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作者：罗新，新经典文化策划，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编者按：北大教授罗新，一位中国中古史和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史的专家，在华发之年，自北京健德门启程，沿着古代辇路北行，经龙虎台，过居庸关，行黑谷，越沙岭，背着行囊，徒步穿越北京、河北的重叠山谷，进入内蒙古草原，不畏烈日、暴雨、尘土飞扬、山路艰辛，穿行于田垄与山谷间，一步一步走完了从健德门到明德门的四百五十公里山川河流，抵达上都，完成了他十五年前的夙愿。
“我，作为一个以研究中国历史为职业的人，真了解我所研究的中国吗？我一再地问自己。”
作者的叙述平静从容，充满古典气息，给人以思想的启迪，美的享受，读来欲罢不能。在作者的讲述中，历史与现实交错，呈现出迷人的色彩。
我准备这次徒步时，有朋友问，人家元朝君臣不是坐车就是骑马，哪有你这么靠两只脚的？的确，除了最低等级的奴使人员，那时往返两都者绝大多数是乘车骑马的。古人步行，不赶路的话，一天也就二十来公里。《汉书·贾捐之传》记当时“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唐代的制度是骑马每天七十里，步行或骑驴则是五十里，坐车只有三十里。也就是说，因公出差者步行一日五十里（合今二十三公里），很可能这是机械动力出现以前人类社会的常态。可是我们去上都计划要用的时间，比元代两都巡幸的日程要短得多，因此必须走快一些，平均每天得走三十公里左右。我也考虑过路上雇头驴什么的，免得背包太沉。行李是远程徒步者的主要负担之一。有本书上说，在山间跋涉一周之后，每一片飘落在背包上的树叶都让双肩感到压迫。我向一个来自延庆的出租车司机咨询雇驴马的可能性，他说，现在的牲口哪能走那么远啊。汽车时代，牲口少了，也没谁赶着牲口走远路了。
元帝出行的阵仗之大，现代人是难以想象的。前后合计在十万人以上，牛羊马驴骡骆驼，真是一种超大规模的游牧转场。首先食物供给的规模就骇人听闻，而食物中首先是马奶，沿途预先准备好可以取奶的马匹就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元史》上说：“车驾行幸上都，太仆卿以下皆从，先驱马出健德门外，取其肥可取乳者以行，汰其羸瘦不堪者远于群。”马奶对于蒙古人的重要性，堪比麦粟之于华北农人。装载马奶的大车叫“酝都”，用马奶祭祀历代过世皇帝也有个专名叫“金陵挤马”。（把皇帝陵墓称作金陵，熟悉北魏史的也许会有一丝诧异？）胡助描述皇帝出发之前粮草（牲畜）先行的诗句说：“牛羊及骡马，日过千百群。”他还提到“毡房贮窈窕，玉食罗膻荤”，是指宫中的女性服务人员和食物，而他特别强调“膻荤”，反映了江南文士对草原美食的隔膜。
至于宿卫军人之多，仪仗之盛，更是人山人海，“万骑若屯云”都不足以形容。据《元史·舆服志》，元代皇帝（蒙古大汗）的主旗是黑色的，竖在白色旗杆上，大旗前后则是马鼓。出行时，皇帝仪仗打头的就是这面黑色大旗，这面大旗叫“皂纛”。原书在 “纛”字下有小注云：“国语读如秃。”意思是蒙古语称纛为“秃”，蒙古语表“旗帜”的正是tug一词（我猜“皂纛”这个词在蒙古语里就是kara tug）。围在皂纛前后的马鼓也很特别，是架在马背上的皮鼓，马夫牵引而行。而这些马的装饰也相当特别，马的辔、勒和胸前都缀饰着红色缨带，缨带上穿着闪亮叮当的铜铃。马头、马身有鎏金的铜杏叶、长长的野雉羽毛等各类装饰。马背上安放一个四足木架，木架上就是皮鼓。除了马鼓，还有驼鼓、骡鼓。驼鼓架在双峰驼上，有时候“前峰树皂纛，或施采旗，后峰树小旗”，两峰之间架一面小鼓，骑者即是鼓手。“凡行幸，先鸣鼓于驼，以威振远迩。”
元代皇帝的座驾迥异古今，乃是东南亚所产的大象，史料中或称象辇，或称象驭，或称象轿，或称象舆。占城（今越南中南部）、交趾（今越南北部）和真腊（今柬埔寨）被蒙古人征服后，每年进贡的重要贡品中就有大象及驯象师。据《元史·舆服志》，这些大象“育于析津坊海子之阳”，即今什刹海至积水潭一带，也就是《析津志》所说的“在海子桥金水河北一带”。为什么要养在这里呢？很可能是因为这里有温泉，气温略高，大象可借以过冬，所以《析津志》说“今养在匠城北处，有暖泉”。
《元史》说这些大象的功能就是为皇帝提供骑乘：“行幸则蕃官导引，以导大驾，以驾巨辇。”值得一提的是，《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本）里提到忽必烈乘坐由四头大象所负载的象辇：
大汗既至阜上，坐大木楼，四象承之，楼上树立旗帜，其高各处皆见。（《马可·波罗行纪》第七十八章《大汗讨伐叛王乃颜之战》）
大汗坐木楼甚丽，四象承之。楼内布金锦，楼外覆狮皮。（《马可·波罗行纪》第九十二章《大汗之行猎》
张昱《辇下曲》有“当年大驾幸滦京，象背前驮幄殿行”之句，拉施特《史集》亦记忽必烈汗坐在象背上的轿子里，幄殿和轿子，就是马可·波罗所说的木楼。所谓木楼，就是大象所背负的皇帝座椅。其实这个座椅是一具装饰极为华丽的大轿子，《元史》称为“莲花座”，其华丽程度远不是马可·波罗所说的内布金锦、外覆狮皮而已。据《元史·舆服志》，这具“五采装明金木莲花座”，装饰得美轮美奂：“绯绣攀鞍絛，紫绣襜襦红锦屜，鍮石莲花跋尘，锦缘毡盘，红牦牛尾缨拂，并胸攀鞦，攀上各带红牦牛尾缨拂，鍮石胡桃钹子，杏叶铰具，绯皮辔头铰具”。莲花座上还有一个鎏金银香炉。
驯象力大步阔，乘坐大象也许远较车马平稳，即便道路狭窄，也可以解开连索，不必四象并用，用两头象或单用一象也不错。而且大象看起来步履迟缓，其实步幅很大，一步抵得上骡马两三步，走起来一点也不慢。所以《析津志》说：“其行似缓，实步阔而疾，蹿马乃能追之。”但驯象是驯服的象，并不是驯化的象，受惊的大象往往会制造险情，踩踏伤人还在其次，象背上的皇帝也难得安全。忽必烈时期，发生过大象被迎驾者表演的狮子舞惊吓，失控奔逸，幸亏有人堵住大象去路，又有人砍断象背上拴座椅的绳子，把忽必烈从象背上及时救下来，才没有出大事。史籍上有关元代驯象伤人的记载并不少，从南方运往北方的过程也称得上艰辛万状。至元年间一头大象从云南北送，途中惊怒，踩死了一个被称作“老殷”的老军人。
元以前也有把大象养作宠物的皇帝。《明皇杂录》记唐玄宗除了养有著名的舞马以外，还养了犀牛和大象，而且这些犀牛和大象跟舞马一样，“或拜舞，动中音律”，也学会了按照音乐节奏起舞跪拜。卢纶有“蛮夷陪作位，犀象舞成行”的诗句。《安禄山事迹》里还有一个故事，说这些巨型宠物落入安禄山之手后，他在某个宴席上试图让大象朝他行跪拜之礼，没想到大象“瞪目忿怒，略无舞者”，一动也不动，激怒了安禄山，把大象推进深坑，先烧后杀，尽数屠戮，“旧人乐工见之，无不掩泣”。
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不仅骑乘大象，而且也养了一头能够跪拜起舞的宠物大象。元顺帝北逃后，徐达把这头驯象运往南京献给朱元璋。明人蒋一葵《尧山堂外纪》云：“一日，上设宴使象舞，象伏不起，杀之。”朱元璋杀了这头不向自己低头臣服的大象之后，又觉得它是头义象，比降明的元臣危素有气节，就让人做了两块木牌，分别写“危不如象”“素不如象”，挂在危素的双肩。而且，明代歌颂这头义象的诗文还不少，郞瑛《七修类稿》载明初《义象行》一诗，就写得极为生动，一唱三叹，赋予这个传说以巨大的道德意义。
明人叶子奇《草木子》记了一条谚语“南人不梦驼，北人不梦象”，因为没见过。可是元代北方人见过皇帝象辇的并不少，即使没能亲眼见到，也大致听说过那无比威风的派头。统治者的荣耀和不可侵犯，需要崇高的建筑、庄严而独享的色彩和远方稀罕的巨兽来映衬，也需要比蝼蚁还多的臣仆来见证。或许，这正是象辇在元朝一直使用的原因。正如杨允孚的诗句：“纳宝盘营象辇来，画帘毡暖九重开。”柯九思有一首《宫词》，准确传达了这一时代精神：
黄金幄殿载前驱，象背驼峰尽宝珠。
三十六宫齐上马，太平清暑幸滦都。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责任编辑：
安梁_NN2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