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晋之好”的典故出于《左传》。春秋时，秦晋两个大国为缔结友好关系而互相通婚。晋献公于公元前654年将其女儿伯姬嫁给秦穆公，开历史上“秦晋之好”之开端。但到晋献公的儿子夷吾（晋惠公）作晋国国君时，秦晋失和。公元前647年，秦穆公为了笼络在秦为质的晋惠公的太子圉，主动把女儿怀赢嫁给她，由此两国重修旧好。不料后来太子圉听闻晋惠公病重后竟独自潜回晋国图谋继位，虽然最终当上了晋国君主（晋怀公），但此举让两国关系又陷入僵局。穆公于是决定帮助晋献公的另一个儿子重耳当上晋国国君。在重耳流亡入秦后，“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36年，公子重耳在秦穆公的护送下返回晋国夺取了君位（即后来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晋文公还让太子也娶秦国的宗女做夫人，秦晋两国再次和好如初。
秦晋两国世为婚姻的故事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后世将所有的两姓联姻均称结为“秦晋之好”。“秦晋之好”在代指缔结婚姻时往往被赋予了一种美好色彩，但我们可以看到，“秦晋之好”实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婚姻，这种婚姻的功能不是保障个人的或家庭的幸福，而是旨在实现政治沟通与政治结盟（因此亦称“秦晋之匹”、“秦晋之盟”或“秦晋之约”）。如果我们将政治传播视为“政治共同体内与政治共同体间的政治信息的流动过程”，我们就会发现，“秦晋之好”实际上一种春秋时代的政治传播模式，而这种政治传播的媒介就是妇女。
从媒介学的角度看，人体本身就是一种媒介，这一点常为传播学者所忽略。而女性，则更是一种重要而特殊的媒介。汉字中的“媒”字从女旁本身就说明了“媒”的性别属性。在“秦晋之好”中，女性（晋献公的女儿伯姬和秦穆公的女儿怀赢）才是最为核心的要素，实际上她们充当了一种“政治媒介”的作用。而这种“以女为媒”的政治传播模式，不仅在春秋以前，也在春秋以后普遍存在。不仅在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上也史不绝书。然而，对于女人的这种媒介角色及其政治沟通功能在相关研究领域却缺乏应有的关注。
从文献综述来看，妇女史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涉及到女性角色的方方面面。知名学者杜芳琴在《七十年中国妇女史研究综述》一文中考察了近代以来的妇女史研究，在她看来，妇女史研究涉及到女性的各个维度：“就时间线索而言，有母系社会女性中心的妇女英雄史，有父权制社会女性奴隶时代的历史，有迈入妇女解放时代的历史。就妇女的经验、经历层面言，有妇女的社会政治、经济活动史、家庭生活史、妇女文化史、妇女解放运动史、妇女自我意识史……，就妇女所归属的阶级阶层分野而言，有贵族、平民（农妇、商贾、市民、工人等）、奴婢、娼优等不同层类妇女的历史——这就构成了由各时代不同社会形态中各阶级阶层妇女的全方位的历史——地位贡献史、生活状况史、形象塑造、文化心态、自我意识史等。”在这些研究中，也有不少文献聚焦于女性的政治角色与政治影响，如对妇女与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探讨，对中国的“女主政治”、“后妃政治”以及“公主政治”的研究等，都涉及到女性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研究者也关注到了历史上政治婚姻的广泛存在，从先秦政治婚姻的类型、历史影响，到汉唐的和亲、世族政治婚姻等也都有不少研究成果。
但必须指出，现有对于女性及其政治角色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一方面，受限于历史事实，现有研究大多还是视女性为政治活动中的“配角”，鲜有将女性放在政治网络的中心地位予以考察和观照，揭示女性在政治中的独特功能和作用；另一方面，现有研究的视角还较为单一。历史学者对于“女性参政”现象通常是阶段性考察，以历史描述和考证为主；政治学者或女性主义研究者通常把女性放在政治史或女性史的框架下来讨论和评判，对女性参政或予褒扬或予批判。但鲜有人视女性为一种政治媒介，并将之纳入媒介学与媒介史的框架下来讨论，在此基础上考察其政治功能与政治影响。在笔者看来，在“秦晋之好”这样一种政治传播模式中，女性作为媒介，其实处于政治网络的中心结点，因此需要重新审视其政治功能。而要考察女性的媒介角色，除了历史学和政治学的视角之外，也需要引入人类学、传播学以及社会生物学等多学科的视角。除性别比较外，从中西方比较分析的视角，对不同文化语境下女性的媒介属性及其政治传播功能进行比较分析，亦显得十分重要。
基于上述考虑，笔者提出的问题是：“秦晋之好”为什么会成为古代世界一种较为普遍的政治沟通模式？为什么是女人（而不是男人）在历史上充当了这样的政治媒介？女性这种媒介又具有什么独特的媒介属性？在人类历史上，“以女为媒”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产生了怎样的政治社会后果？我们如何从政治传播学与媒介学的视角审视女性作为媒介的政治社会功能？本文对此试作探析。
联姻及其政治功能
自古以来，婚姻就是一种建立社会关系的重要联结机制。《礼记·昏义》：“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从“婚”“姻”二字皆从女看，女性才是婚姻的主角，是婚姻关系中的主要媒介。在古代社会，婚姻并非单纯的男女两性结合，而是承载了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正如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指出的，婚姻制度的社会学含义即包含了结盟功能。“在概念上，我们不能将婚姻当作父亲、母亲、子女间单纯基于性与抚育关系的简单组合。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制度，婚姻只有同婚姻外性关系进行对比才能成立。婚姻意味着获得男女双方氏族的同意，而且，只有婚后所生子孙，才能合法地获得父母双方或一方所属的更广泛共同体的认可。以上两点是婚姻和非婚姻的区别。婚姻实际上意味着共同开放的通道。”在这种“开放通道”中，女人实则是联结点和转换枢纽，常常成为政治联姻的媒介。“夫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为宗庙，下以为继后世者也。则有受分器之重，居秉圭之位，修先君之好，结大国之援。”（《册府元龟》卷二百四十五）“修先君之好，结大国之援”道出了婚姻的政治沟通属性。在古代社会的政治合作中，“以女为媒”是缔结合约的重要手段。
陈鹏先生在考证中国婚姻史后指出，古代中国的婚姻多为政治婚姻。“亘中国婚姻史之全部，自天子至士大夫，其婚姻之缔结，多属政治行为。稽其形态，约分为四类：曰内政、曰外交、曰朋党、曰仕宦。”事实上，就政治婚姻而言，这四种形态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世界上其他国家。而女性在其中扮演的，其实是一种连接两种政治势力的关系媒介。通过女性的联姻，两个原本没有关系的人或群体，建立起了一种亲属关系。政治联盟建立在这样一种亲属关系之上，就有了坚实的信任基础。
从建构这种亲属关系所涉及的政治范围来看，“秦晋之好”可以概括为两种类型：即内政型和外交型。具体又可以分为三种模式：即君臣之间的“秦晋之好”、权臣之间的互相联姻以及外交领域的和亲政治，分述之如下：
上下联姻：君臣之间的“秦晋之好”
古代的君主专制广泛地依赖于各种姻亲关系。东汉王符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自春秋之后，战国之制，将相权臣必以亲家。”（王符《潜夫论》）这道出了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秘密。实际上，通过女性联姻进而使君臣关系变成“亲属关系”，使“公天下”变成“家天下”，是古代政治沟通的重要手段。这种做法十分古老，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部落政治时代。传说中的“尧舜禅让”就伴随着联姻过程。当时帝尧听闻舜非常孝顺且有才干，“于是尧妻之二女（娥皇和女英），观其德于二女”，（《史记·五帝本纪》），最后才选定舜做他的继承人。从上古三代开始，王室同诸侯之间的婚姻就已经具有政治考虑。如夏同莘氏、仍氏部族的联姻，殷商与鬼方、有莘氏、苏氏的联姻，周人与姞姓、邰氏、西方羌族大姓姜姓、东方夷族大姓任、姒等的联姻也都是一种以建立联盟为目的的政治婚姻。
殷商是中国最早的上古帝国，在当时通讯条件与交通条件都极为落后的条件下，商王朝却建立了一个基于军事分封的集权制度，这与其联姻策略是分不开的。郭静云先生指出：“殷商的集权制度之构成，乃是一种组合式的统治方案，一方面既将土地封建给王族的亲属（侯）作为军宰，另一方面亦保留本地国君政权之模式，且同时更以联盟和通婚的方式，加强属国与中央的关系，进而合并为一个庞大的帝国。此外，殷商王族也可能与未被其吞并的方国国君联姻，这都是扩展集权国家影响力的步骤和手段。”宋镇豪先生曾以甲骨文为材料，对商代的婚姻形式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指出：“商代贵族婚姻，娶和嫁女，有王朝与各地族氏方国间的，有族氏方国与族氏方国间的，有各家族间的，有以王朝为中介而各族氏、家族或方国间的等等，形式有单向娶女或嫁女，也有双向互见，体现了多层次、多方位和错综复杂的特征。不同国族间的政治联姻，是当时家族本位的族外婚制高度发展的产物。”《周易》中所载的“帝乙归妹”的故事，也是一种政治联姻，其目的就在于“附远”。作为外来入侵者的殷商王族通过联盟、婚姻等方式，吸收很多异族成为亲族，跨越了宗族之间的封闭性，因此其政权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到周朝，其统治更是依赖于血缘姻亲关系，“同姓为兄弟之国，异姓为甥舅之国”。西周的封建制度，一方面通过各种礼仪制度来约定，另一方面又通过姻亲关系来联结和加固。联姻是周朝统治最为重要的政治手段。王国维先生指出：“同姓不婚之制”、“女子称姓”、“嫡长子继承制”、“封建子弟之制”等都自周人创制始。对于“异姓之国”，“非宗法之所能统者，以婚媾甥舅之谊通之，于是天下之国，大都王之兄弟甥舅，而诸国之间，亦皆有兄弟甥舅之亲，周人一统之策实存于是。此种制度，固亦由时势之所趋，然手定此者，实惟周公。”
春秋之后的后世君主，也善于利于联姻来强化政治联盟。东汉的刘秀原娶美人阴丽华为妻，后来为了笼络河北真定恭王刘扬势力，又娶刘扬外甥女郭圣通为妻。刘秀登基后，封郭圣通为后。待北方刘姓集团被征服，又废了郭圣通，可见其联姻策略是出于政治考虑。而魏晋南北朝的皇帝常以“尚主”（公主政治）的方式，不但将士族吸纳为皇室姻亲，加强士族对皇权的认同，也以此融入士族社会之中。公主的婚姻经常被皇室视为拉拢不同势力的手段。宋太祖也十分注重政治联姻。在黄袍加身后，他一方面“杯酒释兵权”解决部下的武装，另一方面也把缔结婚姻当作巩固政权的手段。赵匡胤把三个女儿皆嫁给功臣之子：一个嫁给王审琦之子左卫将军王承衍，一个嫁给石守信之子左卫将军石保吉，一个嫁给魏仁浦之子右卫将军魏咸信。收其兵而嫁其女，双管齐下，赵匡胤有效地巩固了政权。
与君主下嫁女儿相反，臣下或豪门贵族为了巴结君主，也致力于通过把自家女儿嫁入皇家与君主联姻，进而获得政治利益。王莽篡汉，就是王氏家族通过嫁女为汉平帝皇后，才得以实现权力从刘姓之手转到王姓之手的。班固《汉书·平皇后传》载：“孝平王皇后，安汉公太傅大司马莽女也。平帝即位，年九岁，成帝母太皇太后称制，而莽秉政。莽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意不欲也。莽设变诈，令女必入，因以自重，太后不得已许之……皇后立三月，以礼见高庙。尊父安汉公号曰宰衡，位在诸侯王上。赐公夫人号曰功显君，食邑。封公子安为褒新侯，临为赏都侯。后立岁余，平帝崩。莽立孝宣帝玄孙婴为孺子，莽摄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这种故事在中国宫廷政治中司空见惯。东汉末年时曹操为了达到自己篡权的目的，也采取了嫁女联姻策略。建安年间，曹操进三个女儿宪、节、华为汉献帝夫人。接着，他设计毒死伏皇后和她的两个儿子。第二年，就逼着汉献帝立他的女儿曹节为皇后，他自己因此就成为汉廷“国舅”。曹操死后，曹丕逼其妹夫汉献帝下禅位诏书，自己顺理成章地接过了汉之政权。
通过嫁女入皇室，贵族因此就成了“皇亲国戚”，如果通过自家女儿生下的太子能够继位，外姓贵族就得以分享皇室的权力。“后妃援引外戚，从而导致外戚专政的发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一个常见的政治现象。”这种“外戚势力”是导致古代中国宫廷权力更替和博弈的重要影响因素，成为许多朝代的重要政治弊病。
事实上，不独中国，这种君臣上下“交为婚姻”的现象也在其他文明中也广泛存在。在古代埃及，法老们也注重和贵族联姻，巩固统治精英之间的合作。为此埃及的政治精英们建构了一个庞大的家庭网络，以掌控埃及的军事政治。在动荡时期或中央权力衰弱时期，联姻则更加重要。如在埃及第二十一王朝到二十四王朝的两三人代之间，埃及中央权威旁落，为了重新掌控军事指挥官，埃及国王就只能依赖联姻来维持与军事将领之间的关系了。
在古代波斯也有类似做法。希罗多德曾提到，波斯的大流士夺取权力后，7位参与政变的贵族曾约定，国王以后只能从他们7家中选择妻子。不过大流士本人似乎并未遵守这个约定。他大群的妻子中，有欧塔涅斯（七人之一）和戈布吕亚斯（也是七人之一）的女儿，还有已故埃及法老的女儿，但地位最重要的分别是居鲁士的女儿、巴尔狄亚的孙女和居鲁士的侄女。他选择在王室内部通婚，以避免王权旁落。同时，也通过他与居鲁士女儿的婚姻，与居鲁士的血统联系起来。后来的波斯国王也大多效仿，目的与大流士类似，出于巩固政治联盟。
在古代日本，通过联姻来确立家族之间的“战略性关系”在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中也十分普遍。推古天皇时期的日本正处于氏族联合政权的末期，一些氏族头领为了控制天皇政权，也采取了联姻策略。最著名的就是苏我家族。苏我氏的做法就是长期将本家族女性嫁与皇族，通过联姻增加影响力。“在中世和近世，把女儿作为商品，用来交换政治权力和经济优势的做法继续延用。”
在古代罗马，“秦晋之好”式的政治联姻同样广泛存在。塞姆在《罗马革命》一书中就认为，理解罗马共和国政治的关键，是显贵家族通过庇护和婚姻关系构建的网络。不论是尤利乌斯·恺撒还是其继任者屋大维都利用女儿来进行政治联姻。如奥古斯都·屋大维的女儿尤莉娅在父亲的政治谋划中就扮演了重要作用，通过“一嫁再嫁”，他帮助父亲先后巩固了马凯鲁斯、阿格里帕和提比略的忠诚，并为奥古斯都生了5个外孙和外孙女。这种做法在罗马贵族中十分普遍。因此不论是“前三巨头联盟”还是“后三巨头联盟”，女性都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媒介。在中世纪的西欧，王室之间的联姻则更为普遍。如法国波旁王朝的崛起就离不开政治联姻。路易九世之子克莱蒙伯爵罗贝尔通过和波旁领地的女继承人勃艮第的比阿特丽斯的婚姻，获得了对波旁公国的统治权。他们二人的长子路易在1327年获封为波旁公爵，此次受封被视为波旁王室的起源。英国都铎王朝开创者的亨利七世（1485-1509）也是搞婚姻政治的高手，对于英国的历史影响至深。作为兰开斯特家族的代理人，亨利七世在博思沃斯战役之后立即派人去约克迎来了爱德华四世的女儿伊丽莎白公主，两人于1486年完婚，当年就生了阿瑟王子，后来又生了玛格利特、亨利和玛丽。这一联姻使兰开斯特和约克这两个交战多年的家族化解了仇恨，并联合了起来，开启了统一的都铎王朝时代。
在伊斯兰世界，女性也是一个实现家族、部族或政治力量联合的重要媒介，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穆罕默德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宗教领袖，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有九位妻子。其中阿伊莎、哈福赛是第一位第二位哈里发伯克尔和欧麦尔的女儿，赛吾黛、赛里曼、梅蒙娜是圣战阵亡者的遗孀，宰娜卜是婚姻离异者，萨菲娅是犹太战俘，马利亚是埃及王奉献的基督教女子。穆罕默德通过和这些不同部族、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联姻，与他们形成了牢固的姻亲关系，甚至化敌为友，使自己获得了很多的支持。伊斯兰教提倡“多妻多子”的观念显然有其历史传统，从政治的角度看，这种传统有利于政治合作。
世家贵族交为婚姻：门阀政治中的“秦晋之好”
除了君臣上下，贵族权臣之间也致力于通过女性建立亲属与联盟关系，合纵连横。“连襟政治”在古代社会十分常见。
春秋以降，诸侯贵族均以婚姻互结邻援。《国语·鲁语上》：“夫为四邻之援，结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婚姻是当时诸侯间“取信”的重要手段，通过联姻，不同家族成员或政治力量之间的稳定关系得以维系。许倬云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一文曾考证了鲁国公室季氏家族与其他诸侯国公室之间的多重姻亲关系。鲁室娶妻于这些家族，也把女儿嫁给他们。“家族网络充斥于整个中国，封建结构与家族结构在政治上相辅相成。”
到汉代，婚姻政治更加普遍。上至朝廷外交，次如公卿党援，下至闾里豪杰勾结，无不以婚姻为利器。“朝廷以婚姻羁縻夷狄，而贵戚亦以婚姻互相结党，争政权，谋富贵。”地方大姓土豪，武断乡曲，鱼肉邻里，都借婚姻互相勾结，结成一个“官官相护”的大网。这种联姻政治的积弊太多，以致朝廷不得不进行干预。为防止连襟政治，东汉时期还专门出台了所谓的“三互法”，即“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交互为官”，但这种做法实际上很难奏效。
在东汉末年的三国演义中，以女为媒的联姻政治更是十分常见。“三国纷争，结盟资援，羁降制敌，多用婚姻。”曹操是进行合纵连横的高手。袁绍死后二个儿子谭、尚不和，曹操以女许谭，挑拨兄弟相斗。袁谭战败袁尚后，曹操则“复绝谭婚”。当孙策崛起江东，曹操无暇东顾时，他也以婚姻来维持联盟。《三国志》载：“是时袁绍方强，而策并江东，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抚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为子章取贲女，皆礼辟策弟权、翊。”（《三国志·卷四十六·吴书一·孙破虏讨逆传第一》）而曹操的对手，同样用“以女联姻”的办法来结成联盟以拒曹。袁术为勾结吕布，派人聘吕布之女为儿媳，吕布先是答应了，后来受人离间又反悔了，派人前往袁家追回女儿。随着曹操攻打吕布，吕布又有求于袁术，于是以锦缎缠女儿身，绑在马上，连夜送到袁术处，以示诚意。孙吴也善于通过以女为媒进行结盟。刘备定荆州时，孙权对其十分惮畏，于是进妹予刘备为夫人。不过后来“嗣以荆州之争，孙刘交恶，权乘备入蜀之际，复迎其妹归，婚遂绝。”
六朝时代，门阀制度盛行，女性成为一种巩固大家族之间政治关系的媒介，如《新唐书·李义府传》中所说：“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孙迭为婚姻。”当时不仅士族择偶对于男女家的门弟极为看重，社会上亦以此来衡量某一氏族的门弟，政治上的晋升也以婚姻为考虑条件。士庶不通婚甚至成为一种礼俗。这种情形当然大大不利于社会流动，在政治上也造成了家族政治的坐大。吴晗先生曾经指出：“从四世纪到十世纪大约七百年间，中国的政治约30个左右的绅士家族所独占。”毛汉光先生通过绘制六朝士族婚姻的“诸姓婚嫁图”，发现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皇室均是士族婚姻圈的成员，士族之间彼此通婚的对象大多属于同一阶层。
权贵家族彼此之间定期交换女性进行联姻，时间久了，自然就会形成“世袭政治”和“门阀制度”。冯尔康先生指出：士族的社会力量通过其门第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士族的门第观、婚姻观、地望观念融汇在一起，形成了士族社会的地位观念，这是促使士族社会力量能够长久发展的重要因素。这种“门弟婚”的负面结果就是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政治格局。隋唐以后科举制度兴起，士族门阀制度有所削弱，但通过女性进行政治联姻的做法依然存在。如唐代藩镇之间的联姻就十分普遍，它巩固了军事同盟和地方割据，这显然也是唐末藩镇势力壮大的重要影响因素。到了五代以后，门第婚、和亲、公主出嫁藩镇及藩镇联姻等才逐渐消亡，世家门阀制度因此才趋向衰落。
欧洲贵族之间也十分注重通过联姻来实现政治上的联盟与合作。欧式政治中的“秦晋之好”，其主要媒介也是女性。在古代罗马，贵族女性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媒介。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阿德里安·戈兹沃西所指出的：“罗马的贵族女性和他们的兄弟一样，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不能从政。被作为巩固或打破政治联盟的工具，被安排嫁人或离婚。”中世纪的欧洲十分注重家族“血统”，贵族之间才能联姻，这种婚姻有多重目的，确保政治的垄断性和世袭是重要的目的之一。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欧洲贵族联姻仅限于社会上的望族，其功能是“服务于凝聚家族在经济上的实力手段，除此而外，也许旨在排除政治接班人的斗争，最后也还在于保持血缘的纯洁。”这种欧洲贵族和王室之间的联姻，在权力继承、国土兼并、外交关系以及“战争与和平”等政治领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深刻影响了欧洲大陆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版图。1688年，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去逝后，英国从荷兰迎进一位信奉新教的君主奥伦治公爵大威廉出任英国国王，因为这位荷兰国王是英国的女婿，因此获得了继承的合法性。而这一继承，导致了英国“光荣革命”的发生，在贵族的逼宫之下，威廉三世于1689年签署了《权利法案》，形成了英国分权体制，这对欧洲政治乃至世界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外交政治中的关系媒介：“秦晋之好”与“和亲政治”
外交总是伴随着结盟，古今皆然。美国政治学者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指出：“联盟是国际和国内政治中施加影响和行使权力的必要手段。”通过姻亲关系加强联盟是古代国（族）际外交最为常见的手段，女性因此通常扮演外交联盟中的媒介和纽带角色。这种“以女为媒”的做法自古代世界有文字记载以来就存在了。
公元前2051年，苏美尔的乌尔第三王朝的统治者舒吉尔在亚述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征战并以胜利告终。在舒吉尔统治期间，伊朗地区的埃兰人再次成为边境大患，于是他先后用自己的女儿与埃兰的统治者联姻，有效地化解了危机，将苏美尔人的统治区域大大地扩展了。
公元前13世纪中叶赫梯王国与埃及王国的联姻也是一个极其古老的“化敌为友”的案例。公元前1246年，赫梯国王哈图西里三世采取了和亲政策，将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埃及的拉美西斯法老。在埃及卡纳克神庙墙上有一幅雕刻，描绘的就是当时埃及法老迎娶赫梯公主的情景。通过这种一种“和亲”，两国的争霸战争暂告一个段落。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指出：在人类的第一个“全球化”雏形时代，即公元前1700年至前1200年这个以战车和封建帝国为特征的时代，当时的世界各国就通过女性联姻来进行政治沟通了。“国王们彼此交换丰富的礼物，通过联姻建立同盟，还经常用阿卡德楔形文字互通信件。”
中国的“和亲政治”也历史悠久。“和亲”之名早在先秦就出现了，历代王朝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亲方式。如果抛开“华夷之辨”，从较为宽泛的标准将“诸候国”也看作一“国”的话，我们也可以将春秋时期的“秦晋之好”看作是一种“和亲政治”。在春秋战国时代，这种通过婚姻缔结外交联盟的做法十分普遍。诸候之间纵横捭阖，婚姻自然是重要的媒介和外交手段，甚至西周以来诸侯国间“同姓不婚”的禁忌都被打破，“媵婚”现象大量出现。苏秦唱合纵，秦则结婚燕楚以破之。事实上，不论“秦晋之好”、“秦燕之好”还是“秦楚之好”，都不过是秦国的一种政治外交手段而矣。其他诸国也争相使用这一外交手段。如楚国，在春秋早期多与周边小国如郧、邓等进行联姻，到了春秋中晚期至战国初期，为谋求争霸则与其他大国如秦、晋等联姻频繁。《史记·卷四十·楚世家第十》载：“楚顷襄王七年，楚迎妇於秦，秦楚复平。十四年，楚顷襄王与秦昭王好会于宛，结和亲。”孔子所在的鲁国也大兴联姻政治。在历史上，“齐鲁之好”堪称美谈。有学者考证，鲁国曾先后与薛、宋和齐结为世代通婚的婚姻之国，而以鲁齐之间的联姻状态持续时间最长。鲁国一方先后有桓公、庄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等六位君主娶齐女为夫人，齐国一方先后有僖公、昭公、灵公、景公、悼公娶鲁女为夫人，双方的联姻状态持续长达一百几十年。
而严格意义上的“和亲”，即汉族与外族之间的“华夷和亲”则是汉代才出现的。虽然这种和亲与先秦时期的政治婚姻有很大差别，但显然受到先秦时期“华戎通婚”的启发和影响。汉初刘邦初平天下，政局不稳，匈奴军队屡次侵扰边境。刘邦不得已采纳了刘敬的“和亲”对策，将公主外嫁单于以缔结友好同盟，开中国对外和亲之先河。从高帝初年到武帝初年间，汉和匈奴共有七次和亲，遣公主的就有三次。武帝之后，虽然对匈奴的政策改为“武力征服”，但和亲的外交手段还是保留了下来。在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看来，汉代的和亲其实是一种“绥靖主义”政策，旨在确保和平。尽管它并没有起到一劳永逸地保卫和平的效果，但还是发挥了一定的缓冲功能，也促进了文化交流。
与汉朝相似，唐朝也通过“和亲”来应对北方边疆民族间的紧张关系。《资治通鉴》记载，太宗问群臣：“薛延陀屈强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发兵殄灭之，则与之婚姻以抚之耳。二者何从？”在战争与和亲之间，房玄龄力主和亲：“中国新定，兵凶战危，臣以为和亲便”。唐太宗于是采纳了这一建议。据统计，唐朝和突厥、吐谷浑、吐蕃、奚、契丹、宁远、回纥、南诏8个族（国）共计和亲28次（其中有一次未获成功），为唐朝的稳定和繁荣起了较大的作用。中国传统的和亲政治一直延续到清代。在晚清，各国势力界入中国政治，和外国人通婚以建立政治联盟的想法还一度被提及。
这种国际沟通中的“和亲模式”在西方世界也普遍存在。凯撒征高卢时，当时高卢人中有不同的邦国和种族。为了统一高卢，他致力于联络和说服其他邦国。为了说服爱杜依人，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杜诺列克斯——当时执掌爱杜依人国家大权的狄维契阿古斯的弟弟，并和他设下了盟誓。公元489年，东哥特人狄奥多里克在芝诺的支持下，入侵亚平宁半岛。493年，他成为东罗马帝国在意大利地区的总督。狄奥多里克通过一系列的联姻，与其它一些日尔曼建立的王国组成了联盟。他自己娶了法兰克王国国王克洛维的妹妹，又把自己的妹妹嫁给汪达尔王国的国王，把一个女儿嫁给勃艮第的国王，把另一个女儿嫁给西哥特王国的国王。通过这些举措，他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势力，成为西哥特王国的摄政王。
英国都铎王朝开创者的亨利七世（1485-1509）也利用儿女的婚姻来搞国际外交。1491年，法王查理八世通过与布列坦尼公爵结婚而吞并了布列坦尼公国，亨利七世出兵渡过海峡，包围了法国的布洛涅城，与法王签署了“埃塔普尔条约”。这一条约签订后，亨利七世很快在1502年又与苏格兰签订永久和平条约，并在第二年把长女玛格丽特嫁给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制约了苏格兰与法国的传统联盟关系。通过这样的“以女为媒”的婚姻外交，亨利七世巩固了王权，提高了都铎王朝在欧洲的威望。
蒙古与俄罗斯在历史上也通过“秦晋之好”来强化双方的外交与内政关系。在蒙古统治俄罗斯的两个半世纪中，俄罗斯宫廷的王侯们争相与成吉思汗家族成员相互联姻，以此来获得到政治上的信任和利益。在苏联时代，蒙古国是苏联的紧密盟友，这种联盟也依托于高层之间的通婚。在蒙古国高层领导成员中，娶苏联女子为妻的大有人在。通过这种联姻，两国关系自然更为紧密。近代以来的外蒙古脱离中国独立（1911年）并在后来倒向苏联，不能不说与蒙苏之间的这种联姻政治没有关系。
可以看到，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人类社会广泛运用女性来构建合作网络和政治同盟。在“秦晋之好”的这种政治沟通模式中，女人充当了一种关系媒介。在笔者看来，女性之所以具有这种联结陌生群体的媒介功能，在于他们可以通过出嫁和生育将两个陌生（甚至敌对）的男人或男性家族联结起来，形成亲属关系。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亲属关系即“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之于人类社会的合作至关重要。恩格斯指出：“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亲属关系是古代建立政治信任的基础，再没有什么媒介比建立亲属关系更值得信任。
在中国政治中，这种亲属关系则更为重要，它是中国宗法政治的基础。“宗法政治”是中国古代政治的鲜明特色。许倬云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族群整合就是依托血缘和姻亲关系，这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是非常独特的。“在中国找不出像两河流域那种以地缘结合的方式，商代以后才有变化。商代的政治单位有两个平行的系统，一种是地区性的邑，一种是亲缘性的族。到了西周，以宗法取胜，邑变成族的附属品，周代选择以血缘来结合人群，这个选择形成中国很大的特色，中国的扩大政团遂以亲缘的团体扩大，反映在词汇上是‘天下一家’。”
中国的宗法关系虽是建立在男权主导的基础上，女性却是宗法关系的极其重要的联结媒介，这一点常常为研究者所忽视。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指出：传统中国是一个宗族社会，宗族的基础即是血缘和婚姻。“通过不同家庭之间的婚姻交叉和女性的定期交换，一个家族与另一个家族之间互惠互利，休戚与共，这就使得家族外部的影响永久地浸透到了内部生活里。”陶希圣先生在《婚姻与家族》一书中也详细论述了古代中国的婚姻制度和家族的产生、发展与变迁关系。在《宗法下之婚姻妇女及父子》一章中，陶希圣指出中国婚姻的目的与形式是服务于宗法制的：“在宗法制度之下，婚姻是两族的事情，而不是两人的事情。这个前提是直贯到现代中国社会还是有效的。”可见，婚姻关系关联着亲属关系。而这一关系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女性的嫁娶为中心建构起来的。
在笔者看来，以亲缘关系和父系权力为基础的宗法政治也决定了女性在政治生活中的独特地位，她以充当“宗法关系”中媒介为主导性角色，在宫廷政治中如此，在一般的世家或家族联姻中也是如此。美国学者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指出，“一旦结婚，女人的作用主要在于为丈夫的家庭服务，对于妻子而言，出嫁并不是建立自己的家庭而是加入一个父系的家族体系并移居到他家的居住区。祭祀丈夫家族已逝的祖先和照顾丈夫的妾的子女，就如同抚养自己的孩子那样，都是妻子的职责。法律、宗教、伦理、或高或低层次的文化都在塑造一个女人在婚姻中的角色形象，并让这个形象高度固定化。”的确，对于女人而言，“结婚是一种半外交性的礼仪，对两个异姓家族之间的关系极为关键。而同样极为重要的是经过他们联姻后，两个家族也变得亲密无间起来。”联姻是两种社会关系与政治资源的结合。娶不同宗族（或族群）的女人，意味着可以与不同的宗族或政治势力拉上关系，形成亲属同盟，累积政治资本。典型例子如魏晉南北朝的“公主政治”，通过公主联姻，“父家”与“夫家”被关联起来。公主作为一种媒介，实际上发挥着“情兼家国”的双重沟通作用，通过关联“妇家”与“夫家”、“家庭”与“国家”两个场域，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相当的影响力。
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吸纳不同的政治力量，“一夫多妻”或“多妾”就成为中国婚姻与政治制度设计中的必然选项。就中国的皇权制度而言，中国古代有所谓“七十二嫔妃”制度。《礼记·昏仪》：“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天子八十一御妻之外，更有妾。”（《礼记·曲礼》）中国历代皇帝（以及贵族）都是妻妾成群，一般人都认为这反映了皇帝的荒淫或权势阶层的穷奢极欲，但事实上，这种制度的出现也有其政治层面的现实考虑。“秦晋之好”式的联姻政治在古代社会是如此重要，如果没有这种“多妻（多妾）制”，“以女为媒”的政治模式所能发挥的联盟作用必然有限。反观西欧，西欧皇室及贵族长期以来实行一夫一妻制，这就意味着欧洲的“秦晋之好”式的政治联姻总体上不如中国广泛。欧洲皇帝由于娶妻少，生育子女的数量就必然有限，与中国皇帝的儿女成群相比，欧洲皇室的“香火”实在不旺，“嫡长子继承制”难以为继。欧洲历史上经常出现皇室“后继无人”的情形，退而求其次，皇室中的女性因此也可以继承皇位，这是中国女性所望尘莫及的。相比欧洲女性，在男权主导的封建礼制与名分的约束下，中国女性在政治生活中更多地只能扮演一种关系媒介的角色，经常联姻（或被联姻），却很少有机会直接登上政治舞台。
但不论中国还是欧洲，就“女人媒介”自身而言，出嫁与生育都是至关重要的能力和特性。如果说女性“出嫁”是一种联结社会关系的“横向传播”的话，那么“婚育”则是一种“纵向传播”。女性通过婚育，可以将亲属关系延及下一代，正如政治人类学者所指出的，“在某一代中所建立的姻亲关系，对他们的下一代就会产生母方和父方的亲戚关系，由婚姻而来的姻亲关系就会变成一种‘表亲关系’。人们透过这种的方式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紧密团结的社群网络。”纵观人类演化史，自古以来这种“婚育”功能只有女性才具有，男性在这个意义上无法成为一种关系媒介。这种差异正是由女性的性别特征或者说生物学特征所决定的。因为女性具有婚育功能，通过生儿育女，女性媒介可以完成“代际传播”。
联姻背后的官僚制度
通过考察人类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秦晋之好”式的政治联姻是人类政治史上的普遍现象，中西方皆然。它既作用于内政，也作用于外交。在“秦晋之好”的政治沟通模式中，女性是一个核心的媒介。比之于盟誓、契约或其他取信手段，“以女为媒”的联姻奠基于生物学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亲属关系，因而是最为重要、最为牢靠的“取信机制”。联姻网络一旦形成，信任、信息以及资源都沿着这个网络分布和流动，政治合作与联盟就有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对于外交型的“秦晋之好”而言，联姻形成的亲属关系网增进了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之间的了解和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了战争与冲突。尽管这个过程中女性付出了代价，但她们作为关系与交流媒介，成为和平使者和文化信使。而对于内政型的“秦晋之好”而言，女性与政却并不一定意味着“政治的美好”。“秦晋之好”式的联姻有时不过是男权政治的一种手段和策略，女性也不过是政治联盟的工具性媒介，其对于政治的影响有利有弊，既可以“美政”，也可能“乱政”。历史上的“家族政治”、“世袭政治”、“朋党政治”或“外戚政治”等，在相当程度上都是这种政治联姻的副产品。
就中国政治而言，女性是维系宗法制度的基础和媒介。“以女为媒”对于维系宗法政治十分关键。实际上，中国古代“家天下”政治的另一面就是“秦晋之好”式的联姻政治。考中国历史上的宫廷政治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式“君主专制”并非皇帝一人专制，而是以君臣共治为基础的。君臣之间建立互信的重要机制就是“以女为媒”的政治联姻。联姻有效地化解了君权与相权（及官僚权力）之间的冲突和不信任。如在“君主专制”较为严重的宋代，早期宰相几乎清一色都是皇室姻亲。即便在宋朝统治完全巩固之后，皇室成员与朝廷位极人臣的官员后人之间的通婚仍在继续，这种做法也持续至南宋。联姻使皇帝可以强化其政治联盟，这是维系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重要手段。即便以淡化血缘、“选贤授能”为主要目的的科举制度也没有摆脱“联姻政治”的影响。实际上，中国官僚政治中的科举制度与联姻制度是相辅相成的。科举中获得功名的士子一方面会被“授官”，另一方面也会被“配婚”，中举者或变身“附马爷”或成为朝廷达官贵人的“乘龙快婿”。通过这种“联姻”，皇帝、朝臣与这些未来的政治精英之间就建立起了互惠和信任关系，政治忠诚自然得以延伸。因此，在笔者看来，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选婿制度”，它是“秦晋之好”式的政治联姻的一种延伸。
可以说，“秦晋之好”式的联姻是中国官僚政治的重要维系机制与补充机制。联姻是促使官僚体制对“皇权”及其联盟保持政治忠诚的一种重要机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古代官僚体系下的“官官相护”也变得容易理解：它不仅有制度上的基础，也有血缘和姻亲关系的基础。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官僚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是理性的，非人格化的。作为官僚制的鼻祖，自秦以后中国的官僚政治便一直持续着。但与韦伯讲的理性化、法定化、非人格化的西式官僚制不同，皇权体系下的中国官僚制，因为存在“秦晋之好”式的联姻，它显然是非人格化的。在笔者看来，“以女为媒”的政治联姻在中国式官僚政治中运用得远比西方更为普遍，其产生的政治影响也更为广泛。作为君臣权力与统治的重要合法性来源，结成“秦晋之好”构成了中国前现代政治的一种潜规则，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秘密”和特色所在。
当然，女性成为政治媒介依赖于三个前提：一是她是有价值的，稀缺的。这使得“女人”这种资源可以用来交换或者馈赠；二是她是可支配的，这样才能保证女性被用于政治交易。三是“亲属关系”在人们观念和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当这些条件发生变化时，女性的媒介功能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建构，大众政治兴起，不但皇权政治难以维系，少数贵族亦难以主导政治，国与国之间的“亲属关系”被各种正式契约所取代。因此国际外交领域的“秦晋之好”式的联姻越来越难以发挥其政治沟通作用。从这个方面来说，女性作为媒介在现代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显然下降。
当然，式微并不意味着完全消失。在国内政治中，这种古老的政治沟通模式仍然存在。如在非洲的许多部落，以及亚洲一些家族传统悠久的国家，我们还是能够观察到“以女为媒”的联姻政治的存在。香港中文大学范博宏教授2013年发表的一项针对泰国150个华裔商业家族的研究印证了现代政治性婚姻的存在。为了在“移居地”更好地生存发展，华人商业家普遍通过联姻来达到拉近政府关系或商业关系的目的。这种现象不只在泰国华人家族企业，在日本、韩国、印度以及中东地区，通过家族联姻以实现政治经济利益的做法也广泛存在的。二战后日本政坛的“世袭政治”事实上也是通过世代通婚形成的，作为政坛四大家族的鸠山、安倍、小泉和麻生家族，交为婚姻，女性显然是重要的政治媒介。
在宗法传统深厚，讲究“门当户对”的中国社会，这种联姻模式当然也未完全消失。我们发现，在中国当下的政商两界，特别在县城一级，联姻政治其实还较为普遍，这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的政治生态。冯军旗博士在《中县干部》中对县域的“连襟政治”及其影响作了较为深入的描述和揭示，值得我们重视。在笔者看来，在“男尊女卑”观念依然浓厚，又凡事都讲究“拉关系”的中国社会，传统“秦晋之好”式的联姻不可能完全消失。但另一方面，随着政治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女性地位的提高以及社会交往的扩大，去政治化的、基于个人选择的“秦晋之好”毫无疑问将成为主流。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作为“复合媒介”的女性将有更多的自主性支配自己的婚姻并以此建构自己的社会网络。显然，从传统的“秦晋之好”式的政治联姻中退场，对于女性而言，是一种幸事。
来源=《华夏传播新探：一种跨文化比较视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