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发展十年，“跨省通办”破除民生痛点 | 新京智库

▲2024年1月24日，“雄安一卡通”社会保障卡公开发行启动仪式在河北雄安新区举行。图/IC photo

京津冀协同发展步入新阶段。

2月21日，北京市统计局继续发布《数说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年成效系列报告》。“重要区域篇”报告显示，2023年，通州区与北三县地区生产总值合计突破两千亿元，是2013年的2.1倍。

在过去十年中，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其中，数字治理方面的建设与协同发展，同样值得关注。“跨省通办”已成为这一区域合作的亮点和民生福祉的增长点。

十年来，京津冀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不断深化，持续推进“跨省通办”事项网上办理，在投资审批、就业创业、住房保障、医疗卫生等方面200多项服务事项实现“跨省通办”，减少了三地企业和居民跨区域办事跑动。

“跨省通办”的实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它涵盖了企业注册、医疗保健、教育资源等多个方面，极大地方便了三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和企业的运营。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继续深化，“跨省通办”未来如何进一步完善，为三地人民群众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好处，非常值得关注。

200余项服务事项实现“移动办”

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来说，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是块试金石，也检验着一体化的水平。

在过去十年，京津冀三地在政务服务领域不断破除体质机制上的壁垒，更多异地事项实现了跨域办理，群众办事获得感和满意度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

2023年10月24日，在京津冀营商环境改革成效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发改委营商环境政策处处长张腾介绍，京津冀三地已推动179项政务服务事项“同事同标”，234项实现“跨省通办”，200余项“京津冀+雄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移动办”。

《北京统计》的数据也显示，十年来，京津冀三地在民生领域多个方面都实现了深化协同。例如，200多所中小学幼儿园与河北开展办学合作，三地建立多个跨区域职教联盟和高校联盟。三地联合签署协议推动社保“一卡通”建设，区域内三级和二级定点医疗机构纳入互认范围，医疗机构实现跨省异地就医普通门诊费用直接结算，区域内异地就医实现“同城化”。

此外，京津冀“跨城养老”步伐加快，截至2023年底，河北省养老机构收住京津户籍老人近5000人，到河北社区养老的京津户籍老人近4万人，京津户籍老人来河北旅居养老达59万人次。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刘冰表示，京津冀地区“跨省通办”改革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于2019年12月就发布了《京津冀地区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试点工作方案》，目前已有200多项服务事项实现“跨省通办”，惠及京津冀地区超过1亿的人口。

“京津冀地区过去十年的实践表明，‘跨省通办’显著提升了服务效率、增加透明度、实现和创造公共价值，形成更加紧密的产业链和创新链，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便捷的数字化服务环境。”刘冰说。

2021年3月，京津两地经开区正式签署《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授权协议》，敲定了两地各10项审批事项。这也是京津冀三地最早实现区域“跨省通办”的案例之一。目前，“跨省通办”中的正式规则主要是通过各地自愿达成的战略合作协议确立的。合作协议确立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的基本框架，对合作内容、方式以及权责关系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去年3月，“京津冀+雄安”政务服务“跨省通办”自助办上线，上线仪式共发布首批四地自助办服务208项，包括北京市60项，天津市80项，河北省58项，雄安新区10项，京津冀地区实现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跨省通办”。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林霖告诉新京报新京智库，“跨省通办”的实施极大促进了京津冀区域间的资源共享和协同创新，也破解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痛点问题，三地的政务服务更加便捷和高效，有利于区域内产业转移和资源配置。

实际上，从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模式来看，京津冀地区也属于典型的地方“结盟”模式。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地理位置邻近、经济社会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区域联合起来，推动政务服务事项统一标准、统一平台办理。

在刘冰看来，京津冀三地制定具体的规则是一体化走向规范化的必由之路，地方“结盟”模式是国家鼓励“跨省通办”先行先试的主要模式。

深化区域点对点通办合作

京津冀各区域之间互动愈发频繁，“跨省通办”在相关区域也是率先走在前列。

例如，北京市通州区与河北省北三县实现营业执照异地“办、发、领”，600余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域通办。雄安新区企业档案信息化管理平台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档案系统实现了企业登记电子档案信息在线互查等。

此外，天津市政务服务办的资料也显示，京津冀三地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京津冀‘一网通办’服务专区”，联合印发《京津冀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专区工作规则》，上线住房保障、医疗卫生、职业资格、准营准办等领域527项事项，可提供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转入、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等服务。据张腾此前的介绍，在三地各部门的持续推动下，重点领域改革加快推进、成效初显。

拿天津来说，在政务服务重点领域，深化区域点对点通办合作。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天津16个区分别与京冀相关市、区签署政务服务点对点通办事项合作协议，结合区域特色，量身定制“跨省通办”事项清单。截至今年2月，三地“跨省通办”事项累计达到2749项，更好满足企业群众异地办事需求。

宋林霖表示，2021年3月，天津市政务服务办公室与北京经开区行政审批局、北京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签署《北京、天津经开区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授权协议》，协议中构建了双平台协同联动机制。

“通过三地的职能部门，借助‘条条’的力量推动政务服务领域的区域合作，实行协商上的‘一事一议制’。”宋林霖说。

刘冰也认为，在“跨省通办”的实践中，国家和地方的领导者通过提供远见、指导和资源有效推动了跨界信息共享和事项办理。京津冀地区注重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由专门的政务服务部门牵头组织实施。“跨省通办”涉及大量的部门沟通协调工作，在各地通常采取“高位推动”的方式。

仍面临“权力边界”和“目标差异”挑战

有观点认为，京津冀地区京津两极过于“肥胖”，周边城市过于“瘦弱”。区域协同发展需要构建跨行政区域、辐射力强的协同创新服务体系。

不可否认，京津冀三地行政界限的壁垒依然存在，在政务服务一体化方面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实现了“网上办、马上办、就近办”。但是，在知识产权资源共享共建、电子营业执照商事登记领域互认互通、民生保障、卫生健康、工程建设、应急安全、交通运输领域审批资质的互信互认等民生事项上依然面临跨地区、跨部门协调难题。

对此，宋林霖表示，组织层面的协同整合依然是京津冀政务服务一体化向纵深推进需要解决的难题。“仍然需要发挥自上而下的高位优势，强化权威统筹，消解政策执行困境；减少属地化对于地方性政府合作的影响，充分依托京津冀政务服务合作工作专班机制，完善相应的培训交流机制。”

宋林霖认为，可以结合地域、经贸、产业链供应、人口流动等实际，鼓励各地主动沟通对接，通过多种形式拓展点对点“跨省通办”服务。

刘冰也表示，“跨省通办”是各地“一网通办”改革的延续和拓展。与“一网通办”相比，“跨省通办”由于跨越行政区划而带来两项新挑战，即“权力边界”和“目标差异”的挑战。 “权力边界”就是指地方政府权限范围以行政区划为边界，并且与其他地方政府处于同级地位，无法依靠科层制中的等级权威实现强力整合；“目标差异”则是参与“跨省通办”的地方主体在本地行政事务的优先性上存在差异，从而可能造成“通办”过程中不同地方之间成本和收益的不平衡。

比如，实行“跨省通办”后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主要在劳动力流入地办理，流入地业务量加大，劳动力流入地和流出地在人员编制、资源配置上需要在区域间取得平衡。

此外，刘冰还强调，“跨省通办”超越了同级地方政府间的“块”协同，可能还需要“条块”协同，从长远来看，还可能卷入市场、社会等不同部门的参与主体。

“京津冀跨省通办的推进机制还要进一步适应从权威命令向协同治理转变。应对挑战的关键是理顺组织间的结构和运行关系，需要思考跨行政区域的组织间协同治理的策略，一方面提升共享的预期收益，另一方面有效控制共享的潜在风险。”刘冰说。

新京报记者 查志远

编辑 郑伟彬

校对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