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缩圈”85万人，四问我国人口61年来首现负增长

（原标题：2022年“缩圈”85万人，四问我国人口61年来首现负增长）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答记者问时指出，人口负增长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的结果，很多国家也都在走这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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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胡萌 编辑 王进雨

资料图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22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

据统计，这是我国人口自1962年（约61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过去这一年，我国出生人口首次跌破1000万，人口出生率连续三年跌破1%——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

10年来，我国人口持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其中，2010年普查数据显示的人口增长减速势头最为明显。1990年到2000年，我国大陆人口净增长1.32亿人，此后的2000年到2010年，我国大陆人口净增长7390万人，后一个十年比前一个十年净增长减少了超5600万人，年均增长率下降了近一半。

此外，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67年时间，我国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由四口之家逐渐过渡到三口之家，2020年进一步降至2.62人。

如何看待人口出现负增长，这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会产生哪些影响？对此，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采访了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冯文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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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为何出现负增长？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答记者问时指出，人口负增长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的结果，很多国家也都在走这个路。2022年我国人口减少85万人，主要还是由于新出生人口在减少，与生育意愿下降、婚育时间推迟等有关系，与育龄妇女人口的减少也有关系，这些因素导致了新出生人口减少。出生人口减少，再加上人口老龄化，导致了人口负增长。

资料图 图/IC

“2022年人口出现负增长，是人口转变过程中一个正常的现象。我们没有必要惊讶，因为它是长期低生育率、少子化的结果，符合人口学发展的规律。”原新告诉贝壳财经记者。

原新强调，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状态是大概率事件，中国人口发展由此也将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会为经济社会系统带来新挑战，但会提供相应的新人口机会。

董登新在接受贝壳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2022年我国人口负增长是双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出生率下降，这是最根本原因。另外一方面，新冠疫情对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董登新表示，中国新生人口已经持续多年下降，上世纪80年代每年新生人口是两千多万，到上世纪90年代，新生人口数量跌到1500万，2000年之后，每年新生人口数量逼近1000万。2022年则已经跌破了1000万。

对此，冯文猛认为，新冠疫情影响是短期因素，而长期根本影响因素是低生育率问题。“随着受教育水平提升，个体婚姻观念变化等，可以看到我国生育水平持续走低。同时，影响低出生率的原因是长期存在的，而且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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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

怎么看待这一数字？

持续增长——可以说是我国总人口数量变化的关键词。我国全国总人口（包含港澳台）从1953年（截至6月30日24时）的6.02亿人增至2020年（截至11月1日零时）的14.43亿人，67年间总人口数量增长了近140%。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总人口数首次超过10亿人，同1964年的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相比，18年间大陆人口（不含港澳台及海外华侨）年平均增长率为2.1%。也正是在这一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1982年12月被写入宪法。

此后，我国人口增长速度开始放缓，1990年、2000年、2010年的三次人口普查，大陆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48%、1.07%、0.57%。2010-2020年，大陆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下降0.04个百分点。

1月17日，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85万不算多，但是一个信号。”董登新表示。

冯文猛称，按全国总人口数来说，85万这个数字不大，但出现负增长是一个信号，提醒我们需要高度重视生育问题，鼓励生育政策需要再充实。

“48万也罢、85万也罢，对于14亿人口数量来说，规模都非常的小。但中国人口2022年出现了负增长，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未来很有可能依然还处于人口零增长阶段。”原新坦言。

贝壳财经记者梳理人口普查数据看到，67年时间，我国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由四口之家逐渐过渡到三口之家，2020年进一步缩小。

1953年、1964年、1982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均在4人以上，分别为4.33、4.43、4.41。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开始，每个家庭户降至4人以下，且人数稳定在3人左右。

家庭户规模数据显示，1990年为3.96人，2000年为3.44人，2010年降至3.1人，2020年进一步降至2.62人，比2010年减少0.4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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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负增长将产生哪些影响？

原新指出，人口负增长的早期阶段，是一种很温和的状况。远期阶段会呈现出强烈的人口数据减少趋势。“谈人口负增长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一定要看阶段性。”

他举例称，如果中国的生育率能达到1.4%-1.5%，那么到2050年，我们的人口总量还将在13亿以上，但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大概为7.7亿。如果生育率只能维持在1%，到2050年中国还有12.5亿人左右，到本世纪末便只有5.6亿人左右。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它会改变我们的消费市场。”原新表示，“可以看到，近忧相对来说比较缓和，远忧则非常强烈。所以解决远忧必须从现在开始着手提振生育率。等到了2050年再去提振生育率，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不过，原新认为，至少在未来30年的现代化建设过程当中，人口机会仍然存在。实现人口机会向人口红利转化，需要经济社会正确决策的加持。“在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交汇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更加珍惜这样的人口机会，想方设法将其变成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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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如何提振生育率？

冯文猛认为，短期来看，需要围绕不同年龄段人口所需要的公共服务配置进行调整。中期，围绕劳动力市场做调整，高度重视劳动力市场当中的错配问题。长期而言，可能需要对老年群体更加关注，让老人更好地发挥作用。

对于人口问题，董登新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改变人们的生育观，提高人口出生率，加大对生育二孩、三孩的奖励。

他表示，现在不仅要从税收抵扣方面下功夫，还要反过来通过财政发放婴幼儿津贴，鼓励人们生育，提高婴幼儿的生长生活环境。另外，鼓励生育，需要加大社会对婴幼儿抚养照料，出台一些配套的精细化政策。

原新则认为，应对人口负增长或人口老龄化问题，提振生育率是根本。“怎么去提振？我们经济的支持、时间的支持、服务的支持、技术的支持和环境的支持非常重要。要像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我们要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不过，原新也指出，要充分认识到提振生育率是非常难，也是一件成本非常昂贵的事情，包括经济成本、社会成本、政治成本、时间成本、情感成本等。“发达国家过去三四十年也在努力提振生育率，但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哪个国家成为一个典范国家。”

原新称，人口负增长，老龄化已经成为事实，其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影响，需要积极地去适应。“总的来说，我们需要科学认识，主动适应人口负增长,然后在适应的基础之上再去积极应对。”

中国从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当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10.33%，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6.96%。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升至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升至8.87%。

近十年间，我国老龄人口占比进一步上升。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3.50%。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4.63个百分点。

值班编辑 古丽 李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