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音乐 有灵魂

（原标题：活音乐 有灵魂）

“云间文会”又迎来一位重量级嘉宾，云浩请来刘索拉，请她讲讲十几年来做音乐的体会。

演讲主题很有意思——“活音乐”，一来是说做音乐首先要好玩儿，就跟文人把玩物件儿似的，需要时间与精力的双重投入；二来点出音乐要有灵魂，它一定是活着的。

正如阿巴斯（Ackbar Abbas）说的那样：“音乐的消失不是在它没有被听到时（今天无疑是历史上有最多音乐在被播放的时代），而是当音乐的能量被挤压而失去本原时……在这个录音时代，充斥了数码式操作，假唱和机器制作的声音，因此当身体重新被介绍回音乐时，现场演出，就变得尤为重要。”音乐包含的能量，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它同生活、生命、个人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民族、国家、政治都有关系，绝不局限于音乐本体。所以人们听音乐的动机，实际上是为了找到与自身生活与生命相贴近的部分。上世纪八十年代谈音乐，它离我们很远；如今谈音乐，对大多数人来说仍旧遥远，过去是碍于种种局限很难听闻，如今是包装与特效导致失真，总之距离始终存在。

这种距离出于地理。有些音乐人说他们在做“世界音乐”，这其实很幼稚。“世界音乐”是西方人的叫法，因为在“欧美文化中心论”的引导下，他们认为自己的音乐是绝对主流与核心，所以当听到很多来自非洲、印度、中东的原始音乐，那些与宗教和自然有关系的音乐时，便将其纳入“世界音乐”的范畴。上世纪九十年代，当刘索拉卷入世界音乐的潮流，发现这么多声音中唯独没有中国声音，遂产生做中国乐队的“狂妄”——这个在当时看来大胆且危险的梦想。

这种距离源自内心。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如今面临着极大考验，制约因素很多，自身发展与周遭环境的影响都有，特别是有许多人认为民乐没有“私人空间”，很难抒发个人情感。但其实民乐是非常私人的，它与宗教、自然、民族风俗都有密切的联系，古人的生活更是离不开音乐。所以若想拉近中国民乐与人的关系，首先就要找准民乐的灵魂所在，使其拥有自我属性的表达。

所以当1997年刘索拉组建乐队时，着力解决的问题就是让音乐家“有话可说”。“有话可说”这件事并不是那么容易。全世界范围内，一般民间音乐家比较“有话可说”，因为他们有故事，在演奏上也较为自由；学院派的音乐家在对音乐技术环节上的把握上虽很精准，但也正因为技术的束缚，使得他们自由发挥的空间少了许多。所以在刘索拉写的乐谱上，会发现她会先写好一些“动机”，然后刻意留下空白，让乐队的人来即兴创作。即兴创作的前提，是每个人内心状态的真实表露，要真正释放出来，无论演奏多长时间，那股劲儿一定要顶着，按刘索拉的话就是要“灵魂出窍”，音乐“灵魂出窍”了，乐队才会有灵魂，人也就自由了。

刘索拉的乐队组成很自由，大鼓、琵琶、电吉他、电子键盘、古典钢琴……还不时有东西方音乐家带着自己的乐器加入，融入京剧念白、梆子、黑人蓝调、爵士乐、教堂音乐、说唱……但乐队的底子，始终还是中国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加入的李真贵教授是“元老”，既学院、又民间，是整个乐队背后的靠山；乐队成员还有前唐朝乐队吉他手老五，打击乐演奏家张仰胜，青年琵琶演奏家杨靖，古琴演奏家巫娜。刘索拉要求乐队成员要达到很高的精神和能量境界，就像“嘻啸”这个词所反应的那样——嘻是好玩儿，啸是背后的探索，艰苦而沉重。

毕竟，世界很大，任何东西一成形就会成为主流，只有不停探索变换形式，才能活着，艺术抑或音乐都是如此。而真正的创作者，是谁都挡不住的，只要能一直往前走，只要不是在重复你自己。

(原标题：活音乐 有灵魂)