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廷根，学术的荣光

（原标题：哥廷根，学术的荣光）

如果没有这所大学，也许哥廷根今天还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中欧小城。

哥廷根与许多中欧小城非常形似，斑驳雅致的哥特式建筑爬满了紫藤，方砖铺就的促狭街巷毫不起眼，不过它们大都有着如雷贯耳的名字：高斯、韦伯、玻恩、弗兰克、维勒、洪堡、格林兄弟、塔曼、科赫、普朗克、哈恩、黎曼、希尔伯特、本生、普兰特尔，均是以在此生活过的顶尖学者命名的——对于晚生吾辈，不必借助时光隧道就能回到群星灿烂的哥廷根时代。如数学家希尔伯特所言，在那个时代，“哥廷根马路上随便找一个孩子来，都比爱因斯坦更懂四维几何”。而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十年的求学经历，无疑也是他大师之路的一个重要起点。

大掌柜甩手不当家

英王乔治二世出身汉诺威王室，他身在伦敦，却念念不忘老家汉诺威。国王对故乡没有一所像剑桥那样的大学耿耿于怀了很久。终于在1737年，乔治-奥古斯都-哥廷根大学在他的资助下建立了。乔治二世知道自己不懂办教育，除了给钱，其他的事都交给了第一任校长冯·明希豪森费心，而明希豪森只操办一件事：找到高水平的教授并说服他们在哥廷根留下来。

其时德国教授的薪水按钟点计费，社会地位和商店的一般雇员没什么差别，明希豪森要拔高他们的身价。除了钟点费，他发给教授一笔固定的薪金外加一套房子，他们还可以在公共牧场上放养自家奶牛，限额两只。为了让教授一家舒服地过冬，连木柴也是免费使用的。在这位校长的贴心诱惑下，学者们从欧洲各处涌入这座哈茨山麓下的小城。

他们来到哥廷根后，发现冯·明希豪森不但出手慷慨，还是个甩手大掌柜，他算盘里打的是俩主意：“教学自由”和“科学研究自由”。明希豪森根本不过问教授的工作，他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医学教授J·塞格纳从耶拿大学跳槽到哥廷根大学后，忽然间华丽转身教起了化学，后来又研究数学，最终在别人的瞠目结舌中创建了天文台。塞格纳的继任者是没有大学学历的T·迈尔，最初明希豪森给他的职位是数学和经济学教授，迈尔却离开原来的跑道，钻进天文学和地球物理学领域。他加入塞格纳领导的天文台后进行地磁研究，改进了天文观测仪器和恒星的标识方法。这两位以反复偏离轨道而著称的教授，为哥廷根大学打下了深厚的地球物理研究基础。

数学王子高斯的青春日记

哥廷根大学没有固定的校址，教学楼、办公室、研究所、实验室、学生住处散落在哥廷根城里城外，整个大学与这座小城融为一体。19世纪，在德意志各邦，哥廷根算是最纯真的城市。和官僚主义盛行的柏林相比，在这座小城里，最受人尊重的不是那些王公贵族、世家子弟、高级文官和威武将官，而是大学教授与科学家。当这些先生们在城里漫步的时候，常常被陌生路人拦住回答种种学术问题，如果谈到日薄西山还不尽兴，就约好日期，“下回分解”。

法学家依尔林在哥廷根生活了十五年，他发现“这里的科学家们都处于一种近乎 自杀式的工作气氛 之中。”他说得没错，那些从欧洲其他地方来到哥廷根短暂旅行的年轻学者，只要呼吸一下这儿的空气，都会产生强烈的工作欲望，同时又不无骇异，因为几乎这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把数学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哥廷根人津津乐道的一个大人物是“数学王子”高斯，他与阿基米德、牛顿一起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三个最伟大的数学家。17岁时高斯进入哥廷根大学，起初他在做个语言学家还是数学家之间犹豫不决。在差一个月满19岁时，他发现了作正十七边形的方法，那是一桩搁置了2000多年历史的数学悬案，这项成就证明，作为数学家的高斯在初出茅庐的同时便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高斯成名后很少离开哥廷根，他对外出讲学不感兴趣，也不热衷于培养和发现年轻人，自然谈不上创立什么学派，人们对这个冷冰冰的天才既崇拜又不解。1898年，高斯已经作古四十三年，他在哥廷根求学期间留下的日记偶然被世人发现，其中没有记录青春的罗曼蒂克，而是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数学问题和公式推算！这下人们理解了他为何离群索居，他一生研究的课题，有很多早在这些奇特的日记里就被提炼出来了，所以他再也无需别人提供所谓的新观点。

继高斯之后，数学家黎曼和希尔伯特相继在哥廷根大学任教，使得哥廷根在数学领域的翘楚地位继续保持了几十年。在别人眼里，天才思维的广袤与深刻像宇宙一样不可测量，希尔伯特却感觉没那么神秘，他常说：“问题的完美提法意味着它已经解决了一半。”1900年，在巴黎举行的一次国际数学大会上，希尔伯特提出了二十三个值得在新世纪里研究的问题，当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数学界进行盘点，发现“希尔伯特问题”确实是一百年来数学研究的动力，其中的大多数得到了解决。哥廷根人都知道，这些世纪之问很可能是在城南起伏的丘陵上出炉的，因为许多个晴朗的午后，希尔伯特会带上学生或助手，沿着弯弯的山路，一边走一边讨论新鲜的想法。如今，这条播种慧根的山路有了专门的名字——“希尔伯特小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哥廷根大学进入了鼎盛时期。希尔伯特与克莱因领衔“数学界的麦加”，普朗克、弗兰克、玻恩等量子物理学巨子组成的“哥廷根花园”更是开满奇葩。将数学的方法引入物理学，带来了物理学的革命，将物理学的方法引入化学，又带来了化学的革命，难怪这里强大的磁场让美国著名数学家桑德斯·麦克莱恩教授激动得口不择言，“它是一个真正的智能活动中心。我曾在芝加哥大学念研究生,它比芝大强百倍,我曾在耶鲁念大学，它比耶鲁强万倍！” 事实上，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与欧洲尤其是德国教育相比，美国人对自家的高等教育有一种明显的自卑感，在高级专业训练和科学研究方面尤其如此。1901年第一次颁发的诺贝尔奖中，德国人几乎囊括所有奖项。一战前自然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得主里，德国人排在第一位。尽管一战给德国造成重大破坏，但战后十五年间德国科学家依然有十四人获得诺奖，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国。如果数学领域也有诺贝尔奖，其获奖人数必定大大增加。那时候，哥廷根大学是美国学子赴德学习自然科学的首选，1934年以前共有一百一十四位美国数学家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其中三十四位毕业于哥廷根，“打起背包去哥廷根”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浪潮。

学术传统遭纳粹践踏

可是，从1934年起，美国学生再也不必“背起包去哥廷根”。因为希特勒发出指示：“德国教育需要的是个人为团体的牺牲精神，而不是由科学助长起来的物质利己主义”。于是相对论成为“犹太人的诡计”，量子力学则被视为“徒劳的形式主义”，数学学派被毁于一旦, “哥廷根花园”彻底凋零。德国大学历来倾向于基本原理和现象研究的传统被破坏，对高等教育一窍不通的纳粹骨干被安插在重要岗位。洪堡大学校长由一名兽医担任，学校一下开设了八十六门与兽医有关的课程。 冯·明希豪森建校之初定下的两条方针“教学自由”和“科学研究自由”一夜之间被弃之如敝履，四个物理和数学研究所的所长中有三人被迫离职。鉴于希尔伯特世界性的声誉，希特勒允许他继续在哥廷根大学任教，同时被“宽容”对待的还有弗兰克，但前提条件是，他必须辞退身边的非雅利安人。希尔伯特上书反对德国政府排斥和迫害犹太科学家的政策，弗兰克则起草了两份抗议文件。其中一份是给教育部部长的信，信中简单地写道：“我请求辞去哥廷根大学教授和第二物理研究所所长职务。考虑到政府对德国犹太人的态度，这一决定是发自我内心的需要。”也有学者选择同流合污，如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和诺贝尔奖得主斯塔克。几乎在一夜之间，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变成为经济计划和军备计划服务，人文科学的价值则是寻找为纳粹主义辩护的论点，按照求真原则运行数百年的德国大学沦为纳粹的工具。

继爱因斯坦踏上流亡之路，约有二十六位当时或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逃离德国及其占领区，他们多数去了美国。1933年至1945年间，美国接受的德国犹太难民达到九万名以上，其中有数以千计的科学家。当大批一流科学家来到大洋彼岸后，世界科学中心立刻从德国转移到美国。当时美国大学虽然不再仅仅是德国大学的追随者，但与顶尖德国大学如柏林洪堡大学、哥廷根大学、慕尼黑大学尚有差距。哥廷根数学研究所所长库朗回忆刚到美国的时候，哈佛大学给他的印象很糟糕，那里有“不合适的图书馆，破烂不堪的教室”。他去拜访美国教授同行，惊讶地发现这位高级知识分子家里居然没有书房，这在德国是不可想象的。库朗在哥廷根年薪是一万二千美元，但新东家纽约大学只给他四千美元，这所大学在学术上实在没有值得一提的东西，新成立的数学研究中心仅有一名教员，那就是库朗自己。若干年后，纽约大学库朗研究所已成为公认的“应用数学分析之都”，而哥廷根大学的数学研究所却难以恢复昔日地位了。

战后，哥廷根是德国最早恢复学术活动的大学，1945年有五千学生在册。从纳粹阴影下走出来不容易，由于教授奇缺，在去纳粹化过程中只有十六位教员被解雇。当年被纳粹驱逐的科学家则很少回来，他们在国外耕耘的事业已开花结果，而哥廷根的工作条件相形见绌。伴随德国经济文化复苏，哥廷根大学元气逐渐焕发，20世纪后半叶，医学家厄温·内尔和伯特·萨克曼、小说家君特·格拉斯、物理学家赫伯特·克罗默等先后戴上诺奖桂冠，算是恢复了一些哥廷根“诺贝尔家族”的香火。

回望20世纪，从哥廷根走出了44位诺奖获得者，其中一多半被迫移居他国。这是哥廷根的荣耀，也是它今日仍旧隐隐作痛的伤口。在政治灾难面前，学术自由和尊严脆弱得不堪一击，这种悲剧在世界历史上一再重演。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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