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个真实案件，19种非典型“坏人”

1

2010年7月，刚从大学毕业的我进入市劳动能力鉴定中心做起了专员。当时，这家鉴定中心还隶属于市人社局工伤处，承载着全市企业的工伤伤残鉴定工作。只要是受了工伤的职工都要来此做伤残级别鉴定，拿到结果之后，社保局和企业才能按照伤情等级给他们发放相应的医疗金、赔付款以及调整工作岗位。

我刚入职，领导就派我跟着“认定办公室”的科长熟悉业务——他同时兼管“认定”和“鉴定”两项工作。作为一个小专员，我的工作内容十分繁杂，包括但不限于：宣讲政策、接收鉴定资料、联系医生，协调医院、在固定时段筹办大型鉴定会议、组织专家外出鉴定、与企业沟通、做终审资料、配合行政复议，仲裁……总之，除了不干医生的工作，啥都干。

那段时间正赶上全国“老工伤纳入社保体系”，那些早年因工致伤的“老工伤”职工要由企业管理转交社会管理，这样可以减轻企业的负担，改善受伤职工的康复条件。当时中心不仅要鉴定市内近期发生的工伤，还要对各企业申报的“老工伤”进行复检定级，各家企业还源源不断地送来申报材料，我们的办公室一时间伤情档案铺天盖地，工作量暴增。初入职场的我很震惊：一个城市里，怎么每天都有几十、上百号人受伤呢？

我经手的第一件工亡案，至今想起来，还感觉触目惊心。

张师傅是一家制造企业的普通工人，在碎石产线上负责石料切割。传送带上等待切割的石料有大有小，偶有石块卡住机器，工人们就要做相应的处理，好让生产顺利进行。那天，一块石料又将机器卡停了，张师傅站在已经停了的设备回转面去取石头，谁知这时运输带突然又运转起来，容不得人反应，张师傅被惯性带倒，随着石块一起跌进了切石机……

后来，这家企业的经办人送来厚厚的一沓材料，我只看了两张照片，胃里就开始翻腾。事发现场惨不忍睹，张师傅被卷进碎石机后，连个囫囵的身体都没有留下，那些血肉模糊的人体碎片把石块都染成了红黑色。二十岁出头的我很没胆的怂了，我开始害怕意外，总觉在这世上，人就如同草芥一般脆弱。

张师傅的案子很快得到认定，工亡抚恤金也迅速申报了下来，后续的赔付工作由医保中心和企业共同办理，各项抚恤金会由医保中心打到政策规定的银行卡中。案件结了，张师傅的妻子跟着企业经办人来了鉴定中心一趟，其实她是不用出面的，但经办人说她想来谢谢我们将她老公的事顺利办结。

那天，张师傅的妻子抱着三四岁的女儿，表情木讷地站在楼道里，她穿着一件看起来很廉价夹克，但打理得很干净。小丫头大概还不能明白“爸爸没有了”的意思，或许是太过压抑的环境让孩子有些难受，她时不时地哭。张师傅的妻子面无表情地哄好怀里的孩子，之后无声地向我们鞠了一个躬，一直到走，都没有流一滴泪。

看着这对母女离去的背影，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跟人命比，钱实在太廉价了。科长对我说：“听说（张师傅）挺实诚一人，工作踏踏实实。这石头大一点儿小一点儿，都不至于这么寸。你待久了就知道了，老话说的没错，‘人争不过命’。一通意外，人生就天翻地覆了。”

2

李鹤是在一个寒冬爬进我们办公室的。

那年冬天特别冷，我上下班路上穿着厚厚的棉服都冻得发颤。一大早，我裹着衣服走进黝黑的办公楼，突然就发现地上趴着一个人影。我吓了一跳，赶紧打开廊灯，结果吓得喊了出来：“你谁呀？”

那是一个光头男人，脸特别圆，很胖，但仔细看他那惨白发灰的脸色，就明白那不是胖，是浮肿。他趴在地上，一只脚不自觉地晃动着，动一下就喘一口粗气。他一只脚穿着鞋，另一只脚上只剩袜子，鞋什么时候弄丢的，他也不知道。

见我贴在墙角，他赶紧说：“别怕，我叫李鹤，工伤职工，来找科长。”

李鹤说他家里的老人生病住院了，孩子上学了，家里没人，他实在着急见我们科长，就自己爬了出来。好心的邻居帮他叫了出租车，司机把他放在我们楼前就走了。他说话的时候一直用力撑着脖子，但头还是一下一下的点着地，明显颈椎无力。后来，周围的人想把他从地上拉起来坐着，但他拒绝了，说自己身上脏。

爬进我们办公室，见到科长后，李鹤的第一句话是：“毛兰是不是来了？”

科长一头雾水，摇头：“没见，她没来。”

“可我听说她又来闹了。”李鹤担心地说，“她闹到企业去了，非逼人家撤销我的工伤认定，经办人不理她，结果她跑人家家里闹，连厂长家都去了。”

科长从前年的资料里调出李鹤的档案递给我——他是一家老厂的车间工人，工作时从高塔上摔下来，导致高位截瘫，胸部以下失去知觉，四肢活动受限。这是明显的工伤，从认定到鉴定都非常快，他的伤情合并属于二级伤残，除了能拿到一笔赔偿金，每个月社保基金和企业还会一起给他发放生活费，后续的生存和康复治疗都不成问题。

但最大的问题，却出在他爱人毛兰那儿。科长告诉我，他去调案子时见过毛兰，那女人和其他心情沉闷的家属不一样，表现得活跃善谈。当时她反复追问赔偿金的事，科长也没多想，毕竟她丈夫受重伤，一家人要面对高额的医疗费，多问问也是正常的。谁知几项赔付金一下来，毛兰竟卷款消失了，没有离婚，也没带走儿子。

李鹤的医疗支出有社保报销，企业每月还依法给他发放工资，他的父母有退休金和储蓄，虽然因为毛兰损失了一大笔钱，但一家人的生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只是，苦了孩子——家里接二连三发生变故，让李鹤刚上初中的儿子变得畏畏缩缩。

可没想到，大概过了半年，毛兰又回来了，她先给公婆道歉，又想办法让儿子原谅了她。在孩子的哀求之下，婆家人再次接纳了毛兰，但是没想到这是放虎归山——很早以前，李鹤曾跟风买了一份商业保险，毛兰不知从哪儿听说这份商业险一次性赔付更多，而且一旦社保赔了，保险公司或是不赔，或是只赔个差价。于是她就不干了，她想让我们撤李鹤的工伤认定，不走社保，换商业险赔付。

“你们一定不敢让她撤认定啊。”李鹤趴在地上，恳求着。

我也不清楚那份商业险的条款是如何写的，但我实在担心毛兰是被人骗了，更怕她坑了李鹤——因为无论商业保险怎么赔，毛兰的意图都很明显，她就是想卷走更大的一笔钱。

我们安慰了李鹤一番，说不会那么轻易地撤掉伤残认定的，之后科长还亲自送李鹤回了家。

几天后的一大早，鉴定中心的接待室外围了一群人，接待室的门似乎从里面锁上了，一个穿着灰白短外套的女人死死地顶在栅栏门上，向里面高喊：“凭什么能认定不能撤销？能认不能撤，国家机关强买强卖！”

科长说，这个女人就是毛兰。她大概四十多岁，瘦，绑着个低马尾，面相挺刻薄。

怕她这样闹会影响大家工作，科长就出面解释：“你以为局里能随便认定案件？能认定是因为李鹤就是工伤，如果上级复议我们认定错了，那是我们工作失误。但事实就是事实，认了，与事实相符，才是对李鹤负责。”

我们的处长也清楚李鹤的事，他反问毛兰：“你有没有良心？工伤保险一次性赔付是按工资标准来的没错，可是每个月李鹤还有伤残津贴和社保，到退休年龄还可以正常退休，等于现在有企业和社会养着他，他每个月至少旱涝保收。你要是通过商业险一次性结清赔偿金，那钱花完了他靠什么活？坐吃山空？等死？你儿子怎么办？”

“我儿子不用你管，你就给我撤了认定，前面钱我退了，和你们工伤处啥关系都没有！”毛兰还在喊，“我和李鹤又没离婚，我还是她法定妻子，我现在就是他监护人！”

一旁的科长听了实在生气，忍不住说：“你丈夫伤了，你拿了钱跑了；听说还可能有更多钱，你又回来。你欺负病人，对老人破口大骂，你还是不是人？你连孩子都不管，你还是不是个当妈的？”

毛兰答不出来，直接躺地上撒泼：“当官不作为！贪官！腐败！”

认定书已经下了，哪怕毛兰跑去省里重新复议，最后得到的结果还是一样的，她想要的不可能得到。我再见李鹤，是他父母带他一起来工伤处表示感谢。他们说毛兰又带着一笔钱跑了，这回还是没离婚，依旧没带孩子。

虽然我在工作中见过一些夫妻因伴侣伤残而分手的例子，但毛兰出格的言行还是让我感到很窒息。那时我正在恋爱，忽然就对亲密关系产生了怀疑，我不知道我和男友那看似正常、甜蜜的爱情，如果遇到大难，会发生什么变化。

那天，我忍不住在办公室里感慨：“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在咱这儿体现得太极致了吧？”

科长却说：“你不懂，飞和不飞都好不到哪儿去。感情好的夫妻情侣分手很痛苦，可不分手的，其实也很痛苦。这事儿怕是当事人自己都想不明白，你又怎么分对错？”

3

一个月后，我接到了一例需要外出鉴定的案子，就带着医疗专家出发了。

伤者名叫陈英洲，一级伤残，全瘫，脖子以下丧失知觉。他是“老工伤”，因为所属的单位效益不错，他过去的生存、医疗问题都被安排得比较妥善。资料显示，陈英洲年轻时是一名货车司机，在为单位运货的途中遭遇了交通意外，虽然被救回一条命，但从此失去一切活动能力。受伤时他只有二十七岁，刚结婚半年，那时他的妻子赵敏怀有两个月的身孕。

我们到达时候，陈英州的妻子、已经五十多岁的赵敏，已经等在院门口了。他们家住在一楼，是个带小院的老房子。一进门，我和医疗专家不由得对视了一眼——和大多数伤者家的凌乱不同，陈英洲家的小院很干净，还种了不同品种的花，天顶是黄瓜架子搭的，屋内更是一尘不染，到处都擦得亮亮的。

“你们家都是你一个人打理的？”专家好奇地问。

“儿子也一起帮着拾掇。”赵敏答。

陈英洲的房间简洁干净，他侧躺在床上，阳光正好照在他身上，看上去暖暖的。专家撩开了被子，他瘫软的身体早已变形，全身的皮肤失去了活力，呈现出一种不健康的雪白色。虽然卧床多年，但他身上居然没有褥疮的痕迹，连见多识广的专家都不禁赞叹起来。

“右胳膊能抬起来。”陈英洲摇摆着他那海草一般、随时会落下来的胳膊给我们展示，“这些年就能抬起来这些，没劲儿。”

话没说完，他的右臂就不受控地坠了下去，专家试了试他的握力，摇了摇头。

做完全身检查，确定和资料相符，按照往常的惯例，我们就该走了。可这一次，向来很少跟家属聊闲天的专家，竟然破天荒的和赵敏聊了起来：“陈师傅几乎没有生过褥疮，你照顾得很好。”

“一开始不会弄，也破过皮，时间长会照看了，反正就是多翻身、多按摩。”

“那你这么多年没睡过整觉？他这样的状态，翻身的频率很高。”

“年轻的时候能熬，现在熬不动了，幸亏孩子大了，我俩能轮着来。”赵敏打开了话匣子就收不住了，“他出事儿那会儿我刚怀上孩子，我当时连一家人一起死的心都有了，可是看他怪可怜的，他对我又好，就舍不得了。我们单位好，给他把津贴按时发着，还安排儿子进厂上班，邻居人好，都愿意给我家帮忙。”

听见赵敏一直夸着这个好、那个好，专家由衷地说：“我很佩服你，你是个热爱生活的人。”

“啥热不热爱，人活一天就得让他活得像个人样。”赵敏指着院子里的花花草草，“他也去不了哪儿，能扶他坐起来，就让他看看这些。我们都想开了。”

回去的路上，专家一直感叹，说赵敏是个难得的好女人，能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住一个家，“二十八年，不是两年八年，你看他们家，比普通人家都干净。”

可我却觉着赵阿姨可怜，一个女人最好的二十八年就这么过去了，她相当于一辈子守活寡。人人都夸她好，夸她人品难能可贵，但我并不敢深想这样的夸赞到底是好还是坏。我再次想起科长的话，同林鸟在大难来时各自飞，或不飞，都好不到哪里去。

专家叹息：“人好是一种习惯，吃苦也是一种习惯。你以后见得多了就知道，她这样的人不多，是真不多！”

4

没多久，专家的鉴定结果出来了，陈英洲依旧被评为“一级伤残”，顺利地纳入了社保统筹中，赵敏还专门打来电话感谢我们。但更多的“老工伤”却没有他这么幸运了，这些人所在的企业要么在改革的大潮中破产解散，要么就是效益不好，这让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

那天，一个名叫陆颖的老太太进了我的办公室，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无助的气息。我知道，她肯定也是某个企业的“老工伤”，最近才新纳入社保。进屋后，她递来更换辅助器具（比如义肢、义眼）的申请，我就问她想要更换什么。

“这个，上颚。”老太太突然张开嘴，上手转动两下，直接从口中抠出了一个千疮百孔的上颚假体。那个假体的薄片上满是小洞，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

我赶紧看工伤档案，上面写着，陆颖在70年代被企业调往新成立的项目部工作，还参与了一个大坝的修建工程，被分配到了板车组，负责用架子车在工地上运送石块。一天她在步道上拉车，路侧的重锤车正在砸山石，就在她路过时，不知何故，重锤车的方向突然偏了，用来砸石头的巨大重锤直接向步道摆来，正中她的面门，人当即被砸翻，整张脸血肉模糊。

时隔多年，初次诊疗的病历上，医生描述病情的字迹已经模糊，我只能从密密麻麻的两张纸中看出个大概：伤者面部粉碎性骨折，脑脊液渗出，全身多发性骨折……

陆老太太凑近我，指着那些和皱纹混在一起的坑洼和缝针留下的永久性疤痕说：“我的脸当时就毁了，听他们说，我脸上的骨头有的都碎成了渣，嘴里，这上面，碎完了，整个成空的了。我一直昏迷，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上海的医院了。”

她沉浸在过往的回忆里，脸上浮现的神情有些复杂，悲哀中似乎又掺杂着些许骄傲：“手术都是在上海做的，他们把我脸上没骨头的地方给撑了起来。当时单位对我的事情很重视，一说咱本地医疗不行，当时就联系了上海的医院，后来几次手术都是单位送我去上海做的。”

说完，陆老太太从档案袋里掏出一堆零星的碎片，有些东西都已经稀碎了，但有一个巴掌大的红本被她单独包在一个塑料袋里。我打开一看，那个红本子皮上写着三个烫金大字：劳模证。

做鉴定工作以来，我见过不少证书，很多受工伤的老职工都是兢兢业业工作的人，他们获得的证书各个不同，有大有小，有单位发的，也有政府颁的，不过像陆老太太这种小小的劳模证，我还是第一次见。

陆老太太像递宝贝似地把那个证递给我，一改刚进门时的颓废样子，眉飞色舞地说：“我是劳模。我在单位时就当过先进，受伤以后，区上给我评了劳模，我的大红花还是区长亲自给我戴的。我回来以后，一年半都没上班，好多企业邀请我去演讲……”

我一时没缓过来，看着那堆乱七八糟的资料问她：“厂里经办人呢？”

“厂子早都没了，哪还来专门的人经办？”陆老太太叹气，指着自己的嘴巴说，“这个已经七年没换了。”

辅助器材有使用期限，像她用的这种上腭假体，一般要两三年更换一次，她这个实在是超时过长了。

我问她单位是啥时候没的，陆老太太说挺早的：“一开始还有人资的人管我们，后来也不知道又换成谁，反正换了好些，也没人联系过我。直到去年底，有人通知我们去指定医院做鉴定，说是把我们给纳入社会统筹了，以后看病、换器具自己跑就行。”

我听明白了，这是一家不愿意管“老工伤”的企业。其实，很多企业就算破产倒闭了，也会请专人负责管理、服务那些因公伤残的老工人。但有些经办人不想管，就找新工作走了，也有的经办人嫌工资低、事儿又麻烦，就让那些还有自理能力的“老工伤”自己去跑手续。我心想，真是谁也靠不住。

我又问道：“你们也没个‘劳模待遇’？”

“要啥待遇？劳模还能硬要待遇吗？那还有脸当劳模？”

“好歹有人管一下啊！”

陆老太太赶紧帮单位解释，说单位效益不好，没钱：“现在能归社会管我就满足了，人资管不管都没关系，只要能更换就是大好事。”

我无话可说，把她的表格和资料都收拾好，陆老太太好像突然被鉴定袋给拉回了现实，又变成了一脸苦相。她再次把破了的假上颚取出来给我看：“原来单位给我做的都是最好的，但那时候技术不行，都是硬的，吃东西硌得疼。后来技术好了，胶做的，软乎，和正常嘴一样，软的硬的都能吃，可软的口水会腐蚀啊，单位又没钱给换，唉！”

我看着那个薄如蝉翼的假体，它早已失去了支撑力。幸好“老工伤”被社保纳入了，不然多年连正常工资都没有的人，怎么能付得起后续的医疗费呢？

陆老太太把小小的劳模证单独放进塑封袋里保存，宝贝似地装进档案袋，准备离开了，临走时还在念叨：“真不想麻烦大家，但是这个坏完了，疼不说，就怕它彻底撕破了。我都吃了几个月的稀饭了，连软馍都嚼不了。”

送走她，我问科长：“陆老太太这样的人是不是挺多的？他们恨吗？后悔过吗？”

科长说，这样的老人还有很多，即便企业破产、效益不好导致他们生存困顿，他们依旧对企业保持忠诚，哪怕明知自己已经被企业抛弃了，可提起自己过去获得的荣誉，也还是高兴：“那个年代的人，事业心不是我们能比的，也不是你我能理解的。”

我的确不理解，比起荣誉，我更希望自己健康，毕竟人仅靠精神支撑生活太难了。后来我鉴定过形形色色的“老工伤”，也见过很多企业的经办人，其中一个五十多岁的经办人用一种看透世事的态度对我说：“我干了咱这业务，见了太多可怜人。咱是看明白了，人生不过一句话：安全第一，好好活着。我儿子学工科的，他毕业进厂实习，我就天天叮嘱他别太把工作当回事儿：‘厂离了你照样转，你要是拼出个毛病来，人生就毁了。社会发展得这么快，企业都风水轮转，谁能真管得了你一辈子？’现在他在培训学校当老师，我放心多了。”

5

2011年秋天的一个上午，我们办公室来了一个拄着双拐的中年男人，他走路缓慢但还算平衡，看样子不是受伤初期，恢复了有一段时间了。他的身后还跟着两个女人，分别是他的母亲和妻子，三人穿着打扮比较考究，明显不是工薪阶层。

男人递上两年前的工伤认定书，上面写着，他叫汪国淇，是“志宏建筑”的总经理，伤情为股骨颈骨折、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因为内固定术后一直没有恢复，他的伤情鉴定拖了许久。从两年前拍的CT片看，他当时的骨折程度很深，而最近的病历报告则写明，他的股骨头坏死了。

“你是企业高管？为什么你会亲自来？”我很诧异，因为只要参加了社保的单位，一般都有负责这项业务的经办人，不会让高管亲自跑手续。

说起这个，汪国淇一脸怒容：“别提了，我在工地巡视的时候，建筑材料直接从四楼砸下来，要不是戴着安全帽，当场我就得死。可我出事后，老板只去医院看过我一次，放下五万块钱就再没出现过。我为了工作受伤，他们医药费不出，后续事不管，我找到公司，他们居然赶我走！”

工伤赔付金一部分由社保出，另一部分由企业出，数额参照伤者的平均工资标准。汪国淇是拿年薪的高管，按照他的工资标准来算，“志宏建筑”要赔不少钱。

汪国淇一脸愤恨地告诉我，他在“志宏建筑”做总经理之前，已经在另一家地产公司做了十年的中层领导。那是一家家族企业，所以即便他能力再强，手握资源再多，也没有上升空间了，因此一直想跳槽。四年前，“志宏建筑”的老板从外地来本市抢占市场时，公司规模小，手上又没有资源，就痛快给出高薪让猎头去本地的地产公司挖高管。谈上升空间和薪资时，老板几乎没怎么考虑就答应了汪国淇的全部要求。入职四年，汪国淇动用自己的资源，为新老板签下了几个大项目，年底分红、月薪和奖金也拿了不少。

出事后，往日跟汪国淇称兄道弟的老板突然就翻脸无情了，一开始他去公司找，行政还对他好言安慰，后来再去，公司的人看见他干脆闭门谢客。按照工伤保险规定，工伤职工休养期间，单位不能私自解除雇佣关系，公司明面儿上并没解雇汪国淇，但工资的发放标准却完全不一样了。汪国淇的妻子是家庭主妇，从没工作过，他母亲的那点儿退休金也完全不够支撑一家人已经习惯了的高品质生活。很快，他们就开始动用过去积攒的老本儿了。

“物质啥样我都不在乎，可是人争一口气，我任劳任怨，动用所有资源贡献给公司，为什么最后会落得个兔死狗烹的下场？”汪国淇不服气，他拖着伤腿，一趟趟吵上门去要老板给个说法，但对方避而不见。可能是没注意休息，外伤没恢复好，他的伤情最终发生了病理变化，“等疼得不行再去检查，结果股骨头坏死了。”

听说汪国淇因伤转病，公司直接连他的工资都停发了。财务在私底下跟汪国淇讲，老板已经算了笔账，如果按照标准，他这伤情能定到七至八级，一次性补偿金要赔十几个月的工资，再加上交通费、膳食费、护理费等等，不把分红算进去，公司都要白掏几十万。现在他又股骨头坏死，老板更不愿意负担他停工休养的费用和时间成本了。

“你的资源他不用了吗？”我好奇，“兔死狗烹也得留后路呀。”

汪国淇摇头，一脸悔恨：“老板觉得我的资源已经掌握在公司手里了，赔这些钱，他完全可以再高薪招一个总经理获取更多的资源，而不是把时间和钱浪费在一个不能再给他们创造价值的人身上。”

我看了看他的病历，突然有了一个疑问：“治疗股骨头坏死的手术挺成熟的了，你们先把关节置换手术做了不行吗？事情可以慢慢解决，健康不能耽误。”

汪国淇的妻子本来还好好的，一听这话，突然就开始抹眼泪了：“老汪不做，他说谁让他受伤谁就得负责，要是他好了，谁还能信他？他这腿就是证据。”

汪国淇没说话，他的脸上写满了执拗。

两个月转瞬即逝，汪国淇的鉴定报告出结果了，“志宏建筑”的律师来取结论书，我好奇地问了一嘴这事儿的进展，可律师只是讳莫如深地笑了笑，并没透露任何内情。

一周后，我接到省鉴定中心的复议通知，说“志宏建筑”不服鉴定结论，让汪国淇去省里重新做一次。我问省里的同事，这么明确的结果有啥可复议的？这种伤情不可能再变结果。同事说：“拖延战呗，企业常用的手段。”

在工伤赔付这条路上，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一套解决问题的方式，但最常见的逃避责任的方法就是“拖”和“磨”。对有财力的企业来讲，时间是谈判的利器，伤者通常没有能力长时间等待，他们盼着拿钱赶紧看病，治好了快点儿工作赚钱。可就算正常法律流程完结，也并不代表伤者能立刻拿到赔付金，有的企业会通过各种方式钻空子，继续拖延赔付事宜。部分伤者会将企业告上法庭，但这背后浪费的时间和造成的精神伤害会层层累加。在大多数人渐渐放弃抗衡时，企业聘请的律师便伺机而动，找伤者最疲惫的时刻来进行谈判，本来要赔十万的，可能就赔五万，本来要赔五万的，两万就可以拿下来。

个人与企业争斗，就像以卵击石。

在处理汪国淇工伤的这件事上，“志宏建筑”的老板早就打好了算盘，他认为花几万块的律师费打官司是以小博大，很划算。只是没想到汪国淇的固执程度超出了他的想象，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不手术、不工作，哪怕动用家里的老本儿过日子，也断然拒绝了律师的压价提议。他拄着双拐跑法院、等裁决、不接受调解，除了想要拿到自己应得的赔偿金，还坚决要求“志宏建筑”向他道歉。

我们知道他心里头有怨恨。在以往的工作中，我们见过太多结果不如人意的案子了，科长就劝他：“为了赢得更好的未来，退一步就退一步吧，别太纠结当下的一点儿利弊，没了健康吃的才是大亏。”

但汪国淇不这么认为，还是一门心思筹备打官司。他妻子告诉我们，现在双方闹得很僵，人家扬言要把汪国淇拖死，让他以后再也没办法在业内混饭吃。而他已经两年多没有收入了，加上看病、陪护，家庭经济状况日渐堪忧。

汪国淇打断了妻子的话：“不能退！人不能被这么欺负住，我要的是一个道理。钱我可以不要，以后下苦力都行，但我就是要一个态度，一个道歉。”

“你要是再这样下去，下苦力都轮不着你！”他妻子急吼吼地喊了出来，这次，汪国淇没出声。

在鉴定中心工作了两年，我看到了许多人因公致伤致残，因意外改变了人生。那些人那些事让我逐渐意识到这个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这么简单，我开始常常对自己说：“胳膊拗不过大腿，别执着，能不硬碰硬的时候就不要一条道走到黑。除了安全和健康，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地球离了谁都转，唯独自己不能不在乎自己，自己能指望的也只有自己，其他的东西都不值得耗费心力。”

见汪国淇还是坚持，我也劝他：“汪总，面子和日子相比其实也没有多重要，适当认怂，放过自己吧。”

“不是面子，是尊严！”汪国淇依旧执拗，“就算继续零收入，这官司我也要跟他们打到底！”

6

不是所有人都有一颗强大的心脏，我很难像科长那样撂下工作就可以不想那些事，这份充斥着负能量的工作，让我逐渐对生活失去热情。我变得越来越胆小，不敢冒险，走路都怕墙突然倒了砸到我；我渴望成为做任何事都能身心投入的人，但现实是，我每做一件事都要思前想后，盘算到底值不值得；我非常想要一段好的感情，可还没开始，我就会怀疑和否定对方……

那时候我年轻而敏感，太害怕每天面对不正常的人和事，让自己也变得不正常。2012年年底，我从鉴定中心离职了，办的最后一件案子，伤者是一个年轻女孩，名叫穗穗。

因为单位不配合，穗穗的工伤认定程序走得很不顺——工伤案件分为“认定”和“鉴定”两个步骤，只有在认定伤害确属工伤范畴后才能进行伤情鉴定。我刚工作的时候，这两个程序都归“认定办公室”执行，之后几年才分开。

我很反感那种不给员工正规参保、出了事一看要单独承担大笔赔付金就死活不解决问题的单位，所以一直关注着穗穗。我对她的事略有耳闻：她在一家会务单位上班，在试用期期间，单位以“转正后补缴社保”的名义违规欠缴了她三个月的社保。结果就在那段时间，单位接到了一个“低碳骑行活动”的执行业务，也不知是谁出的馊主意，这次活动最后变成了“团建”，要求员工们利用周末骑车环湖。

我曾问过穗穗：“为啥是‘团建’呢？工作就直说呗。”

穗穗答：“要是周末工作，就涉及三倍工资或者调休，如果是团建，占用假期也算公费游玩，单位就不用发钱或者补休假了。”

活动当天，穗穗在活动现场领到了一辆插着旗帜的自行车，加入了骑行大军。一开始路面平稳，速度不快，她也没有捏过闸。后来骑到一段大陡坡的时候，车速越来越快，她捏闸想减速，才发现车子的后闸竟是坏的——车子只有前闸，突然捏闸，前轮立停，车子骤然竖起，让穗穗在陡坡上直接摔了个“倒栽葱”。她的头重重砸在地上，从前额到颅骨中间粉碎性骨折。

第一次和穗穗见面，她透出一股清冷的气质，我看着那张漂亮的脸，实在看不出她颅脑损伤，还有高级别并发后遗症。科长负责认定工作，已经和穗穗很熟了，就对她说：“我再检查一下你伤处，单子填完就直接找专家去吧。”

穗穗双手在头上扒拉了几下，摘下了假发。我这才看到假发下的头颅，震惊了——她的整个头是歪的。

“见鬼了？”穗穗自嘲了一句。

“不是。”我赶紧低头看她的认定书核对她的伤处，胆战心惊。

“这里不是骨头，是金属。”穗穗怕我看错，指着颅骨凹陷处靠后的位置说，“这里靠近大脑，用合金代替头骨撑起来了，整个面积太大，就先撑住最危险的位置，后面还要继续手术。”

那天穗穗的母亲也来了，她趁穗穗去厕所的时候对我们说：“我们还得鉴定后遗症关联，我女儿头坏了就算了，脑子也坏了，你们看她现在好好的，其实整天发疯，突然就怒了，半夜三更摔桌子、砸板凳，吓人得很！这孩子一辈子完了，她还不让我跟别人说，怕丢人。”

等母女俩走后，科长让我把后遗症鉴定的表格也放进档案袋里，然后讲起了题外话：“我们去医院调案子的时候她男朋友还在，走认定和仲裁程序的时候也是她男朋友车接车送，最近却再也没见过了。”

听说穗穗的男朋友在她受伤后一直陪在她身边，还当着众人的面表示自己会对她不离不弃，可是当穗穗频繁的出现精神问题时，两人还是分手了。科长说，颅脑损伤严重成穗穗这样的，以后大概率会产生癔症，也就是各种妄想症、精神病。穗穗现在只是摔杯子砸碗，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还可能出现更严重的暴力倾向。

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因为一次小小的意外，一辈子就这么完了。翻转的人生，悲惨的故事，我在这份工作中已经看够了。

后来，我拿着离职报告对科长说：“原来我以为无论什么工作干多了就能适应，但这个工作我是越干越觉着不适合了。我还年轻，可我已经开始讨厌现在这个谨小慎微、什么都不敢相信的自己了。”

尾声

离职后，我换了一个非常安静的工作，没有争吵，没有官司。

当周围的环境变得平和，我的心态也逐渐回归正常，但还是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调整自己，才让梦里不再出现各种不忍目睹的残肢与伤痕。

爱人说，我是难得的情绪稳定的人。我说是的，生气只会伤害自己，不值得。除了生孩子，任何事都不值得我拼尽全力消耗自己了。

第一份工作教会我“要过好当下的每一天”，这成了我唯一坚持的目标。未来太远，转折很多，能及时行乐的已经是很好的人生了。好好爱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
投稿给“人间-非虚构”写作平台，可致信：thelivings@vip.163.com，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单篇不少于2000元的稿酬。
投稿文章需保证内容及全部内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人物关系、事件经过、细节发展等所有元素）的真实性，保证作品不存在任何虚构内容。
其它合作、建议、故事线索，欢迎于微信后台（或邮件）联系我们。
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医疗船》（2017），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2006年，23岁的哥哥大学一毕业，便只身背上行囊，揣着父母给的800块钱路费去了南方大城市闯荡。他那时像大多数刚走上社会的有志青年一样，怀揣梦想，斗志昂扬，也曾在心中暗暗发誓要混出个人样来。但学电子商务专业的他，却并未抓住那几年电商经济快速崛起的机遇，从门店销售，室内装修，到自己承包工程，前前后后折腾了一番，结果却并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苦尽甘来、飞黄腾达。

“我这十来年算是白折腾了，到头来，要钱没钱，要房没房。”哥哥如是总结。

2012年，侄女欣欣出生后，母亲便去了南方帮哥嫂照看孩子，闲不住的父亲在老家一个人承包了十几亩地，常常忙得吃了上顿顾不上下顿，积劳成疾，母亲只能将侄女带回老家照看。哥嫂对于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深感自责，欣欣3岁时，迫不及待地又将孩子接到南方上了幼儿园。但母亲不能随行，侄女的接送就成了问题，本来就觉得对女儿有所亏欠的嫂子干脆辞去工作，在家专心照顾孩子。哥哥当时和朋友合伙开的装修公司还处在起步阶段，不仅赚不了什么钱，还要不停地垫付资金。

侄女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哥嫂在当地没房没户口，只能东奔西走托人找关系把她送进了邻市一所不错的私立小学。学校虽远，胜在是双语教学，还有校车接送，只不过一学期4万多的学费，对哥哥来说并不轻松。面对别人对女儿学费太贵的质疑，嫂子总是心有不甘地反驳：“我小时候没上过啥好学校，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上好学校。”哥哥在一旁则不作声。

2018年哥嫂又有了二宝。侄子不满百天，哥哥承包的工程出了问题，赔了钱，又与合伙人产生间隙。跟朋友分道扬镳后，哥哥索性在家照顾起嫂子和二宝，但坐吃山空使家庭矛盾急剧上升。吵吵闹闹中，哥哥腹痛难忍，去医院，医生诊断说他阑尾发炎，拖的时间太长，已出现严重感染，建议住院，待消炎后手术。父母闻讯，带着5万元积蓄火速前往。

到了南方后，父亲每天守在医院，面对病床上面色苍白、腹痛难忍的儿子，着急地跪在地板上喃喃自语，祈求神灵的保佑。

“唉，你哥这日子就没法过了！”去了不到一周，母亲便跟我抱怨，“我大概算了一下，他们这一天光吃饭上就得200多，加上房租，还有两个孩子的花销，这样下去可不得要了你哥的命！”

电话那头母亲又是一阵无奈的叹息——其实她说的情况，我是略知一二的。

6年前侄女出生时正值春节，趁着休假我去了趟南方，一则看望嫂子和侄女，二则待嫂子出了月子好送母亲回趟老家。那时候高铁还未开通，火车单程就要耗用近30个小时，考虑到路费，又舟车劳顿，哥嫂一年也回不了一次老家。

那也是我第一次去南方，火车过了郴州，窗外的树木明显绿了起来，天气并不是想象中的温暖如春，身着羽绒服也不能阻挡那股子沁人的阴冷。在出站口，我远远就看到了已经微微发福的哥哥。他说话的口音像个当地人，说今年的冷是个例外，往年这个时候是可以穿短袖的。

哥嫂那时租住的是两居室，楼下是商场，四楼有个悬空的公园。房子挺大，显得家具少得可怜，我在的半个月里，几乎没见到太阳，天气阴冷得让人有些无所适从，屋里地面经常是薄薄一层水，像刚拖完地的状态，晾晒的衣服好几天都没有干的意思。倒是街边清新如洗的棕榈树让人耳目一新。

哥哥那时在一家建材公司上班，十天半个月都基本在外出差，聊起 “走南闯北”的工作状态，他语气里尽是厌烦：“我现在闻到方便面味都想吐！”许是入乡随俗，哥嫂家和当地人一样，每餐都得有肉、有汤，一只鸡一顿饭就没了，像榴莲这种昂贵的水果也是隔三差五往家里买。母亲看到，总忍不住嚷嚷：“以后日子还长着哩，钱要省着花！”哥哥却不以为然：“钱财这些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吃进肚子的才算是自己的。”

半个月后，哥哥出了院，父母逃也似地坐上了回家的火车。在北方农村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父亲对南方潮湿的天气极不适应，当地的方言又听不懂。他有智能手机，但掌握的功能仅限于打电话，出了门就两眼一抹黑。他每天只能困在几十平的出租房里，忍受孩子们的吵闹及小两口频繁的口舌之争，切身体验了十几天“水深火热”的生活后，就此打消了和母亲一起帮哥哥照看孙辈的念头。他几次三番劝说哥嫂回老家生活，以便在需要时有个照应，可已经在南方生活了十几年的哥哥，无法想象一家人回去要怎么融入阔别已久的故乡。

父亲见劝说无果，便在电话里下了最后通牒：“你们不回来就是把我往死里逼！”

一贯主张“好男儿志在四方”的母亲也禁不住感慨：“只要娃儿们日子能过好，他想在哪儿随他自己，可现在他这日子咋过嘛？”

2

2019年7月中旬，哥哥一家四口风尘仆仆地抵达我所在的城市，随之而来的还有堆积如山的行李。父亲和母亲也早已来家等着帮忙，电视机，衣服，被褥，儿童自行车……一箱箱的行李挤满了阳台。

“怎么这么多东西？”我知道有孩子，东西不会少，但还是不免有些惊讶。

哥哥一边吃力地搬着行李，一边喘着气说：“我在那边十几年了，乱七八糟的东西积攒了不少，这次回来，该送人的送人，该扔的扔，已经精简了很多。”

1岁3个月的小侄子正是蹒跚学步的时候，咿咿呀呀扑闪着大眼睛四处好奇地打量。7岁的侄女飞舞着衣裙，不知疲倦地在行李中穿梭，确认自己的芭比娃娃安全到达后，一阵雀跃。

“你要不在我们小区租个房子，然后找个工作，这里毕竟是省会，机会多，离咱老家也近。”晚饭后我收拾着碗筷，想着怎么能让让哥哥快点安顿下来。

哥哥坐在餐桌前双手托头，一筹莫展。父母坐在旁边也不言语，似乎默契地等待哥哥的答案。房间里静悄悄的，过了许久，哥哥沉沉地抬了抬眼皮，喃喃道：“我累了，想睡会儿。”随后便缓缓俯下身子，将头埋在双臂里。

“那你去床上好好睡会吧。”望着哥哥猩红的双眼，我才意识到——那么多行李需要收拾托运，离别时一堆的事情要处理，30多个小时的火车，他定是好些时日没怎么好好休息过了。

蜷缩在椅子里的哥哥，瘦小得像是回到了小时候。

哥哥大我不到两岁，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父亲常年在外找活计，母亲怀我时，挺着大肚子，要照顾哥哥，要养猪，要干庄稼地里的活，时不时还要应付生产队分配的任务。哥哥在小侄子这么大时，母亲迫不得已，已将他送到外婆家抚养。她后来每次提起，总是忍不住要抹眼泪：“那时候太可怜了，军娃没奶粉吃，只能吃些黑面糊糊，长得像个大头娃娃，1岁多了，连门口那台阶都爬不上去。”

外婆家在县城，条件比我家好不少，但离我家有30多里路，路非常不好走，翻山越岭，遇河趟水，在交通不便的年月，足以让人望而生畏。父亲只在逢年过节才会挤出一天时间，带上点钱和母亲特意积攒的“好吃的”，骑着二八自行车去外婆家匆匆探望一眼哥哥。那时候去县城打个来回，一天时间也是紧紧巴巴的，中间过河还要扛着自行车，这种匆忙又磕巴的行程，父亲很少会带上年纪尚小的我。

我快7岁时才对哥哥有了具体的印象，那时他到了上学的年纪，从县城回到了我们的小山村。他站在满是青苔的院子里，白皙又消瘦，天蓝色的短袖干干净净，领口最上面的扣子也扣得一丝不苟，俨然一副小大人模样，夕阳的光线透过梧桐树叶落在他的笑脸上，像初春刚探出头的嫩芽。与我黑得令人称奇的头发不同，哥哥有一头棕咖色的头发，日后也成了他调侃自己小时候营养不良的佐证。父母那天匆忙得连个潦草的介绍环节也没有，便直奔主题：“快，叫哥哥！”但我死活叫不出口。哥哥似乎并不介意，该跟我一起玩还是一起玩。

我一时不太适应这种兄妹关系。一次母亲让我喊在河边玩耍的哥哥回家吃饭，走到他身后，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说，思虑再三，蹦出一句：“你妈让你回去吃饭呢！”只听噗嗤一声，桥上路过的邻居姐姐笑道：“你们两个是同一个妈！”我一溜烟窜回了家，生硬愚笨，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

哥哥在学校高我一个年级，他属于嘴甜的小孩，胆子也大，在村里别的小孩还在流鼻涕，他已经能保持一贯的干净整洁了。学校里表演节目或体操比赛，老师们总喜欢让哥哥站在最前面，村里人也常在我母亲面前道：“你沃娃子（方言：指男孩）长得排场，哪里像是咱山里娃哟！”

小时候，村里的小孩都比较能干，哥哥也不例外，每次放学后，他要么自己做饭，要么去寻猪草，有时候也帮父亲上山砍柴。

上了初中后，我和哥哥都得住校，只有周末才能回家。偶尔在学校打饭时碰到，他总是往我的碗里塞个包子，叮嘱我要吃好。那时候学校食堂最贵的饭是卤面，满满一大洋瓷碗，要5毛钱，包子、豆腐脑之类只要2毛钱，但我从没有买过，我每周从家里的炕席底下拿走2块5毛钱，尽可能使用饭票，延长这些钱在自己手里时间，我想象着整日忙碌的母亲看到炕席下的钱还有剩余，也许会稍微不用那么焦虑。但哥哥似乎并不像我这么想，他给我的感觉是花钱大手大脚，穿梭在卤面、包子、豆腐脑中，选择起来似乎随心所欲。直到我工作后，碰到哥哥的一个初中同学，她闲聊道：“听你哥说初中那会儿他每周伙食费不到5块钱，经常都吃不饱，我那会儿家里一周给20，根本就花不完，早知道，给他分点儿。”

考入高中后，我和哥哥都借住在外婆家，有时一个月回一次家，有时更久。脱离了父母的管控，哥哥的个性也开始凸显。活跃的他很快和城里的同学打成一片，任贤齐和周渝民的海报相继出现在外婆家的墙上，用来学英语的复读机里时常出现流行歌曲的磁带。初中时那套过于成人化打扮的西服被扔到一边——他喜欢黑色的毛衣，洁白的衬衣领往外一翻，一条恰到好处的淡蓝色牛仔裤，一双白色乔丹运动鞋，胳膊底下时常夹个篮球，意气风发。

从学校到外婆家会经过一道长长的巷子，哥哥上下学总喜欢哼唱着歌，有时是流行歌曲，“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我还是在等待，等待着我的爱，你快回来……”有时是信天游，“对坝坝的那个圪梁梁上那是一个谁，那就是我那有名的二妹妹……”狭长的巷子是天然的扩音器，歌声在里面流转，时常逗得同行的学生们哈哈大笑。每当此时，我要么放慢脚步，要么加快步伐，恨不得离他几里远，而哥哥则沉醉在自己的歌声里，走得春意盎然。

2002年高考结束，哥哥的分数刚好压上二本线，现在看来并没有多么优秀，但本地高中一个班50多个学生，能跨上二本线的最多不超过5个。母亲本想让哥哥复读一年，考个更好的大学，但哥哥坚决不肯，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的思绪从回忆里拉回——如今，历尽千帆之后，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早已消失了，现在的哥哥更像是一个陀螺，被生活不断抽打，却快要奄奄一息。

嫂子到我家后一直在旁边默默地照顾小侄子，也是一脸愁容。跟哥哥回乡这个决定，她是百分百不同意的，这不仅意味着她要适应新的气候、融入新的人际关系，还意味着从此远离亲朋好友，放弃那好不容易踮起脚才碰到的绚丽和繁华。最要命的是，孩子们也失去了更好的教育资源。

第二天，哥哥便叫来了搬家公司，马不停蹄地将行李运回了老家。

临别时，他说：“要不你也辞了工作，咱俩一起干个啥。”

“你先回去安顿好，再想想干些什么。”我回答道。

其实我明白哥哥的意思，两个人一起总归有个照应，但我当时刚生完孩子不到一年，丈夫工作的地方离家太远，我只能每天白天把孩子交给婆婆，晚上下班再跟婆婆换手，生活像打仗一样。我的身体快要到了极限，稍微久坐就感觉头晕目眩，抬不起头，也睁不开眼，为了保持清醒，我经常在单位的卫生间用凉水洗脸，大冬天时不时需要在办公室外面的阳台上吹冷风，脖子后面时刻都贴着颈椎贴。面对每天做不完的报表，辞职的念头不是没有过，但也只是一闪而过。我在这个单位已经干了8年多了，快逼近35岁这个职业门槛了，领导刚找我谈了升职加薪的事，另外，每个月近5000的房贷，也不能全推给丈夫一人去承担。

何况，还有身后父母的期许。

我有些恨自己的无能为力，不能在家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但和哥哥一起返乡，且不说村里人异样的眼光，我也实在承担不起后果。身体固然重要，但从贫寒中走过的人，最容易牺牲的就是健康。说到底，我们都是在泥沼中艰难求生的鱼虾罢了。

3

哥哥最初返回家乡，父母的脸面在村里确实是有些挂不住的。

村子夹在秦岭山里，村里人的思想也像是被叠嶂起伏的山脉阻塞了一般封闭落后。他们对“干部”有着无限的崇拜甚至敬畏。七八岁的时候，我和哥哥在外婆家，常常听她唠叨：“你们两个好好念书，将来长大当了干部，就能吃香的喝辣的喽！”那时候，一道川几百户人家，谁家要是出个大学生，家喻户晓，“成龙成凤”的人从村里走过，人家都得高看你几眼。经历了那个上了大学就有“铁饭碗”的时代，父母更是将我和哥哥能考上大学、出人头地作为他们的奋斗目标，我们家在农村也属于贫寒的家庭，父母几十年操劳，将所有的财力和期许都倾注到儿女身上，实属不易。头些年，村里的人见到我父母，都是称赞和羡慕：“你们厉害呀，供了两个大学生，以后可享清福喽！”父母面上谦谦地笑笑，但是心里早就乐开了花。

2006年我上大学期间暑假回村，有人问：“你现在分配到哪里工作了？”我哭笑不得，只能纠正：“国家早都不包分配了，我还在上学。”那人诧异地回头望着我，言下之意，“那你上大学干啥？”工作之后，有一次回家买了排骨，父亲看到后也一脸惶恐地说：“买这干啥？这是人家干部吃的！”

我家群山环绕的村庄（作者供图）

村里上过大学的人，几乎都想方设法留在了城市，哥哥算是第二个返乡的大学生——第一个是后面村子的一个男生，据说大学毕业后被骗进传销组织，隔了四五年人是回来了，精神却有些不正常了，我回老家时在村口碰到过一次，看到他总是痴痴地笑，头发脏得能拧出油来。

作为家里的长子、父母的希望，在村里人的眼中，哥哥本应是顶立门户、光耀门楣的人，现如今，非但没有出人头地、衣锦还乡，连“在大城市工作”这种值得村里人夸耀和称赞的、最后的自尊和体面都被打破了，父母不由得感到颜面扫地、脸上无光。村里人问起哥哥的情况，父亲闭口不谈，母亲则是寒暄着岔开话题。

但农村的口舌就像雨后的野草，一夜之间便蔓延到了每个角落。村里没有秘密，从谁家媳妇跟人跑了到谁家母猪生了多少个崽，事无巨细，只需一个晌午，广场上的“情报局”就会将消息散布出去。

我家里时不时就有人来打探和求证：

“儿子回来了呀！回来了好，离家近……”

“军娃在县城干啥呢？咋样吗？”

“你儿子厉害呀，又能挣钱又能带娃，你咋不给人家带娃去呢？”

不过，面对现状，相较于村里人的议论和“看笑话”，父母还是更在意哥哥的日子是否能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实实在在地过下去。

“马上开学了，欣欣上学的事情还没有着落，可咋办呀？”母亲在电话中着急地说。此时离9月1日正式开学就差2天了，而哥嫂一家已经回县城去1个多月了。

“咋不给娃早早办嘛！”我也跟着着急起来，急忙给哥哥去了电话。

“办事的人说名额紧张，等别的孩子开学有了剩余名额第一个就给咱。放心，他既然收了咱们的钱，肯定没多大问题。”哥哥似乎很有把握。

9月1号，我给母亲打电话询问侄女上学的情况。母亲失落又无奈地说：“欣欣今天去村里的小学上学了，人家都开学了，让娃待在家里也不是个事儿。”

村小就是我和哥哥小时候上的学校，这几年生源流失严重，周围几个村小合并到一起，一个班也不到20个孩子。知道村小的老师教育方式和观念都比较落后，稍微重视孩子教育且有点办法的家长，都把孩子转到城里了，让下一代上自己小时候上过的村小，心里总有道坎过不去。

我又赶忙拨通了哥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办事的人把钱退给我了，实在是没有多余的名额，人家校长亲自把我带到教室外面看，教室里黑压压一片，70多个学生，满满当当，想加个凳子进去都没地方。”

那所XX中街小学算是县城公办小学中口碑比较好的，这几年家长挤破脑袋把孩子往进送的激烈程度，哥哥未曾预料到。沉默良久，他在电话里叹着气说：“唉，总会有办法的。”但听起来更像是安慰自己。

“今天淋成了落汤鸡，心也跟着凉透了。”晚上看到嫂子发的朋友圈状态，得知她下午执意抱着小侄子冒着大雨去接侄女放学，我不免一阵心酸。但嫂子有自己的坚持，刚进入到新环境的女儿需要及时的安慰和开导，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小儿子也不忍任他在家嚎啕大哭。

一周后，欣欣终于去了县城上学——其实只是城郊的村小，离县城近些，其中求人过程的繁复程度我不得而知，但想必也是不容易的。哥哥暂时在家，每天往返3次接送侄女上下学，但不到一周时间，欣欣的上学之路便在哭闹中戛然而止。

那天，哥哥照常去接欣欣放学，等了好久才看到欣欣慢吞吞地走出来，老远就看到小小个人哭丧着脸，等走近了，才看到孩子两眼通红。

“咋了？学校有人欺负你了？”哥哥紧张地问。

侄女不作答，噘着嘴，撇过头，气鼓鼓地走得飞快。

哥哥赶忙追上去问：“到底咋回事？你倒是告诉我呀！”

“别问了，我不想说！”侄女有些不耐烦，声音里已经有了一丝哭腔。

哥哥不忍再追问，一路忐忑地和女儿回到家。进屋一见到妈妈，欣欣再也憋不住内心的委屈，开始嚎啕大哭：“我想回以前的学校，我不想在这个学校了，呜呜——”

嫂子赶忙揽过欣欣，仔细问了事情的原委：下午上语文课时，老师觉得欣欣写字有些慢，就批评了一句，欣欣当时不知怎么就回怼了老师，那个老师年纪比较大了，哪里容得了学生顶嘴，顺手拿起书本就打在孩子手上。从没有经历过如此待遇的欣欣在课后偷偷地抹眼泪，继而就发生放学时的那一幕。

“我娃不去这学校了，大不了我们再回南方去。”本来就对现在这个学校不太满意的嫂子拍着桌子，义愤填膺。

家人的失望和指责，女儿的抱怨和不满，让哥哥开始怀疑自己当初也许做了个错误的决定。侄女不去上学的几天里，他寝食难安，又消瘦了许多，思来想去，只能继续厚着脸皮找做生意的朋友、当官的同学，辗转奔波，最终得到了县城另一所公办小学的入学名额。

但办事的人说：“你娃没有当地的学籍，只能从一年级重读。”

“那咋行呢？娃已经在南方读过一年级了，咋能再从一年级读起，女娃娃家年龄可耽误不起。”哥哥急得直摇头，但他也不明白，为啥女儿是老家的户口，入学却不能有学籍，况且当初从原来学校转出时，该办理的手续也都办完了。

哥哥又火急火燎地联系了欣欣原来的学校，说明情况后，学校在网上提交了申请，侄女的学籍档案才转回了老家，成了一名“名正言顺”的二年级插班生——此时距离正式开学已经整整过去了1个月。

女儿上学的问题总算是解决了，哥哥如释重负，随后便在欣欣就读的小学附近寻到了一处两室一厅的房子，月租500块，没有取暖设施，没什么家具，就是足够大，一家四口足矣。房子还算干净，简单打扫一下，那些从南方颠簸而来的行李，也在某个落日的余晖中，乘坐着二姨父的三轮车，跟随着自己的主人，在坑坑洼洼的乡道上，跌跌撞撞地去了新的归处。锅碗瓢盆，柴米油盐，大大小小的东西，陆续进入到新的住所。

对于新家的安排，嫂子自始至终不愿参与，她依然用沉默和赌气表达对回乡的抗议。

4

生活兀自继续，不给人喘息的机会。孩子上学的问题解决了，经济问题又迎面而来。

小县城是人情社会，关系网密得能绊死人。哥哥了解了一圈，发现高中时期的同学，如今要么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要么凭借父辈的照应混成了各种领导，级别高的也大有人在。相较之下，哥哥觉得自己在外闯荡十几年的成果简直不能直视：“这世界真是太魔幻，当年班里那些捣崽子（方言：调皮捣蛋的孩子），现在摇身一变，成了这个台长，那个副局长。”

老家没有什么支柱产业，正儿八经的企业都没有一个，上班打工的机会寥寥无几，就连收费员、保安之类的工作，也需要有熟人介绍才能干。回来不久后，朋友给哥哥介绍了一份交警的工作，一个月2500，食宿不包，五险一金更是谈不上。

“谁去干那工作，简直是糟蹋人呢！”哥哥觉得好像受到了侮辱，彻底放弃了找工作的念头。

思虑再三，他打算重操旧业，继续干自己的老本行，建材销售。他从朋友处买了辆二手面包车，走街串巷地推广宣传，加上朋友及同学的帮助和介绍，也算是有了事情可做。

“曾经我以为我是孙少安，后来我觉得我是孙少平，现在我才发现我连王满银都不如。”

2020年夏天，哥哥朋友圈的一条状态跳入眼帘，让我对他的状况不免有些担忧。

几日后，哥哥来省城办事，吃饭间，他饮下一瓶啤酒，红着脸说：“咱家那些亲戚现在都看不起我，上次鹏鹏（大舅的儿子）要去杭州找工作，大舅当着我的面说，‘跑那么远干啥，你看你军哥，在外面跑了这么多年还不是回来了’。唉！你都没见大舅那一脸的轻蔑和不屑。换成那几年，谁敢这么说？”

说完，哥哥仰起头，又一瓶啤酒下了肚。

在南方打拼的那些年，哥哥每次回老家都颇为“风光”，那时他衣着体面，头发打理得锃亮有型，说起话来也是一口好听的普通话，偶尔会冒出几句粤语，全身上下都散发着大城市的新鲜和神秘。他对几个表弟表妹也相当阔气，每次回来都少不了给零花钱。那时候亲戚总说：“军娃人长得排场，打小就看着就是个有出息的娃娃。”几乎所有亲戚都觉得哥哥以后定居在那个大城市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安慰了哥哥几句后，为了转移话题，我问他生意上的事情怎么样。他淡淡地答道：“县城的生意不好做，垫出去的货款收回的周期长，基本上是熟人介绍，不好催得太紧，挣不了什么钱，凑合着够家里的日常开销。”

饭罢，聊起最近的一些见闻，他又开心起来，给我看了一些他的同学做农产品电商的视频和图片，说自己也打算做类似的农产品项目。我劝他，目前的事情先做着，毕竟隔行如隔山，先了解着，等机会成熟了再着手干。

但哥哥还是很快注册了一家公司，并煞费苦心地组合了两个孩子的名字作为公司名。从香菇、木耳，到核桃、豆腐干，凡是家乡稍微有点名气的土特产，他都扒拉了一遍。凭借在南方积攒的人脉，一开始倒也红红火火地开了上百单，但因为没有别的销售渠道，县城里稍具规模的四五家超市，土特产供应商基本都是政府指定的，他根本没机会插足，于是生意逐渐清冷。我建议他做自媒体，或许能打开一条新的渠道，结果他毫不犹豫地拒绝：“自媒体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小地方的建材需求并不多，需求量稍大的单子，基本都和政府基建项目沾边。找门路，托关系，幸运的情况下，可能会分到点“蛋糕渣渣”，然而回款的时候，就让人头痛不已。有段时间，哥哥反反复复奔波在去市里的路上，边哼哧哼哧地赶路，边在电话里跟我发起牢骚：“卖建材时要找关系，现在要钱还得找关系。”还未等我开口，他又自我开导：“存在的即合理，接着要吧！”

虽然回款不痛快，但有生意总比没有的强，哥哥还是在县郊租了个百十来平的场地做仓库，隔三差五和他那些“朋友们”喝喝酒，打听些生意上的消息。

5

“方晴（嫂子）跑了，你大（方言：爸爸）去追了。”2021年除夕夜，在外面一片爆竹声中，母亲打来电话，一改往日讲电话时的大嗓门，声音很小，但听得出来刚刚哭过。

了解了大概情况后，我赶快给哥哥拨去电话，见我已经知道了嫂子离家出走的事情，电话那头的哥哥沉默不语。

“天寒地冻的，她一个人能去哪呀？先把她找回来！”我着急地说。

“她要离婚，欣欣她要带走，小宝留下。”哥哥的声音低落又疲惫，一股深深的无力感似乎顺着电话蔓延过来，“离就离吧，我太累了 ，几乎天天吵架，怪我回老家，怪我没买房，怪我没给她好的生活。爸妈也嫌我没本事，我在这个家压抑得要死。”

“嫂子也不容易，来到咱这儿人生地不熟，一切都要适应，她也是一时生气说的气话，这么冷的天，先找回家再说吧！”

一番劝解之后，哥哥骑上电动车追上了去县城的路，走了三四里地，就看到了独自走在寒夜里的嫂子。嫂子执意要去县城的出租屋里待几天，哥哥便随了她的意，将她送到了县城。

通往县城的路（作者供图）

大过年的，别人家都是团圆热闹，一片祥和，怕嫂子一个人在冰冷的出租房里形只影单，第二天一早，在父母的催促下，哥哥骑着自行车走了60多里山路从县城把嫂子接了回来——当时疫情正闹得凶，车辆可通行的大路都被封堵了，只能偷摸着走山路。半夜到家时，哥哥里面的衣衫已被汗水浸透，但比起冰冷的衣服，嫂子嘴里“没本事”三个字更令他心寒。

导致他们这次争吵的罪魁祸首，依然是房子。

早在侄女出生后，哥嫂就有了在南方买房子的打算，但那时两人工作都没几年，一下子拿出几十万首付，着实有些困难，便寻求执意要在老家翻盖老房子的父母给予经济支援。嫂子曾劝说过我父母，将家里盖新房的钱用来在城里买房子，以后一家人都去城里生活。但父亲始终认为，落叶归根，人不管走到哪里，老了都是要回到故土的，为子孙后辈们留下一处遮风挡雨的庇护所，是他这辈子一项重要使命，世世代代的祖辈们都是这么做的，村里那些老一辈出人头地的人，最后也不是回来了嘛，在那么远的地方买房子，是多么虚无缥缈的事情。

商议未果，父亲撂下一句话：“你们以后有能力的话，自己在外面买，我得把我的任务完成喽，这世事以后还不知道怎么变呢！”

小两口买房子的事情也只好作罢，嫂子心中不悦，哥哥看到父亲态度如此坚决，也只能在一旁悻悻地道：“那是人家的钱，人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这件事就成了日后家庭矛盾的导火索。

2016年过后，房价突然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绝尘而去，让哥嫂更是望尘莫及。到了2019年，连小县城的房价也从两三千一下子飙升到了五六千。哥哥彻底不再考虑买房的事了，大城市的房子买不起，县城的房子买了没多大意义——现在从村里到县城，开车也就半个小时，家里的小院更宽敞，为了小县城的房子付出大几十万，实在没有必要。

但嫂子更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小家庭的房子，她千里迢迢从南方大城市来到北方小县城，却连属于自己的安身之所都没有，每次看到朋友圈里之前认识的人晒着各自光鲜亮丽的生活，一股难以抑制的委屈和悲愤就像是要冲破喉咙，让她忍不住想要发火。

转眼到了2021年春天，嫂子在县城找到一份电器销售的工作，待遇各方面在本地还算不错。嫂子热情能干，脑子也活泛，很快就干得得心应手。母亲也在县城的出租房里帮忙照看两个孩子，一家人的生活迎来了好的开端。

但微小的矛盾总是在鸡毛蒜皮中被无限放大。嫂子是土生土长的南方人，喜食米饭、炒菜和煲汤，母亲则是典型的北方人，对于各种面食欲罢不能，对于菜品搭配不甚讲究。婆媳均不让步，日子久了，难免生出不满。嫂子觉得吃面食不顶饱，没到饭点就饿得心发慌，母亲觉得米饭太干，难以下咽，吃下去就像石头搁在胃里堵得慌。母亲习惯节俭，时常对哥嫂扔掉的饭菜和果蔬露出惋惜和不满的神情。

在一次小侄子生病时，矛盾彻底爆发了。

小侄子不知因何缘故，上吐下泻。母亲坚定地认为是嫂子给孩子吃了太多肉，消化不了，嫂子则认为是母亲不听劝告，在孩子不舒服的时候给孩子喝了奶。两人各执己见，火药味急剧升级，战火快速从孩子生病转移到了一桩桩一件件陈年旧事之中，陈谷子烂芝麻一一细数一遍，就事论事的言语争辩最终演变为恶语相向的人身攻击。母亲夺门而出，带着伤心和悲愤，晚上10点多打车回了家。

此后，哥哥一边忙于自己的营生一边带着小侄子，父母则打打零工，贴补一下哥哥。哥哥虽多次推辞，但母亲对于不能帮他带孩子多少心怀愧疚。就此，双方心照不宣地达成了一种平衡和默契。

6

2022年春天，哥哥“自己弄个啥”的念头又蠢蠢欲动。

他陆续联系了老家的同学：“人情社会嘛，脸皮就得厚，以后说不定还得找人家帮忙呢！”

其中，有个在高速路口开面馆的同学，一次酒后透露，说自己的面馆一年能轻轻松松赚20万。哥哥听闻，很受鼓舞——那面馆他去过，地方不大，味道也一般。

思虑了几日后，哥哥郑重宣布，要开个餐馆，但这个提议立马遭到家人否决。

“你会做吗？专门请个厨师成本有多高？”

“做餐饮都是起早贪黑的，你能受得了那苦吗？”

“现在疫情反复，你没看多少店都关门了，你这纯粹是给房东送钱！”

被家人泼了一圈冷水之后，哥哥心中的热情也所剩无几，但也并未就此甘心。2个月后，他打来电话，有些神秘地说：“告诉你件事情，我开了家蛋糕店，已经开业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从来没听你说过呀！”我惊讶不已。

“我早都有这打算了，只是不想像上次一样，商量完总是这不行那不行，最后什么都干不成，所以这次我索性自作主张了。” 电话里，哥哥声音轻快，“等你下次回来，亲自给你做个蛋糕尝尝。”

“你会做吗？”我打趣道。

“咋不会？我天天看师傅做，怎么着也能做个八九不离十。”

后来过了大概有2个月时间，哥哥也没再打电话来，我忙于家里的琐事，也无暇问及蛋糕店的事情。

经过上次母亲和嫂子吵架的事情，哥哥觉得母亲给自己带孩子，劳力又劳心，宁愿自己辛苦点，也不想让母亲受这个罪。母亲对不能帮到哥哥始终不能释怀，一日和我电话中闲聊，又说：“你哥现在忙得很，要接送两个娃上下学，晚上还要给欣欣辅导功课，还要照看店里的事情。你嫂子上那班也累人得很，有时候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回家，咱给娃辅导不了功课么，也做不了人家的饭，唉！”

聊到后面，母亲又神秘兮兮地说：“你哥给你说了没？他的店被偷了。”

“被偷了？”我心里一惊。

“听你哥说，那人拿了店里的电脑，当天收的现金，还有做蛋糕的原辅料，不知道这人啥目的嘛，偷材料这些干啥？是不是有别的目的？”

“就是为了钱财而已嘛！要是有别的目的就不会只拿这些了，拿材料可能纯属好奇吧！”我赶紧打消母亲的猜疑。

放下电话，我本来想给哥哥打个电话问下情况，但想想自己好像也不能帮上什么忙，还给人徒增烦恼，便作罢了。

但没过几天，哥哥便打来了电话，说起蛋糕店被偷的事情：“已经报警了，沿街的几家店都被偷了，调到当晚的监控，那人蒙着脸，大晚上也看不清楚，估计是抓不到人了，只能自认倒霉了。”

听起来哥哥的情绪并没有很低落，而且小偷也没有针对性，我也稍稍安心点。

“店里的生意还凑合吧，维持个家里日常开销倒是没问题的，但是地方小嘛，人都没有预定的意识，总是需要的时候当场就要拿走，着急的时候也做不出来。上次有个顾客，芒果过敏来闹事，还给人赔了300块钱。”

“这不是都要提前问顾客的嘛？”我说。

“咱这儿的人有的之前没吃过芒果，你问他过敏不，他说不过敏，结果吃了才知道过敏，也只能认栽，不过是个经验教训，以后这块要让顾客签字。”

2022年暑假，我带着女儿回了趟老家，出了车站，便看到在站外等待的哥哥，差点没认出来。他整个人好像被充了气一样，眼睛快挤成了两条缝，并不近视的他，竟然戴上了眼镜。

“咋了嘛？这是！”我问道。

“鬼知道呢！你看看，全身都长满了，痒得人觉都睡不成。”哥哥边说边抬起胳膊，凑近了让我看——我这才发现他的胳膊、脖子、脸上都布满了小丘状的红疹子，连头皮都未能幸免，整个人都浮肿起来。“医生说我可能是水土不服，你说搞笑不搞笑，我就是这儿长大的人，这水土还不认得我了！”

“要不换大医院再看看吧？”

“先不看了，已经开了一堆的药，内服的，外涂的，试一段时间再看。”

应哥哥的邀请，我去了他的蛋糕店，不大，却明净整洁，蛋糕师，店员，加上哥哥，3个人。

“咱这都是非常好的动物奶油，健康好吃又不腻。”哥哥拿出亲手做的蛋糕，热情地邀请我品尝。品味着他做的蛋糕，望着他忙碌的背影，我心中不免感慨万千，那个当初缩卷在我家椅子里茫然无措的影子，早已荡然无存。

在蛋糕店待了会儿，便去了哥哥的住处，嫂子难得忙里抽闲请了半日假。闲聊间，她突然问我道：“我想买个房子，你说买到哪里好？”

“我也不清楚，我离开这儿都十几年了，这里我也早已不熟悉了。都说房价要回落了，你要不再等等看？”我说。

“不等了，不等了，前几年就说房价要降，最后还不是上去了，唉！”嫂子利索地削着苹果，似乎打定主意，这次一定要买房。

下午，我同哥哥一起回了村里，孩子们在院子里嬉笑玩闹，哥哥坐在沙发上，不时翻着手机页面，忧心忡忡。

“咋了？”我问。

“干啥都不容易哩！”哥哥一声轻叹。

再三追问，我才得知，最近有两三个人经常来蛋糕店门口闹事，说是蛋糕吃坏了人，又要泼油漆，又要打人，蛋糕师吓得两天没敢来上班。开始哥哥对他们好言相劝，建议坐下好好谈，后来发现他们只是耍横，并不是真心索赔，便报了警。可警察一到，他们便一哄而散，警察一走，他们又蜂拥而来，好几天生意没办法做。我建议找到当时买蛋糕的顾客，哥哥说来闹事的几个人里面根本没人来买过蛋糕，但他加了其中一个人的微信，微信头像显示的是县城另一家连锁蛋糕店的名字。

“没事，警察说了，闹事的人再来了，立马给他们打电话。”看我比较担心，哥哥宽慰道。他提醒我不要告诉父母，免得他们担心。

尾声

去年中秋节过后，母亲打来电话：“你哥想在大转盘那儿开个超市，一天能折腾得很……”

我听出母亲的言语间有一丝丝不易觉察的欣喜，附和道：“不知道能行不？”

“眼怕怕，手叉叉（母亲的口头语，形容事情看起来不好干，但只要上手慢慢干，就能干成），咱先干起来再说！”母亲扯着嗓子喊，如她一贯打电话时的状态，似乎总担心电话那头的人听不见。

今年年初，历时3年的疫情算是告一段落，嫂子依旧早出晚归，为了心中那个“房子梦”，努力着，独自坚守着。哥哥闲了下来，时不时在电话里疑惑道：“疫情的时候总觉得生意难做，现在疫情过去了，反而更难做了，街道上的人都不知道跑哪里了。”所以，开超市的事情，他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眼见着小县城的房价回落，我便问哥哥是否要着手买房子的事情，他的回答，态度坚定：“我有这钱干啥不好？买房子就是个大坑！”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
投稿给“人间-非虚构”写作平台，可致信：thelivings@vip.163.com，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单篇不少于2000元的稿酬。
投稿文章需保证内容及全部内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人物关系、事件经过、细节发展等所有元素）的真实性，保证作品不存在任何虚构内容。
其它合作、建议、故事线索，欢迎于微信后台（或邮件）联系我们。
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回我的家》（2012），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说实话，从事现在的工作是我没预料到的。我大学的专业是道路与桥梁工程，一个地地道道的理工类专业。身边的很多人都不相信，我曾干过工地，铺过路，架过桥，画过图纸，不过都没能坚持下来，最后当了逃兵，而且还逃了两次。

1

2014年夏，我从武汉一所工科院校本科毕业。刚走出校门，对未来一片迷茫，就想着离父母远点，出去闯荡挣钱。

那时工作也好找，一家“中字头”的大型施工单位来学校招人，他们在招聘现场直接承诺：新员工，第1年到手工资不少于6万，转正后可达8万，往后随工作年限增长和职级晋升，工资继续上涨，除此之外，每年还有5天带薪年假。这待遇在一众施工单位中算是不错的，我赶紧递交了简历。

面试时，招聘大哥见我是个男的，本科成绩也还行，就问我：“我们单位现在在西南那一带有不少项目，那边条件可能会有点艰苦，你能接受远离家乡，去那边搞工程吗？”

我一听，正合我意：“领导，没问题的。我正想出去锻炼下见见世面呢。”

“好！年轻人就要不怕苦、有干劲。我们单位是正规国企，平台大、起点高，绝对能给你提供广阔的发展前景，放心来吧，小伙子！”

大哥一通话说得我热血沸腾，我都开始畅想升职加薪、当上大领导的美好未来了。二话不说，当场就把“三方”签了。

办妥入职手续后，单位给我们同批新人安排了五星级酒店，每日好吃好喝，办各种团建活动“破冰”，做游戏、搞比赛，玩得不亦乐乎。团建时有不少女生，不过后来她们基本都靠着家里的关系去了办公室。

就当我还沉浸在一派轻松愉悦中时，领导一个电话找上门来，说贵州有个项目比较急，缺人，让我赶紧收拾东西过去，还说给我安排了一个师父，会手把手地带我。就这样，没几天，我就被“发配”到工地上了。

那个贵州的项目是在两个山头之间架一座铁路桥。很多人以为住在山里每天可以看到花草树木，听到虫鸣鸟叫，欣赏美丽风景。可工地这种犄角旮旯可比不得已经开发成熟的旅游景区，尤其是我刚被从五星级酒店抓来，着实感受到不小的落差。

首先是“吃”——山里物资运输极其不便，每天能吃到的菜种类变化无几，食堂师傅的厨艺粗犷到不行，做出来的菜大多重油重盐重口，我们经常吃不习惯，只能回去吃泡面。有同事向领导反映，建议换个好点的厨师，结果却总是不了了之。后来，我们才知道承包工地食堂的老板是公司某位领导的亲戚，而厨师又是老板的亲戚。

其次是“住”——我们住在工地项目部宿舍，3人一间，地方不算拥挤，还带空调。但临时搭建的板房常常漏风，晚上山里妖风四起，能吹得整座工棚嘎吱作响，即使开着空调，也不怎么暖和，有时半夜会被冻醒。

最后是“行”——山里没有公共交通，工地又在山顶上，上山的路只是简易的施工便道，又窄又陡，我们自己根本都不敢在上面开车。司机师傅是本地村民，每次都在盘山路上七拐八拐秀车技，在车上的我们心惊肉跳，真怕一不小心就葬身谷底。车子没法直接开到山顶，到了半山腰，我们都得下车。通向山顶的路乱石遍布、杂草丛生，边上就是悬崖，没有任何护栏，我们这些做技术员的尚算轻松，顶多背点资料文件，如果是测量队的，什么水准仪、水准尺、棱镜都得自己背上去，每次他们都累得满头大汗。要是碰上下雨天，路面变得泥泞湿滑，我们就得加倍小心。到了山顶还不算是终点，因为我们真正工作的地方是铁路桥的桥顶。桥面混凝土还未开始浇筑，整个桥只是一个纯钢架子，到桥顶的路程虽然不长，但远比前两段路吓人得多，我们几乎每天都得从拱脚沿着离地面2000多米高脚手架徒手爬到拱顶，无任何防护，透过一根根钢管的缝隙，可以清楚地看到脚下的万丈深渊。

尽管条件艰苦，但我觉得趁着年轻，应该多吃点苦，在工地上学好技术，将来一定能干出成绩。老同事说，搞施工是一门很吃经验的工作，在工地上不待个十年八年的，根本混不出名堂，更不要说在技术上有什么造诣。

那时我多少有点理想主义。理想固然美好，现实却残酷，作为技术员，每天在工地上干的最多的事就是盯着工人干活，重复且毫无意义，跟着领导呢，除了学了点人情世故，在技术水平上并没有多大提升。待的时间越长，我越发觉自己根本就不适合干这行，甚至产生了诸多的不适应，特别是工地上无处不在的酒文化——说真的，工地上那喝酒的阵仗，我现在都心有余悸。

2

刚来工地时，领导为了欢迎我，安排我和几个同事到山下县城的饭馆聚餐。出发前，领导给一个同事使了下眼色，让他带我去拿点“好东西”，我便跟着他去了项目部的一个库房。那库房门被一堆杂物遮掩着，非常不好找，门上还上了把钢制大锁。我有点好奇：搞这么大阵仗，难道这库房里真装着宝贝不成？

同事环顾一周，见四下无人，才拿出钥匙打开库房大门。进门后，我大开眼界——库房里放的全是酒，而且都是好酒！“茅子”“五粮液”“剑南春”……里面还专门装了台机器，全天候维持恒温恒湿，就为了保护这些好东西。

就在我惊讶之余，同事叫我：“别傻愣在那儿了，快来搬酒！”

我赶紧过去帮忙，好奇地问道：“你说，放这么多好酒在这儿，应该不是给我们喝的吧？”

“那不废话！这么贵的酒，我们哪能随便喝？我们领导求人办事都得靠它们呢！”同事解释道，“今天也就是你第一次来，领导说要开几瓶好酒招待下你，平时我们可喝不上这里的酒！”

听完，我还有点小激动，毕竟长这么大，我都没尝过“茅子”的味道。谁知同事翻了一会儿，找出几瓶“赖茅”递给我：“小陈，你资历还不够，我们就喝点便宜的哈，等你以后当上项目经理，你就能拿真正的‘茅子’喝了哈。”

到了饭馆，大家按主次坐好，菜还没开始上，酒就已经开好了。服务员拿来了白酒杯，大家自觉地盛满，我估摸了下，一杯大概半两不到。看大家都满上后，领导开始冲我发话：“小陈啊，你第一天来，得先做个表率。”

我心领神会，端起酒杯准备一饮而尽，旁边一位同事急忙阻止了我：“先别急啊，小陈，你这一杯也不够意思啊，起码得先来个三杯吧。”

我心里叫苦不迭——我是酒精不耐受体质，偶尔小酌一下还行，从没一次这么大量地喝过。但为了在领导面前表现，我只能豁出去了，硬着头皮连干三杯，当时就感觉喉咙和胃里如烈火灼烧一般，整个人都开始摇摇晃晃，感觉就要不行了。

看到我这痛苦的模样，领导和同事们却乐坏了：“小陈，你还是要多历练下啊。没事，以后喝酒的机会有的是。”

顿时，我心里“一万匹草泥马奔腾而过”。

接下来是敬酒环节。工程人的饭局上，大家喝酒的速度都非常快，刚敬完一轮，又是下一轮。

“大家给我好好干，我这个位置以后还要靠你们来接班，将来的西南市场都是你们的天下！”领导借着酒劲，各种“画饼”，“今年我们单位准备接几个大活儿，产值肯定能再翻一番，你们的待遇以后都会往上提一提的。”

“领导，我们能干出这些业绩，那都离不开您的英明领导啊！”有同事立马拍马屁道。

酒桌上有两个年轻同事喝高了，也开始彼此用“总”来称呼：

“李总，你是我们这里的技术大拿，以后要多指导下呢！”

“说笑了，王总，你才是我们的前辈呢，以后高升了，可不能忘记我们这帮小弟哈！”

大家都喝得很嗨，只有我感觉天旋地转、头晕目眩，一句话也没听进去。那晚喝下去的酒，估计比我出生以来喝的加起来还要多得多。不一会儿，胃里突然一阵翻江倒海，我暗道不妙，赶紧借口尿急跑去厕所，好酒好菜一点没剩，全吐了出去。

吐完回到酒桌，我看着带来的白酒也喝得差不多了，心想大概可以结束了吧。事与愿违，领导又开始作妖：“小陈，你再去搞点啤酒来，我们中场休息下再搞白的。明天是周末，今晚大家尽情喝，我们不醉不休。”

听了这话，我都要哭出来了，但是没办法，无奈地去叫了酒。

就这样，我们8个人，按“白+啤+白”的顺序，清空了所有酒瓶，一共干掉了4瓶白的，2箱啤的，每个人都喝得醉的醉、吐的吐，我更是直接晕倒不省人事，被同事们抬上车运了回去。

第二天，我睡到了大中午才清醒，醒来后依旧晕晕沉沉、恶心难受，过了两三天才有所缓解。

后来和大家聊天得知，要做工程人，“能喝”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技能——一方面，工地大多远离城市，工友们日常娱乐活动不多，喝酒是排遣无聊寂寞的最佳方式；另一方面，工地上拿项目谈生意都离不开酒宴招待，在领导和业主面前就得拼命喝，喝的越多代表你越够意思、越能促进感情拉拢关系，以后就越好办事——这便是工地酒文化的精髓。

在工地上不会喝酒，就根本没办法融入、就没法成事。我们项目部很多同事都是海量，尤其是项目经理，深不见底，每次陪甲方吃饭都能喝倒一片。像我这样天生不能喝酒的，在这种环境中，显得格格不入，以后的发展也多少会被限制。

3

施工地环境复杂，各种人员、材料、机械混作一团，事故多发，这也是为什么领导会时刻把“注重生产安全”挂在嘴边。尽管我们单位是正规国企，但同样存在不少的不规范操作，加上年轻人普遍经验不足，在一些施工流程上掉以轻心，往往一个小错误，就会引起重大的工程事故。

刚来报到时，师父带我去看现场，他一边走一边热情地介绍，还时不时地提醒我：“小陈啊，你刚来，还不清楚这里的情况，平时走路一定要小心脚下，要是被扎了或绊了，我们这大山里还不好找医生给你治呢！”

话音刚落，就听到师父一声惨叫：“我去，这谁把钉子放这里了！”

我连忙上前查看，原来是他踩到了一个木条上的钢钉，脚被扎得鲜血直流。

“快叫人，送我去医院！”师父大叫。

我急忙招呼了几个同事过来把他抬上了车，送到山下县里的医院。

有了师父的现身说法，之后我每次一到工地上都特别小心，去哪儿都戴着安全帽，走路必仔细看着脚下，生怕哪天也负伤了。

一次，盯一段桥下路基的施工时，为了尽快完工，我们连续作业了好几个月，用最短时间把路基土给堆了起来，哪承想，堆好的当晚突发暴雨，雨水裹着山石土块冲下来，瞬间就把新做的路基全毁了，劳动成果付诸东流，给单位造成了近百万元的损失。

那是我在工地上第一次亲身经历自然灾害。看到一片狼藉的施工现场时，我受到了不小的心灵冲击，不住感叹，幸亏事故发生在凌晨，现场没有工人，未造成人员伤亡。其他同事也纷纷庆幸说，泥石流一来，想逃都来不及逃。

除了生命危险，还有莫名其妙的“背锅”风险。泥石流发生后的1个月，单位内部流传出一个消息——在其他项目上，一个新进技术员发现工人搭建脚手架时存在违规操作，便出言制止，但因为他刚来，没什么话语权，再加上那天监理有事没去现场，就没有人帮他说话，几个老师傅嫌改动太麻烦，压根没放在心上，依旧自顾自地继续作业。那年轻技术员见管不住老师傅们，就没再吭声。结果，脚手架完工后，承重能力不达标，在施工过程中出现了断裂，几个工人一踏上去，直接坠亡。政府立马派人来进行事故调查，最后的结果令人难以置信——判技术员督促指导不到位，负事故主要责任。

知道这个事后，我们几个新员工都炸开了锅，纷纷替那技术员抱不平。但冷静下来仔细分析，我们发现，法律规定就是如此，“安全生产无小事”，只可惜那技术员刚出校门就要蹲好几年监狱，后半辈子恐怕都要毁了。

这样看来，干工程属实“高危”，我们能做的就是吸取这血淋淋的教训，遇到不规范操作及时制止，施工师傅实在不听，就及时上报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在复杂的工地环境中自保。

作为一个施工人，我的作息时间完全取决于工地现场的情况。

如果完成了重要工序，比如墩柱浇筑、上部结构架设、全桥合龙之类的，我们就能稍稍清闲些，保证周末双休，平时可以待在宿舍。要是赶工期或者碰上一些突发性灾害，滑坡塌方、洪水、火灾之类的，我们就得随时在岗，随叫随到。若像桩基挖孔、下钢筋笼、浇筑混凝土等工序，则必须连续作业，且要在夜间气温低的时候开展，这时候我们就得晚上加班。

刚来2个月，一次凌晨打混凝土，为了不发生意外，我整晚都精神高度紧绷，目不转睛盯着工人干活，生怕把料打废了。这一打就是3天，我也跟着熬了3个通宵，领导看我困得不行，才给我换了下来。回到宿舍后，整个人昏昏沉沉，简单洗漱下我就赶紧上床睡觉，生怕自己会突然猝死。

4

工作第一年的劳动节，正好工地上的事不多，领导说可以放假回家。我高兴坏了，在山里待了好几个月，总算是可以回去见见父母了，我赶紧买好车票，收拾东西。结果第二天早上，工作群里突然出现了一条通知——某相关部门局长要在劳动节带队视察我们工地，检查施工进度和安全生产情况，要求负责现场的几个员工待命，留下来值班，其中就有我。

我们气到不行，直接跑去质问领导，领导急忙安抚我们说：“这次节假日值班，大家的付出，上面都是能看得到的，会给大家积极争取值班补贴，按3倍工资标准发放。”

一听有“3倍工资”，我们心里舒服了不少，都老老实实答应值班了。

视察当天，那个相关部门的局长在甲方的陪同下一大早就“莅临”了，一起来的还有几个记者，举着相机对着领导一顿猛拍。我和几个同事严阵以待，虽然早有准备，但还是有点紧张，生怕被看出什么问题来。我们的项目经理全程陪同，驾轻就熟地给局长一路讲解，局长问的几个问题，他都对答如流，送走局长后，项目经理一刻也没闲着，又继续陪着甲方和几个局领导不知去哪儿潇洒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次视察不过是那位局长为博人眼球，宣扬自己的伟光正形象而搞出来的一场“秀”——我们单位和甲方、政府部门的关系搞得妥妥帖帖，老早打好招呼了，要检查什么，摸得一清二楚。

当然，这些我一点也不关心，我只盼着我那3倍工资的值班补贴。我们还是太嫩了，后来除了发了点水果，值班补贴是一分钱也没看到。有头铁的同事又去质问领导，领导答复说值班补贴已经包含在每月的绩效里发放了，只是没明写，大家不要再问了。我们知道是被领导忽悠了，但无力反驳、只能认栽。

加班工资没有，入职承诺的福利更是打了几番折扣，不仅没值班补贴，5天带薪年假也被各种限制——我们不允许在赶工期休年假；不允许一次性休完所有年假，每次只能隔很长一段时间后休个一两天；更不允许扎堆休年假，只能一个个排队休。

为了保证工程进度，应对各种突发情况，领导需要你在哪儿，你就得在哪儿。工地上没有“朝九晚五”，更没有“下班回家”，吃住都在这里，即使下班了，也不过是回到项目部。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只不过是领导手上的一枚棋子，一个电话就必须到位，哪怕是周末节假日，未经领导同意，也不可离开工地，否则会被算为擅自离岗，要挨批评的。

每天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渐渐地，我开始担心自己这样会不会与城市生活彻底脱节？同事们基本上有空就是打牌、喝酒、玩游戏，工地上唯一的女同胞就是食堂阿姨。我会不会也变得和他们一样？

那段时间里，我满心不安，不知道是否还要坚持。

不知不觉，我在贵州的工地上干了1年多，度过了实习期，顺利转正，但这丝毫没有减轻我的焦虑。

2015年年底，大家都翘首以盼单位能发一笔可观的年终奖，安心回老家过个好年。当收款短信提示音响起的那一刻，我们几个新来的纷纷停下了手中的工作，翻到短信页面，想看看转正后到底能发多少薪水。

可看着看着，大家的脸色都凝重起来：

“这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发错了？”

“这也太少了吧，领导当初在酒桌上说的话都是吹牛吗？”

“当初入职承诺的可不是这个数啊？”

各种抱怨吐槽响彻整个屋子，我们几个新人互相透了底，原来大家的年终奖都不到1万，再算上各种补贴福利，全年到手也仅6万而已，同转正前的待遇大差不差。我们起初以为，是不是单位少发了一笔？可等了许久，始终没见到第二笔奖金的影儿。

别的同事有没有找领导对质不知道，反正我当时就气得直接给领导发了条短信，说自己这1年多来吃不好睡不好，连年假都没敢多请几天，任劳任怨，结果过年就发这么点钱，这和当初入职说的相去甚远，今天怎么也得给我个说法。

没多久，领导回我信息了，他说今年项目是接了不少，但好几个甲方资金紧张，有几笔钱没能立即收上来，再加上今年人力、物料都在涨，成本大幅上升，导致项目收益不如预期，希望我能理解。还说项目既然已经做了，钱肯定不会少的，明年春天就可以收回来，今年过年就先克服一下。

我已经被领导忽悠惯了，一听就知道这不过就是缓兵之计。说实话，我真的受够他们这套“假大空”话术了，本来对工地层出不穷的事儿就很不爽了，再被领导搞了这么一套，越发激起了我想要离开的心。

5

2016年春天，我下定决心要辞职。当时我暗自复盘了下毕业时的种种选择，又向几个同学打听目前的行业状况，给自己定了个目标——去读研究生！

当领导听说我要辞职考研时，并没有多惊讶，只是象征性地挽留了下，说干完铁路桥项目，就调我去搞市政工程，工作环境会好很多。

我笑了笑婉拒了领导的好意，直接提交了辞职申请。辞职流程走完，我立马提桶走人。走出大山工地重新回到城市的那一刻，我感觉无比的轻松，仿佛卸下了一个压在身上已久的大包袱。

辞职之后，我就专心备战考研，虽然过程辛苦，但结果是值得的。舍不得放弃老本行，研究生专业我就选了道路与铁道工程，与本科道路与桥梁工程内容相衔接，打算以后继续在工程行业干。

2019年秋，我研究生即将毕业，开始了新一轮的求职。这次，我比本科时多了个心眼，咋地也不再去施工单位了，特意选了一家全国排名靠前的大型路桥设计院——这样就可以坐在办公室画图纸，不用再回到艰苦的工地了。

新单位也是国企，总部设在上海。我先被分配到武汉分公司，办公地点在市区一栋写字楼里，每天就坐在办公室里用CAD画图，偶尔也会加班，但总算是有了自己的时间，不用被一直按在工地上，我感觉比原先好了不少。然而就当我以为会在武汉设计院干一辈子的时候，第二次逃跑的“种子”却悄然埋下了。

入职没多久，我收到去上海总部培训的通知，想着刚好可以去大城市转转，当即答应了下来。

到上海后，我见到了好几个一批进来的新同事，他们来自各个地方分院。上海总部的领导给我们分了组，每组安排一位项目负责人带教，美其名曰“通过参与实际项目，达到培训目标效果”，实际就是在各个负责人手下干活。

我们组有3个人，只有我是应届毕业生，其余2位都是社招进来的，有些工作经验。负责培训我们的是总部的一个负责人李姐。她看上去很年轻，说起话来轻声细语，完全不是我想象中国企领导的样子。除了带我们仨，李姐还有个徒弟，也是上海总部员工，跟着她2年多了，由于他来得比我们早，也算是前辈，我们都称呼他“大师兄”。

大师兄蛮有意思，没事就和我们八卦领导。一次，我和他在食堂吃饭，聊着聊着，就说到李姐。

“想不到李姐这么年轻就已经是项目负责人了。”我感慨。

“别瞎说，她哪里年轻了？人家在总部都工作好多年了呢。”大师兄回我。

我有点惊讶：“哦？这我真没看出来啊！”

“你看不出来很正常，那是人家有钱，舍得花钱保养。”大师兄接着说道，“听说她老公是我们集团领导，在上海有好几套房呢。”

“那你说李姐平时脾气应该可以吧，我看她说话都还挺温和的。”

“李姐平时确实不怎么骂人，不过她管起人来还是有自己手段的，你后面可要小心点哦。”

当时，我不明白大师兄这话的含义。后来得知，在我们设计院里，大概有四成的“老资历”平时都是不愿意干重活儿的，连领导都很难叫动他们，这些活儿自然就落到了年轻员工头上——设计院常用的幌子就是“培训”，把各分院的新员工召集到总部来“洗脑”，让大家觉得“必须做一些有挑战性的工作才能成长”——这样一来，就老老实实地去干脏活累活了。

像我这种新进员工，在单位没什么地位背景的，领导说什么就做什么。试用期不用发全额工资，我每月扣除五险一金，到手就6000块，至于年终奖，单位老早给我们打了预防针，说第一年只发个几千块意思一下，不要多想了。

这薪水在二三线城市可能勉强过得去，但是在上海，就远低于其他行业了。我们同批来的基本都是硕士学历，还有好几个是985名校出身，却只能拿着这样的收入，每天累死累活，真是纯纯的廉价劳动力了。

6

培训伊始，李姐对我们客客气气，没安排太多工作，实际上是在暗中试探、默默观察。我是组里唯一的应届生，资历最浅，也最老实听话，她很快就露出了狼外婆的真面目，专挑我这个软柿子捏，疯狂压榨。

“小陈，帮我把这个图纸打印一下。”

“小陈，把这个横断面图出一下。”

“小陈，这个纵断面，你画一版给我。”

办公室里一会儿一个“小陈”，接连不断、此起彼伏。我每天回宿舍的时间从晚上7点拖到9点，最后直接变成11点。到了周末，李姐也不会放过我，经常一个电话把我叫到单位加班画图，我根本没有时间出去玩，“在上海转转”的幻想算是彻底破灭了。

不比小组里另外两个同事，我之前一直在学校里，设计经验不足，很多东西都不太懂，不得不经常去请教李姐，但每次找她她都很忙，各种电话接个不停，回答了几次后就开始不耐烦了，后来索性对我说：“小陈，你还是要自己多研究，如果什么都问我，那我也没时间干活了。”

我向大师兄抱怨：“李姐这太不地道了，想请教点问题，她还有点不高兴。”

大师兄反而笑着说：“那可不，李姐现在是大忙人，哪有时间给你解答问题啊。”

“她能有啥忙的啊，杂事儿不都交给我做了吗？”

“她忙的可和你不一样哦。”大师兄边说边在电脑上打开几个图纸，一脸神秘地指给我看，“你可别和别人说哈，这些图是我在帮李姐画的，都是给别的单位做的私活儿，李姐每天电话里就是在忙着对接这些事呢。”

我多少有点明白了。我也听说过，在设计院里很多项目设计费都不高，单位接过来，经院长、总工、经营这一轮轮薅下来，下面真正画图的人根本分不到几个钱，所以有技术、有关系的老资格们会想办法跳过上面那帮领导，直接自己偷偷接活儿，“去除了中间商赚差价”。对于派私活的单位来说，直接对接画图的设计师，报价就可以更低，不用花大价钱就能把活儿给干了，简直是双赢。

但我们单位明面上是不允许员工接私活儿的，因为个人没有相应的资质、没有合同约定，也不是公司性质，纯靠口头承诺，出了安全事故，这责任就大了。不过李姐胆子确实大，不仅自己揽私活儿，还利用徒弟帮她干活儿，估计也是仗着有个当领导的老公。

一想到这儿，我质问起大师兄：“师兄啊，你这太不地道了，李姐把单位分的脏活累活全让我干了，你倒好，跟着李姐挣钱，估计也分了不少好处吧？”

“好师弟，你可别瞎说，你以为我那么想做这个吗？我也怕担责啊！”大师兄赶紧解释，“李姐毕竟是我领导，我不敢违抗她。而且你以为我轻松吗？我除了帮李姐干私活儿，手上还有咱们单位自己的项目，每天几乎都要搞到晚上12点到凌晨1点才能睡觉呢！”

听到大师兄也每天加班，我总算是平衡了些：“师兄啊，你比我还是好点，你虽然忙，但帮李姐挣钱，她也不会亏待你啊，怎么也得给你点辛苦费吧？”

“可拉倒吧。李姐那些都是小打小闹，大项目她也不敢接啊，每次都是设计些小破路，挣个几千块，我也分不到多少。她老公才厉害呢，人家是大领导，转包分包都他说了算，随便给别的单位分点活儿，光中介费都不得了呢！”

“师兄，你说等我们以后当上领导，是不是也能有各种搞钱的路子啊？”

“那你是想多了。”大师兄哗啦给我浇了盆冷水，“我们没赶上好时代，现在基建已经搞得差不多了，工程行业整体在走下坡路，各个设计院都在收缩，领导位置以后只会越来越少，像我们这种没背景没关系的，当上个小领导，估计都得等到猴年马月了。”

大师兄一语道破了设计院的窘境——上面的领导们一个个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各种搞钱，下面的年轻人每天做苦力，不仅得不到培养，上升空间还被堵得死死的。

“既然我们一辈子永无出头之日了，那这图画的还有啥意义？难道一辈子就给李姐他们当赚钱工具了？”我又激动了起来。

“没意义也得干啊，总是要吃饭的嘛。”大师兄无奈道，“不过你也别太担心，你应该也看到了，我们单位基本上都是老员工吃新员工的红利，等我们再混点资历，工资也会慢慢涨上去，还能带几个小兵帮我们打打杂，就不用搞得像现在这么累了。”

我不太认同他说的：“师兄，现在的年轻人可都不傻吧，哪里会愿意留在这里天天给别人做‘奉献’啊？”

“你看我不就是么？每年毕业生那么多，想留下来的大把！现在工作不好找，跳槽也是有成本的，我们单位好歹也是行业里的‘大院’了，比起那些‘小院’还是稳定不少的。如果你决定一辈子搞设计，那就只能慢慢熬下去了。”师兄叹道。

万万没想到，大师兄工作也才2年，就已经有如此深刻的“打工人觉悟”了。他说的确实很对，要在设计院立足，如果自身没有超强的工作能力，熬资历是最好的办法，等你熬到可以吃新人红利，那就算是成功了。

可是，我现在就是被吃红利的小虾米。

往后的工作，我再没有了刚入职时候的冲劲，加上被李姐各种催折，每天上班真的跟上坟一样。

7

几个月后，我终于迎来了一丝转机。

一天，李姐突然找到我说：“小陈啊，你这段时间辛苦了。我们之前做的方案，马上要开始投标了，为期1周。我希望你能帮我个忙，留下来和我一起完成投标。这周会比之前还要辛苦，但我答应你，熬过这周，你就能彻底解放，可以回分公司了。”

听完这话，我真是又喜又忧，喜的是终于可以逃出她的“魔掌”了，忧的是接下来的一周，我能撑得住吗？但我也没得选，只能强打鸡血，在领导面前作出承诺：“李姐放心，不管多累，我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第二天，李姐把我们小组3个人叫到一起开动员会——这次投标要求是设计一条高架快速路，总投资大约20多亿，要是中了标，我们单位就可以分到2千多万的设计费——所以她要求大家先把手上其他的工作放一放，全力以赴投入到投标工作中来，还特别强调，这次投标特别紧急，1周后必须出好所有图纸。

李姐给我们每个人都分了任务，因为项目前期一直由我跟着她在做，所以这次投标我就成了主力，负责深化图纸方案，包括整条路的平纵横设计的出图，外加一个全互通立交的比选方案。有之前的研究成果打底，刚开始一切还算顺利，可就在我这边出完了好几张关键的方案图纸时，噩耗突然传来——因为我们方案里标注的交通量有明显不合理的地方，总工把我们的投标方案给否了，要求我们马上重新修改。

我们赶紧找交通建模的同事问怎么会这样，才得知他也在同时忙好几个项目，分身乏术，就找了个“小朋友”随便预测了一下交通量，没想到，测得不对，直接导致我们这边部分平面的线型和立交节点的设计废了。

要是早发现交通量测错了倒也还好，可此时我们都已经出了好几张整体图纸了，设计图纸平面图一改，总图、效果图等相关图纸都得跟着改，牵一发而动全身，本来只需要收尾的活儿，几乎是要从头再来。

距开标只剩3天，要大改肯定来不及，但李姐坚持：“总工的要求，我们必须全力完成，就算是不睡觉，也得改出来！”

她下了死命令，我们只能重新来过。第二天一大早，我们3个就来到单位开始疯狂改图。为了争取更多时间，吃饭全点外卖，饭来了，吃两口对付一下胃，即刻又投入到工作中。我放弃了睡觉，铺了一张折叠床，困了就躺一会儿，醒了继续画图。头一天晚上熬了个通宵，第二天就吃不消了，听别人讲话都晕晕沉沉的。

但是再难也得挺过去，为了回武汉，我必须迈过这道坎儿。

最终，我以3天只睡了5个多小时的代价，换来了领导满意的图纸方案。图纸全部打印装订好的那一刹那，我还是有那么一点成就感的。然而，一腔心血并没有结出硕果——我们的标书综合评分排名第二，比第一名只差了0.2分，落选。

尽管投标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李姐信守承诺放我回了分公司。

2020年秋，回到武汉已经半个多月了。经此一番，我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年届廿八，我更加惜命了——自己的身体确实比不上当初在工地上班的时候了，先前多次高强度熬夜加班，现在心脏有时都会不太舒服。

为了安心，我鼓起勇气去做了个体检，还好心脏没什么大碍，但就这半年多的时间，原先干干净净的五脏六腑，长出了肾囊肿、胆囊息肉。

“身体是自己的，工作是干不完的”，我开始养生，每天上班就泡上一壶菊花枸杞，按时吃饭，定期锻炼。院里有很多同事晚上加班多了，就习惯把白天的工作拖到晚上做。我为了能早睡早起，则尽量控制在白天完成工作，坚决不拖到晚上，不在我职责内的工作更是能推则推。

我的变化引起了分公司领导的不满，他专门查了我的打卡记录，发现我的加班时长比之前大幅减少，就叫我过去谈话：“小陈，感觉你最近工作量不饱和啊，我那天晚上看到大家都在加班，怎么你的工位上却没人呢？”

“领导，我把活儿都干完了就回去了，不信我可以给您看我这几天的工作成果。”

“行了，之前的事我就不管了，我相信你不是那种摸鱼的人。你也看到了，最近其他同事都很忙，公司承接了一个河南的项目，马上要出施工图，正缺人手，你既然有时间，那就派你去那边帮忙吧。”

好家伙，又是“帮忙”！领导这是认定我上班偷懒，开始给我加活了。我清楚地知道，这次出差绝对不会轻松，但是我要再推脱不去，估计他就得发火了。

8

到河南，一下火车我就被接到了单位办事处开始工作。办事处就在当地租的一间三室一厅里，比武汉办公室磕碜得多，项目负责人姓熊，我们称呼他“熊总”。此人圆圆胖胖，日常和我们说说笑笑的，跟李姐一样，看起来没什么领导架子，起初也给我一种“能处”的感觉。

当时是出图的关键期，总部领导对工作进度三天两头地敲打，要求我们必须按时交出可供施工的完整图纸，否则年终奖就得打折扣了。为了把我们的劳动力压榨到极致，领导们还给出了个损招，美其名曰“封闭画图”——在工程设计行业里，有些不人性的单位确实会在一些特殊时期，将各个专业的技术人员配齐后，关在酒店或居民楼里，规定工作时长，限制出行自由，直到完成任务为止。短期的封闭画图是可行的，大家集中专心办公，确实能加快进度，但是战线一旦拉长，这么干就会对人的身心产生极大摧残，所以大多数设计院不到特殊时期，一般不轻易使用。

领导出了损招，下面的虾兵蟹将唯有听令行事。我们每天从早上9点画到晚上11点，中午休息1小时，只有星期天可以休息上午半天，过节也不例外。上班期间，所有人未经批准不得擅离办事处，除病假丧假外，直到完成图纸。

“简直是丧心病狂、泯灭人性！”这是我和几个年轻同事的第一反应。

几个老员工却习以为常，过来安慰我：“小伙子，我们这行就是这样，会比较辛苦，不过也就苦这一段时间，等出完图，你们就轻松了。”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话了——真的“熬过这段时间”就能不忙吗？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忙是永远都不会结束的，等忙完这阵，就意味着下一阵。

封闭画图持续了1周，6、7个大男人挤在20来平米、通风极差的小客厅里，除了吃饭睡觉，整日都要坐在椅子上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上密密层层的方案图，感觉眼睛都要瞎了。每天超长时间工作，没有足够的休息、没有出行自由、更没有娱乐活动，我压抑得不行，同事起初还能挤出点笑料解乏，可到后头大家累得不行，就都垂头丧气、寡言少语了。

单位专门在办事处边上给我们租了住的房子，但只有深夜我们才能回去，回去只想立刻躺下。吃饭更是个麻烦事，好几个同事提议请个阿姨做饭，但上海总部不想额外增加成本，我们只能在外面买快餐，卫生不行，经常一吃就拉肚子。

最令我难受的还不是这些琐屑，而是我原以为会好相处的熊总。这次封闭画图效果极差，出图进度一度滞后。一旦进度稍有差池，他总作为项目负责人要先负主要责任。于是，熊总再不像初见那般嘻嘻笑笑了，脾气日益暴躁，经常因一点小事就斥责我们，总认为是我们背地里摸鱼偷懒了。即使我们每天熬到晚上11点，他犹觉不够，要是走得比他早，就会反问：“你们怎么回事？我都还没下班，你们怎么敢走那么早？”有的同事画累了想玩会儿手机放松，被他看到后，就会问：“你的图画完了没？你知道现在时间多紧张嘛？没画完图还敢偷玩手机？”

一次，我在外面又吃坏了肚子，没完成当天的任务，熊总当着大家的面直接发飙：“小陈，你昨天什么情况，图纸才画这么点？”

“熊总，我昨天一天都在拉肚子，身体很不舒服，实在是画不动了。”

“你这么年轻就画不动图？我看你是加班加少了！你不要解释，要是下次再这样，我就向总部报告，扣你年终奖！”

说真的，当场我就想打人，不过最终还是忍住了，毕竟他也算是领导，我不想和他撕破脸皮。

熊总的坏脾气愈演愈烈，他经常一边办公一边在我们面前对领导各种抱怨和谩骂。我们担心他压力太大，劝他回去休息，他急忙解释：“没事，我就是抱怨几句，发泄一下心中的不快。”我们的心暂时放下来了，可没过几天，他又急匆匆地跑过来说：“唉！我这几天都失眠睡不好觉。昨天我半夜起来做了个抑郁症测试，显示我有轻度抑郁，等搞完这个项目，我一定要去看下心理医生。”

9

压抑的工作模式加上不正常的领导，让一些年轻同事渐渐生出离开的念头，开始偷偷在网上看招聘信息。我也偶尔会在手机上浏览下其他设计院的信息，好死不死，却被熊总看到了。

不出意外，他又大发雷霆：“你上班期间不好好干活，看别的单位信息干什么？”

“没啊，我就随便看看。”我急忙解释。

“你是不是想跑路？我看你一开始就没想长留，你只是把我们单位当作一个跳板，积累了经验就要跳槽，你真是浪费了单位对你的培养！”

听到这，我真是火大了，立刻顶了他：“你说的都是狗屁！我来这里，就没人好好培养过我，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就是要跳槽，明天我就辞职！”

一旁同事看到这番情景，急忙把我俩劝开。之后我就一直没再理熊总，自顾自地干事。

冷战了几天后，熊总居然主动找上了我，忧心忡忡地对我说：“小陈，那天我确实冲动了，给你道个歉，希望你不要介意。”

“没事，熊总，我也有不对的地方。”我接受了这个道歉。

“你可千万别走啊，我们现在正是人手不够的时候，你要是走了，别人来也没法立刻接手，这项目负责人我可真就当不下去了！”

说完，他竟当着我的面哭了起来。我第一次遇到一个大男人因我落泪，搞得我一脸懵逼。

后来，总部也知道了这边的情况，怕熊总真出什么精神问题，就把他调走休假去了，我们也终于不需要封闭画图了。熊总算是解脱了，可我们还得继续完成工作。本以为图纸交了就能回去了，结果甲方怕后期修改大，强烈要求我们留几个人下来做施工配合，也就是说，至少还要在河南再待个大半年。

我一听回不去，心里变得异常焦躁，情绪好像被熊总传染了一样，每天吃不下、睡不好。我害怕说不定哪天自己也会变得像熊总那般，因为顶不住压力而精神错乱，只能给分院领导打电话，申请回去。分院领导回复说他们权限不够，让我找总部领导沟通，我又联系上总部领导，坦言再这么干下去我也快有心理问题了，想赶紧回去。谁知总部领导压根不信，让我再坚持下，等他们找到替我的人。

眼看领导们一个个地都在踢皮球，我知道回去是无望了，那就只剩一条路了：“这破单位，谁爱待就待去吧！”

一怒之下，我又辞职了。

如果说第一次辞职是入错了行，那第二次就是遇人不淑了。在设计院工作的这段时间，高强度高压力确实让我的技术水平得到了挺大提升，但这种速成式的极限操作也让我身心俱疲，不说幸福感，就是工作的成就感、认同感，也寥寥无几。现在想想，倘若当时我能碰到好一点的领导，能循序渐进地培养我，我应该会在设计院干得更久。

辞职后，我决定休息一段时间。2021年春天，我回到老家和父母住在一起，每天无所事事。

有部电视剧台词说得很好：逃跑虽然可耻，但是却很有用。没了领导催促，不用加班画图，每天睡到自然醒，这种感觉真的爽爆了。但逃跑是有“有效期”的——我爸妈看到我颓废的样子，恨不得立马把我赶出家门，表情凶恶。

所以，我又开始找工作了，在网上看了不少设计院，但都不是很想去，因为听说净是些性价比不高的血汗工厂。就在我迷茫之际，老爸一句话点醒了我：“你不想加班就去政府部门吧，当公务员肯定能轻松点。”

对啊，也不一定学什么就得做什么。我一门心思准备起了公考，没日没夜地复习申论、行测，上网课、做试卷，最后“上岸”去了老家的城建部门。

公务员是不是就可以每天轻轻松松、朝九晚五？考之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现在发现还真不是。我考的是专业技术岗，结果给我分配了个文秘工作，每天各种给领导写稿子，同样躲不开加班熬夜。我也曾向领导反映，请他调我去业务科室发挥专业特长，但领导次次以“人事调动是个大事，得好好研究”搪塞过去——说白了，写材料这个苦差没人愿意干，我要是调走了，很难再找到一个人。

三线城市小科员每个月到手工资还不如在设计院，反腐倡廉之下，灰色收入没了，福利待遇大不如前，也就是勉强糊口。但公务员的工作强度确实比工地和设计院小，加班频率也没有那么变态，工资虽低，还能稳步增长。

有时我也会想，如果当初没辞职，混到项目负责人的话，工资待遇会比现在高不少。但我深知，自己在政府部门写惯了材料，早已无法回到工程行业了，更没法适应每天疯狂加班的工作强度了。

考上公务员没多久，我遇到了我的妻子，步入了婚姻殿堂。如今，“小陈”变成了“老陈”，即将为人父，我再也不敢贸然辞职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
投稿给“人间-非虚构”写作平台，可致信：thelivings@vip.163.com，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单篇不少于2000元的稿酬。
投稿文章需保证内容及全部内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人物关系、事件经过、细节发展等所有元素）的真实性，保证作品不存在任何虚构内容。
其它合作、建议、故事线索，欢迎于微信后台（或邮件）联系我们。
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平凡之路》（2023），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一条大路从村子中间穿过，将胡桥村划为南北；一座破旧的小学矗立在村中间，将村子分为东西。村西头有一百多户人家，无论你去哪家人嘴里打听我的母亲，他们都会说：“海兰是个做死的命！”

我人生中不能确定的事情很多，但对于乡亲们的这句话，我深以为然，并担忧着这一天的到来。而且，我无比确信的是，如果有一天我母亲真的过劳死，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得归咎于3份早餐。

1

2006年，我上初一，我哥上初二。镇上的中学离我们家2公里，走路不到半小时，我和哥哥年纪都偏小，于是选择走读。那时的中学6点就要上早自习，一直上到7点半学校食堂才会开饭。我和哥哥每天早早地起床洗漱，宁愿在学校的铁门前等小卖部老板开门，也不愿意在家多睡会儿。

那时我父亲在遥远的辽宁，干劲十足地建设现代化新沈阳。为了让我们在早自习的时候有力气读书，母亲会在4点半起床，给我们准备洗漱用水和一份早餐前的“早早餐”——米汤冲鸡蛋。从我记事时起，我家一直养着十几只鸡，除了最冷的腊月，每天都有鸡蛋可以捡。那时电饭煲还没有在乡下普及，母亲把米淘洗干净后加水在汤罐里煮，大约过个20分钟，汤罐里响起“咕嘟咕嘟”声，米汤泛起的泡沫会顶起汤罐的木盖子，再稍微煮一两分钟，米汤就煮好了。

母亲先把两枚鸡蛋分别打进两个杯子，再撒一些白糖，而后提起汤罐两侧的绊（铁质提手），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捏住汤罐盖，漏出一条缝来沥米汤。汤罐逐渐倾斜，米粒被木盖子拦住，滚烫的米汤如瀑布般从缝隙里冲入水杯后，母亲赶紧招呼我和哥哥用勺子搅拌鸡蛋，蛋黄和蛋清混合在一起，瞬间变成了絮状。

米汤冲鸡蛋做好了，可母亲手上的活儿还没完。她把剩下的米汤倒进大碗，将木盖上残留的米粒拿筷子扫进汤罐。汤罐又重新摆到了灶台上后，再在湿润的米粒堆上扎上十几个孔，盖上盖子，烧上几把火“冲饭汽”。这样蒸出的米饭十分干爽，底下还会结一层金黄的锅巴，拿温热的米汤冲进去，搅碎，香喷喷的锅巴粥就做好了——这是母亲和奶奶的早餐。

灶门口暖色的火光跳动，光影中的母亲看着我和哥哥一边吹气一边喝米汤冲鸡蛋，提醒道：“慢点喝，烫。”我哥听话，不紧不慢地喝，我总担心迟到，不等凉下去就火急火燎地往嘴里灌，舌头都烫麻了。

“这里还有饼干，先吃饼干。”母亲看着我这猴急的样子也没办法，只好让我先吃其他东西。她用来搭配米汤冲鸡蛋的饼干各种各样，有字母饼干、小熊饼干、橙子味饼干、鸡蛋脆饼，还有很多是我叫不出名字的。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母亲是从哪儿找到这么多种饼干的，那时候，我们镇上连正经超市都没几家。

吃饱喝足，我和哥哥就拿着母亲早充好电的手电筒去学校了。电筒的光亮刺破黑暗，照亮眼前不过5米的路。抬头，北斗七星清晰可见，把我们引向更远的远方。

2

第一个“远方”很快到来，那是我们县的县城。

2008年，县一中为了和市里的黄冈中学抢优质生源，提前招录120名初二学生去读一中的理科实验班，四年一贯制，直到高中毕业。我很幸运成为了其中的一员，但县一中距离我家70里远，只能住校。

哥哥在中考之后选择辍学，开始了学徒生涯。我以为不需要给我们哥俩准备早餐后，母亲就可以多睡一会儿了，但在学校的电话亭里打电话回去才知道，这仅仅是我的一厢情愿。

“姆妈你还这么早起来吗？”

“嗯，还是4点半起来。”

“你起这么早准备什么？”

“你爸啊。还要给你爸做复健。”说这话的时候，电话那头的母亲先是轻叹了口气，之后语气轻柔地讲，“你初一的时候，早上喝了鸡蛋去上学，你奶还没起来，我一个人在家还能睡个回笼觉。现在你爸这样，你说我哪有心情去睡回笼觉？”

电话这头的我听了，立刻红了眼眶。

本来，做泥瓦匠的父亲，已经是个小工头了。可沈阳太冷，工地10月就停工，一年前，从工地回到家的父亲，闲不住，在老家又找了份事做，一次傍晚收工，他坐我表叔的摩托车回家，路上烟雨朦胧，他们迎面撞上了大卡车……父亲从医院里捡了一条命回来，但左腿植入了20多公分长的钢板，疤痕像蛇一样盘踞着。

因为这块钢板，父亲的左膝不能弯曲自如，出院后的小半年里，我们要给他掰腿、做康复——反复按压他的小腿，令他的膝盖骨做一些弯曲的活动。那个寒假，父亲横躺在床上，双腿悬在床边，我一手压住他的左大腿，一手往下摁小腿，让他的左膝尽量弯曲。我每下压一次，父亲就会像耕地的牛一样低沉地“哼”一声，一句话也不说。

这样的复健工作只持续了不到一年，任凭母亲再努力，父亲的左膝盖也还是落下了终身残疾。泥瓦匠的工作是做不了了，只能在家种地，家里的经济压力陡增。

胡桥村是个小村子，分到每个人头上也就八分地。种地撑不起一家五口的日常开支，更何况我还在读书，学手艺的哥哥一时间也没钱应付生活，家里还要还父亲做手术欠下的外债。父母思来想去，和大伯一商量，决定先挪用预留给奶奶准备后事的2万块钱买一台碾米机（用来给谷粒脱壳的机器）。碾米的生意并不好做，那时候隔壁村已经有机器了，碾一袋米收7毛钱。

碾米的第一步，需要人工把一袋约80斤的谷子扛起来倒进碾米机的米斗里，谷粒通过机器里的胶辊、米筛，粗糙的壳子才能磨掉。父亲那残疾的左腿，怎么禁得住每天给客人扛谷袋呢？

但他和母亲硬是把这门生意做起来了。他们腾出厨房旁边的一间十多平米的库房，架起碾米机，机器启动的那一下，周围的地面震动起来，四面的邻居都能感受得到。起初大家不适应，有些抱怨，但转念一想我父亲要靠这吃饭，也就理解了，反倒都来支持他的生意。

为了回报乡邻们的善意，父亲咬牙坚持给来碾米的乡亲们倒谷子，一袋一袋，一次一次。多的时候，他一天要往米斗里倒三四十袋。母亲心疼他，从一开始就埋怨：“就知道做好人，给人驮谷袋倒谷子，以后老了浑身都是病，看你怎么办！”可父亲不听，只要来碾米的乡亲一招手，他就会拖着左腿，热情地上前帮忙。

父亲初中毕业，文化不高，没事就喜欢看新闻，对时事政治熟稔于心。来碾米的多是中老年男性，除了庄稼生产，他们最热衷谈论的就是家国大事。很多人第一次来我家碾米就和父亲相谈甚欢，相见恨晚，有时米都碾完了，父亲还要靠在门框上跟人多聊一会儿。母亲性子急，看不惯，总是责怪他：“饭都凉了，还拉着人说话，有这时间还不如多做两件事。”

母亲埋怨归埋怨，正是靠着周到的服务和“贴心的交流”，父亲的口碑很快就积累起来了。十里八村的人都知道胡桥村有个碾米老板，人热情，服务好。四季农时教会了乡亲们要赶最早的黎明，他们在冬季的凌晨4点半就来我家屋外喊父亲碾米了。父亲舍不得生意溜走，赶紧起来，母亲自然也跟着起来，因为碾米机一旦开启，“轰隆隆”的噪音让人很难继续睡下去了。

我曾问父亲：“为啥大家这么早就来？”

父亲答：“年底了，在外打工的孩子们回了，做父母的想让他们早点吃上当年的新米。”

3

父亲碾米基本是从清晨忙到上午，腊月的时候甚至要忙到中午，其他时间，他就打理自家地里的庄稼。母亲没地可种，闲得心发慌，她想为我和哥哥攒钱，于是就找到她大姐，拜托她问问在镇子上做包工头的姐夫还招不招小工。

我大姨说：“做小工是挑砖、和水泥，这些都是男劳力做的，女的吃不消。”

母亲说：“大姐，你还不知道我？我之前一个人在家种地，挑水、挑粪都是我做，挑砖这事肯定也能做。”

我大姨把丑话说在前头，说大姨爹脾气臭：“要是事情做差了，他怕是也难给你好脸色。”

最终，母亲在大姨爹那里找到一份小工的活儿，但大姨爹要她很早就得去工地——农村盖房分大工和小工，人家大工主要负责砌墙、抹灰，小工就做搬砖、和水泥等杂活，每天都要早早到工地上准备水泥砂浆，不然大师傅来了没料可做。

为了把工地上的活儿干好，母亲延续着早起的习惯。4点半，月光还未散去，太阳远未升起，四下一片漆黑，起床的她熟练地从枕头底下掏出一支手电筒，缓步移动，打开房门，穿过正屋的大客厅，穿过楼梯走廊，穿过后屋的客厅，到水井边打冷水。她不会开灯，因为灯一亮，楼梯间底下的鸡窠里就会发出“叽里咕噜”的声响，继而唯一一只公鸡就会仰天长啼。如果我和哥哥在家，这一声声啼鸣会让我们惊醒。奶奶也会被叫醒，不过老年人睡得早起得也早，倒也不用太担心。

母亲摸黑打了井水回到房间，掺着前一晚烧的热水开始洗漱，这时父亲也起来了，他们房间里的灯骤然亮起来。白色灯管射出的灯光透过粉红色的薄纱窗帘，从屋外看，像是一面旗帜，宣告着胡桥村最勤劳的女性，要开始一天的劳作了。

洗漱完毕，母亲的第一项工作是放鸡。

鸡是很不可思议的动物。白天人只要靠近它们，它们会立马闪避躲开，敏感得很，而到了晚上，夜幕来袭，无论是公鸡还是母鸡，都会安安分分地挤在角落里，人伸手去抓，便乖乖就范，任凭处置。

我家的鸡窠是父亲用旧衣柜拆下的木板打造的，四脚安装着滚轮，六面都呈栅栏状，木板与木板之间留出大概三公分的空隙用来通风，这样鸡才不易患病，唯一的坏处是鸡屎容易从空隙中掉出来。每次母亲将楼梯间的鸡窠小心翼翼地推出门时，母鸡就在鸡窠里面“咕咕咕，咕，咕咕”，公鸡则蓄势待发，一旦见到光亮，便扯开嗓子啼叫，鸡窠所经之处，沿途会留下一地鸡屎。

十来只鸡获得了自由时，已洗漱完毕的父亲也已经钻进后屋的机房开始给乡亲们碾米了。这时母亲还不能准备早餐——父亲车祸后，母亲找算命先生算过一卦，先生说我父亲这次之所以能死里逃生，多亏了家里的先人坐得高（祖先有灵性，会保佑人）。母亲懂算命先生的意思，自那之后，每天早晚都要给家里的先人敬香，连带着敬天地和灶神。每逢初一十五，她还会去村里的三座庙里拜土地公、土地婆和其他菩萨们。敬完香，把一串鞭炮点响，是母亲对一天生活的美好希望，她希望这个家庭的祖先，这个村子的菩萨，能保佑一家人平安工作，平安生活。

晨光熹微时，母亲终于可以准备早餐了。如果我和哥哥不在家，主食一定是顶饿的米饭。吃米饭，就需要起锅做菜，早上时间有限，母亲便做一些比较容易熟的菜，像炒各类小青菜、土豆丝等，再搭配一些腌制的咸菜，日日如此。

早饭做好，奶奶通常还没起来，父亲还在机房里忙着，母亲要赶去工地，便第一个吃。她怕炒菜凉了，不会把菜从锅里盛出来，只舀出来一些和饭吃下，再喝点米汤。她不习惯坐着吃饭，总是一个人端着碗靠在厨房的门框上，一边匆匆忙忙吃，一边看着正屋门口，看着屋前的小巷。有时候早起的邻居拎着大桶衣服走过，看见母亲，便搭上几句话，感叹她这么早就忙好了早饭。

奶奶若起得早，也不会和母亲一起吃饭——年纪越大，她越和急脾气的母亲对付不来，坚持要和自己的儿子一起吃饭。可父亲碾完米时，菜已经凉透，饭也结成了硬块，只能泡开水，即便如此，奶奶还是坚持等。

忙忙碌碌中，时间到了6点半，母亲就该出发了。

4

2010年我读高一下学期时，明显感觉到自己跟不上理科实验班的学习节奏，尤其是化学，令我头疼，期末测试只考了38分。

文理分班的日子很快就到了，我想从理科实验班转去文科班。因为没有这种先例，班主任让我先给家里打个电话。但我没有对父母说，他们没读过高中，也没经历过分班，我不想让他们对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感到担忧。

转文科的事落地后，我才给家里打电话，电话那头，父亲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叮嘱：“换个新环境，先适应，再考虑成绩。”母亲则说：“成绩好不好是其次，身体要好，换了班就换了，饭还是要好好吃。我问了海峰（我们村上一届理科实验班的学生）他爹，他说海峰一个月吃饭要500块，你怎么就200块？”我没有说话，只是想哭。母亲在那头继续说：“不要担心家里没钱，你读书的钱，我和你爹都准备好了，饭也要好好吃，一个月不说500块，300块钱总还是要吃的。”

我身体向来不好，低血糖一直如影随形。在母亲看来，鸡蛋是最好的营养品，上初中的时候，她给我做米汤冲鸡蛋，读高中后，每次放假回家，在正式的早餐之前，她都会单独给我做一碗冰糖红枣蒸鸡蛋。3个鸡蛋打在碗里，放上3颗红枣和几粒冰糖。等煮的米沥了米汤，就把碗放在米堆上，盖上盖子“冲饭汽”的功夫，蛋就蒸好了。

米汤的温润和冰糖的甜味会很好地盖住鸡蛋的腥味，这是在学校吃不到的滋味。

我在文科班很顺遂。2011年下半年我进入高三后，“陪读”的风气渐渐在县城盛行起来。我们班上有一大半的同学都在校外租房子住，有的还是父母一起陪读。母亲也不止一次向我提起要来县城陪读，“只要你答应，我们便会放下手中的一切事过来”。

但我知道，父母手中的事情又怎能轻易放下？我在县城拼命读书的那3年，母亲也在工地上拼命。她从一名只能挑砖、和水泥的小工，成长为能开吊砖机的技术工了。一起做工的大师傅们，先是怀疑：“哪有女的来做小工？挑砖吃得消？”后来是感叹：“海娥（我大姨）屋的老三（我母亲）不容易，挑砖、和水泥比男的都利索。”到我高三时，只有佩服：“海兰真是厉害，三楼开吊砖机，她一个女的都学会了。”只要我母亲休息超过两天，大姨爹就会打电话过来问她什么时候能复工——因为吊砖机没人能开。

父亲同样忙碌。3年时间，他成功地将碾米生意从本村扩展到了四里八乡。一到腊月，他凌晨就要开碾米机，午饭都没时间吃也是常事。他最初的竞争对手、那个隔壁村的碾米师傅，后来也成了父亲的客户，他说：“老胡啊，还是你细心，这米碾得亮堂堂的，还不少称。”

一般来说，100斤的谷子能碾出60多斤米。父亲把碾米机当成宝贝，每隔两三个月就保养一次，这样出米也多，100斤谷子能出米70斤往上。如果父亲来县城陪读，他好不容易积累下来的客户肯定会被别人抢去。

所以，父母哪有时间来照顾我呢？

母亲说：“要不让你哥过去照顾你半年？下学期我们再过去。”

哥哥离开学校后，先是跟着跟着大伯家的二姐学裁缝，二姐说他“屁股尖，坐不住”，半年不到他就跑了。后来他又跟着大姨爹学泥瓦匠，大姨爹说他“半个月都学不会提刀灰，没屁用”，不到3个月，他又跑了。最后父亲拜托四妈家的细哥给介绍了个做水电的朋友，哥哥跟着人家在武汉学徒，才稳定了下来。

我说：“那不行，哥的水电工作刚步入正轨，还没出师，这一走就是半年，师父肯定不高兴。”

我让父母安心在家。但到了高三的最后一个寒假，我还是没拗过他们，从学校搬出来租了房子住，这样晚上可以多点时间学习。高考前的最后一个月，我担心再不让他们来陪读一段时间，要是高考没考好，他们肯定会自责一辈子，于是松了口。母亲先来陪了我半个月，之后父亲陪了我半个月，一直到高考。

高考完的那天晚上，父母已经回了老家，我一个人在学校的操场上散步，给他们打电话。母亲带着轻松的口气说：“你考完了我才敢和你说，你当年从理科实验班转到文科班，你爹一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说你是不是长大了也不听话了，这么大的事儿都不提前和他说。”

仔细想想，我没和父母说的事情多了去了，可父亲和母亲不也一样吗？——从2013年开始，他们就瞒着我和哥哥，租下了村里叔伯和朋友家的18亩多田地（加上我们自己家的，足足有23亩）。那时种一亩地一年只能挣400块左右，挣得多点，也只有800块，好点的年景能挣1000块——而我在武汉读的大学，一年的学费和住宿费将近8000块，每月还需要生活费，加起来，得2万一年。

父亲和母亲更像停不下来的陀螺了，他们终日忙碌在碾米机房、工地和田地之间。从凌晨4点半劳碌到晚上8点半，无论何时去看，他们都在干活。但他们从没有向我抱怨过自己的劳累，我只能从村里人的口中听到“你父母不易”的叹息。

5

2016年6月，我大学毕业，进了黄石一家国企上班。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稳定的工作，意味着我父母可以喘口气，歇一歇了。

可是，国企虽然稳定，工资却很低，就在我实习期间，还经历了一次工资调整。看着那些有20多年工龄的前辈们为了工资是增加10块、还是20块而争执不休时，我又想到了每天凌晨4点半起床的母亲——就这点工资，我何时才能让父母不操劳呢？要是一直待在这里，以后买房、结婚，肯定还得扒父母一层皮，甚至还得扒哥哥一层皮。

那时恰逢互联网行业烈火烹油的时候，我在转正之前的国庆节选择了辞职。这一次，我提前告知了父母，父亲还专门咨询了读了博士的小表叔，但依然没拦住想要趁年轻赚钱的我。

虽然是裸辞，但我自信会很快在武汉找到工作，就临时借宿在哥哥那里——哥哥已经出师，靠接单子养活自己，在武汉租了个很小很小的单间，300块钱一个月。然而现实很残酷，一连3个月，我一直奔波在听宣讲会、投简历和面试的路上，却没收到一个offer。

武汉的大学多集中在武昌区和江夏区，很多时候，我要在5点多钟起床去找工作。那段时间，在公交车、地铁上昏昏欲睡之时，我很想知道，每天4点半起床做工的父母是如何保证一天都有精神忙碌的？

2017年年初，我终于接受了一个并不太满意的offer，它来自广东佛山的一家陶瓷厂，做管培生。农历春节过后，我就赶去了佛山上班。

陶瓷厂是销售型企业，培训了2个月后，我被分配去做招商工作，经常要参加酒局。我从大学养成的每周六固定打电话回家的习惯，也被一场场的酒局打乱了。母亲察觉出了异常，我只好把自己的处境告诉了她。母亲放心不下，给我算了个命，算命先生说我不能喝酒，会出事。我答应母亲不再喝酒，但做这份工作，实在做不到，我只能努力让自己不喝醉。

2017年年底，老总组织全公司聚餐，和我同宿舍的室友酒精过敏，一口啤酒下去都能面红耳赤，但为了不给他们部门的老大丢脸，他硬是在老总、其他部门领导来“串门”时连喝了好几杯啤酒和白酒。我也喝得飘了起来，后来还架着他去厕所吐。他在里面吐，我在外面等，我站不住，就直接坐在厕所门口。来上厕所的同事和领导来来往往，我还得赔笑，说自己“没事儿”。

那天晚上回宿舍，我和室友说：“不能这么喝了，没有什么工作比自己的身体更重要。”

没过2个月，室友便辞职北上，在编程培训班学了半年后，在他姐夫的帮助下做了程序员。又过了3个月，招商部业绩不好，全部人员要打散分配到各销区去。我趁机提出辞职，部门老大认为我是难得的笔杆子，多次挽留，但我还是再次裸辞。

2018年国庆节后，我在深圳找到了一份互联网行业相关的工作，收入开始稳定下来，而母亲那边的活计则开始走下坡路了。因为国家政策约束，农村建房越来越难，大姨爹能接到的工程越来越少，甚至想要去相邻的九江郊区接一些房子做。但城里的建设标准和乡下又不一样，活儿越来越难找。

“我和你爹算了一下，16年做了220多个工（一天就是一个工），17年做了200个出头，今年到现在10月份，才做了150个工，你大姨爹手上已经只有1套房子（的工程）了，其他事还没接到。”母亲说。

“没事做就多休息休息，身体第一，姆妈，再有2个月，你都50（岁）了。”

“50也还年轻，我和你爹还说，你过两年结婚买房子，我们凑凑还能给你出个卧室的钱，现在看只能凑个卫生间的钱了。”

父母不仅身体操劳，心里也一直操劳，电话这头的我好笑又心酸：“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房子我自己攒钱，你们挣的钱你们自己存起来，能帮就帮，帮不了也无所谓。”

但父母不会觉得孩子的事情是“无所谓”的，他们总会有方法让生活有新希望、新奔头。

2018年年底，他们俩一商量，目光又落在了碾米机上。

转眼10年已经过去，当初父亲买的最新款的碾米机也已经步入了风烛残年，时不时地坏，有时正在碾米，竟突然罢工。父亲要给老客户们赔不是，然后戴上那副可折叠老花镜和头灯，一点点摸索到底是哪个零件出了问题。但总维修也不是办法，这两年，隔壁村的年轻人已经买了新款碾米机来抢生意了。

电话里，父亲跟我说起了换新碾米机的想法：“退一步说，不是为了你和你哥今后要用钱，就是为了我和你姆妈以后老了手头有钱，不花你们的钱，现在还是要这碾米机存点钱。”

我没阻拦他们，也知道拦不住，只问：“新机子5万块钱，你们有钱吗？我支付宝里有活期的，你们要是存款不好动就跟我说，我转给你们。”

2019年的春节过后，赶在元宵节前，父亲终于换了新的碾米机。新机器进门，“九千响”的鞭炮和“八十响”的四喜大烟花响彻空中。家有喜事，极少喝酒的父母在晚饭时喝了些白酒，边喝边说辣口，我和哥哥陪着他们。奶奶年岁大了，晚饭已经不吃了。

那晚的月色很亮，照在收拾一新的机房门上，春联清晰可见——“生意兴盛路路发，招财进宝日日来”。

6

新机器碾米的速度提高了不少，老主顾们又回头找我父亲碾米了。母亲还是跟着大姨爹做工，能挣一天钱是一天钱，没工可做的时候，她就忙地里的活儿。我和哥哥都能挣钱了，父母肩上的担子轻了些，就把租来的田地渐渐还回去，只留下9亩多。那一年国庆节，哥哥和谈了2年多的女友订婚了，婚礼定在2020年的农历春节。

定下婚期后，哥哥更是起早贪黑地挣钱，结果在给业主装客厅大灯时，灯具的水晶配饰意外掉落，重重地砸到了他眼睛上。那天我正在上班，哥哥的徒弟，也是我小姑的儿子，带着惊恐的哭腔给我打来电话，说哥哥要马上手术，急需用钱。我立马转给了2万块钱过去。

好在送医及时，哥哥的双眼保住了，只是在以后的日子里需要多次手术修复。哥哥是民工，接的活儿是装饰公司的项目经理派的私单，没有劳动合同，也没有临时协议。他出事后，我们联系那个项目经理，那人就人间蒸发了。哥哥只能自掏腰包治疗，前后花了7万多块钱，攒的结婚钱都快花完了，还要在家养伤。

我安慰父母说：“好事多磨。”他们也说：“眼睛保住了就好，平平安安就好。”

然而，远在深圳的我并不知道那段时间父母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他们担心大儿子的眼睛，又忧虑他的婚事。新媳妇还未进门，随时都可能生变，他们要与未来的亲家沟通，让人家对这次变故予以理解，还要请女孩对自己的儿子予以信心。

好在这么多年来，父母在周边有着不错的口碑。女孩的父母知道他们的为人，毅然决定与我家共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祸。生活的车轮一点点驶过，留下的痕迹很深，但也在慢慢弥合。哥哥的眼睛慢慢康复，令人不安的疫情也在慢慢消散。

2021年春节，大年初六，哥哥终于将嫂子迎进了门。时隔9年，继为我办升学宴之后，我家再次办起了酒席。

那天父亲喝了很多，拦都拦不住，酒席散场的时候，他还要拉着人喝。大家都知道，此刻只有我母亲能拦住他，但母亲没有，她只是在一旁收拾，偶尔看看父亲还站不站得稳。

我想：让父亲喝吧，他和母亲这么些年的辛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我，哥哥，和所有人一样，都只是旁观者。

婚后，嫂子跟着哥哥一起去武汉打工，已经成了公婆的父母，依旧保持着凌晨4点半起床干活的习惯。想着不久的将来可以抱上孙子，他们的劲头就更足了。不过，要是哥哥和嫂子放假在家，父母早起只能忙其他事，不能开碾米机——机器一震动，在二楼睡觉的嫂子就会醒来，虽说儿媳脾气好，但做公婆的不能不知道分寸。

母亲不再关心一天能做多少事、一年能做多少个工了，她开始经常畅想以后的好日子：

“等你嫂子怀上了，在家养胎，我就不做小工了，照顾你嫂子。有了孩子我就看孩子，没事了我就和你四妈一样，有戏看戏，没戏就看牌。”

“你要是结婚了，肯定住在城里。你要我去我就去，你不要我去带孩子，我就在家。”

我知道，这种清闲的生活只会停留在母亲的想象中。等她真的做了奶奶，她依然会是村子里最忙碌、最劳累的奶奶，她会操心孙子孙女有没有好好吃饭，操心哥嫂的收入够不够养孩子，操心住在城里的我会不会和妻子有矛盾……

这种循环，我至今无法破解，母亲也无法破解，只能期待未来的日子能给出答案。

2021年，已经离职的部门领导鼓动我辞职跟着他一起创业，在深圳做留学生意。虽然在疫情期间做这个项目听起来不靠谱，但想着有一个机会能离财富更近，我答应了。2年多过去，很多事情不尽如人意，但现在也算是步入正轨，挣大钱的希望还在，让相隔千里的父母早点享福的希望也还在。

直到今天，母亲还是每天凌晨4点半起来收拾、做早餐，父亲还是4点半起来碾米。不过奶奶经不住岁月的侵袭，夏天的6点左右她还能起来，冬天太冷了，她索性一整天都不起来。

这15年里，我读书、毕业，离开湖北跑到广东打工，又去了东北走父亲曾经走过的路，现在在深圳带起了小团队。老家离我越来越远，我每年在家的日子加起来不到1个月。

我是个游子了，再回家就成了客人，母亲总想着心思给我做新鲜菜式。她从来不是一个美食家，我小时，她做的菜都是很普通的家常菜，味道没有任何新奇之处，她自己对于饭菜从来不讲究，剩饭剩菜也能扒拉几口，填饱肚子就行。不过，做了小工之后，她吃上了“百家饭”，在外面边吃边学了很多新菜。

一天晚上，母亲给我打电话，说起了可乐黄豆焖猪蹄。她给我详细拆解了这道菜的做法，远在千里之外的我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她的开心：“你哥和你嫂子都很喜欢吃，等你回来，我也要给你做。”

我实在想象不出黄豆、猪蹄加上可乐在一起炖该是怎样的口味，后来回家，母亲真的给我做了一大锅。我带着好奇尝了尝，味道超乎我的想象——猪蹄软糯还带着豆香，可乐烧干后又加深了配菜黄豆的色泽，更丰富了肉的滋味。

既然两个儿子都喜欢吃，这道菜就成了母亲的“保留节目”，每次只要我回家，母亲都会做上一大锅，一家人能吃上好几顿。

7

在家的日子十分难得，但无论多不情愿，总有离开的一天。

无论是上大学，还是工作后，我都尽量选在节假日的早上离开家，这样返程坐车就有余裕。到了出发的那天，我6点多钟起床，母亲却已经起来快2个小时了。她早早洗漱完毕，等待着，要把敬香的机会留给我。我并不相信那些虚无缥缈的鬼怪神仙，但我相信自己的祖先，也相信我主动敬香，能让母亲相信这一次离别后我能平安。

拿上9根香，放在大蜡烛上点燃，然后分3炉，分别插到正屋大厅靠右边的条几上的香炉里、大门口左侧的小香炉里，以及厨房灶台边窗户上的小香炉里——它们对应着祖先、天地和灶神，灶神在我们这里叫做“司命”。

正屋大厅里的香炉是专门买的，六寸大小，刷古铜色油漆，而大门口和厨房的小香炉，都是母亲用吃完的八宝粥瓶子做的，太不起眼，有时敬香结束后没及时收起来，很容易被人一脚踢飞。我就曾不小心踢飞过一次，烧剩下的香棍和香灰洒落一地，我惊慌失措，忙不迭地将它们归拢，口里默念“天地莫怪”。

香插好后，还要烧“无表纸”（音译，一种15厘米见方的黄色糙纸，专门用来在初一十五烧香用，和春节、清明节祭祖烧的大张的黄表纸不一样），每3张一刀，依旧是大厅、门口和厨房插香的位置各烧上一刀。

最后，点上一挂百响的小鞭炮，等“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消失，就可以磕头了。

我在做，母亲在旁边看。磕头的时候也这样，我先磕，母亲在旁边站着，说一些许愿的话，比如：“祖人在上，细伢胡诣出门在外，保佑他工作顺利，步步高升。”

其实，我磕头的时候已经在心里默默许愿了。刚毕业的那两年，我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个有奔头的好工作，而最近几年，我只希望家人们都能够平平安安——父母老了，奶奶的腿脚愈发不便，眼睛也看不太清了，哥哥的眼睛曾受了重伤，我在外工作还要攒钱买房。

祖先、天地、司命，三处磕头完毕，我的敬香仪式就结束了。但母亲会再去重磕一次头。她跪在拜席上，祈祷很长时间，每一句心愿诉说出去，像是必定会实现。虽然这个仪式在过去的15年里已经重复了数千次，但她依然会很用心地去做好每一次。

上完香，母亲给我端来她提前做好的冰糖红枣蒸鸡蛋，里面有整整3个鸡蛋。我一边吃，一边隐隐担心自己的胆固醇会升高。母亲不知道这些，见我吃完，她才会安心的去准备送行早餐——面条煮饺子。

我家在湖北，不南不北，既没有亲手和面做面条的传统，也没有亲手擀皮儿包饺子的习惯。所以，面条和饺子，母亲会提前一天从小卖部里买回来。

说实话，我并不喜欢吃面食。我在武汉读大学的4年，愣是没爱上热干面，总觉得麻酱在嘴里塞得满满当当，令人手足无措。毕业后寄宿在哥哥出租屋里的那段时光，他忙着工作，我忙着找工作，我们很少能坐在一起吃饭。

为了省钱，我早餐不吃，中午就找个沙县吃个飘香拌面，或者在小饭馆里点一份花饭，晚上就在哥哥出租屋旁边的夫妻店里点一份最便宜的原汤面，什么料头都不敢加。偶尔投出去的简历有了反馈，我才会加一片干子犒赏自己。好在那家店的免费小菜很多，咸菜、泡椒萝卜片、碎藕丁、酸豆角，每次我都把四种小料加满，看起来就是丰盛的一碗面。

我这样一连吃了三个多月，从此对面食产生了恐惧。

但那段经历，我从没和母亲讲过，蒙在鼓里的她一直用面条煮饺子为我送行。她先接一大锅水，大火烧开了就下饺子。怕溅出水花烫着，她总是把饺子倒进碗里，再从碗里倒进锅里。冷冻的饺子咕噜噜下水后，得立马用锅铲拨开，否则极易粘锅。转身，母亲又得去烧火，家里面用的柴火，冬天是棉花杆，夏天是芝麻杆、黄豆萁，都是父母从田地里挑回来的秸秆。

饺子在锅里浮沉，母亲撒一碗冷水让它们安静了下来。还没等饺子再次翻滚，母亲就把面条下进了锅里。一把，两把，三把，直挺挺的面条进锅，瞬间变软，母亲拿起筷子将它们拨开，水中就绽开一朵接一朵白色花朵。

母亲将火调小了些，又往锅里打了5颗蛋，到时候家里一人一颗。伴随鸡蛋下锅的还有一些青菜叶子。此时膨胀的面条已经翻不动了，母亲往锅里舀了一勺多盐，用锅铲打散，一锅面条煮饺子就做好了。

桌上的饭菜已经很丰盛了，有新做的土豆炒肉，有母亲自己腌制的辣酱萝卜丝，还有前一晚剩下的土鸡汤。我舀了些鸡汤倒在已经铺得满满的面碗里，快要溢出来了，连忙吃了几筷子面条。面条煮得久了，几乎失去了弹性，饺子除了皮厚一些，没什么缺点——只是，母亲每次做面条煮饺子，饺子都会碎开，不知道是哪个步骤错了。

我已经不太习惯在早餐的时候配这么多“大菜”了，大学食堂早餐样式也多，但我常年只吃装在杯子里的粥、鸡蛋、玉米、面窝，还有包子。工作之后，我吃的就更简单了，有一年多的时间，我和朋友租住在深圳的“老破小”里，买了个京东爆款两人用电饭煲，每天晚上提前定好时间煮白粥，第二天起床就可以吃白粥配酱菜。后来我们工作忙了，连粥都不愿意煮了，就买一些面包、饼干当早餐。

担心我在外吃不好，每次返程之前，母亲总希望我多吃点，再多吃点。但我根本就吃不下太多，一碗就饱。母亲不再强求，但碗里的那颗浸润了面汤和鸡汤味道的荷包蛋，她要我一定吃掉。就这样，一个早晨，我在母亲的注视下，至少吃了4个鸡蛋。

8

早餐过后，再清点一下行李，我就该出发了。如果哥哥在家，他会开车送我到车站，如果他没在，就是父亲开着他的电动三轮车送我。

我用一张张车票追逐未知的幸福，母亲用一碗碗面条煮饺子祝福我能追上这些幸福。她打开了后屋的机房门，看着我的背影一点点消失在村西头那排水杉树下。我知道，她也没有太多时间伤感，很快就要转身骑着电动车去工地了。等夕阳拂过村西头那排水杉树，她才能回到家，麻利地将电动车停到客厅里，马不停蹄地从楼梯底下找出农具，趁着太阳还没完全落下，赶到地里帮我父亲再做些庄稼活儿。

等到夜色逐渐笼罩胡桥村，母亲会先一步回来准备晚饭。昏黄的灯光在我家的小厨房里亮起，成为村西头众多灯火中的一盏。等父亲从地里回来的时候，夜幕已经完全笼罩了村庄，奶奶早已入睡，他们就面对面地坐在八仙桌前吃晚饭。灯光砸在漆黑的夜里，转眼跌入黑夜。时间渐渐流逝，一切归于寂静。

直到次日凌晨4点半，我的母亲又会准时起床，洗漱、放鸡、敬香、做早餐。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任何第三方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人间有味”系列长期征稿。欢迎大家写下你与某种食物相关的故事，投稿至：thelivings@vip.163.com，一经刊用，提供单篇不少于2000元的稿酬。
投稿文章需保证内容及全部内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人物关系、事件经过、细节发展等所有元素）的真实性，保证作品不存在任何虚构内容。
题图：go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