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牢网络保护法治防线 撑起青少年健康成长“数字晴空”

　　作者：申素平（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普及面逐渐扩大。2023年12月23日，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等发布的《第5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未成年网民规模已突破1.93亿，未成年人使用互联网的广度和深度明显提升。互联网极大地拓展了未成年人学习和生活的空间，成为未成年人生活成长中难以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其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互联网给未成年人成长带来的是双重效应。一方面，网络给未成年人提供了丰富的学习娱乐资源，有利于培养未成年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满足未成年人的好奇心与自我实现需求，在开阔视野、激发潜能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网络也以其多样化、隐蔽化、产业化等特点，使得未成年人使用中的安全风险突出，网络暴力、网络欺凌、网络诈骗时有发生，未成年人个人隐私泄露、网络沉迷成瘾、不良信息影响等问题也逐渐显露，特别是网络沉迷成瘾给未成年人成长带来巨大隐患。与互联网的双重影响相对应，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条规定了未成年人享有发展权和受保护权。前者体现为公民适应数字社会所必需的网络素养与数字技能；后者则指社会有义务做好网络风险防范，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侵害。总体上，平衡发展权和受保护权，为未成年人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刻不容缓。如何通过立法充分发挥互联网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积极功效，消除未成年人网络使用中的安全风险成为摆在全社会面前的重要课题。

　　《条例》制定之前，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中已有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相关内容。特别是2021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专设“网络保护”一章，既着眼于网络与现实空间的联动，立足于重点风险领域的防治，又将传统主体与特殊主体相结合，建立起针对未成年人的“双场域、全链条、多主体”的网络保护体系。《条例》在上述法律基础上，分出四章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突出问题进行细化规范，旨在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以更为坚实有力的举措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多主体共同发力提升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的高低关系着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方式、态度以及效用。《条例》第二章围绕提升未成年人网络素养这一核心，精准区分不同主体特性，压实各方主体责任。一是在行政机关内部科学划分权责。明确国务院教育部门将网络素养教育纳入学校素质教育内容，会同国家网信部门制定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测评指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加强提供公益性上网服务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改善未成年人上网条件。二是明确学校将提高网络素养纳入教育教学活动，建立健全学生在校期间上网的管理制度，依法规范管理学生带入学校的智能终端产品。三是明确监护人应当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行为的教育、示范、引导和监督。四是针对未成年人用户数量巨大或者对未成年人群体具有显著影响的网络平台和服务提供者，提出了定期开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影响评估、提供未成年人模式或者未成年人专区、制定专门的平台规则等要求。

　　链条式协同推进加强网络信息内容规范。网络信息是网络空间运行的重要载体，对身心尚未完全成熟的未成年人具有重要影响，《条例》第三章对此予以重点调控。一是突出对有害信息的精准打击。明确了危害和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范围，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的网络信息。二是突出对欺凌性信息的严防严控。不仅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需建立健全通过网络以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形式进行网络欺凌的预警、预防、识别、监测和处置机制，设置便利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保存遭受网络欺凌记录、行使通知权利的功能、渠道，而且规定应履行建立健全网络欺凌信息特征库等义务，以最大程度降低欺凌性信息的负面影响。三是突出网络信息与未成年人身心情况的适配程度。强调以未成年人为服务对象的在线教育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根据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和认知能力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不能违背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基本规律。

　　线上线下一体兼顾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条例》第四章通过明确线上线下不同主体在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方面的权责，以确保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在网络环境下能被安全合法处理及使用。一是规定线上活动中网络直播服务提供者、个人信息处理者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网络直播、个人信息安全事件处理以及涉及未成年人私密信息情况中应履行的具体义务。二是明确线下空间中未成年人或其监护人依法请求查阅、复制、更正、补充、删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权利。《条例》的亮点包括对个人信息处理者设定的应急处置、不当限制、对工作人员最小授权以及合规审计义务，这些涵盖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的事前、事中以及事后三个方面，具有整体性保护作用。

　　全方位综合施策防治未成年人网络沉迷。网络沉迷不仅影响未成年人日常学习，而且还会对其视力、意志力等产生不良影响。因此，《条例》第五章聚焦网络沉迷防治这一主题，从教育指导、制度建设以及底线控制等方面由浅入深细化权责。一是加强学校、监护人对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预防和干预，提高教师对未成年学生沉迷网络的早期识别和干预能力，加强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安全合理使用网络的指导。二是要求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建立健全防沉迷制度，合理限制未成年人网络消费行为与特定网络活动的参与。三是细化网络游戏实名制规定，禁止账号租赁；并要求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建立完善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规则，对游戏产品进行分类并予以适龄提示。四是严禁以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方式干预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做到科学防治。

　　无论此前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还是此次《条例》的制定，始终有一个重要的争议，那就是父母和平台究竟谁应当为未成年人在网络中受到的负面影响负责。一些家长认为，平台和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因为是部分平台或网络服务提供者监管不严造成了网络沉迷等问题，而且，仅凭家长的网络知识难以对孩子进行有效监管。相反的意见则认为，平台和网络服务本身无所谓对错，家长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正是因为有些家长不管孩子或家庭教养失当才造成孩子无法在网络中健康成长。

　　对此，《条例》在第二条原则部分就鲜明指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并非单一主体的责任，而是要落实实行社会共治的重要原则。社会共治的核心就是强调社会多元主体都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负有责任。未成年人身处的网络环境不仅具有跨越空间的特性，而且参与主体也十分多元。虽然《条例》围绕重点内容对不同主体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确定与细化，但是其在不同活动场域所需承担的责任并不相同。譬如网络服务提供者需要承担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家长同样也应关注孩子使用网络时是否泄漏个人信息，国家网信部门等行政管理单位则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予以监督和管理。在不少情况中，面对未成年人的某一行为，各参与主体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绝不能简单认为是某一主体的责任而推卸了事，只有坚持责任共担、多元共治、群策群力，才能在最大范围内为未成年人在互联网中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条例》重在执行。学校、家庭、社会各界需要提高遵守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的自觉性，不断提升责任意识，共同构筑未成年人网络安全底线，推动网络空间治理。同时也应当认识到，加强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仍任重道远，引导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的网络习惯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必须始终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促进网络空间正气充盈，持续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数字晴空”。

　　《光明日报》（2024年01月02日 15版）

[ 责编：张璐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