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世界杯激战正酣，同一片足球场上，曾交织着梦想、责任、流离、阴谋、毒品、分裂与死亡。激情与热血的幕后，网易历史讲述着与众不同的绿茵往事。
往期回顾
作者|于岳，石家庄民国文献收藏爱好者。本文为网易历史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现代足球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20世纪初，青年广泛聚集的大、中学（尤其是教会学校）成为足球运动在我国落地生根的温床。到了二、三十年代，在一些大城市，足球已经有了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从很多回忆文章中，可以感受到那种百花齐放的空前盛况。
笔者最近在翻阅一册民国时期辅仁大学年刊时，发现其中有一张30年代辅仁足球队的老照片，作为20年的老球迷，笔者立即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球队和比赛的组织，并没有如今严密的体系，也缺乏系统的记载。笔者只能根据一些碎片化的史料，大致勾勒出当年辅仁足球的轮廓，却很难写出它的神髓。本文亦有抛砖引玉之意，望广大知情的朋友指正、补充。
1937年左右辅仁足球队合影，中排正中是校务长雷冕，中排右是体育指导安原生、前排右一应为李凤楼
辅仁大学成立于1925年，是一所天主教大学，最初由罗马教廷委托美国本笃会出资创办，校址位于北京西城涛贝勒府。在校方的重视和支持下，辅仁大学的体育活动十分普及，体育课被列入必修课，辅仁足球队也应运而生，队名初为“友谊”，其后改为“辅友”。
当时的华北运动会将球类项目单独分出来，另外组织了华北球类运动会，从1924年至1931年，一共办了七届，这可以算是一项正式比赛。在该运动会的档案记载中，笔者找到了目前所发现的辅仁足球队参加正式比赛的最早记载。那是在1929年1月在天津举办的第五届，辅仁以0:2败于天津新学书院的“新学同门队”。1929年12月的第六届，辅仁再次参赛，首轮是对阵东北大学，两队1:1战平，当时的赛制并不是加时赛和点球大战分胜负，而是隔日再赛一场，并以这场的赛果为准。在与东北大学的第二场比赛中，辅仁0:1败北，遗憾的被淘汰。
到了三十年代初期，辅仁足球的水平突飞猛进，队内涌现出李凤楼、徐护民、董世祈、叶德禄、张之桢等一干名将。北平五大学（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北平师范）之间组织有联合运动会，其足球比赛冠军几乎被辅仁包揽，因而有“北平之王”的美誉。
辅仁大学获得的五大学联赛冠军锦旗
随着国家政局的相对稳定，全国或地区性的正式比赛开始为政府主办或参与，由各省、市组队参赛，大学校队作为参赛主体似很少见了。辅仁队作为北平劲旅，有多名队员入选了北平代表队，参加全国运动会、华北运动会。在1933年的第五届全运会中，北平队首场8:0轻取绥远队，次战遭遇当时的劲旅香港队，比赛场面激烈火爆，但由于是仓促成军，北平队最终以1:3败北，来自辅仁的唐国梁打入挽回颜面的一球。
当时各球队间业余比赛交流频繁，外地球队也常有来访。1933年寒假期间，上海足球的一支劲旅交大队访问平津，久仰辅仁大名，遂在北平约战，结果被辅友队4:2轻松击败。有趣的是，没过多久，交大的主将安原生就被辅仁大学挖来当体育指导，倒是颇有如今球员转会的意味。辅友队对阵外籍人士也毫不脚软，西商联队是津门鼎鼎有名的一支强队，1935年来访北平，被安原生、李凤楼领衔的辅友队4:3击败，辅友队队员精彩的表现得到了当时媒体的赞誉。
1936年，辅友队远征日本，当时我国足球的水平领先日本不少，据说辅友是大获全胜，具体的赛果，如今已是难考。这张照片是他们当年留下的一张珍贵影像，前排正中间手持辅仁旗子的那位少年，是球队的中锋，名叫黄耀中，队友李凤楼给他的评价是“身体好，作风凶猛，是员虎将”。黄耀中是东北军将领黄显声的侄子，后来改名黄中，新中国成立后为首任中国足协主席，任职长达25年之久，为中国足球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1936年远征日本的辅友足球队，前排正中为后来的新中国第一任足协主席黄中先生
但凡一支球队的崛起，必然离不开有一位灵魂人物的带动，对于辅仁足球来说，这个人就是李凤楼。李凤楼，河北通县人，速度奇快，脚法精湛，时与南派球王李惠堂并称“南北二李”，足见其技艺之高超。据说，李凤楼还擅长凌空抽射和倒挂金钩，经常打进惊世骇俗的进球，可惜那时鲜有影像和视频留存，今人也只能从文字中遐想他当年的风姿了。李凤楼1934年在辅仁大学毕业后即留校任教，后来一直做到体育部主任。
北平沦陷后，作为罗马教廷所属的私立大学，辅仁并没有迁往内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此时的主办团体是德国圣言会，而日德又是盟国，辅仁仍然可以继续办学不致关闭，但也难免遭受日伪方面的压迫和监视。在险恶的环境下，校长陈垣先生和广大师生坚守民族气节，与日伪当局针锋相对，辅仁是沦陷区内唯一不悬挂日伪旗帜，不参加日伪活动，不使用奴化教材的大学，成为名副其实的精神文化孤岛。很多爱国青年选择进入辅仁就读，辅仁在校生的人数比战前多了好几倍，他们的到来也为辅仁足球队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1938年2月，在辅仁大学足球场曾举办过一次“春季万国足球赛”，辅友足球队等十队参赛。比赛的一个目的，是将所得门票收入捐献给辅大开设的粥厂，救济贫苦百姓。当然，在这种场合下辅大也难免会与日伪人员虚与委蛇一番。这次赛事的奖杯，即是伪北京市长余晋龢、日军华北方面军特务部部长喜多诚一等人“赞助”的，最后的颁奖“嘉宾”则是《新民报》社长武田南洋。而最终，辅友足球队并未名列四强。我想这可能与校领导对于球队注重品行的训示，不愿从日伪手中得到奖杯，不使全力参赛很有关系。
日伪刊物中关于1938年春季万国足球赛的记载
大约在40年代初期，辅仁大学“辅友”足球队更名为“紫星”，紫星队仍然保持着很强的竞争力，活跃在校园和民间的各类赛事中。除了高超的球技，他们磊落的球风也是广受好评。作为辅仁大学的骄子，紫星队秉持同样的原则，拒绝参加日伪官方举办的任何赛事。比如1942年著名的“治强杯”，全北京共有18支球队参赛，场面颇为宏大。具有捧杯实力的紫星队，坚决拒绝参赛，日伪方面亦无可奈何。
抗战胜利后，辅仁大学在这八年中艰苦卓绝的精神，受到国民政府的明令嘉奖，教育部特准沦陷期间辅大学生之学籍，不必甄审，即予承认。这是所有辅仁人的荣誉。而随着北大、清华等高校陆续迁回，原来的五大学联赛又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辅仁足球队则再次开始了冠军的“收割”......
新中国成立后，辅仁大学由教育部接管，在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中并入北京师范大学，紫星足球队也从此走入历史。但英雄总有用武之地，李凤楼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任国家足球队主教练，第一批国脚中也有鄂伯尔、邵先凯、曹桂明、李朝贵等多人出身于紫星队。
如今，这些老足球人已渐次凋零，但他们筚路蓝缕、薪火相传的精神，不应被人们忘记，也尤其值得当代足球人的深思。
主要参考文献：
辅仁民念六年同学会年刊，1937年
体育史料第15辑 华北运动会，1989年，人民体育出版社
北京体育文史第4辑，1989年
中国的足球摇篮：上海足球运动半世纪（1896-1949），1995年，上海文化出版社
北京辅仁大学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2005年，北京档案史料（2）
当代北京足球史话，金灿，2012年，当代中国出版社
沦陷时期的辅仁，高智勇，2015年，西城追忆·抗战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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