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患者李密:成王败寇的隋唐,他人就是地狱

作者|田栋，主攻中国史和军事政治史。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逃亡：囚笼分别 天各一方

隋大业九年，功臣之后、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反抗隋炀帝失败被杀。而他的两个重要谋臣——李密和韦福嗣，也被隋将樊子盖抓捕，押往隋炀帝所在的高阳。而等待他们的，是暴君怒气冲冲的最后审判。

精明的李密预感到，此去高阳必是凶多吉少，因此在途经魏郡石梁驿时设计将看守们灌得酩酊大醉，在围墙上挖开一个大洞。李密按捺住即将逃出生天的兴奋，把头转向他的难友韦福嗣：“赶紧跟我们一起走吧！”

谁能想到，就在几个月前，李密还处心积虑想把面前这个人杀掉！

这一切，还要从杨玄感起兵说起。

进入大业九年，隋炀帝不顾第一次攻打高丽失败的教训，意欲发动第二次东征高丽之役。各地民众不堪其苦，纷纷举事。此时，在黎阳为隋炀帝督运粮草的是功臣杨素之后、礼部尚书杨玄感。杨玄感素有野心，加上因家族功高而颇受隋炀帝猜忌，因此当机立断，凭借黎阳堆积如山的军需物资，率领八千船民起兵造反。

起兵前，杨玄感第一个想到的帮手，就是李密。

李密，字玄燧，又字法主。是西魏时期“八柱国”之一，司徒李弼的后代。其祖父、父亲都在北周和隋朝为官，是典型的官二代。由于不见容于隋炀帝，李密闭门谢客，发奋读书。后来李密被功臣杨素看重，又成为其子杨玄感的至交好友。杨玄感阴图大事，李密自然成为他心目中的第一谋主。李密兴冲冲赶来，为杨玄感献上了深思熟虑后的上中下三策：上策，趁隋炀帝东征高丽未归，“长驱入蓟”，与高丽前后夹击，将隋炀帝一战成擒；中策，鼓行而西，直取关中，进而徐图中原；下策，就地进攻东都洛阳以号令四方，但由于洛阳城池坚固、易守难攻，旷日持久必然遭致四方隋军围困，因此这个办法在三策中胜算最低。

李密满心希望杨玄感能择上中二策，对方却以“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先取之，足以动其心”为由选择了下策，这让李密十分不快，两人关系也出现裂痕。事情的发展印证了李密的担忧，隋炀帝闻变后迅速从辽东前线回师征剿，杨玄感逐渐陷入了师老坚城、进退维谷的不利境地。

而此时，本应捐弃前嫌、共同对敌的杨玄感、李密二人，却因为另一个人的加入而出现了更大的分歧。这个人，正是韦福嗣。

韦福嗣出身著名的京兆韦氏，颇有才名，在与杨玄感的战斗中被杨玄感俘获。“玄感厚礼之”，不光让他掌握机要文书往来拟制，还“委以腹心，是以军旅之事，不专归密”（《旧唐书·李密传》）。

看着自己在杨玄感心中的唯一地位发生动摇，李密对韦福嗣心怀恨意。同时，韦福嗣暗地里里觉得自己不是杨玄感同谋，没必要死心塌地卖命，因此“每设筹画，皆持两端”，处心积虑为自己日后受朝廷招安留条后路。每次杨玄感要他写檄文声讨隋炀帝，他都坚辞不受。

李密看出了韦福嗣的首鼠两端，便在杨玄感面前痛斥韦福嗣为“奸人”，力主将他斩首示众。杨玄感不愿撕破脸，只说了一句哪有这么严重？便不了了之。李密也看出了杨玄感意图用韦福嗣制衡自己，痛心疾首地对下属说：“楚公（杨玄感）只是喜欢造反，并没有大志向。看吧，我们肯定都得当俘虏。”

此后，杨玄感久攻洛阳不克，最终兵败身死。李密逃亡不及也被抓获，而此时的韦福嗣满心欢喜，以为“潜伏大业”已成，反戈一击的时候到了，“竟亡归东都”。岂料洛阳守将樊子盖在翻检收缴文件时，发现了韦福嗣为杨玄感撰写的书文，遂将李密、韦福嗣一并绑缚高阳，请隋炀帝发落，这便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对李密来说，此时的韦福嗣已经不再是政敌，而是同生共死的难友了。眼见马上就能逃生，哪里能置昔日同僚于不顾？更何况，李密非常清楚，在暴君隋炀帝眼里，从来就没有什么“投诚反正”，只要胆敢犯上作乱，就不要幻想得到皇帝的宽宏大量，只有死路一条！

然而，面对李密的逃亡建议，韦福嗣就是不发一言。催得紧了，韦福嗣便撂下一句：“我无罪，天子了不起骂我几句而已。”言下之意，自己是被杨玄感裹挟的，造反并非本意，跟你们这些处心积虑要改朝换代的乱臣贼子岂能同日而语？

看到韦福嗣如此冥顽不灵，李密也只能摇头长叹，随即和王仲伯等人犯一起逃亡江湖。

溯源：暴君怒目 生死两途

李密对隋炀帝的判断是根据的。在李密眼中，隋炀帝杨广无乃父隋文帝的雄才大略，却继承了隋文帝的猜忌阴鸷，更添了一份目空一切、嫉贤妒能。他的字典中，已经永远抠除了宽容、仁爱的字眼。李密自己的遭遇就很能说明问题。

李密本来因父荫得了一个宫廷宿卫军官的职务，只由于自己“视瞻异常”，便遭到了隋炀帝的厌恶，因此丢了饭碗。隋炀帝因一念猜忌便窜逐功臣之后，其心胸之狭隘也可见一斑。

隋炀帝杨广在晋王位上，就对兄长杨勇的太子之位觊觎已久、虎视眈眈，在隋文帝夫妇面前极尽表演之能事。大臣杨素看出了隋文帝夫妇有意改立杨广为太子，立即加入杨广阵营。从此上下其手，广造舆论，最终促成杨广争储成功，成为后来的隋炀帝。杨广登基后，杨素又不辞劳苦，帮助新帝平定了汉王杨谅的反叛，为杨广政权的稳固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劳苦功高，又有定策之功的杨素并没有得到杨广的投桃报李，反而遭到了杨广的疑忌和疏远。甚至在杨素重病之时，杨广还“关切”询问太医他什么时候死，杨素只得无奈地对弟弟倾诉：“我岂须更活耶？”（《隋书·杨素传》）。杨素郁郁而终之后，杨广还对朝臣放言：“使素不死，终当夷族。”正因为担心隋炀帝的猜忌和清算，杨素之子杨玄感才最终铤而走险、扯旗造反。

对功勋宿将、藩邸旧臣如此凉薄，怎能不让李密等功臣集团心寒齿冷？

还不止于此。杨广政权稳固后，其好大喜功、刚愎自用的本性逐渐暴露出来。尚书左仆射苏威、太常卿高颎等大臣劝谏隋炀帝要爱惜民力，培基固本。被炀帝拒绝后，高颎、宇文弼、贺若弼等老臣们免不了聚在一起，评议时政，发发牢骚。然而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转眼间几个人就被告发。隋炀帝大怒之下，竟然以诽谤朝政为由，将高颎、宇文弼、贺若弼等老臣一并处死，高颎诸子都被流放边陲，贺若弼的妻子则被没官为奴。以至群臣缄口、天下侧目。

几位被处死的老臣中，以高颎最让人唏嘘。从文帝崛起之初，高颎就跟随左右、出谋划策、举荐人才，为稳定隋朝政权，统一天下做出了重大贡献。《资治通鉴》盛赞高颎“竭诚尽节，进引贞良，以天下为己任……当朝执政将二十年，朝野推服，物无异议，海内富庶，颎之力也。”（《资治通鉴·隋纪四》）但在册立太子这件大事上，高颎力主“长幼有序，其可废乎”（《隋书·高颎传》），因此站错了队，开罪于杨广，那就新账老账一起算了。

不止是这些老臣，那些自命清高，不愿与自己为伍的朝臣一样难逃一劫。内史侍郎薛道衡颇有才名，为当时文坛领袖。只因为杨广还是晋王时拒绝了自己的招揽，杨广对薛道衡“由是衔之”（《隋书·薛道衡传》）。杨广即位后，随便找了个由头，就用一根白绫结果了这个七十岁老头的性命。

大政方针不容朝臣置喙，雕虫小技同样不愿别人出己之右。

唐人笔记小说《隋唐嘉话》和宋仁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记载，薛道衡死后，杨广还不忘拿他的名句调侃：“你还能写‘空梁落燕泥’吗？”嫉贤妒能，小人得志的嘴脸跃然纸上。还有一次，杨广自恃才高，作诗《燕歌行》，朝中文士在淫威之下尽皆唱和，只有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又遭到杨广的记恨。后来，杨广又借事诛杀了王胄，还很恨地说：“‘庭草无人随意绿’，你还能写出这样的诗吗？”心胸之狭隘一如薛道衡故事。

——在专制帝王眼中，无论上下四方，还是宇宙万物，莫不应以我为尊，俯首称臣。

正是在这样的高压背景下，隋炀帝杨广才对杨玄感之乱无法容忍。杨玄感败死后，隋炀帝不顾社会各阶层亟待弥合的裂痕，竟然对大臣说：“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资治通鉴·隋纪七》）。”随后任用酷吏樊子盖、裴蕴“峻法治之，所杀三万馀人”。为震慑天下臣民，他们还将杨玄感开仓赈给的百姓“皆坑之于都城之南”，刚刚结束杨玄感之乱的大隋王朝又一次经历腥风血雨、生灵涂炭。

所有这一切，李密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在洛阳囚笼里的他明白，“吾等之命，同于朝露，若至高阳，必为俎醢”。李密早看清了，既然走上了反隋道路，就意味着彻底断绝了回归朝廷，洗心革面的后路，任何妄想得到隋炀帝宽恕的想法都是幼稚而危险的。一旦选择了揭竿而起，就只能拼得鱼死网破。要么改朝换代、名垂青史，要么身首异处、家族屠灭，绝不存在第三条路。正是因为抱定了这样的决心，李密挖空心思也要逃出虎口。

李密跑了。那个不听李密劝说，一心要回去向隋炀帝认错的韦福嗣结果又怎么样呢？

不幸被李密言中。看着已成阶下囚的韦福嗣一干人，隋炀帝气得七窍生烟，他暴怒地挥舞着手中的罪证，不容韦福嗣分辨，就把他关入了大理寺。佞臣宇文述知道隋炀帝的心意，趁机表忠心：“如此凶逆之徒，微臣同样痛恨，如果不处以极刑，将来必后患无穷。”隋炀帝随即将处置之权交给了宇文述。

叛臣必须死，而且是不得好死。

十二月甲申，宇文述命人在野外将韦福嗣、杨积善等人捆绑在一起，用车轮紧紧固定住脖子，命令九品以上的文武百官持刀剑砍杀，二人“支体糜碎，犹在车轮中”，死状惨不忍睹。隋炀帝、宇文述还不解恨，又命令将二人支离破碎的尸体车裂，最后“皆焚而扬之”（《资治通鉴·隋纪六》）。杨积善是杨玄感的弟弟，正是他亲手杀掉了哥哥杨玄感，只希望留自己一条命。面对如此强烈的求生欲，隋炀帝嗤之以鼻：“然则枭类耳！”杨积善不仅丢了性命，连姓氏也被隋炀帝改成了具有侮辱性的“枭”。

迷失：人性森林 喜忧参半

韦福嗣、杨积善的结局证明了李密的预言。但李密自己，也已经不是那个牛角挂书、襟怀坦荡的少年了。在与隋炀帝的对抗中，他也在潜移默化间发生着变化。

科幻小说《三体》中，作者刘慈欣设想了宇宙文明中存在着“黑暗森林”法则，简而言之，就是文明之间由于巨大的距离而缺乏有效沟通，进而在彼此间充满猜忌，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一个文明会选择消灭另一个文明。整个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消灭之。

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

小说出现在今天，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用这一概念来分析一千四百年前的李密。对李密而言，隋炀帝便是那个对一切威胁必欲处之的猎人。在这座人性的黑暗森林里，李密如果不想被隋炀帝及其爪牙一枪干掉，就必须拿起猎枪，干掉眼前的一切威胁，直到成为整片森林的主人。但不经意间，李密也必将变成和隋炀帝一样，对周遭充满恐惧和疑忌，极度缺乏安全感的猎人。

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自己也变成了深渊。

李密逃出牢笼后，辗转于河北、山东等地，先后投奔各割据势力。结果，郝孝德“不礼之”，王薄“亦不之奇也”，本为世家子弟的李密受尽了世人的冷眼和嘲笑。逃亡途中，他整日东躲西藏、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一度“削树皮而食之”（《资治通鉴·隋纪七》），景况十分狼狈。不仅如此，在隋炀帝无处不在的搜捕中，多名亲友受自己连累，身陷囹圄、死于非命，而李密自己也几次三番命悬一线、九死一生。

落草江湖的凄惶、亲友身死的痛苦，让李密更坚定了“孤臣逆子”的反隋意志，但也给他的内心打造了一层更加厚重的铠甲，让他无法真正信任周围任何人。而这件铠甲，也终将反噬李密自己。

就在李密辗转于两河山东，落魄若丧家之犬的时候，他遇到了正带领瓦岗军纵横河南的翟让，才真正开始了龙游大海、一展抱负的激情岁月。而瓦岗军也因为李密的出现，也摆脱了四处剽掠、居无定所的流寇状态，正式走上了隋末争衡、逐鹿天下的历史舞台。

作为义军首领，翟让对李密关怀备至、礼敬有加。面对李密“席卷二京，诛灭暴隋”的方略建议，翟让也言听计从。在李密的辅佐下，瓦岗军破金堤关，攻荥阳诸县，连破隋军大将张须陁、刘长恭，声威大震。不仅如此，李密还出奇兵一举夺得储粮山积的洛口、回洛等仓，随即“开仓恣民所取”，瓦岗军在兵力迅速扩大的同时，在政治和道义上也占据主动。

大好形势下，翟让主动让贤，“上密号为魏公”。李密也成为名副其实的瓦岗之主。单雄信、徐世勣、房彦藻、邴元真等瓦岗军将领皆听其调遣，赵、魏以南，江、淮以北，原本对李密并不待见的群盗也纷纷奉李密为主。李密遂“大修营堑，以逼东都”（《旧唐书·李密传》）。与李密一样不受隋炀帝待见的东都书佐祖君彦也投入李密麾下，写出了“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的战斗檄文，成为脍炙人口、流传至今的名篇。

短短两年之间，李密就从一个逃亡天涯的逆犯，一跃而成为隋王朝最大叛乱武装的首领，大有与隋炀帝分庭抗礼、问鼎中原之势。

然而，无限辉煌的表面之下，“黑暗森林”的反向效应开始在李密身上潜滋暗长。

此时的瓦岗军虽然拥众数十万，在河南攻城掠地、风头无两，但李密知道，其庞大的体量多半是滚雪球裹挟进来的。其骨干力量依然是翟让时期四处剽掠，缺乏组织纪律性和政治目标的盗匪集团。从单雄信、徐世勣、王伯当、邴元真，再到那个曾经的瓦岗之主翟让，一旦没有自己的震慑和监临，他们分分钟都可能回到过去啸聚山林、打家劫舍的原始状态。而紧张复杂的斗争形势也让李密根本没有时间进行内部整合，将瓦岗军骨干锻造成为堪当吊民伐罪、建立新朝重任的坚强武装集团。

无论是瓦岗军还是李密，都面临着一个如何度过瓶颈期的重大课题。

对于未来发展战略，隋朝降官——巩县长柴孝和向李密建议，留翟让、裴仁基等将领镇守洛口、回洛等仓储和战略要地，李密自己亲率主力，效秦汉故事西取关中长安，“然后东向以平河、洛”，则“传檄而天下定矣”。

对于这个建议，李密并不陌生。想当初杨玄感起兵，李密就曾向杨玄感提出了此议。无奈杨玄感急功近利，又担心所部皆是山东人，不愿抛家舍业远赴关中而流产。如今，命运拨弄之下，李密自己也处在了当年杨玄感所处的历史当口。

一样的力量迅速壮大，一样的坚城洛阳未克，一样的山东人氏班底。

何去何从？李密也无奈地选择了杨玄感选择的道路——就地攻打洛阳。连理由，也与杨玄感如出一辙：“我所部皆山东人，见洛阳未下，谁肯从我西入！”李密还有一层担心。如果自己舍诸将而西入关中，则难保翟让、单雄信、徐世勣、邴元真等人不会自相残杀、“各竞雌雄”，到时候李密前有坚城，后无归路，“则大业隳矣”。

从本质上讲，在这隋末乱世的黑暗森林里，李密只是和翟让等豪帅暂时结成了“猎人联盟”并担任盟主。他从骨子里觉得，只要有个风吹草动，这个联盟随时有可能土崩瓦解，而昔日的袍泽兄弟更可能掉转枪口对着自己。原因无他：“诸将出于群盗”。在他看来，既然出于群盗，就没有问鼎天下、改朝换代的雄心壮志，没有与民休息、生聚教训的施政步骤，没有不惧挫折、百折不回的政治勇气。因此他心里认定，对这些人，永远不能抱以绝对的信任。

就这样，西入关中之策流产。也注定了李密重蹈杨玄感之覆辙，走上了败亡之路。

惊变：祸起萧墙 兴亡过眼

如果说西入关中的失败只是黑暗森林的隐含作用，那么接下来瓦岗军内部的惊天之变，就是黑暗森林的具体呈现了。

李密成为瓦岗军主帅后，便拜翟让为上柱国、司徒、东郡公。翟让虽然地位尊崇却并无实权，所辖也不过是本部人马。翟让本人虽然没什么想法，但这却让翟让代表的瓦岗军部分原班将领非常不满。

先是翟让的司马王儒信劝翟让提防李密专权，自立为大冢宰，“总统众务，以夺密权”（《资治通鉴·隋纪八》），结果被翟让拒绝。后来翟让那个目不识丁、愚笨不堪的哥哥翟弘也劝翟让自立为天子，并声称如果翟让不干，就让自己来当这个皇帝。翟让大笑之余，也不以为意。这些事都无一例外的传入了李密的耳朵，也让对周遭充满疑忌的李密不免心生波澜。而翟让本人也常常因为贪财好货为难李密部下，这也激化了李密、翟让两集团之间的矛盾。

不夸张地说，翟让是李密遇难成祥、逢凶化吉的恩人。没有翟让的收留和重用，李密连吃饭和生存都成问题，更别说大展宏图、问鼎天下了。但身处黑暗森林的李密已经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政治动物，经过冷峻的计算和推断，他不能保证曾今厚待自己的翟让会始终如初、毫无芥蒂，更不能保证翟让所代表的那一派势力不会为了自身利益千方百计铲除自己——与其担惊受怕、坐以待毙，不如率先发难、永绝后患！

在黑暗森林法则面前，一切恩义、信用、情感对李密来说，都是无用而危险的。

于是，某夜，在宴请和观赏良弓的谎言劝诱下，翟让、翟宏、王儒信等人进了李密的大帐——随后李密手起刀落，翟让“声若牛吼”，一命归西。

李密当机立断，痛下杀手，的确在短期内达到了统一军令政令，防止内讧分裂的效果。但翟让毕竟是李密恩主，李密的所作所为也不免让人生出恩将仇报、唇亡齿寒之感。从此“密之将佐始有自疑之心”，瓦岗军内部埋下了离心离德的分裂种子。

翟让死后，虽然李密大军围攻洛阳势头不减，窦建德、硃粲、孟海公、徐圆朗等造反力量还是以李密为盟主，但联盟内部形势却已经发生微妙变化。

窦建德作为河北最大的割据力量，自然是李密优先拉拢的对象。但当李密派遣部将房彦藻以书招窦建德来见时，却被窦建德以幽州军阀罗艺南侵，“请捍御北垂”（《资治通鉴·唐纪一》）为由婉拒。更有甚者，当房彦藻行至卫州时，竟然被造反首领王德仁杀害。李密整合两河义军的努力自此归于失败，不得已，必须凭借瓦岗军的一己之力去对付守御洛阳的隋朝悍将王世充。

盟主之位停留在纸面上，对李密来说关系并不大。真正严重的，是诛杀翟让在事实上否定了了李密四方仰德、吊民伐罪的道德形象，取消了自己争夺天下，取隋王朝而代之的政治和民意基础。然而李密此时所虑并不及此——既然天下人都不可信，为什么要施行仁义，树立德名呢？只要有更多的兵力和地盘、更大的权力和财富，改朝换代自然不在话下。我的选择不需要世人理解和支持。就这样，李密在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此时，江都宫监宇文化及弑杀隋炀帝，率十多万骁果军北返，隋东都洛阳上下震惧。无奈之下，困守洛阳的隋越王杨侗和朝臣决定，招抚李密，让瓦岗军和宇文化及火拼，待两败俱伤之际，将两股力量一并消灭。为引李密上钩，杨侗还答应李密：“先平化及，然后入朝辅政”（《旧唐书·李密传》）

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洛阳小朝廷鹬蚌相争之计。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李密居然答应了。他不顾自己跟随杨玄感、执掌瓦岗军反隋的斗争历程，接受了洛阳小朝廷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的封号，调转枪口，对准了另一股反叛力量。

也许正是杨侗的条件打动了他——与其顿兵洛阳坚城之下，面临洛阳守军和宇文化及两股力量的威胁，不如与洛阳方面先行合作，待消灭宇文化及后，再以辅政大臣的身份逼迫洛阳小朝廷禅位，则可一步登天！

在这片黑暗森林中，并没有什么需要恪守的原则和价值。实力和地位，才是猎人们孜孜以求的东西。就这样，李密从天下反隋盟主，摇身变成了残隋政权的最大保护人。

当瓦岗军和骁果军对阵之时，李密大骂宇文化及“主上（隋炀帝）失德，不能死谏，反行弑逆……天地所不容，将欲何之！”

不知此时的李密，脸上会不会发烧？是否还记得自己曾以更为激烈的言辞在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中声讨隋炀帝？在天下人眼中，李密已经不再是那个以消灭隋朝暴政为己任，立志开创新朝、造福黎民的义军领袖，而沦为“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割据军阀。当然，在黑暗森林中迷失的，不仅是李密，还有单雄信、邴元真等瓦岗军将领——昨天还是推翻暴隋的仁义之师，今天却在为残隋朝廷的护院家丁，主帅李密尚且朝秦暮楚，我辈流寇有奶就是娘又有何不可？

杨侗和李密，两方算盘打得叮当响，但终究还是算不过老天爷。瓦岗军最终在洛阳城外击败了宇文化及的十几万骁果军，但自身也损兵折将，元气大伤。此时洛阳小朝廷也发生了内讧。守将王世充担心李密得胜入朝，第一个拿自己开刀，于是先下手为强，将卢楚、元文都等文臣杀得一干二净，越王杨侗也成了王世充的傀儡，李密入朝辅政的如意算盘也彻底落空。

洛阳政权一俟底定，王世充随即抽调精兵两万，与已成强弩之末的瓦岗军大战于洛阳城外的北邙山。李密不敌，十几万大军土崩瓦解。刚从宇文化及那里头像过来的将领张童仁、陈智略见大势已去，一早投降了王世充。李密受挫后意图与手下诸将汇合，然而单雄信等瓦岗将领“勒兵自据”，拒不出援，后又与邴元真“以城降于世充”，“猎人联盟”就此星散。加上被王世充俘获的裴仁基、郑颋、祖君彦等数十人，李密赖以起家的班底已经损失殆尽。

李密和瓦岗军剩余的两万多残兵败将还有一个去处，就是徐世勣镇守的黎阳。但属下的一句话却让李密的黑暗森林再度降临——

杀翟让之际，徐世勣几死，今失利而就之，安可保乎！（《资治通鉴·唐纪二》）

徐世勣是瓦岗军元老中最具才干的将领，无论是跟随翟让、李密，还是后来投身李渊、李世民父子麾下，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就是这样一位将才，却在李密设下的鸿门宴中被乱兵当作翟让亲信，一刀砍在了脖子上。虽然李密及时制止，还亲自为徐世勣疗伤用药，但这并不能打消李密内心对于徐世勣的疑虑——自己如日中天之际，自然可以保证徐世勣的效忠，但眼下瓦岗军兵败如山倒，降者如海潮，谁能保证镇守一方的徐世勣不会用他李密的脑袋做投奔新主的投名状？

一番犹豫之后，李密打消了北去黎阳，东山再起的念头，在属下建议下西入关中。希望以自己和李渊同族的身份，以及“阻东都，断隋归路，使唐公不战而据长安”的功劳得到一个安身之所。

其后的历史证明，李密既无识人之智，也无自知之明。

李密投降唐朝后，接管了李密大部分地盘的徐世勣审时度势，决定步李密后尘归降唐朝。但他并没有急着直接投降唐朝讨好新主，而是将属地人口赋税整理完毕，献于故主李密，“听公（李密）自献，此则魏公之功也。”（《旧唐书·李勣传》）其光明磊落、刚正忠直让李渊大为赞赏，并赐姓李氏。

事实证明，徐世勣绝非卖主求荣的小人，李密失败后“黑暗森林”模式的揣测纯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李密自己投降唐朝后，对李渊君臣的怠慢十分不满，遂以招降旧部为名再次反叛。结果被唐朝熊州行军总管盛彦师击杀，头颅也被送到了长安。

李密曾经心心念念希望杨玄感西取长安，自己却最终以这种形式来到这里，真不知是不是上天故意对李密开的残忍玩笑。

尾声：成王败寇 余音回响

客观来说，在隋末乱局的纷争里，李渊父子能够最终胜出，有着很多李密不具备的条件。

首先，李渊父子起事的基础条件要好于李密。

虽然同属关陇贵族集团，但作为隋炀帝的表兄弟，更兼太原留守、晋阳宫监的李渊在举兵之前，就已经成为隋王朝北部边防重地的最高军事长官，拥有属地人力物力财力的绝对管辖权力。李渊手上还有一支长期与突厥以及内部起义武装交战的精锐作战力量。其属下还具备一个由裴寂、刘文静、温大雅、长孙顺德等精干文武官吏组成的决策和行政班底，如臂使指，运转高效。更别说李渊还有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女儿平阳公主夫妇这样能征惯战、机变百出的出色后辈。在保证内部稳定，协调外部突厥势力支持之后，李渊父子自然可以放心大胆扩充力量，率军入关。

相比之下，李密虽然袭封父亲的爵位，但登上历史舞台的起点，却只是一个小小的御前侍卫，并没有什么强大成熟资源人脉可以利用。虽然与杨玄感交好，但也只是以谋士身份出现在他身边，并不能对杨玄感的起兵战略起到实质作用。李密走上反隋道路后，先是依附杨玄感，后又依附郝孝德、王薄，直到投入瓦岗军，才真正有了起色。但此时的李密，并没有多少自己的心腹班底。

王伯当铁心追随但才具有限。房彦藻、郑颋等人虽有才干但身份低微，徐世勣、单雄信、邴元真等瓦岗寨老人也和自己若即若离，多是慑于威势而听命自己，不能完全信任。后来从隋朝阵营里投靠过来的柴孝和、裴仁基也和瓦岗系存在摩擦和矛盾——在李密和王世充的最后一战中，李密就是因为没有听从裴仁基的正确建议，出兵奇袭洛阳，以至一败涂地，这和李密为了平衡瓦岗系和朝廷降将之间关系，不得已采纳原瓦岗将领的建议有着重要关系。正是因为李密集团的核心成员成分复杂、利益多元，所以其整合难度远大于李渊。李密在整合内部、形成合力的过程中，使用权谋诡计，甚至杀伐决断，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李渊父子战略选择要优于李密。

谁都知道，关中乃天下腹心，秦汉，乃至北周隋朝，都是因为控制了背山带河、沃野千里的关中而最终席卷天下。从杨玄感、李密到李渊、窦建德，甚至远在西北雍凉一带的各色军阀，都曾有人建议他们袭取关中以为根本。但最终成功的，只有李渊。

无论是杨玄感、窦建德，还是李密，并不是不知道夺取关中和长安的重要性，但其举事造反的主要依靠力量都是崤山和函谷关以东的民众和士人力量，这也造成了其主体力量故土难离，不愿西去的问题。因此，从杨玄感到李密，自始至终考虑的都是要攻克东都洛阳，以此立威，先确立合法性，再考虑西图关中，争衡天下。怎奈洛阳地处平原四战之地，又兼墙高城固，久攻不克便容易遭到围攻，这也是杨玄感和李密先后顿兵洛阳坚城却不能取的重要原因。

相比之下，李渊父子和其班底大多是关中士人，从晋阳取道南下，西入关中自然得心应手。李渊主力进军关中途中，他安排在关中的李神通、平阳公主等相继起事，收降了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史万宝等关中割据势力，结果李渊利用李密与隋军鏖战于山东的有利时机，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完成了控制关中、占据长安的战略任务。李渊定鼎关中前后，策略得当、深得民心，“关中士民归之者如市”。隰城尉房玄龄、京兆杜陵杜如晦等才俊之士纷纷投入李世民的麾下，成为其日后平定天下、登基称帝的班底人物。正是有了如此坚实的支撑，李世民才能在出关后一战而擒王世充、窦建德两大枭雄，顺便将杨玄感、李密可望而不可及的洛阳城收入囊中。

第三，笔者也认为是最重要的，是黑暗森林的危机状态蒙上了李密的眼睛。

在普遍的猜忌和不信任状态下，李密对内要分清敌我，连横合纵，伺机上位，还要防止自己人背后放箭，谗言中伤；对外要与隋朝洛阳守军、王世充、宇文化及等敌人对阵，既没有时间精力，也没有能力意愿从事重要性不亚于军事斗争的政权建设。包括根据地的拓展和巩固，民心的争取和凝聚，行政系统的建立与战时经济的组织，意识形态与自身道德形象的构建和完善……等等重要性不亚于军事征服的复杂工作通通被排除在李密的视线之外，导致李密集团始终处于量的积累和耗损状态，并不能完成从割据势力向王朝重建者的质变。

虽然李密曾率领瓦岗军连克兴洛、回洛、黎阳等储量巨大的粮仓，凭借海量粮食聚集了上百万的百姓和兵员，但他并没有有效利用这些资源，建立起稳固而可持续的政权和根据地，反而坐吃山空，得过且过。史载李密攻陷洛口仓后，“无防守典当者，又无文券，取之者随意多少”（《资治通鉴·唐纪二》）有百姓来领粮，拿不动的就随意丢弃在道路上，以至于从粮仓到城门，浪费的稻米有数寸之厚，白白让车马践踏。见此情景，李密不忧反喜，对谋士贾闰甫夸耀：“此可谓足食矣！”贾闰甫却忧心忡忡地回答：“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有关部门却如此不爱惜粮食，我担心有朝一日粮食吃完，百姓逃散，谁来和明公一起成就大业呢？”李密虽然当场道歉，还任命贾闰甫担任管理仓库的官员，但对政权建设依然关注不多。

反观李渊父子，在进军关中过程中，除了开仓放粮的必备戏码，还注重收罗各地士人，明令“民年七十已上，皆除散官，其馀豪俊，随才授任”（《资治通鉴·唐纪二》），由于授予官职太多，被授人往往不取告身，直接拿着李渊写的官名就去上任了。虽然有滥授之嫌，但李渊父子注重政权组织建设的程度也可见一斑。

占领长安后，李渊立即“与民约法十二条，悉除隋苛禁。”迅速赢得了民心，稳定了新政权。正是因为有得当的施政举措和政权建设，李渊父子才能以关中长安为基地，连克周边强敌，进而继隋王朝之后再次统一天下。而李密，看似占据两河大片区域，又有几大粮仓，一度连兵百万，被推为天下反隋盟主，但政权建设草率、众将离心离德、百姓朝不保夕，因而一朝失败，便再无翻身之日。

《隋书·炀帝纪》中，作者对隋炀帝十三年的统治效果这样总结：“普天之下，莫匪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这句话形象地反映了在隋炀帝残暴不仁、猜忌臣下、苛政虐民的统治下，人与人之间极度扭曲、相互敌视的极端状态。这和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描述的，当权力不受制约，支配一切所导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极为相似。

无疑，这正是对东西方“黑暗森林”状态共通的历史描述，相比之下，李渊父子显然更有资本对抗这种状态，进而改变世界。而孤独的李密，由于主客观条件不具备，加上战略选择失误，却注定是这种黑暗森林状态的见证者和受害人，成为历史演进的悲剧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