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情回顾
4月27日，星期六，在斯帕，阴。
如果只看德国人的报纸，难免觉得似乎前线的局势总是瞬息万变。这个师今天攻占了这里，明天要推进到那里，我们的炮兵部队发明了一种新的华尔兹战术可以让英国人多崩溃一个小时等等，你可能会以为这场战争马上就要胜利了，威廉皇帝在入夏前就能重演祖父的事迹，顺带和他（不得不）亲爱的将校们在埃菲尔铁塔前拍张照。
这一点在斯帕当然也没什么变化。德国的印刷厂既没有为大本营专门印刷一份特别版的闲工夫，也没有多余的纸和墨，在这里你读到的是一样的文章。唯一的不同在于你可以亲眼看见报纸上运筹帷幄的参谋在深夜的走廊里一边抽烟一边挠头，以及亲耳听到昨天报纸上大肆吹嘘的一场进攻是怎么在隔壁房间里被鲁登道夫否决的。现实和报道唯独在里希特霍芬死亡后的瞬间达成了一致，报纸大多不敢抢先刊发这个震惊战场两边的消息而是等待军方的口径，但对斯帕的大人物而言，这只鹰的坠落并不能在他们心中掀起任何波澜。
“红男爵”里希特霍芬（左）在1918年4月21日战死，没错就是上期之后的第二天
坦白来说这正是我在维也纳战争部从事的工作，因此我应该对这种情况感到理解，但有时这种报道上的偏差还是会令我感到诧异。比如，早在我去苏黎世之前米迦勒作战就已经完全没有消息了，然而直到我来到斯帕之后才知道，德国人在复活节前后的伤亡有可能已经超过了英国人和法国人，或者至少与他们持平。这意味着从去年开始就喋喋不休的所谓军事革命其实并没有起什么作用，而如果这个真相被捅出去，我真不敢想象整个中欧的政治家和平民会作何想法。这好比在股票交易所里新发行一支汽车公司的股票，结果总经理在吸引了一大群投资者的身家性命之后突然宣布其实每辆车里都藏着四个推车人一样。
所以在这个星期，当我在和罗登阁下一起准备（或者说“等待”）皇帝来访一事的时候，德国人正忙着在下一次攻势开始前整理他们国内的军民关系。他们的做法和其他国家没什么区别，无非于邀请一些议员来斯帕了解一下战局，再回答一些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如果在前几年主流舆论还支持战争的时候，这种活动一般都是走个过场，议会里的与党一般都会派一些彬彬有礼的绅士前来拜访一下，问一些诸如“请问我们还能为前线的兄弟们做些什么”之类的问题，然后大家在浓厚的爱国氛围中话别。但在战争的第四个年头，这种政治剧场只能让饥肠辘辘的观众感到愤怒，而假如我的观察具有代表性，这个剧场上甚至已经找不到几个能够扮演绅士的演员了。这可不是我窥探德国内政得出的结论，而是德国人，确切地说那位施莱歇尔上尉主动邀请我去看的。
1906年的德意志帝国议会。这里就是现在的柏林议会大厦
一切都从星期二开始。那天上午施特劳森贝格将军发电报给罗登男爵说维也纳方面已经对威廉皇帝和军方的立场有了认识，现在需要一份简述德国议会对奥态度的报告。这个任务当然落到了我的头上，然而当我坐在打字机前准备动笔的时候，才意识到手头上几乎没有什么关于德国内政的有用信息。这不只是因为德国人对我们怀有警惕，而是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怎么讨论后方的状况，参谋们唯一在意的就是后方还可以少吃多少土豆多少面粉、他们的厨房里还有多少口可以捐出来造子弹的锅、乃至平民们夏天在家光脚的可行性，因为军队可能需要征用他们的拖鞋。
普鲁士军官这种把平民配给精确到卡路里级别的工作热忱，和他们军官餐厅提供的上等酒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斯帕大本营特有的黑色幽默。不过这种黑色幽默看起来人人都心照不宣，罗登将军说最初有不少议员都对此表示抗议，而鲁登道夫对这些抗议的回答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谁抗议就让谁吃配给，于是大本营里再也没有听到过这样的抗议声。
好在施莱歇尔上尉早就给我安排了这样的机会，所以我气定神闲地看着其他人忙忙碌碌，直到他星期三下午来找我说：“明天您要上场了老兄。有三个人会来，我担保您一个都不认识，所以我先给您大概讲讲。”他注意到我并没有拿出本子记笔记的意思，不过也毫不介意：“我喜欢你们这种漫不经心的作风，如果这时候你掏出一个小本子和一支铅笔，那就太……”他又开始像指挥家那样挥动他的手，“太……用法语怎么说来着？布尔乔亚了！”我得说这个容克贵族恭维人的方式很有趣，但我并不想解释我的那个头衔是怎么来的，只是做个手势让他继续说。
1917年的德国宣传画：战场上的新鲜啤酒。
“……明天会有三个议员，他们是我们帝国议会里各党派的代表，其中有个年轻人非常尖刻，姓埃茨贝格尔一类，他很可能会对你猛烈开火。不过你不用担心这个人，他很快就会发现攻击你没什么用，因为他们中央党人唯一关心的就是和平。自从教宗号召和平以来，他们中央党人眼里就没有别的，现在教宗都说放弃努力了他们也没有改变。那么他接下来就会转而质问我，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赶在这件事发生以前，让其他人也对准你！”说到这他哈哈大笑。
“对这一点我是有保证的，毕竟我是影子般无所不在的国内政治处的重要人物。我把民族自由党的施特莱斯曼也弄来了，我敢打赌只要埃茨贝格尔一对你开火，这家伙就会跟进，因为他当年支持过潜艇战，现在虽然也开始鼓吹尽可能体面的和平，但总归不愿意把车头掉转得太狠，毕竟他当年可是号称“青年鲁登道夫”的人。”
“另外一个弗里德里希·瑙曼是个神学家，他们进步人民党的主席现在是我们的帝国宰相赫特林伯爵的副手，所以理论上说他属于执政党议员。他当然也会跟进，所以只要当我指出你这个叛徒骗子的时候，你向他们点头微笑，暴风雨般的怒火就会降临到你头上，我们帝国的民主化改革就会在情绪上取得一定进展，这就是您的工作。”我们就这样对角色划分达成了一致。
施特莱斯曼在战时是积极的主战派，但他在1926年凭《洛迦诺公约》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第二天我觉得我就像要被钉上十字架的巴拉巴一样，跟在洋洋得意的施莱歇尔上尉后边走进了会议厅。会议厅里真的来了三个人，但是我发现施莱歇尔上尉的神态不太自然。他摆弄了很久的单镜片眼镜才终于问：“为什么施特莱斯曼先生没有来？”对面的年轻人则毫不客气地说：“这并不重要，反正他跟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我想这个人可能就是埃茨贝格尔，对他直接开始轰击施莱歇尔我感到很愉快。然后中间的那位老先生则慢吞吞的说“虽然施特莱斯曼先生没有来，但是我们把马克斯·韦伯先生从维也纳请来了，去年我们递交的那个关于潜艇战的备忘录就是这位先生写的。”
听到这位大学者的名字我吃了一惊，于是我也掏出自己的单镜片眼镜打量了他说的这个人一番，结果这个动作让所有人都注意到了我。施莱歇尔显然也发现了，于是他说：“说到维也纳，我觉得今天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应该如何看待我们的奥地利朋友背着我们向协约国求和的行为。”
“就是他！”说完他用手指着我高喊，“他是奥匈帝国派到我们这里来的军官，你们可以问问他，他们是怎么把我们的阿尔萨斯-洛林许给法国人的。”这个家伙真的拿那一套“骗子手、叛徒”的口气把我举起来当挡箭牌了，于是我抬起头准备完成我的任务。
但是后果跟我想的有点不同，那些议员根本没有接着他的话往下说的意思。相反那个看起来已经来日无多的老人甚至低声咕哝了一句“阿尔萨斯-洛林又怎么样？”这样的言论出现在德军大本营可真是令人震惊。震惊之后那个埃茨贝格尔就接着开始了进攻：“我们还是谈重点吧，到底能不能终止无限制潜艇战，我们关心的就两件事，和平，还有管好我们的潜艇！这才是眼前的当务之急，连小学生都能看清楚！”
在无限制潜艇战中击沉运兵船的德国U型潜艇
施莱歇尔上尉明显愤怒了，我可以看到这个青年军人眼镜背后的寒光，“对小学生您可比我在行！”但他还是用讽刺挖苦来还击，这也符合这个尖酸刻薄的容克军人的作风。于是要我总结之后发生的对话几乎就不可能了，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骂，一个戴单镜片眼镜的容克军官和一个小学教师出身的天主教中央党议员彼此讽刺挖苦、恶语相向，如果不是在战争期间的大本营而是柏林的小酒馆，这两个人大概就要拔剑相向了。但讽刺的是，很少有什么能像吵架那样拉近两个人的距离，无论是两个男人还是两个女人或者一男一女。在唇枪舌剑的几个小时之后，这两个人坐下了，然后各自喝着自己的水，余怒未消地在另外三个人的围观下互相打量。
“明天我会安排海军的先生们和你们见面，关于潜艇战的所有问题你们都可以直接询问他们。”说完施莱歇尔忿忿地走出会议室，剩下我们四个面面相觑。当那些德国政治家们起身离去的时候，那位一直一言不发的学者突然像闲聊一样问我：“您是从维也纳来的吗？”这令我这个军校生有些受宠若惊，虽然我猜他只是想化解一下刚才会议厅里的尴尬气氛。
“我刚刚接受了在维也纳大学的教职，刚安顿好就被弄到斯帕来了。就因为我给瑙曼写了那个备忘录。”韦伯先生摇摇头苦笑着说：“瑙曼先生是个好人，但他的身体真让人不放心，所以我就来了。”我做了个表情表示赞同，然后我说很可惜我不太往维也纳大学去，所以并不知道现在如此著名的一位学者竟然在维也纳，然后我问他觉得维也纳怎么样。
晚年的马克斯·韦伯
“维也纳？非常好啊！吃的比德国好多了，用在德国吃土豆的钱可以在维也纳吃上肉和鸡蛋。您知道我的胃并不好，在德国吃土豆让我的身体越来越糟糕，但是维也纳给了我一个很愉快的生活。”老实说他这话让我很意外，我完全想不出他怎么能买到肉和鸡蛋的。维也纳已经快断粮了，而这个人却觉得维也纳供应比德国好，我觉得维也纳大学肯定给他想了不少办法。
“你们维也纳的人过得不错，很有活力！”他一边走一边继续说，“我邻居住了一对夫妻，他们在这个春天让我很受了一番刺激，也难怪您们的弗洛伊德教授要用这个当作解释世界的金钥匙。如果你们能把这种干劲放在军事和外交上就好了。”
说到这里，韦伯先生作为敏锐的知识分子的一面逐渐从和善的外表下显露出来：“当然了，我不认为这次的事件像我们的报纸所宣扬的那样，暴露出贵国的软弱乃至背叛——我更在意的是，在犯下了这桩错误之后，你们的皇帝该何以自持呢？”
“您知道我研究人类社会与政治，而我最近正在维也纳着手处理一个本学科内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服从权威？这是一位来自布拉格的旁听生小姐向我提出的。其实我很早就想到过这个问题，但假如没有她的发言，我或许不会在这个领域有如此重大的进展——事实上我在年内就有可能根据这个问题发表一篇论文。”
“那位小姐是学化学的，不过她的问题意识令人钦佩。她问我，捷克人有自己的语言和历史，在1914年7月他们宁可唱着塞尔维亚国歌表示抗议，依旧服从奥地利军方的命令开往南方前线。政治学者总是论证你们的帝国有什么结构性缺陷，必须采取怎样的手段才能防止它崩溃，但怎么没有人来解释为什么即便跨越了如此众多的种族、语言甚至宗教，你们的帝国依旧存在了这么多年，而且至少从经济上看过得还不错？”
战争早期的捷克人士兵。他们可不知道这场战争的结局会是什么！
这个问题的提法瞬间令我后背一凉。我快速回想起曾经行走在施瓦岑贝格广场上的那些年轻的身影，如果说维也纳大学曾经有过一位对帝国境内的民族政治感兴趣的布拉格女生，我肯定认识她，至于学化学出身的，我很确定只有一个人，而且她的气息正以巴比妥酸的形式陪伴着我。
天知道M怎么入了马克斯·韦伯的法眼！在韦伯充满智识上的骄傲的微笑面前，我只能以双倍的局促背诵那些从中学开始就要学习的标语，比如我们的帝国有着神圣的权威、哈布斯堡的君主由上帝派来统治。结果，韦伯先生像抽背课文的教师一样摇了摇头：“不不不，阁下，您所说的只是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传统权威，可除了诉诸传统之外，人民也会为领袖本人的个人魅力所倾倒。更根本的是，假如一套法律体系大体保障了社会的运转，那么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服从于它！”
“贵国的卡尔皇帝依靠传统继承了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位置，但在弗朗茨-约瑟夫的时代，个人魅力已经变成了传统的一部分，它就像空气一样，如果不起风没人能意识到它存在。然而在这件事情上，我不得不说，卡尔皇帝在意识到自己的政治资本何在之前，就已经失去了它。”
1916年，凭传统权威登基的卡尔一世皇帝以及卡洛伊四世国王
这个评价一时让我有些感到冒犯，但现在想来，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在为皇帝、还是在为M抱不平。我回应说：“然而，韦伯先生，您在维也纳大学整洁的房间里看不到帝国的全貌。维也纳和布拉格的人们都在挨饿，我们的皇帝在这个时候谋求和平，是为了履行对国民的使命。在暂时的失望消散之后，他们终将认识到陛下的决断符合帝国的长远利益。”
韦伯的脸上依旧挂着骄傲的笑容：“但暂时的失望在政治上足以致命。当愤怒的人民皈依了威尔逊或者托洛茨基的旗号，你们帝国的那些议会、内阁、法院就全都会失去合法性。如果连法的权威都失去了，你们的帝国就将不复存在，地图上将只剩下一个名为‘中欧’的大漩涡……”这时他似乎注意到我的情绪，于是稍微收敛了一下讽刺的口吻：“不过，只要你们的皇帝能来斯帕和我们的皇帝交交心，赢下眼前的这场战争，这一切都好说！”说到这里，他苦笑着摇了摇头， “毕竟，只要垄断了暴力，国家机器就依然是那个国家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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