13岁的弟弟若米奥，他们已经深谙艾滋病和死亡。刘昕/摄

Q3 两位老师都在长期跟踪拍摄弱势群体，

长期关注这一类的主题，为什么呢？

解海龙：

上世纪80年代，我们一直追逐奖项，看谁得奖多，奖杯、奖牌就是一种炫耀的资本，那时候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后来当我们请老师到“广角协会”讲课的时候，人家否定了我们，说你们一天到晚拍这些片子都是甜甜美美的。我们那时候的口号就是歌颂祖国，歌颂人民，都是大话题。老师说，你们不要把这个说得那么政治化，应该用我们的相机去反映现实。现实生活是什么？就是劳动人民、市民，小人物在生活中也有一些大的情怀的东西。拍摄这些内容不要光是那种甜美、高兴、乐。应该是什么？老百姓他的真实的感受。真实的是什么？就是甜酸苦辣、喜怒哀乐。都拍，这样才是真实地体现现实。

所以从86年开始，我们这帮人就都在改变，开始关注身边的事。老师说“令人喜不如令人思”，我们自己就找“令人思”。什么令人思？中国的命运，老百姓的命运。那么就选这种题材。

我比较早就经常到农村去，看到农村的孩子都不正经吃饭，叼着一块馍，斜背着一个破破烂烂的书包，书包都是拿小布一片一片缝上的。因为有时候屋里特黑，孩子手里总是拿着一个小煤油灯。我六七岁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我比较关注这个题材。

解海龙摄影作品

我们这帮人，不管是贺延光还是王文澜，都是1951年出生的，没上过多少学，所以感悟挺深的。我开始去了解中国有多少亿人，失学率是多少，文盲有多少，国民生产总值拨给国防是多少，拨给教育是多少，又有多少钱用来盖大桥等等。这么一算，真的摊到孩子们身上的钱极少，尤其是农村的孩子。一个孩子一年的费用不到十块钱，还不够老师工资，所以老师又都流失了。一说老师流失，就是希望没有了。因此我对这个题材就比较关注了。

1987年，我拍的第一张片子，就是一位老师背着自己襁褓中的孩子教书。回来以后大家说你的路子是对的，我这才选中了这个话题。我给自己定了规矩，不再拍其他东西，就长期关注这个专题，把它做透，做成一个纪实报告，拿出来向社会汇报。结果没想到，第一年我就跑了十几座大山，大别山、沂蒙山、太行山，后来云贵那边的乌蒙山，四川那边的大巴山……把这些片子归纳成渴望篇、爱心篇、圆梦篇。恰好在1991年，刘昕和我整体把片子推出来，全社会就都来支持希望工程了。

我跟其他报纸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是自费、自发的，到地方之后没人接待，也没什么身份，所以经常碰壁，被人家抢相机甚至于动手，被指着鼻子骂是坏人。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的甜酸苦辣体会特别深，慢慢地就坚定地不管怎么着也走这条道。

解海龙关于希望工程的摄影作品

我到《中国青年报》之后，有一次给一个学校找了几十万块钱，把学校环境彻底改变了。我心想，不是说我不是好人吗？现在看看我是不是好人。贺延光说，你去吧，你再去回访这些地方，把老百姓的变化也给报道报道。结果回去以后，大家对我的态度不一样了，认可我了，这个时候我才掉了眼泪，过去的委屈一下子全都没有了。那会儿恰恰是我的孩子要中考的那段时间，他功课急剧下滑，但是家里没人照顾，从重点学校被轰回了普通学校。人家跟我开玩笑，给我们家贴的对联都是“荒了自家地，肥了外人田”，横批还写了四个大字——“希望工程”。我说你是表扬我呢，还是嘲弄我？他说当然也是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你的一种认可和感谢。人就是靠表扬，越表扬越好，我就不知疲倦地干了30年。

所以这一路走来体会比较深的，一是持之以恒，不管别人怎么说，坚持干这件事。二就是不要拍完了就完了，还要成为一个行动者，长期关注，给他们拉资助。我的照片曾经也卖出过高价——30.8万。当时活动还没散场，电视台的麦克风就杵到嘴上了，问我怎么办？我大声地说：“我一分不差地全捐出来，在西藏盖希望小学。”这样一来，全国的人就知道我是真心实在地做这件事了。

后来的《东方之子》《改革开放20年20人》等节目报道我，好听的词都搁到我头上来了。其实有一大批的新闻工作者都在做类似的事，关于环保、残疾人等等，我只是有幸被作为代表了。

刘昕：

这一点我有很多共鸣，我们从业以后选择什么样的专题，选择什么样的方向，跟自己个人的成长经历都有很大的关系。

我对中国农村的感情和我小时候在黄土高原亲戚家的成长有关系。我妈妈出生在陕北洛川的山沟里，14岁去了延安歌舞团工作。每年寒暑假，我都回洛川看望外公外婆，去舅舅姨妈家一呆就是一个假期。那时候一放假，我先花十来天时间集中精力把作业赶完，然后就回洛川自由放飞了。我是我们家老大，跟姨妈和舅妈家的长子长女都很亲近。他们骑着自行车带着我，东村西村到处串亲戚，“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992年，与石宝琇（右）在宝成铁路隧道避雨

我对农村的亲戚们有特别深的感情，也知道他们有多穷。印象中，我小时候每年收到的压岁钱不多，每家给个一毛两毛的，我都攒着。我们家从延安搬到西安的时候，我攒了有80块钱，想买个吉他自学弹唱。途径洛川时，我把自己的存款全都给舅舅了，因为我看到他们家生活太困难，连烧饭用的煤炭都买不起。我每年寒暑假跟他们在一起生活的那段时间，观察到他们的孩子从不洗澡。我就教他们把喂马的石槽清洗干净，舀清水进去擦澡。

在《中国青年报》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去农村采访，一说下乡，我就觉得特亲切，有种回家的感觉。因为有在黄土高原的经历，我对于中国比陕北更穷的地区的教育情况特别关注。

在美国报纸工作的那些年，不太被人关注的群体、贫困的群体、挣扎的群体、不能为自己发声的群体，也都是我一直密切关注和报道的。我现在的慈善工作，也是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样的思维是自由派，亲民主党的，你怎么就只同情穷人，支持从富人那里多征税去救济穷人，他们又懒又不工作。我对中国农村的了解，以及后来在美国采访贫困人群的经历，让我看到大部分穷人的人生选择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教育，找一份朝九晚五的体面工作，挣一份合理的工资。很多时候他们的成长环境、家庭的教养和周边社会环境，让他们没有选择。很多时候他们即便很努力，也难以走出贫穷的代际传递的制度陷阱。

由于对这些人群的特别关注，我后来在美国选择的一些特别采访项目也是关于这个主题的，比如在迈阿密帮助穷人满足圣诞心愿的项目，和后来在《棕榈滩邮报》负责的“分享的季节”项目。报社信任我独立去做这些项目也是因为我的观察和报道方式，我一向不喜欢干预，我总希望拍摄对象忘记我，这样我才能捕捉到最真实的瞬间。我希望我的镜头表现的不是被采访对象的贫穷、可怜和无助，因为他们的生活中已经有足够多的阴暗面，我希望读者能在我的镜头中看到人性的光辉。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有希望、有念想、有追求的，不管这种追求因为目前他所在的环境有什么样的局限，大部分人都是善良的，对未来有着憧憬和向往。我总是希望我的镜头里能表现出那样一种向上的力量。

2010年，和《棕榈滩邮报》图片编辑马克、《大众日报》摄影部主任孙京涛在山东。

解海龙：

这些年，我除了媒体的一些突发事件报道，自己的专题也永远抱着。我跟希望工程那些孩子每五年见一面。其中有一个小女孩哭着不上学了，我跟她拉钩，我说你要是半途而废，我可跟你没完。我就盯着她拍，从小学到高中，再到大学毕业、研究生、读完博士。博士毕业拍完了，我就觉得我们可以不再来回走动了，因为她已经成为栋梁之才，我也退休了。没想到后来她又跑到密歇根大学读博士，毕业回来杭州大学要让她去当教授。我原来给她拍的照片里，那小孩那么小点儿，我们俩又握手又拉钩。这些照片时时激励着我，因为我知道中国还有很多像他们一样的孩子。

中国现在的问题就是七八千万人都拿着高级单反相机，六七亿人都在用手机拍照片。可是大部分人还是走我们原来学摄影时的那条路，想入会，想得奖，想出名。这条路并不是对的。摄影是过几年，你拿出一套东西的时候，这些片子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看看而已的东西，而确实是我们一路走来帮了哪些人。当摄影或者当媒体遇到公益的时候，我觉得一定会开出特别炫丽的花朵。所以我们觉得这么做，真正找到了摄影的真谛，就是摄影有温度。

刘昕：

我觉得你做得特别好，和世界上大部分摄影记者或者摄影师不同的东西是，你这几十年跟被拍摄的对象一直保持着一种不间断的联系，关注他们的生活，并一直追踪到现在。从那么小到博士后，到将来一直会和这样一个人物有不同的交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幸运的遇见。

在我的作品中，很难有这样的交集。我这些年走的地方太多，变动很大，从中国到美国，一直在不同的报纸工作，所以一直没有办法在一个地方稳定地生活和工作。我看自己的作品，有时候觉得有些遗憾，尤其是摇晃儿的故事。当时那个故事对我震动很大，但是因为后来我离开了，多年后再回去也不是工作的状态，所以我们保持联络的方式是有限的，不像你和采访对象的联结那么深、那么亲密。

遗憾肯定是有的，但正是因为当过摄影记者，才启发我做起慈善工作。我觉得记者这个职业很大程度上就是社区工作者，跟救火员、扶贫员没有太大的差别。Social Worker（社会福利工作者），是在最基层观察生活、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工作，记者只不过是扛着相机、拿着笔记本和电脑的社工。虽然听上去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不同的，但我现在只是把原来那种社工的身份用另外一种方式延续下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试图解决一些问题。

1994年，在匹兹堡与房东安妮

我在你身上也看到了同样的延续。你带着学员去这儿创作，到那儿做义工，开启一些慈善项目，继续帮助希望工程的一些学校，现在做的事情跟前面的工作直接相关。我很感激做摄影记者的经历，尤其是拍摄希望工程的项目。如果没有这些经验，可能我们现在会过着不同的生活，做着完全不同的事情。

手中相机的分量

Q4 两位老师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职业摄影记者，成为摄影记者的经历却是完全不同的。你们是如何看待摄影记者这个角色的？

刘昕：

摄影记者首先是记者，然后才是摄影师，他们身兼多职，是目击者、吹哨人、叙事者和解决问题的人。当作品登报、得奖、参展，获得美誉，这都是个人成就感。当你的摄影作品给被拍摄对象带来益处，能够帮助社会向良善的方向发展，这是更高境界的社会成就感。摄影记者的社会成就感是这个职业带来的，因为你有这样的平台。不管是在《中国青年报》这样全国性的媒体，还是后来到美国不同的地方报纸工作，媒体给我提供了一个传播平台，让作品的影响力扩大，让那些无法发声的人有机会使用最强大的麦克风发言。这些都是通过平台发挥摄影报道的社会影响力，从而给我们带来的职业成就感。

我书里引了你一句话，说 “后来我才知道手中相机的分量”。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其实这是我们拥有的特别有力量的工具和武器。

当你有工具又有平台的时候，社会责任感是在做记者的过程中逐渐体会到的。因为你有这样的机会和平台，日积月累就难免有时会习以为常（Take it for granted），不觉得这是一个大事儿。对我来说，摄影记者这个职业是一种召唤，信仰一般的召唤。我因此觉得我们都是特别幸运的人，一直坚持在这条路上走下来了，因为很多人在一生中很容易被分散注意力。

做摄影记者的最初，我有很多的迷茫困惑。随着个人和专业的成长，我现在越来越深地感悟到，自己知道的远远少于自己的无知。对人性、对人生和社会，现在的我有更大的好奇心，比以前有更多的创作冲动，不管这种创作是用摄影还是用其它的方式。一朝为记者，终生记者。一旦成为摄影记者，观察世界的方式从此改变。

1995年，驾驶阿米什人的马车

解海龙：

对，现在觉得，一有机会还真的就得去拍照片。明年我们这帮70岁的人要联合办一个展览，实际上还是一句话，我们互相鼓励着，千万不要放下相机。王文澜说，现在之所以我们这些人还在活跃，大家没有把我们忘掉，没有抛弃我们，是因为我们还在不断拍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我们没事就在家擦相机，擦干净了，把电充好了，把卡腾空了，都准备好了，一声呼唤，拉着拉杆箱就走，这个是一种状态。

这几十年我们盼的不就是这种状态吗？现在依然有。只要我们现在身体好好的，我们就能跑。而且回来真的能拿出东西，就能有话语权去沟通，哪怕人家批评几句，我觉得这也是特别有意义的。

两位老师经历了摄影的技术更新、器材的普及、媒介形态的变化，作为摄影记者或纪实摄影创作者，有没有受到影响，又是如何应对的？

解海龙：

无人飞机，潜水摄影，甚至还有人支着架子拍土星，我觉得那是不是无奈的一种？因为拍鸟的人太多了，他们没办法。我还是喜欢拿着35mm镜头，拍自己身边的老百姓。我们最善于抓老百姓的形和神，他们的一举一动、一个眼神，我们都能感觉到，特别有触动。所以我觉得今后还是要更多提倡人文关怀：要清楚你在讲述什么故事，人家看你的照片就知道你是一个什么人。我还是挺喜欢这类题材的。

刘昕：

补充一点，我觉得有史以来，摄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活跃过。我自己现在最常用的是手机，因为最好的相机就是你随时带在身边的那一个。我们已经进入了全民摄影百花齐放的时代，大家对摄影的理解，包括讲故事的方式和讲故事的平台，都有很多改变。前一段有朋友跟我分享快手和抖音上的东西，我发现老百姓现在太会讲故事了，讲故事的方式太有创意了。传统意义上的摄影记者如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我们都是用照片来讲故事的人。我们以前的挑战是，讲故事的方式是用一张照片讲一个简单的故事，还是用系列照片做宏大叙事，用倒叙的方式，还是用蒙太奇的方式。现在的挑战是多媒体、全方位、广泛的群众创作状态的冲击。以前如果有重大事件，不等记者到场，周边是没有相机，无人记录的。现在任何新闻事件现场，人人都有手机和相机，即刻传送到社交平台上。在美国，今年夏天所有的游行、抗议，现场发生了什么事情，警察有说法，民间有自己的说法，大量旁观者录像，都可以解释清楚。

这种信息来源多元化和自媒体只会给记者这个行业带来好处，会督促我们与时俱进，学习新的讲故事的方式。有一点要加以警觉的，就是传统媒体报道时必须做大量深度的fact checking，反复核证事实。现在倒是很少人去做这个，尤其是自媒体，谁去负责做真相调查？其实这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记者，在未来需要更加关注的一个领域，我们要承担起这部分的工作。

解海龙：

我觉得手机的优势就是，不管在什么地方，你举着手机拍，这就方便，没人管，也拿你不当回事，但是真能拍出好东西。一拿大相机拍，人家看你的眼神都不对，恨不得咬一口似的。所以不管用什么设备，都别放下手艺。

图：刘昕、解海龙、湖岸出版

《和光同尘》

刘昕：用镜头捕捉爱与信念的永恒

《和光同尘》

摄影画册

作者: 刘昕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品方: 湖岸

出版年: 2023-1

页数: 266

定价: 580.00元

装帧: 盒装

ISBN: 9787521739633

本书是纪实摄影师刘昕的首部摄影作品集。全书以主题为线，融入个人经历，汇集了刘昕在国内外担任摄影记者及自由摄影师时的代表性作品。作为20世纪90年代备受瞩目的摄影记者，刘昕在《中国青年报》工作时足迹遍布全国，记录了我国数项重要社会事件，后来她赴美继续创作。女性、儿童与少数群体的生存状态一直是她关注的主题，包括“希望工程”、自闭症儿童、跨性别女性艺人，以及美国的阿米什家庭、俄亥俄州女竞选人、高中生母亲等。这也成为她日后投身公益事业的契机。本书还收录了刘昕与老同事解海龙在2020年所做的一次深入对谈，探讨了影像的力量与摄影师的社会责任。全书采取汉英对照的形式，对影像及影像背后的故事进行了说明，并采用两种不同的体例（摄影画册与摄影拉页）将摄影师眼中的中外90年代呈现了出来。本书可配合刘昕的影像随笔《在旋转尘光的静点》一起阅读。

刘昕

摄影记者、纪实摄影师。1986—1990年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是该系新闻摄影专业向全国招生的首批学生之一。1990—1993年间就职于《中国青年报》摄影部，期间荣获亚洲女性摄影大赛黑白类作品金奖、尼康杯亚洲摄影大赛银奖，以及亚历克夏世界和平和文化交流奖。1993年赴美，后在俄亥俄大学获得视觉传播硕士学位。1996—1998年间就职于南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邮报》，担任摄影兼文字记者，期间荣获美国国家新闻摄影协会（NPPA）南部年度最佳摄影师奖、考克斯报系年度最佳摄影师奖及亚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