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全国诗歌奖

现在的年轻朋友只知道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其实，在上世纪的新时期，中国作家协会还主办过三届全国文学奖，这可是当年的权威奖项。在诗歌的时代，这个奖项颇具影响，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也可算作是今天的鲁奖和茅奖的前身。在1989年以后，全国文学奖暂停，再次出现就是鲁奖和茅奖了。

在全国文学奖之前，八十年代初还由中国作家协会主持过一次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评奖，评选范围是1979-1980（年）发表的诗歌。这是新时期的第一次全国奖，获奖作品有35首，包括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曲有源的《关于入党动机》等等名作。四川占了6首，显示了在诗歌地图上的显眼地位，这就是骆耕野的《不满》（《诗刊》）、傅天琳的《汗水》（《星星》）、流沙河的《故园六咏》（《诗刊》）、杨牧的《我是青年》（《新疆文学》）、叶延滨的《干妈》（《诗刊》）和雁翼的《在工业区拾到的抒情诗》（《诗刊》）。

和鲁迅文学奖一样，全国文学奖以文体分设评委会，每届评委会的人选都是一时之选。评委会名单先要在《人民日报》上公示3个月，然后才能确定下来。新诗是只评诗集，所以全称是“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

全国新诗（诗集）评奖的程序是，由各省市自治区作家协会和全国重要出版社按分配名额推荐，每届推荐的总数都是两百多部。再由读书班子（也称专家班子）选定向评委会推荐的获奖书单，每本诗集附上500字的推荐语。读书班子全部由评论家组成，和后来的鲁迅文学奖的差额推荐不同，全国文学奖是由读书班子向评委会等额推荐。本届要评多少本，读书班子就只推荐多少本，最后由评委会阅读、评议、投票通过。

第一届评1979-1982出版的诗集，最后评出一等奖7名（艾青、张志民、李瑛、公刘、邵燕祥、流沙河、黄永玉）；二等奖3名（胡昭、傅天琳、舒婷）。四川两名获奖诗人中，流沙河的获奖作品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流沙河诗集》，傅天琳的获奖作品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绿色的音符》，都是受到读者追捧的作品。

我是第二届（1983-1984）的读书班子成员。读书班子很辛苦，每个人连床下都堆满诗集，在北京八里庄读书半个月。日夜读书，我的眼睛都有些红肿了。时有讨论，也有争论，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是读书班子成员的审美标准大体是一致的，所以总能取得共识。第二届评出16本诗集，作者分别是艾青、晓雪、牛汉、邵燕祥、周涛、林希、邹荻帆、张学梦、曾卓、李瑛、雷抒雁、张志民、陈敬容、刘征，以及四川的两本诗集获奖：杨牧的《复活的海》（人民文学出版社）、李钢的《白玫瑰》（重庆出版社）。在这些诗集里，牛汉的《温泉》在读书班子里呼声最高，评价最好，在评委会也获得了全票。颁奖以后，我把这个情况转告牛汉，他说：“吕进，这个情况我知道了，谢谢啊！”

记得李钢从北京领奖回来后，给我电话，要在重庆市中区的两路口请我吃饭。那个时候“蓝水兵”李钢可是名满神州啊，在读书班子里根本没有异议。我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位于重庆远郊的北碚，那个年代，往返市中区的两路口，何其艰难。当时又没有出租车，如果吃了那顿饭，还得赶最后一趟晚班车回学校。我在电话里对李钢说：“算了，李钢，拉倒吧！”

1988年举行第三届（1985-1986）评奖，也就是最后一次全国文学奖了。我和阿红既是读书班子成员，又是评委，成了贯穿始终的“重要人物”。公示名单中，绿原是副主任，但是他本人报了奖，因此依例取消，改由公木接任。公木当时是吉林大学副校长。这届评委会仍是以北京人士为主，加了几个京外人士。除了吉林的公木，还有四川的吕进、辽宁的阿红和湖南的李元洛。评委会经过公示后的最后名单是：主任艾青，副主任公木，委员臧克家、冯至、李瑛、杨子敏、张同吾、谢冕、吕进、阿红和李元洛。李瑛当时是解放军总政文化部长，出访日本，所以提前投票，他的选票事先密封在一个信封里，计票时由艾青当众拆开。

评委会在北京北纬饭店举行，年事较高的评委，如艾青、臧克家、冯至都不住在宾馆。有一天，我们几个年轻些的评委向冯至索要墨宝。冯至为我们每个人写了一个条幅。给我写的是郑板桥的“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第二天开会时，我正在就一本诗集的评价发言，李元洛开玩笑说：“吕进，讲话简短些，冯至先生不是叫你 删繁就简三秋树 吗？”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冯至很为不安，连忙摆手，说：“不，不，我还有下一句嘛：领异标新二月花。”大家都笑起来。

评委会里不时有争论，个别候选人选还征求了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意见。但读书班子推荐的10部诗集还是全部获得通过，只是票数有差异。获奖作者是：绿原、叶延滨、李小雨、刘湛秋、郑敏、北岛、梅绍静、叶文福和晓桦。四川有个获奖者，我不知道，更不认识，叫吉狄马加，在凉山。

吉狄马加的获奖诗集是《初恋的歌》。我在评委会上详细介绍了读书班子和我本人的评价。这本写少数民族的诗集，不落通常套路，不是仅仅展示民族的风俗风情，而是展现了人性风采，所以，在少数民族题材的报奖诗集中，显然高出一截。“这本诗集也许告诉我们，一个值得注意的新人出现了。”颁奖后不久，我到成都参加四川省作代会，马加找到我的房间来看望，我们这才认识。他告诉我一个“秘密消息”：他可能从凉山调到成都，到四川作家协会工作。我很高兴，说“祝贺，祝贺”！近30年过去了，马加现在已成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诗的视野已经扩展到全人类，咏叹着我们星球美好的寻觅，他的作品也译成了多种外语，还获得了国外的大奖。

（作者系西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