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义和前景

张燕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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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关于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的阐述非常全面、精准和深刻。

在经济增长的贡献上，除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的一个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非常高。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必须摆脱传统的路径依赖，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过去三年，美国的名义GDP很高，原因是高通胀。但实际上，美国GDP的增长率低于我国。我国GDP的增长率是稳定的。

经济学中有个概念叫“索洛余值”。通过经验实证分析发现“余值增长”是由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常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它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未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取决于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另外，我们还要解决中国企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一是靠创新，二是靠经营，三是靠规模。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如何将高质量发展落到实处？第一，推动科技创新；第二，推动制度创新，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第三，推动产业创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第四，推动金融创新，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金融支持；第五，推动文化创新，推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相协调，以文化创新助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升国民科学文化素质。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做好八个方面工作。第一个方面，持续提升要素再配置的效率。比如，在中小城市和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要提升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公共卫生、公共住房保障的建设和利用效率。另外，还要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拉动庞大内需市场。第二个方面，持续提升对外开放。在推动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的同时，高水平对外开放也要一同进行。科技创新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要解决“有”和“没有”的问题；第二，要解决“好”和“不好”的问题；第三，要解决“用”和“不用”的问题。解决这三个问题离不开加强国际合作。第三个方面，持续提升人力资源和研究型大学的水平。我们要加强职业教育，培养专业技能型人才，打通专业技能型人才向上学习的通道。另外，我们还要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培养创新创造型人才。第四个方面，持续增强技术创新的贡献。数据显示，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从2012年的1.03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2.79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从1.91%增长到2.44%，已接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疫情前2.47%的平均水平。另外，我们在技术创新方面，还要做好三点：一是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的基础研究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提高到8%以上”。二是解决创新制度问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全球第11位，较2021年提升1位，较2012年跃升23位。虽然我们国家的创新能力在飞速发展，但是创新制度的排名还较为落后，这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三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锤炼战略耐力，保持战略定力。第五个方面，持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新旧结构转换和新旧模式转换速度。我们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对标和对接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第六个方面，持续打造超大规模市场。超大规模市场是我国持续快速发展的坚实基础，也是支撑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条件和信心所在。第七个方面，持续推动经济和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第八个方面，持续推动经济和产业的绿色转型。

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坚持创新驱动。因为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在人才的存量、知识的存量、技术的存量方面还有差距。另外，我们还要把新旧动能的转换放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位置。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结束后，有三个科技飞速发展的关键节点：一是1945年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科学顾问万尼瓦尔·布什博士发表的政策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对塑造美国的科技强国地位具有里程碑意义。该报告认为，科学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二是1957年苏联率先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美国发现自己落后了，于是把大量的研究经费投入到国防、能源、医药等领域。三是1980年美国政府发现大量的科学研发成果被束之高阁，于是通过了《拜杜法案》。该法案使私人部门享有联邦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成为可能，从而产生了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强大动力。

除了需要制度创新外，人才也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因素。我们除了要培养优秀的人才，还要能吸引全球的优秀人才来我国发展。

二、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

高质量发展必须要落实到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从制造业来看，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从2012年的16.98万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31.4万亿元，占全球比重从22.5%提高到近30%。

从全球金融中心来看，我国的金融中心数量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

从全球的湾区来看，我国的湾区发展还具有很大潜力。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要上三个台阶，第一个台阶是粤港澳大湾区人均GDP翻一番，达到东京湾区的水平。第二个台阶是粤港澳大湾区在人均GDP达到东京湾区的水平上再翻一番，在现代金融、文化创意等方面对标纽约湾区水平。第三个台阶是粤港澳大湾区人均GDP在达到纽约湾区的水平基础上继续增长，形成科学、技术、人才、创新的新动力源和聚集地。我们要实现这三个台阶的目标就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另外，我们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要不断提高。过去几十年，虽然我国的电子制造业发展得较好，但是主要靠的是成本优势和规模优势。面对新的营商环境和科技发展趋势，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电子制造业能否继续保持发展优势的关键。同样，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也对我国其他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

未来，我们要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对国际秩序造成严重冲击。现在美国有一个新词叫“新华盛顿共识”。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社会内部累积的巨大变革力量开始凝聚成强大的执政共识，即从信奉市场至上、推动自由经济转向强化政府干预、护卫国家安全，美国的决策者将其概括为“新华盛顿共识”。日本也有个新词叫“新资本主义”。日本的“新资本主义”强调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实现从新自由主义到新日式资本主义的转变。无论是美国的“新华盛顿共识”，还是日本的“新资本主义”，都包含了新的保护主义、新的产业政策、新的政府干预。那么，这些新的保护主义、新的产业政策和新的政府干预有效吗？我认为“新华盛顿共识”和“新资本主义”的作用是纠偏，是解决发达国家经济空心化、虚拟化、泡沫化的措施。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采取了超大规模的经济刺激，使他们的通胀迅速增长，然后美国又采取了提高利率的政策。

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局势，中国应该怎么办？中国是像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那样大规模实施保护主义、国家干预，还是有其他选择呢？中国和美国不一样，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我们的制造业的市场准入是开放的，竞争是良性的，市场是可以起决定性作用的。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包括对服务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对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对资源市场的市场化改革。

2024年3月，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按国家发改委的测算，中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拉动约万亿元新增投资需求和2000多亿元新增消费需求；在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教育、文旅、医疗等七大领域推动设备更新，有望形成年规模5万亿元以上的巨大市场；开展汽车、家电、家居等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有望释放万亿元规模的市场潜力；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2030年前每年至少需要新增投资2万亿元以上。

我们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将是更加灵活适度的，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可以相信，2024年，我们将大幅度减少非经济因素的干扰，降低各项政策出台的不确定性、舆论的不确定性和社会心态的不确定性影响。

我们要把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打造新型消费品牌汇聚地、模式创新策源地和消费潮流风向标。商圈是城市的名片、消费的地标，也是承载消费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我们还要打造集新品发布、展示、交易于一体的首发经济生态链。全力构建高品质服务消费体系。增强文旅消费内生动力，拓展数字消费的场景集聚度，聚力打造科技赋能的新型消费、绿色低碳消费高地。

预计到2027年，我们在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教育、文旅、医疗等领域的设备投资规模，将较2023年增长25%以上。重点行业主要用能设备能效基本达到节能水平，环保绩效达到A级水平的产能比例显著提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超过90%、75%，将较2023年分别增长15个、13个百分点以上。报废汽车回收量较2023年将增加约一倍，二手车交易量较2023年将增长45%，废旧家电回收量较2023年将增长30%，再生材料在资源供给中的占比持续提升。

我们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要防止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同时，还要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打造“投资中国”品牌，推动出台实施吸引和利用外资的综合性政策，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解决数据跨境流动、平等参与政府采购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