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西晋的最后一幕:"清谈"误国又卖国?

本文节选自《历史的那一幕——<资治通鉴>的细节解读》，作者：张元，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西晋的最后一幕，在高中历史课程中需要讲述吗？有时间讲述吗？答案都是否定的，它无需讲述，也无时间讲述。那么，我们应该知道吗？答案却是肯定的，我们应该知道。为什么？因为历史老师上课讲的内容与自己掌握的知识是两件事，上课的讲述要少要精，自己的知识却要多要杂。只有在多而杂的基础上加以捡择，才有少而精的可能。况且我们在取得多而杂的知识中，还是应该有些先后次序，譬如历史知识就应该放在前面的位置，不妨尽早取得，就是教课时不会用到的历史内容，掌握之后对于课堂教学有时也会触类旁通，不是一无好处，西晋的最后一幕，就属于这类知识。

西晋的最后一幕，是哪一幕呢？是公元316年，刘曜攻陷长安外城，愍帝“乘羊车、肉袒、舆榇出东门降”的一幕；还是在此五年之前，刘曜、王弥攻入洛阳，怀帝被掳的这一幕？我想都不是。我的理由有三：第一，晋愍帝的投降，只是西晋这个朝代在形式上的结束，其实长安朝廷只能用苟延残喘来形容，完全没有应付四周严峻情况的任何力量，它的存在也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可言；第二，西晋的结束应与八王之乱有关，连续十六年的冲突动荡，几乎耗尽了西晋的所有资源，国家终于走上了灭亡之途，刘曜攻陷洛阳或长安，似乎均与八王之乱无直接关系；第三，西晋一代，尽管争战频仍，几至国无宁日，但它却是人物精彩、名士风流的舞台，它的结束，理应展现出悲壮绚烂，撼动心弦的景象，前面提及的两种情况，均远不足以语此。

我认为公元311年，东海王司马越死，归葬封国，途中为石勒追上，这时所发生的情景，就是西晋的最后一幕。《资治通鉴》卷八十七，记曰：

石勒率轻骑追太傅越之葬，及于苦县宁平城，大败晋兵，纵骑围而射之，将士十余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执太尉衍、襄阳王范、任城王济、武陵庄王澹、西河王喜、梁怀王禧、齐王超、吏部尚书刘望、廷尉诸葛铨、豫州剌史刘乔、太傅长史庾敳等，坐之幕下，问以晋故。衍具陈祸败之由，云计不在己；且自言少无宦情，不豫世事；因劝勒称尊号，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壮登朝，名盖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无宦情邪!破坏天下，非君而谁!”命左右扶出。众人畏死，多自陈述。独襄阳王范神色俨然，顾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复纷纭!”勒谓孔苌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尝见此辈人，当可存乎？”苌曰：“彼皆晋之王公，终不为吾用。”勒曰：“虽然，要不可加以锋刃。”夜，使人排墙杀之。济，宣帝弟子景王陵之子；禧，澹之子也。剖越柩，焚其尸，曰：“乱天下者此人也，吾为天下报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

这一段记载，值得我们仔细谈谈。

东海王司马越是八王之中最后一个掌握实权的诸侯王，《晋书·东海王越传》说他：“专擅威权，图为霸业，朝贤素望，选为佐吏，名将劲卒，充于己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可知留在洛阳，听命于晋怀帝的臣僚将士，不过是挑捡之后的剩余人士，完全无法与随司马越之葬东行的将相劲旅相提并论，更不要说那可怜的晋愍帝。晋愍帝有多可怜？请看《晋书·孝愍帝纪》的记载：“帝之继皇统也，属永嘉之乱，天下崩离，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朝廷无车马章服，唯桑版署号而已。唯众一旅，公私有车四乘，器械多缺，运馈不继。”那能叫朝廷吗？真是让人难以想象。这些情况多少说明，西晋朝廷的菁华皆随王衍东行；石勒追上王衍，杀尽王公大臣，西晋一朝已经实质结束。

《通鉴》中的这一段记载，可分为三个重点来谈：一是晋军被石勒所歼；二是石勒与王衍的对话；三是王公大臣的被杀。

第一个重点讲到晋军被石勒追上，石勒用骑兵将十几万的晋军团团围住，不断攻杀。被围的晋军似乎一筹莫展，完全处于挨打状态，非但无法突围，甚且乱成一团，自相践踏，结果是死尸堆积得像山一样，被石勒完全消灭。这是一个最概括的描述，也是一个最简略的图像，几乎没有任何细节可言。如果说这个景像由于欠缺细节而过于模糊，那我们只能启动想象力来加以补充。

譬如，我们可以想象晋军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被石勒所率骑兵突然追上，晋军惊慌失措，士兵找不到将领，将领找不到士兵，人人大呼小叫，像是无头苍蝇，到处乱窜；接着，奔驰而至的石勒铁骑，面对几无还手之力的晋军肆意杀戮，胡人杀红眼睛时的得意呼啸，与汉人临死之前绝望的哀嚎，交织成最为原始的、野兽一般的吼叫，充斥战场的每一个角落；最后，血染的大地，重归寂静，只见横七竖八的尸体，堆积如山。这样想象出来的图像，有一个关键之处，那就是石勒突然追上晋军，晋军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才遭到惨败。我们不要忘了，这支晋军也是由名将劲卒所组成，也是在八王之乱中久经战阵的队伍，纵然敌不过石勒，也不至于如此溃败。所以，我们需要强调的是石勒善于用兵，他能够设计出高明的战略，也能够在战场上指挥若定，克敌致胜。纵然史料中没有提及他的用兵计谋，我们也能够相信，石勒的计谋是大胜的主要因素。

石勒的善于用兵，是当时人的共同认识，这次大败西晋的王公大臣，只不过是一个例子而已。我们说当时人公认石勒善于用兵，是有资料依据的；例如，刘琨将石勒的母亲与侄子石虎送回石勒时，有一封给石勒的信，《通鉴》卷八十七的记载较简略，只说：“将军用兵如神，所向无敌。”《晋书·石勒载记》则说道：“遥闻将军攻城野战，合于神机，虽不视兵书，暗与孙、吴同契，所谓生而知之者上，学而知之者次。”语气极为推崇，可知在当时人眼中，石勒无疑是一位军事天才。西晋朝廷结束于他的手中，就不能说是偶然的巧合了。

第二个重点，石勒与王衍的见面，以及他们之间的谈话，也可以作一些进一步的分析。首先，他们是第一次见面吗？不一定，也许王衍已经见过石勒了。《晋书·石勒载记》记有：“（石勒）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倚啸上东门，王衍见而异之，顾谓左右曰：‘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驰遣收之，会勒已去。”王衍能够看出这个十四岁胡族少年的不凡，其识见也不是常人所能及的。这个小故事已经说明在人们心中，王衍和石勒都是极其杰出的人物，至于王衍是否真的看到石勒，而且作了精准的预言，其实并不重要，不须仔细考证。

王衍成名甚早，而且名声极高。《晋书·王衍传》一开始就说：“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风姿详雅。总角尝造山涛，涛嗟叹良久，即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妪，生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接着讲到他在少年之时，因为父亲的事，去见当时最有名望的人物，以及人们对他的欣赏，是这样写的：“父义，为平北将军，常有公事，使行人列上，不时报。衍年十四，时在京师，造仆射羊祜，申陈事状，辞甚清辩。祜名德贵重，而衍幼年无下屈之色，众咸异之。杨骏欲以女妻焉，衍耻之，遂阳狂自免。武帝闻其名，问（王）戎曰：‘夷甫当世谁比？’戎曰：‘未见其比，当从古人中求之。’”同样的事情，亦见于《世说新语》的记载，我们在《识鉴篇》中看到的是：“王夷甫父义，为平北将军，有公事，使行人论不得；时夷甫在京师，命驾见仆射羊祜、尚书山涛。夷甫时总角，姿才秀异，叙致既快，事加有理，涛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辍；乃叹曰：‘生儿不当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乱天下者，必此子也!’”它与《晋书》所记略有差别，但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两书的记载里看到，王衍在当时声望之高，在人们心中分量之重，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王衍声望既隆，在“九品官人”这种极重名声的选官制度中，必然占尽便宜，迅速升迁至朝中重要位置，并且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再看《晋书》本传的有关记载：“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兼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更改，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这一段话主要是说王衍有才气，非常好看；善于玄谈，不持定见；而且深受推崇，影响很大。王衍有才气又好看，这是非常重要的地方，不可轻易放过。我们需要想一想，才气指什么？是天生的聪明才智？显然不只如此，而是加上他后天的努力，表现出来让人称羡的智慧与才情。善谈玄言，其实就是才气的展现。相同的道理，长得好看，也不仅是相貌俊美而已，它必然含有深湛修养所呈现的丰采与神韵。王衍可说是一位指标性的人物，他的言行举止，无不为四方所仰慕。我们甚至于可以说，王衍是一个时代的表征，我们可以经由他看到西晋最后阶段的特有氛围。

王衍是清谈名家，却不像王弼、何晏等人有著作传世；他在朝当大官，也没有任何作为可言。他的表现，与前辈们可说大异其趣，对他而言，“清谈误国”之咎，实在难以推辞。一位兼通文史的现代学者，探讨清谈与政治的关系，对王衍的表现做了深刻的说明：“盖自正始、竹林以来，尊老、庄，谈玄理，蔚为时尚。王衍神情明秀，善趋风气，故亦以清谈标誉。然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均有阐发玄理之著作，而王衍独无，可见其谈玄不过为一种装饰，并无深诣独得。衍以清谈盗虚名，为仕官捷径，既无济世之志，又无从政之才。恰有阮籍之前迹，为后进所慕效，故衍遂得遗弃世务，借以鸣高。”（缪钺：《清谈与魏晋政治》载《冰茧盦丛稿》）作者从比较的观点说明王衍的特色，很有见地。

王衍率众东行，为石勒追上，大军被歼，他为石勒所掳，对石勒说他“少无宦情，不豫世事”恐怕也不是全无道理，因为他从来就没想要好好地做官做事。

王衍又劝石勒“称尊号”当皇帝，心里无非想着以我的声望地位，向你劝进，应该是你莫大的荣宠，你理应接受才是。再说我们这些人在我的带领下投靠你，你可以很快组成极像样的朝廷，很值得一试。当然，他的根本目的无非是想借以逃掉杀身之祸。他如果遇到别人或有成功的机会，然而，石勒却不是这样想。石勒不问王衍的声望有多高，只问你既然长期居于朝廷高位，怎能说不管天下的事，不为天下的动乱负责呢？石勒不只是义正辞严，而且心中必然十分鄙视，也十分失望。石勒知道王衍在人们心中仍有崇高的地位，所以仍予一定的尊重，“命左右扶出”。我觉得若把王衍的话简单解释为贪生怕死，并不妥当；因为一来不符合王衍的身份，王衍不是鄙微小人；二来有点把复杂的情况讲得太简单，看不出时代的特色。我把它说得多一点，深一点，不全是揣测之词，也是有上引资料以为佐证的。

第三个重点是王公大臣的被杀，如果我们对前面两个重点已有较为深刻的印象，这一件事就不难理解。石勒看到这些王公大臣，眼睛为之一亮，尽管这些人为求免死，“多自陈述”，也是丑态百露。石勒还是忍不住要说，我闯荡天下已有一段不短的时间，从来没见过这样一些人，我想把他们留下来。我们要问，石勒从这些人的身上看到了什么？在《晋书》中没有写，在《通鉴》中也没写，但这却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胡三省注《通鉴》，在石勒的这句话下面，写了一条按语：“勒欲存之，以诸人仪观之清楚耳。”回答了这个问题。意思是这些人“仪观清楚”，让石勒印象深刻。“仪观”指外表，应无疑义；“清楚”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可以分开来看，“清”指清秀、清丽，就是漂亮的意思；“楚”或指动人而言，就像我们常说“楚楚动人”的意思。石勒看到这么多漂亮人物，也深深为他们的丰采所吸引。我们读到这里，能否借石勒的眼睛，也看到西晋最后朝廷这些漂亮的王公大臣？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好看而且有才气，虽然不如王衍显眼，也有一定程度的类似，我们可以借对王衍的认识来想象这一批人，他们是这个时代的最后一批漂亮人物。石勒心中明白，这批人物，虽然已是阶下之囚，仍然颇为骄傲自负，不会为自己尽心尽力，必须清除。不过，他还是相当舍不得，于是作了排墙压死的处置，结束了西晋的最后一幕。

魏晋是一个漂亮人物不断涌现的时代。在《世说新语》中，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有关人物俊美的记载，这些资料反映了门阀社会的特有气氛，以及门阀子弟共同服膺的价值标准，应是我们认识这个时代必须掌握的要点所在。我觉得，石勒见到这些王公大臣的这一场景，是对于门阀人物风神俊秀，却又不理政事，导致天下大乱的最为生动的描述，值得我们细加体会。附带一提，当代与朱光潜齐名的美学大师宗白华，写过一篇文——《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举证丰富，阐释深刻，值得一读。我记得这篇文章在他的集子《美学的散步》中可以看到。

我们把《通鉴》中的这一段话，分成三个重点来谈。您看过之后，对哪一个重点印象较为深刻？理由是什么？也请您稍稍想想。如果您有发表高见的兴趣，也十分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