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 | 旧制复辟，他又一次选择死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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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虎溪山下”第五章。

曾祖父已任知事近两年，仍时刻不忘关注外面的情势，尤其是北京的动静，曾祖父一直惦念着身处虎穴之中的蔡锷。

蔡锷于1913年10月抵达北京，袁世凯表面对其热情有加，委任各种职务，加昭威将军头衔，但都是一些虚职，蔡锷并未进入权力核心。自当上正式大总统后，变本加厉地强化其独裁统治，解散国会，改参政院，废临时约法，取消责任内阁制，修正总统选举法，子孙后代可变相世袭总统。1915年5月9号，袁世凯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蔡锷亦是坚决反对接受“二十一条”，痛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虎视眈眈，认为为政者绝不能出卖国家利益，应结合本国之力，上下一心与日作战。此后，蔡锷对袁世凯所抱的幻想彻底破灭。

蔡锷与冯国璋、徐世昌等人不同，他与袁世凯交情不深，此时已看透了袁世凯的野心，于是流连声色场所，出入北京八大胡同，做了一个“风流将军”。蔡锷此举并非是想骗过袁世凯，曾祖父得知消息后，说，“松坡若要纵情声色，何须等到如今，何况身体欠安。袁氏（袁世凯）非愚陋之人，不会信之。”

其实那是二者之间微妙的对话，蔡锷不是袁世凯心腹，不能像冯国璋那般当面质问，关于袁世凯想称帝，他不发表任何看法最为妥当，以此来表明自己撒手不管。袁世凯要的就是蔡锷不管，往后更是假戏真做，看上了八大胡同名妓小凤仙，传得满城风雨，当时是有损于蔡锷的名声的，因而袁世凯放松了警惕。蔡夫人借此机会与蔡锷大吵大闹，敞开门将家中物件砸个稀烂，连袁世凯都惊动了，专门派人去调解。见袁世凯的人来了，蔡夫人闹得更凶，蔡锷说了几句狠话，蔡夫人便“一气之下”借机带着母亲和孩子们回到了湖南老家。

母亲及妻儿回了湖南，蔡锷松了一口气，却依旧不露声色，反而让袁世凯手下找美人解闷，明目张胆地逛八大胡同。袁世凯也反应过来了，秘密派军警闯入蔡锷府中，搜查电文信件，却一无所获。蔡锷知道袁世凯起了疑心，便计划密谋离京。

1915年8月，袁世凯终是没能抵制住帝制的诱惑，暗示手下鼓动帝制。

梁启超之前是支持君主立宪的，冯国璋亦是忠于皇帝之人，但是他们认为既然已经共和了，就不应该倒行逆施。眼见袁世凯称帝已不加掩饰，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猛烈抨击袁世凯的复辟行径。

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但此时他却表态，“我们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有人让他劝梁启超，蔡锷回答，“书呆子哪里劝得转来？”有一次，袁世凯心腹拿着“赞成帝制问题名录”给蔡锷看，蔡锷毫不犹豫就签上“昭威将军蔡锷”几个字，支持袁世凯称帝。于蔡锷而言，名声不不重要，签字也无妨，重要的是要回到云南。

1915年10月下旬，蔡锷一面以喉疾需要医治为由，向袁世凯请假；一面跑去云吉班向小凤仙寻求帮助。小凤仙爱蔡锷，尽管蔡锷并未向其说明缘由，但她愿意帮他，即便是要欺骗袁世凯也无惧。因此蔡锷给小凤仙题词，“自是佳人多颖悟，从来侠女出风尘。”

1915年11月11日，蔡锷在小凤仙的安排下，躲过袁世凯的监视，逃离北京，暂住天津共和医院，期间秘密会见梁启超，商议起兵讨袁。蔡锷表示，“失败就战死，绝不亡命；成功就下野，绝不争地盘。”而后蔡锷乘船抵达日本，又经上海过台湾、香港，最后从越南赶赴云南。为防不测，云南都督唐继尧派其堂弟唐继禹率警卫两个连去越南接应，一路上惊险重重，蔡锷于12月19日到达昆明。

就在蔡夫人离京之时，蔡锷与曾祖父有过联系，蔡锷在信中埋怨蔡夫人不识大体，俩人多有争吵，现负气回乡了。曾祖父心神领会，蔡锷不可能专门写信，只为抱怨夫人。他是怕袁世凯查看，以曾祖父对蔡锷的了解，他应该很快就会有所行动。曾祖父将公务安排妥当后，即刻启程回乡。他料定接下来又会有一场恶仗要打。袁世凯当时在全国拥有40万兵力，曾祖父知道胜算不大，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无数革命党人莫不如是。曾祖父想着在上战场前回一趟家，探望一下高祖父等人。

如今的曾祖父在村民眼里，已是一方县太爷。在他们印象中，曾祖父既能静心读书，也顽劣难以管束，做了县太爷回来定是威风凛凛。可曾祖父一到村口，就下马步行，见人便行礼问好。他说，“乡亲们是苦的。”后来，村里有一位田姓后生，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中年时比曾祖父的官做得还要大，任民国的少将参谋长，回乡时同样会在村口下马换装，说当谨记前辈教诲。

当时大婆婆正在挑着担子卖豆腐，突然见曾祖父和随从牵着马进了村，整个人愣住了。还是曾祖父主动接过担子，帮着吆喝，大婆婆这才有了反应，“我足足打了698桌豆腐，才把人盼到了眼前。”见曾祖父挑着担子在叫卖，大婆婆赶忙牵过曾祖父的马，“眼泪像被石块压住的豆腐，一点一点地在眼里溢了出来。”

豆腐很快卖完，大婆婆的眼泪却一直干不了。看着曾祖父又黑又瘦，她说道，“你若在家，有好吃的，我都给你留着。可云南、四川那么远，我送过去你也不要了。”

自那以后，大婆婆总是念叨着，“云南、四川可远着呐。”以至于后来村里习惯用“云南、四川”来代替遥远，直到现在仍是如此。有次，我听到有人约邻居去镇上赶集，邻居不想去，便回答，“还跑云南、四川去赶集，不如网购。”大人骂顽劣的小孩，“找你好久，不见踪影，跑哪个云南、四川去了？”有些小孩学了地理，便问，“为什么不说新疆、东北，那距离不是更远吗？”我很想过去解答。

还记得儿时，我们院子里一位百岁老婆婆，后来有些老年痴呆，已不大认得我们这些小孩了，但每次见我都会拉手说，“你们不要再去云南、四川了啊，让李聪明等得好苦啊……你要再去，就带着她。”说着老婆婆便抹起了泪。

那天，曾祖父刚进槽门，就对大婆婆说，“小妹，我还有要紧事，只回来两天。”大婆婆见曾祖父手臂上有尘土，轻拍道，“那我吩咐厨子，让他们歇两天，我来做饭。”

家里仆人见曾祖父回来，有人大喊，“我们家的县太爷回来了。”高祖父在楼上赶紧让两个捶背的丫鬟把水烟拿走，清了清嗓子朝下面叫喊，“吵什么吵，有何了不起，一个狗屁县官而已。谁要敢在这个宅院耀武扬威，给我用棍子打出槽门。”

无论下边如何热闹，高祖父始终不动声色，直至曾祖父主动上楼跟他问安，他翘着二郎腿道，“瘦成老猴子了，看来县太爷不好当。出去几年，还记得自家的门是朝哪啊。水烟对付不了，酒总能喝两杯，等下我烫壶酒，给你解渴，免得被人说小气。”

曾祖父说想去看看刘掌柜，高祖父眼神瞬间黯淡，拿起了水烟，当着曾祖父面抽了几口，“要看也是我去，我每年都看她，你凭什么去？”曾祖父答道，“我替刘丫去。”高祖父呛声，“那你去上海。我好不容易好一点，你一回来就惹我不欢喜。”

曾祖父叹气，“爹爹，那您怎么没能留住刘掌柜。”高祖父气得丢了水烟，“逆子，给我下去。”曾祖父刚走下楼梯，只见大婆婆提了一个篮子在等着了，“那么大声，我们都听到了，父子俩谁也别揭谁的伤疤。篮子里有香、烛、黄纸，早去早回。”

这时，高祖父也下了楼，冲大婆婆道，“我还走得动，无需他替我去。”说着呵斥曾祖父，“还不快走，从小到大就是个呆板样，又说只在家住两天，屋里长刺吗？”

大婆婆倚在门边望着这对低头去往山上的父子，时隔多年，仍旧叹道，“人都是被命押着走的。”

从山上回来后，曾祖父来到大婆婆房间，劝她以后不要卖豆腐了，“小妹，大家都知道，你是最好的。那年我不过是说气话，这个家对不住你，我诚心给你道歉。不要因怄气而耗着自己，我走得越来越远，而你得有个打算了，为自己图个好。”

大婆婆转过身去，“做县太爷可不能糊涂，这个家从来没有对不住我，哪怕一草一木我都处出了感情。我要继续卖豆腐，乡亲们喜欢吃，女人习惯了我的吆喝声，我一喊，她们就会回应，端着碗便出来了，我喜欢这样。若是不磨豆腐，有些只吃得起豆腐的人家，桌上就摆不上菜了。在这个村子，我和我的豆腐是离不开了。”

曾祖父一时语塞。大婆婆从柜子里翻出一对金手镯，“德秀，我的德秀哥。你今年36岁了（老家男性满35岁就算36岁），还未有一男半女。刘丫是我喜欢的妹子，我时常想她，这对手镯早给她打好了，你带去上海接她回来，我是欢喜的。”

曾祖父赶忙接话，“刘丫，她现在叫素贞。她有自己的事要做，我也是了。”大婆婆忍不住问道，“她从没联系过你？”曾祖父看着手镯道，“她不肯见我，没用。”大婆婆自言自语，“是啊，没用。一个喜欢，一个不喜欢，没用；一个喜欢，另一个也喜欢，还是没用。问题出在哪？要怎么做，老天爷才肯成全这些可怜人。”

曾祖父真就只在家待了两天，大婆婆牵马将其送至村口，说，“不知你下次再回来，我会是什么样子。”曾祖父嘱咐大婆婆，“如果你不觉得苦，那卖豆腐也挺好的，只是人没有豆腐嫩，世事蹉跎，一转眼就老了。”大婆婆也摇头，“豆腐也分老嫩，剩下的豆腐渣也有爱吃的，全凭个人喜欢。不喜欢吃的，我满街吆喝也是大门紧闭。”

而高祖父则醉倒在了酒桌上，直到曾祖父走了好一会，他才爬起来骂道，“逆子走了？太不像话了，招呼都不打。走了好，免得戳我眼珠。”佣人连忙解释说德秀少爷喊了您，没叫醒，行礼之后走的。高祖父不说话，兀自倒着酒，始终没醉。

曾祖父一回到四川，就申请辞职。民众得知曾祖父要走，有人张罗着送万民伞，被曾祖父拒绝了，“诸位不必惦念鄙人，你们很苦，应惦念自己。身为为官者能让你们过好一点，乃职责所在，勿用颂扬；若哪天我等让你们更苦，务必驱逐之。”

民众的回答耐人寻味，“肯为百姓做主的官员如凤毛麟角，能遇见是莫大的幸运，有些当官的没啥子能帮我们，能做到不欺压也是顶好的，何况还能做点事。若是不留住，以后百姓怕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曾祖父此行是要去云南迎接蔡锷，他认为自己虽然只是个小人物，但有些事明知是以卵击石，也得去做，“松坡不为个人，我亦如是。即便是一个人，也要冲在前头表明心迹。”

蔡锷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他曾说道，“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参政院的“推戴书”，大谈恢复帝制是“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后来曾祖父提起“推戴书”仍余怒未消，立家规家训，“蔡家子孙后代，若读书人此般谄媚，无论多有出息皆视其为无骨肉团。”

“这种人得打才知道疼，不想做奴才的人，身上的骨头、头颅都会是武器，乃至流淌的血液皆是武器，有人天生直挺，宁折勿弯。”正因如此，好不容易在四川站稳脚跟的曾祖父，又一次义无反顾地选择离开。

曾祖父离川的那天，久未现身的张三妹出现在出城的路上，着一身红裳，旁边跟着两个丫鬟。曾祖父赶忙下马，说张家钥匙早放在了县公署，他没带走任何东西。

张三妹摇头，一串钥匙而已，不值得说起，更莫说等。曾祖父不解其意，张三妹又问，“知事这是要回老家了？”曾祖父往左边指了指，“我去云南，三妹儿多保重。张兄已故，我作为长辈，照理应当照看你，然我此番离去，怕是无缘再见。在此向三妹儿赔罪，望你喜乐顺意，无忧无灾。”

“你以为骑高头大马就是长辈了。”说着张三妹翻身上了马，“谁还没骑过马？”

曾祖父似乎有些生气，挡在马前，“小娃儿赶紧下马，别胡闹，需要帮忙尽管开口，但我确有要事在身，没空闲与你胡闹。”张三妹拉住马缰，往马背上一拍，马从曾祖父旁边跑了过去。曾祖父无奈大喊，“这娃儿不是瞎胡闹嘛！”

过了一会，张三妹才骑着马绕了回来，然后看着曾祖父道，“我不是娃儿，你再喊我娃儿，我就杀了你的马，让你哪里都去不成。接下来，我要与你说正事了。”

张三妹背过身去，从怀里摸出一封信，递给曾祖父，“我父亲给你的信，一早写好了。至于给不给你，何时给你，他让我自己决定。不瞒你，这封信我是看过的，而且看过很多遍，却一直拿着，舍不得撕。所以父亲怕勉强我，是多虑了的。”

曾祖父听说是张所长的信，双手接了。当他看完，却又面色凝重地将信还给了张三妹，“我会亲自去张所长坟前赔罪。”张三妹回了句 “我知道了。”便退到一旁。曾祖父立即上马，准备离开。张三妹又说了一句，“我会等你的，反正我岁数小。”

信中，张所长的意思是要将女儿许配给曾祖父。大概内容为，张所长说自己或许猜到了女儿的心思，张三妹以前眼光高，但不排斥相亲，自曾祖父来了县里后，她却坚定地表示自己要孤身一人，却又频繁来知事公署找张所长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所谓父女同心，张所长也看中了曾祖父德才兼备，因而出城剿匪之前，写了遗嘱，怕猜错了女儿的心思，他才在给张三妹的信里交待，若不喜欢，不过是一张纸，撕了便是；若是喜欢，万一自己身遭不测，无需考虑丧期，遇良人，着红裳便是。

张三妹承认，“对德秀有意思，到哪个地步尚不自知。因父亲新丧不合时宜，便将信放在那里，舍不得撕是一定的。半年后再看，那就不只是一张纸了，越看越重。我每天想德秀，一张薄纸变成了土地，房子，大门，菜园子；字不再是字，变成了他的脸，我的心，我们的一大家子人，我看到了我们的儿女，孙辈，曾孙辈……”

曾祖父回头告诫张三妹，“我家中有妻，心里有人，眼前有事，身外无物，就此别过，你把光阴留给自个。”说完，便离去了。

1915年12月，蔡锷、唐继尧在云南多次举行军事会议，主要讨论反对袁世凯，反对专制。12月23日，会议决定以云南都督唐继尧等人的名义致电袁世凯，取消帝制，算是先礼后兵。12月24日，蔡锷等人再次致电袁世凯，请求取消帝制。由于袁世凯未予答复，12月25日，唐继尧等人联名发出通电，宣布云南独立，电报痛批袁世凯为背叛民国之人，丧失元首资格，决定要武力讨伐。

而此时的北京正在加紧为其称帝做准备，总统府更换为新华宫，“中华帝国”的国旗已在赶制。1915年12月31日，袁世凯下令将1916年定为洪宪元年，元旦将正式登基。

云南护国军以蔡锷为总司令，后来因兵分三路，护国军扩编分为三军，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李烈钧任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出兵广西；唐继尧任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护国军主力由蔡锷率领，主战场在四川。曾祖父在军事会议召开之前赶到了云南，蔡锷见这位兄长来了，大受感动，“兄在川主持地方事务，劳苦功高，松坡有所耳闻；今见兄来滇支持松坡，无以言表。”

曾祖父面对枯瘦如柴的蔡锷，甚是心疼，“若非为国，我定将其绑至医馆疗养，然则有人一生许国，而不计较个人得失，包括性命，松坡若为己思虑，定当长寿。”

蔡锷问曾祖父是否愿意统兵，可给其安排一个支队，不过为了避嫌，得去李烈钧的第二军。曾祖父当即婉拒，一来蔡锷的喉疾已经相当严重，再者护国之举皆出自公心，他直言只想做一名军人，“为了国家，奋勇向前”。蔡锷便将曾祖父留在了身边，36岁的曾祖父在护国军做了一名普通的战士兼军医。

1916年元旦，护国军在昆明誓师，发布讨袁檄文。1月14日，护国第一军主力从昆明出发，曾祖父后来回忆，“有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怆，然则唯一往而无前矣，护国军第一军无一人畏难怕死。”蔡锷也曾说道，“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袁世凯）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

当时护国军号称有8千余人，实则只有3130人，缺粮少弹，战士们衣着单薄。护国军之所以在元旦誓师，却到14日才出发，就是因为缺钱，后来还是罗佩金将几代人的全部身家抵押给银行，才换来12万银元用作军费，使得部队得以开拔。而袁世凯前期布置了4万多兵力围剿护国军，并随时能调动其他军队增援。

就在曾祖父随军出发前几天，有人前来相告，一个骑马的少年在寻他。曾祖父走出营房，正好听到一声马蹄声，马背上的“少年”正是张三妹。曾祖父问她怎么来了，张三妹没有下马，说只谈公事，“各界人士拥护民主共和，小女子亦然。”

说着张三妹将一个装有银元、纸币以及银子的包袱扔给曾祖父，“我家里只有这么点儿家当能捐出来，房子不能卖，毕竟我还只是个娃儿。你打仗就打仗，不要动不动就说要孤身冒死往前冲，按理说你是懂兵法的，像莽夫一样往前冲算什么。”还没等曾祖父回话，张三妹就和一同前来的仆人骑着马走了。曾祖父捡起了包袱，护国军确实很需要这笔钱，他统计了一下，将其全部换算成银元大概值2000元。

讨袁护国军出师后，安排了三个梯队，计划夺取泸州，攻下叙府，直取重庆等地。护国军在川南与袁世凯的北军鏖战，拿下了叙府，留第一梯队驻守。随即蔡锷率第二、三梯队进入泸州、纳溪战场，而袁世凯的精锐力量也集中在泸州纳溪一带，双方你争我夺，持续一个多月，以至于纳溪三易其手。第一梯队刘云峰见纳溪战况焦灼，分兵支援纳溪，然叙府兵力空虚，被北军偷袭，其旅长冯玉祥因此而一战成名。

护国军从开始的所向披靡到之后的战事焦灼，其原因并非敌众我寡，问题出在留守昆明的唐继尧身上。论唐继尧为人，实与袁世凯如出一撤，虽有一些能力，却也钻营私利。他曾留学日本，是蔡锷的后辈；参加过重九起义，又是蔡锷的部下。蔡锷从北京返滇，未带一兵一卒，唐继尧是云南都督，他表示要将都督之位让给蔡锷。然而蔡锷是一个很替对方着想的人，坚决退让，称自己只带兵打仗，决不贪权。

与蔡锷相比，唐继尧的私德实在不敢恭维，他是集贪权、爱财、好色于一身的人，之前在蔡锷面前谦让，也不能论其没有私心，主要是因为蔡锷在云南威望太高，且云南多数官兵反对帝制，唐继尧若支持袁世凯，恐有杀身之祸。

护国军挺进四川后，唐继尧不派援军，不运粮饷，护国军战士疲惫饥饿，枪支弹药紧缺，而袁世凯在外面围了数十万人马。曾祖父去给战士治伤，战士握住他的手说，“伤口无碍，就有点冷，单衣不御寒。”曾祖父说，当时的战士们都是凭着精气神在支撑着，一直不后悔，就是想告诉国人，他们会为了反对帝制而战至最后一人。

曾祖父说他一辈子没打过讨便宜的仗，至辛亥革命始，都是一拼数十个，明知没有把握，明知可能一去不回，仍要死战到底。护国军打到最后如同叫花子一般，无饷、无粮、无弹药，最后连地盘都没有了，蔡锷的司令部撤至永宁大渊驿，建在一条河上。他曾写道，“自滇出发后，仅领滇饷两月，半年来，关于给养上，后方毫无补充，以致衣不蔽体，食无宿粮，每月饮食杂用皆临时东拼西挪，拮据度日。”

曾祖父打心眼里是厌恶战争的，后来他告诉子女，打仗每天都难熬，枪炮声，哀嚎声总会刺痛他，有些人因为战争而麻木，成为杀人机器，而他却始终清醒，打，无数家庭破裂，父母、媳妇、小孩等不回亲人；不打，所有人都会丧失希望。那些时日，尸体是冰冷的，活人也是冰冷的，曾祖父总是忍痛战斗，“战争，从来不是好东西，惨绝人寰，然抗争少不了流血牺牲。”

1915年3月15日，蔡锷与众将士的苦熬终于有了回应，广西将军陆荣廷宣布独立，声讨袁世凯，护国军大受鼓舞，3月17日，蔡锷宣布发起总反攻，北军溃败，袁世凯派四川将军陈宧及张敬尧与蔡锷谈判停战，川南战事基本结束。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下令撤销帝制案，第二天宣布废除“洪宪”年号；4月6日，广东宣布独立；4月12日，浙江宣布独立；4月16日，冯国璋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勿续任总统一职；5月22日，袁世凯心腹陈宧宣布四川独立；5月29日，湖南宣布独立；1916年6月6日，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死去。

袁世凯死后，护国战争结束，蔡锷立即收兵。之前出兵四川，军费全靠东拼西凑，张三妹的2000大洋也投入其中，为此蔡锷赠予曾祖父一把德国产的勃朗宁手枪，又被称为“马牌撸子”。

那时，蔡锷的声望达到了顶峰，北京政府想任命其当国务总理，被他拒绝了，老家各界人士邀请其回乡主政湖南，亦被他拒绝，因为他说过，自己绝不争地盘。1916年7月6日，北京政府任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蔡锷接受了，因为护国军还在四川，需要他出面安抚调配，尽管此时蔡锷病情已加重，多次咯血，为安定四川，他仍坐轿前往成都。曾祖父跟随蔡锷一道，再次回到四川，赴省财政司任职。

1916年8月9日，蔡锷在成都只待了10天，因病情恶化，无法发声，向北京政府请假；9月10日，从上海乘轮船前往日本，进入日本九州福冈大学医院进行治疗；11月8日，蔡锷病逝于日本福冈大学医院，年仅34岁，举国哀悼。临终前，蔡锷曾遗憾地说，“我不死于对外作战，不死于疆场马革裹尸，而死于病室，不能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自觉死有余撼。”后又立下遗嘱，其中说道，“锷以短命，未能尽力为民国，应为薄葬。”1916年12月5日，蔡锷灵柩抵达上海，各界人士前来哀悼。

12月14日，蔡锷的追悼会在上海殡仪馆举行，梁启超宣读祭文，失声痛哭不能自已，只得将祭文交给他的另一学生代读，其挽联为：国民有赖公有格，英雄无命亦天心。蔡锷部下都说，其若非操劳过度，而是早早地去治病，不至于早逝。北京也为蔡锷举行了公祭，孙中山写下挽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

小凤仙白衣素车前去祭奠，她给蔡锷的挽联是：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挽联由他人代写，道出了小凤仙的伤痛，也有对其自身命运的哀叹。

蔡锷一生奉行“军人不党主义”，没有加入同盟会，不属于北洋系，只要是对国家有利的他便支持，克己奉公，因而各界对其评价很高，有“护国军神”之称。1917年4月12日，蔡锷的国葬典礼在长沙举行，其为民国国葬第一人，由湖南都督谭延闿主持。那天下着小雨，送葬队伍达上千人，蔡锷被葬于长沙岳麓山上。

对于蔡锷的逝世，曾祖父亦是悲恸万分，整日拿着蔡锷相赠的手枪流泪。据张三妹后来提及，他前去上海殡仪馆悼念时，是刘丫陪着进的灵堂，此事曾祖父并未否认，但与刘丫私事，只字未提，张三妹说是后来整理信件时才知道一些。

此前蔡锷离开成都后，曾保举罗佩金署理四川督军。然而，蔡锷去世后，四川实则为唐继尧所控制，罗佩金听从唐继尧的命令，搜刮四川财富，奉行“强滇弱川”的政策，裁撤川军，激起了川军的五师长的联名通电控诉，第二师师长刘存厚直接率部攻打罗佩金部，之后罗佩金离开四川，此后各派系出兵争地盘，四川陷入混乱之中。

曾祖父在四川财政司任职后，参与了财政预算计划，及全省五年计划的制定。他本想继承蔡锷的遗志，为四川贡献一点力量，哪想四川各地军阀割据自雄，聚敛财富，致使战事频发。而曾祖父已厌倦了战争，说战争之残忍，数万乃至数十万孤儿寡母最是明白，只要封建帝制不再复辟——张勋复辟时，他曾评价其是跳梁小丑，不成气候，直言“有些好笑”——他便不想再卷入此等纷争，更何况那些军阀都是为了一己之私争夺地盘。期间有军中故人相邀，他一概拒绝，说只对财政感兴趣，却也少去财政司上班，而是在成都开了一家医馆。

在此期间，曾祖父主动找过张三妹，说了一些她不爱听的话，诸如“三妹儿乃女中豪杰，多谢你的慷慨解囊，我替护国士们给你深鞠一躬”之类的话，然后表明要连本带利地还她钱。张三妹给了曾祖父一个白眼，“钱又不是给你的，你一个大头兵凭什么代表将士们，还当自己是知事大人呢，要还恐怕也轮不到你来吧？”

曾祖父认真了，说蔡锷将军临终前仍不忘抚恤阵亡将士，“在川阵亡将士及出力人员，肯饬罗、戴两君核实呈请抚恤，以昭激励。”可他个人却“无一橼之产，无立锥之地”，甚至死后还负债三四千元，靠恤金和友人的资助才得以偿还。因此曾祖父说自己就是能代表将士们，“你的钱是经我手的，你承不承认我都要还。”

张三妹后来告诉后辈们，“我真是忍了他很久，一直在那里颠三倒四，只谈正经事，恨不得一枪崩了他。但他说得认真，我看着他，再刺耳的话，也觉着好听了。”

可能曾祖父心里真的装着人，他对张三妹的爱慕皆予以拒绝，还说得冠冕堂皇，“国家如此破败混乱，民不聊生，我没有脸面成家，‘好友’刘素贞作为一名女性，尚且不谈儿女私情，宽和慈善，只为弱者奔波。我堂堂七尺男儿，岂能不如人？”

张三妹也是一个撞了南墙都不回头的人，她顺着曾祖父的话说道，“我比你年轻17岁，或许还真能等出来一个国富民强，众安道泰；你的‘好友’能做到的事，我也可以。”到了晚年。张三妹还说自己，“就算是等，我也得在他面前等，时常告诉他。”

张夫人对张三妹也是极为宽容，前来提亲的人依旧不少，却总是被张夫人婉拒，说张三妹有自己的想法。有媒婆称，20岁算老姑娘了，若不是张三妹长得好，看着好生养，换作其他人，恐怕就没得挑了。张夫人仍是说，“或许她一早就挑好了。”

起初，张夫人找曾祖父看病，曾祖父战战兢兢，以为张夫人会训斥他不识抬举。去了之后，张夫人非但没有提及曾祖父与张三妹的事，反而夸他“是个讨喜的人”。

后来张夫人改嫁，事先并未告诉张三妹，而是前来向曾祖父“问诊”，说对方不过是一个撑船的，张氏族人自会极力反对，她不在乎，但张三妹可能也不会同意，于是想来听听曾祖父的看法。曾祖父让张夫人不必顾虑，只要是有心郎，夫人喜欢，说蔡家祖上也有撑船的，就算撑船的也能给人以安稳。张夫人这才告诉张三妹，说德秀支持她改嫁。

张三妹没有支持也未反对，只是说，“德秀从来就有他温柔的一面，我知道的。”

为了能经常见到曾祖父，张三妹提出要在医馆学医，怕他拒绝，她拿出张所长写的信，将那句“即便不能成亲，有事亦可找德秀，他定会相帮”圈了起来给曾祖父看，曾祖父同意张三妹留在医馆当学徒，同时约法三章：不讲私情，以师徒相称，若学医心猿意马即刻走人。他说当兵或许还能懒散，但治病救人决不能视作儿戏。

张三妹在家中被父母视作男儿一般宠爱，性格难免有些任性，但学医时却是极为认真，有天资又刻苦，曾祖父挑不出毛病，没理由轰她走。

张三妹坦言，那段日子，虽然有些累，却是相当开心，尤其是在曾祖父故作一本正经，刻意强调二人是师徒关系时，“其实我每天都想说，看你往哪儿跑，只要你跑，我就追。他呢，整天故意板着个脸，怕我说‘不得体’的话，想来就好笑。”

两三年后，一天，曾祖父出诊去了，突然有一队人马来到医馆门口，扛枪的士兵成两排站立，一个身穿戎装的军官威风八面地走在中间。张三妹从小在县衙长大，也算是见过世面的，见来人在耍威风也丝毫不怵，直问，“你们是哪个有病要看？”

军官拍了拍军服道，“鄙人现在是熊克武总司令（当时四川的实际控制者，统摄四川军、民两政）的下属，很快要提旅长。”

张三妹还是那般淡漠，“那到底是你，还是熊克武要看病？”

这时军官摘掉帽子，往张三妹面前一凑，“是我啊，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吧？”来人正是张所长死前救下的那个警佐，此次专程带兵过来炫耀一番。

张三妹瞪眼一看果然是。警佐一脸得意，“过些日子我要去祭奠张所长，将其坟场修缮一番，救命之恩永世不忘。现在你看得上我了吗？”

张三妹反问道，“你说什么？”警佐指着外面的士兵道，“我现在的权力比知事大。”

“是挺威风的，那又怎样？”张三妹捣鼓起了药材，“你是要把我绑了呢？还是说一枪毙了？抑或等德秀回来，将他一起给杀了。那整个四川就数你最有出息嘛。”

警佐让门外的士兵向后转，退出五米开外，向张三妹解释道，“怎么说蔡知事都算是我的上司，而你是我恩人的女儿，我若以下犯上，忘恩负义，还怎么带兵？我知道你之前属意于蔡知事，他却只当你是晚辈。如今蔡知事年事已高（40岁左右），财政大权由省长直接署理，财政司无实权，相当于赋闲在家，已不如我。”

张三妹一阵冷笑，“非我羞辱你，你蛮凶火（厉害）的，家父没有救错人。但就情义而言，就算你当上大总统，将德秀打入大牢，我的眼光还是放在大牢里。你不晓得我喜欢啥子人，我看上的不是知事，你哪怕学一下德秀，我都高看你一眼。”

就在此时，曾祖父回来了，只穿了一身长衫，身上都是药味。而之前威风凛凛的警佐见到曾祖父，立即站直了身子，喊道，“报告知事”，再弯腰行礼，退到一旁。

曾祖父只是微微点头，然后挪动了一下凳子，“你坐，有些年未见故旧了。”警佐坐立不安，满头大汗，终于忍不住说，“有公务在身，下次以个人身份再来拜访。”

张三妹笑着谈及警佐的滑稽之举，曾祖父并未介意，“他骨子里不坏的，年轻人好张扬，自负其能倒也能理解。你莫要想张所长救错了人，救人一命总是对的。”

张三妹说，曾祖父虽是多次在战场厮杀的军人，平日里却宽以待人，更像书生多一点，“可书生也有掌权后生性残暴的，而德秀不是，第一次喜欢德秀说话，是他喝着酒对家父说，‘打仗抱必死之心，因为面对的是敌人；为政要有容人之心，因为面对的是百姓；非常时期使用铁腕手段须慎之又慎，要留有后手，确保使之不过，不为小人利用，不能成为常态。'他说到便能做到，菩萨心肠，惩恶扬善。如王阳明所说，‘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他实在招人喜欢。”

晚年张三妹总是想起曾祖父，“我看上的那个人，很拽实（扎实），能镇住我的心。”在她眼里，“我爱的这个人灰头土脸的时候居多，他总说一辈子很短，得务实，实在无法虚掷光阴，因而他义无反顾地革命，日夜辛劳地当官，风尘仆仆地看病，但骨子里总有一股从容，遇到麻烦之事泰然处之，再有就是一种替人着想的悲悯。”

从1913年开始，张三妹便认定了眼前人，在医馆甚至想过，“两个人就这样带着仁爱之心悬壶济世，倒也是一辈子的好时光。有些等待之所以长久，是连自己都忘了在等着谁，日复一日地过着，不想有所改变，不知不觉就过了那么些年头。”

如今90多岁的姑奶奶跟我说起这些事时，仍不忘调侃张三妹，“你小婆婆有点肉麻呵，可能你不知道，那个年代的人，只要是读了书的，对待感情其实挺奔放的，跟你们现在的年轻人一样，他们也年轻过，我们上学时亦如此，一个比一个肉麻。你才听这么一回，就在那里呵呵笑。我可听她念叨近20年，我妈妈只说了爸爸一句坏话，‘德秀啊，唯一对不住我的地方，就是陪我——没有他说的那么久。’”

作者：蔡寞琰

编辑：沈燕妮

题图：李阿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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