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说书":锁国的日本如何知晓鸦片战争?

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是中国乃至东亚历史进程中的一次“地震”，学者增田涉指出，“日本以鸦片战争为契机转换了历史大方向，幕府终于不得不踏上开国之路，从而决定了日本以后的方向”。那么，位于这场“地震”周边的日本是如何得到相关信息的？日本各界又是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的呢？

“风说书制度”：鸦片战争信息传入日本的历史前提

当鸦片战争爆发时，日本处于奉行锁国祖法的江户时代后期，鸦片战争的相关信息之所以能够传入日本，是因为其拥有一套系统完善的海外情报搜集制度——风说书制度。

所谓锁国，是对佩里叩关之前江户幕府对外政策的一种概括（锁国一词源于兰学家志筑忠雄阅读翻译荷兰人坎培尔所作《日本志》的第六章，并定名为《锁国论》），其内容包括禁教（禁止基督教）、海禁与统制贸易。

1543年，葡萄牙商船因风暴漂流日本，是为日本与西方第一次在日本域内发生接触；1549年，耶稣会士沙勿略抵达日本，开始向日本传教；1569年，“天下人”织田信长正式会见传教士并允许传教活动；1586年，丰臣秀吉颁布伴天连（传教士）追放令，开始禁教。

然而，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与葡萄牙、西班牙在日本的贸易紧密相关，当葡萄牙商馆以中断生丝供应等相威胁时，日本方面不得不做出妥协。1600年，一艘荷兰商船因风暴漂流到了日本，正如学者高桥幸八郎指出，“统一的德川政权希冀将传教与商业分割，而应此需要的欧洲势力（荷兰）在列岛出现了”。1616年，江户幕府二代将军德川秀忠颁布命令，规定欧洲船只只能在平户、长崎两港进行停泊贸易；1624年，德川秀忠正式断绝了与西班牙的商业往来；1631年，奉书船制度正式开始实行（所谓奉书船即幕府发给长崎奉行奉书特许出海的日本船只）。

1632年，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上位，幕府采取了更为严厉的禁教与海禁政策，并加强了对海外贸易的集中管理：1633年，颁令禁止奉书船以外任何日本船只出海，禁止滞留国外5年以上日本人归国；1635年，颁令禁止一切日本船只出海、禁止一切海外日本人归国；1636年，驱逐与贸易无关的葡萄牙人的妻子、儿女（包括日葡混血儿）；1639年，颁令彻底禁止任何葡萄牙船只进入日本港口；1640年，处死了要求通商的葡萄牙船只的61名使者；1641年，颁令将与传教活动无关的所有荷兰人以及荷兰商馆迁移至出岛。

在处理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同时，幕府还需要处理与朝鲜、中国的关系。一方面，日本以对马藩为依托，与朝鲜进行政治层面的外交往来（通信国）；另一方面，则与荷兰、中国保持商业层面往来（通商国）。1635年，日本在强化海禁的同时，也规定将长崎作为赴日唐船（唐船即日本方面对中国船只的统称）的唯一停泊地；1685年，德川幕府颁布“贞享令”，其中规定唐船年交易总额为6000贯。

在这种相对封闭的政策制度下，风说书便成为了日本最为重要的海外情报来源。

所谓风说书，即由风说定役统一问询、记录、翻译、整理之后，经由长崎奉行上交幕府的文书，长崎奉行由福冈、佐贺、熊本、长崎四处轮流担当。风说定役大部分为通词（翻译），其直属长官风说闻役（又称长崎闻番役、长崎在番、长崎在役）则由关西十四藩轮流担任，且接受长崎奉行的领导。这些风说书通常采取“进港的顺序—出发港口的名称—船员口述”形式记述，并根据来源则分为兰风说书与唐风说书。

所谓兰风说书（也称荷兰上告），即应幕府要求，荷兰商船以及荷兰商馆长在进入长崎港时，必须向长崎方面讲述、提供有关海外的情报，其内容一般包括自身信息、荷兰境况以及航海途中的见闻，由风说定役翻译、整理，并由长崎奉行上交幕府。起初，兰风说书多由商人、水手的口述构成，1644年制度化后，则主要由荷兰商馆长搜集整理，再参照日本方面对商人、水手的问询记录。所谓唐风说书（也称唐商口单），主要是长崎奉行派遣唐通词为主的风说定役登上入港唐船进行问询，然后统一整理后由长崎奉行上交幕府。

这些风说书，成为了江户日本搜集海外情报最重要的一环——鸦片战争也不例外。

斋藤竹堂《鸦片始末》书影

“情报与海防”：日本各界关于鸦片战争的观察

承上所述，1839年，一份兰风说书首次向日本透露了林则徐禁烟的相关消息。根据日本学者森睦彦统计，在1840-1844年的唐风说书中，共有19件关于鸦片战争，其中1840年7件、1841年6件、1842年2件、1843年3件、1844年1件。

1839年11月，“从事长崎贸易三十年”的周蔼亭从乍浦出发前往长崎，次年7月，他接受了长崎方面的问询，并提供了鸦片战争的相关情报（“今为阿片一事，广东窃有绎骚不宁之言”）。在这份风说书中，周蔼亭讲述了1939年11月之前发生的诸多事情，包括林则徐禁烟、英国方面要求重开鸦片贸易被清国拒绝、9月28日清国与英国的武力冲突。

1840年8月，滞留长崎的清国商人再次提交情报，其内容与周蔼亭风说书大致相同，但是在结尾处额外增加了日方提问及清国商人的回答，包括与清国有通商关系的具体国家、清朝钦差大臣的相关职责、广东—澳门之间的距离甚至一箱鸦片的具体重量。

1840年12月，清朝3艘冬季赴日贸易船驶入长崎港口，至此以后，长崎奉行开始明确要求唐船必须提供鸦片战争相关消息，这批唐风说书的署名既包括此前的在留船主周蔼亭、杨贯月，也包括此次3艘船只的3名船主与11名船员。与此同时，此次风说书的内容也更加具体，包括6月6日英国攻陷定海、6月24日英舰炮轰乍浦、9月20日英军进攻余姚，甚至对于具体战役中清国英国的双方兵力也有明确情报（“宁波府口外，有夷船四十八艘到来”“今有宁波府调来满洲大将军伊布里，率领两万余兵，驻扎守御”）。

1841年这一年之中，总计有6艘唐船进入长崎，并给日本带来了鸦片战争的最新情报。内容主要包括：定海钦差伊布里、广东钦差琦善与英国初次议和以及两国再次开战。1842年1月，又有2艘唐船进入长崎；同年12月，4艘唐船入港，随之而来的便是关于英军暴行与鸦片战争尾声的情报（“斩戮良民，劫掠妇女钱财”“钦差大臣耆英，会同伊里布，亲赴夷船，与夷酋璞鼎查等，屡加开导，香港厦口等处，听其贸易，方得息兵”）。

鸦片战争相关情报的传入，对当时日本各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日本对于鸦片战争的认识，首先在于明确了这一事件的“殷鉴”意义：（岭田枫江）“天赐前鉴非无意，婆心记事亦微衷。鸣呼！海国要务在知彼”；（胜海舟）“邻国之事亦为我国之鉴，欧洲势焰渐入东洋。”（吉田松阴）“吾之所宜以为则者，莫若清国…道光一危，咸丰再乱，吾等若可反其道，则天下怎会危乱？”

日本诸士将鸦片战争作为“殷鉴”的表现之一，便是深入分析清国战败的原因。盐谷宕阴认为清国“不晓夷情”（“英知清，然清不知英”），而且“汉奸猖獗”（“英夷深入意专，有汉奸为之主，或以为乡导，或以为探报，或以为因粮之计，或以为内应之策”）。崛田正睦则认为清国失败的原因在于兵法陈旧（“清拘泥古法，日本应于未败之前，率习西法”）。

此外，就鸦片战争正义性的问题，日本各界普遍认识到了鸦片贸易乃是英国出于自身利益损害清国的举动，清国是占有道义的一方，正如吉田松阴指出，“唐国争乱，其一阿片也。当时食阿片者百余万，其费计二千五百万两。阿片使体弱、富贫、才气减、精神疲惫……英夷为己益而损唐国。”

这种“鸦片之事，曲在英，其直在乎清”的事实使得日本各界认识到了西方国家唯利是图、以武力为终极手段的危险性，进而纷纷提出应对西洋势力的措施。其中，“奠定幕末鸦片论方向”的古贺侗庵的观点最具代表性。首先，古贺侗庵明确提出了西方各国对于利益不择手段的追求（“西洋人趋利，如鹰鹫之趋雀，万方必获而后已。若两国互市于他邦，必妨碍其一，使不得通，而己擅其利”）；其次，针对西方袭来的危机，他主张加强对西洋情报的搜集工作（“洞敌之长，察敌之短，知晓敌之狡谋，严加防备”），并且提出用礼仪手段对待西方（“虏之来，谕以礼辞”）；与此同时，此次中英对抗与清国失利，还令古贺侗庵萌生了日本的军事技术优于清国的想法（“明季以来，凭城御敌，专赖炮铳以奏捷。然其技术之精巧，似不能尚于我焉”）。

鸦片战争的相关情报还促使幕府着手进行海防改革。1840年7月，老中水野邦忠向负责海防工作的川路圣谟下达文书，其中明确写道，“因清国严禁鸦片、不予通商，英国心怀不满，遣军舰四十搜赴宁波开战，据闻已占其一部，前为此番来船只所言。此为邻邦之事，亦是我国之鉴。浦贺防御之建议未定，实属堪忧要事。”同年8月，以水野邦忠为首的一批幕臣在江户的“吹上苑”观看了炮术演习。1842年7月，幕府设置海防署；8月，开始向全国的领海大名发布命令，要求加强海防事务、实时向幕府提交防备力量与武器熟练报告；9月，建立诸藩救援机制，要求内陆大名随时准备支援相邻的临海大名；同年12月至次年6月，幕府相继在江户海湾附近的下田、羽田以及北方的新潟设置奉行。

盐谷宕阴《宕阴存稿·阿芙蓉汇闻跋》书影

综上所述，鸦片战争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地震，也让我们的近邻日本如坐针毡，江户幕府进一步认识到了海外情报搜集的重要性，并展开了积极的海防建设。正如学者远山茂树指出，“日本统治阶层从中国的鸦片战争以来的经验中取得了教训，尽管很不充分，却能够有了对付它的余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